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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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起步，汗颜之余，不揣冒昧，还望兄台多多提携。”
　　　　朱继圣深为他的旧情，特别是诚挚、坦荡的大义之情所感动，当即爽快地答道：
　　　　“你我同心，故交难得，又得新交共处，理当携手共进，但有所命，愿尽绵薄之力！”
　　　　宋棐卿面转欣慰道：
　　　　“小弟以为，举办实业，‘三北’（东北、西北、华北）的丰厚资源实不可忽，大有用武之地。东北无实业大家，而交通便利，产源丰厚；华北中原腹地，传统富饶之乡；西北古老而多畜，羊毛数大而价廉。而天津以早开大埠，吞纳‘三北’实是理想的兴办之地。实业不兴，则必三败俱伤：‘三北’的大量资源不为国用，民众守着金碗要饭吃，谈何脱困？此其一；其二，国货匮乏，必使洋货日趋倾销，自己的钱不断地流入他人腰包，国力怎能不更为空虚？其三，一味洋货，一味依赖洋人，必导致民众的依赖洋人，崇拜洋人的心理增长，因而相应地削弱了自强之志，消长之下，唯有亡国一途。是以小弟不揣力薄才微，知其难而行之，筹建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实本于兼顾‘三北’兴办实业以救国的素心，倘不得兄台相容，小弟唯有中止此愿了。”
　　　　这番话，说得尤为推腹倾心，朱继圣待着聆听毕，正容道：
　　　　“棐卿兄如此坦诚相待，不泯昔日雄心，且更胜于昨天大志，令小弟不只钦佩，亦受教匪浅：说句良心话，津门毛纺诸公，如下野的旧军阀曹锟子侄辈，虽所办的恒源毛纺厂投以两百万银洋的巨资，可在小弟眼里，无非是个臃肿庞杂，虚浮孱弱的空架子，那些酒囊饭袋，不堪一击。今日听见台的一番宏论，识远而谋深，虽以不足三十万元起步，但确实是小弟竞争上最强的对手。然而，实业大计，救国共谋，根本所系，唯有相互提携一途可循，请兄放心，仁立只有支援东亚的一面，而绝无妨害东亚的一面，此酒为证！”
　　　　说罢，举酒一饮而尽。
　　　　宋棐卿亦兴奋万分地举酒还礼，连声称道；
　　　　“兄台如此大度宽仁，网开一面，使东亚得以生存，日后东亚的一切，即兄所赐，来，请再受小弟真诚的一敬！”
　　　　酒酣意畅，两大家的秘密会晤更增进了情谊，至此方真正地结成了至友。朱继圣更进一步爽快而主动地向宋棐卿介绍了羊毛市场的总体趋势与详细现状，以及有关毛纺织品经营生产方面的经验。并主动限缩了仁立的生产门类；集中以为传统的出口地毯提供纺织毛条，与生产销售制服呢及斜纹呢为主，让开东亚的毛线一路。最后，真诚地祝愿东亚能背靠“三北”，立足津门为实业救国而飞黄腾达！
　　　　宋棐卿于还敬还祝间，几乎落下激动的眼泪：多么难得的友情，多么难得的心胸！介入商界几年来，他领教的只是尔虞我诈，同行是冤家已成了一些生意人的信条。竞争无情，人有情，自古惺惺惜惺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这一美德在朱继圣的身上具体化、现代化了。
　　　　朱继圣为宋棐卿让开了一条光明大道，宋棐卿弃车保帅求和了第一盘棋。可道路岂止一条，棋也不能只下一盘，头三脚难踢，他只凭实业救国这个大题目上的共识，踢开了第一脚，接下来的第二脚、第三脚却是真枪实弹的遭遇战了，这就是应对一家洋行兜头泼来的中伤脏水与后起“祥和”拦腰一记的釜底抽薪的严重挑战。
　　　　有宋棐卿的现代式经营手段，有赵子贞一类的公关与管理人才，有张汉文那样的几个技术专家，有朱继圣那样胸怀坦荡的实业家的让路与支持，东亚很快就名声鹊起，“抵羊”四出，在天津的市场上崭露头角，且大有独领风骚之概，这不能不引起同行的嫉妒与担心，也自然不会不有所举动，首先发难的是一家洋行。
　　　　这家洋行位在上海，是一家由中国人代理的专门经营进口毛线的洋行，虽是中国人，却甘为洋人之仆，心理也居然变态为半洋半土，而且每一半都不是那“出产”国的优质部分，而是洋破烂与土杂碎的混合！背靠主子洋洋自得，谀媚洋大人则十足奴才，欺凌国人俨然半个主子，还自得于肥利之中而不羞耻！
　　　　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但产量翻了五番，而且生意日隆，特别是那“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更为深得人心。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抵制日货声浪日高，恨鼠连累大眼贼儿，连一切外货都打入了不受欢迎之列，“抵羊”如异军突起，迅速地奔出津门，直达内地、沿海，增长之势仍在看好，而洋行本因一个“洋”字而消沉，如此一来长时间更形明显。依洋人之势豪横惯了的洋行代理商气急败坏之下，竟不顾起码良知与道德。反诬一口，竟放肆地利用报纸大造谣言，望风捕影地硬说“抵羊”毛线是用日货冒充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好的质量，那么物的销路，那么大的产量？抵制日货吗，何不抵一下“抵羊”？好卑鄙，好阴损，也好险恶！
　　　　消息出自报纸，来自经销大户，人们又无由鉴别，自然会影响“东亚”的销售，甚至有人登门叩问真伪，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门隔山重炮远远地震天价轰来，这盆脏水斜刺里甜头泼下，做为三军主帅的宋棐卿，一不惊惶失措，二不采取正面回击，而是高姿态地走出一招迂回跳马的好棋：立即商请工商与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与他新进深谊的“仁立”总经理朱继圣，一直关心并欣赏他的大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与他来往较多，对他也甚有好感的水利久大集团的实业巨子李烛尘等出面，转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以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部门与团体主持公道与以为声援。同时，一面聘请法律顾问（上海滩上素有名气的大律师江庸），以为公开斗争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交广智深的赵子贞南下寻求社会途径，说动以上海社会局局长谷良民为强大后盾的华南潮帮帮会头目杜之绅出头，从私的角度干预。待这一切“备战”的紧张活动就绪，宋棐卿就正式地以报纸的严重声明首先回击报纸的发难，在十几家报纸上醒目地登出“征求反证启事”，吁请全国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线是以日货为冒充的证据。倘无人提供，则中伤东亚的洋行就必须拿出他们持言的充分实据来，否则，将诉诸法律。
　　　　“启事”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发重炮弹，对炮互攻，也是总攻的信号，宋棐卿已联络好的上层人士与社会势力、工商界组织一齐行动，展开了立体交叉全方位的战略反击，渠道之多，来头之大，攻势之猛，使那个骄横已惯却又愚蛮的洋行代理商，迎战不暇，焦头烂额。初时，竟因骄横已惯，全不将小小的“抵羊”放在眼里，岂知这初生的抵羊竟是如此的角锋力猛，一跃反击，就令他措手不及，阵线瓦解。而接踵而来的是，由于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以沉默对待宋棐卿的“启事”。时间是无情的，待一段可待的时间过去，各种报纸便连篇累牍、劈头盖脑地向他发出了谴责，斥他打击国货，骂他为虎作怅。这在反日排外、热衷实业的大气候下，无异斥他为魔鬼，骂他为败类。千夫所指，一片喊打，四面夹攻，他一个洋行代理人如何承受得住？可他这是洋奴成性害人终害己，又怨得了谁？又谁个同情于他？再硬挨下去，只有在极端劣势的情形下去与被伤害者对簿公堂，那下场可想而知。是以，他完全丧失了洋奴的威风，转而低声下气，辗转托人说情，求得东亚的谅解，以登报声明辟谣，公开道歉，赔偿一切有关损失，才得以解脱，已是亡魂皆冒了。
　　　　另一局棋，则奔在一九三四年。
　　　　竞争是无惰的，然而，竞争也应该是公平的。商品经济愈趋向现代化，竞争愈显出它的公平、合理与正大的属性。那种不择手段，动用阴谋以击垮对手的过时了的竞争，则在历史的发展中，愈来愈站不住脚，愈来愈被社会文明的进展所不容，即使一时侥幸，也难得持久。
　　　　一九三四年初，天津涌出了一个新的毛纺厂家，名字叫做“祥和”，兴办人叫袁绍周，也是位能人，名牌学府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赴美留学专攻纺织的学有所长的人物，曾办了多年的染厂（字号“华光”），创下了较好的声誉，也在天津工商界颇具影响。眼见得外货日受抵制，而登市不久的“抵羊”牌毛线又如此大受青睐，他又食指大动。他以为，虽说都是留美学生，可在纺织上他要较宋棐卿优势得多，而兴办资金也比“东亚”兴办时为厚，自信办家毛纺厂，一定会胜过“东亚”，因此，他迅速地办起了“祥和”。“东亚”在前，已走了两年，是他晚办的“祥和”的压头对手，因此，他在筹办之初，就加进了竞争参数。不过，手法却很不“祥和”，也是因为以常人的标准过低估计了宋棐卿，因而，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动用高薪，挖走了东亚一批工人与职员。他以为这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充实自己“祥和”的实力，又可以通过釜底抽薪之计，让“东亚”沸沸扬扬的“汤”落下滚儿来，措手不及，左支右拙，以致冰消瓦解，至少可以为他的“祥和”倒出大部分市场。待“东亚”经过一番挣扎再缓过气儿来，“祥和”已站稳了脚跟，反过来以优势的先入者来威压“东亚”。
　　　　这一手很不光彩，也很毒，很辣。“东亚”刚由稳定走向兴旺，正自春风得意，欲平步青云之际，突然釜底一冷，脚下一沉，登时一阵冷落，周身不适！一时之间，大批的技术工人与经营里手，纷纷辞职，井然有序的厂里出现了混乱，热火朝天的生产呈现了萧条，就像是一架开足马力的船，突然减速，以致在水上打起了横，失去了正常的节奏。宋棐卿很快地弄清了原因，也当即行动，敦请“东亚”的股东之一，南开大学的资望甚崇的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求袁绍周退回这批职工。可袁绍周虽十分敬重老校长，却因利益既得，而这批职工在保证“祥和”所产“飞艇”牌毛线的质量与“抵羊”不相上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亦已颇为畅销。如此下去，此长彼消，要不了多久，“祥和”所产的“飞艇”就会将“东亚”所产的“抵羊”取而代之。他将产品牌号取名“飞艇”，就蓄志非小，“飞艇”是飞机的别称，对“抵羊”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那些洋货中的佼佼者，“蜜蜂”、“麻雀”，自也是“高高在上”，他很欣赏他的那一招高棋：槽头牵马，反手卧槽，这一军将得“东亚”措手不及，实难补救。因此，他拒绝了老校长代宋棐卿转达的要求，满以为必操胜券，宋棐卿不久就会认败服输。倘不甘破产，也只有为他兼并的一条生路，因而未免有些陶然自得，纺织起了美梦。可是，尚未待他美梦得圆，便被晴天霹雳似的一记“高射炮”声所惊醒；宋棐卿于危局中驱“炮”出击了。
　　　　请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人，实是宋棐卿的先礼后兵。原冀同行之间息事宁人，本也不抱多大希望。可只这一先礼后兵，就使他占在了理上，得道多助，而置袁绍周于寡助。他也就师出有名了。正因为对和平解决没抱多大希望，几乎是张伯苓走进“祥和”的同时，他也步入了“仁立”，请他那位老同学新朋友朱继圣出力相助。朱继圣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即派出了“仁立”十名技工赴“东亚”临时应援，以解燃眉之急。釜底加薪，后方稳定了，“抵羊”又稳稳地占住了市场，而且由于对方这一不光彩手段的曝光，更激励了“东亚”上下的士气，同仇敌忾，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反而更上一层楼。
　　　　宋棐卿要以牙还牙，组织更猛烈的反击了。他首先调动起了股东优势。
　　　　正是为了强化企业实力，宋棐卿才拉进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股东，不少在天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居于要津的人，又有股份在“东亚”，自不会坐视“东亚”由火腾腾上升因遭暗算而跃落，何况又有总经理的面恳？于是，商会之外，一个名为“线业公会”商界同业组织便应时间世了。“线业公会”，顾名思义，是棉、毛、丝三线生产或销售厂家的同业组织，会长就是经销“抵羊”毛线的最大的老板，直接隶属于总商会，几乎囊括了经销毛线、丝线、棉线的所有厂家与百货店，对内协调各家的关系，控制了价格、市场与商品的分配；对外代向官方交涉有关事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中小业主利益的作用。会长是“东亚”的关系人，“东亚”又在组会时捐了一笔费用，开宗明义第一桩就是协调了“抵羊”的市场价格，使其利润相对地得到了提高，有此种种，谁还宁肯少赚而去经销“飞艇”，得罪“东亚”？
　　　　你不是“飞艇”吗？赵子贞提出搞个“新武器”：“高射炮”！用成本低廉的国产羊毛纺织，只保住成本线销售；再利用“抵羊”的副产品出一种“双羊”以致成“群羊”、“王羊”、“三羊开泰”、“苏武牧羊”的羊系列副牌产品，于是，天津的通行大街，一些商号门前便如雨后春笋般竖起了一个又一个醒目的广告牌，“高射炮打飞艇”；于是便出现了“双羊”伴送，先是买二送二，渐次买一送一。热热闹闹声势浩大地向“祥和”展开了全面进攻。宋棐卿为了加强火力，又专门宴请了一位叫做郑润卿的走街串巷的灵通人物，这人毫无资本却甚有能量，也成了宋棐卿的同盟军。进攻中，宋棐卿又进一步巩固了阵地，一以道理，向“东亚”的员工广为宣讲本次商战的起因与目的；一以经济手段；决定每月从员工的工薪中扣除一定比例，年末加倍发还，名曰“蹦蹦利”。比如，工人每月扣除一元，年末则返还二元，倘中途自行退厂，则不予返还所扣部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话说透了，员工们对贪利跳槽者无不切齿痛恨，甘愿将这扣除部分改为捐献。人心大振，凝聚有力，宋棐卿自是高兴万分，激动万分，谢绝了员工们的捐献，就此进一步进行了战斗动员。士相严整，车马炮一齐出击，仅那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就已使袁绍周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仗是他挑起的，如今反而转为仓皇应战，顾头顾不得尾，再无办法也得甩价销售，忍痛应付，没有多久，他那本已不太丰厚的资金便见告匮，股东们见袁绍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节节败退，败局已定，便纷纷索债般讨起股金来。四面楚歌，又祸起萧墙，袁绍周已进退失据，只好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深悔当初一招失误，引起满盘皆输。可又不能硬挺，只得老着脸皮再去反转来求告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调停。结果，“祥和”将全部设备加尚存资金，一并做价为三十万元，以入股的方式并入了“东亚”，做了“东亚”公司下的一个分厂，厂址仍在原来的法租界五号路（今吉林路），厂名却改成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厂”。袁绍周一个不慎，决策错误，本欲迫使“东亚”向他“祥和”投诚，以“飞艇”压倒“抵羊”，却不料东亚的“高射炮”的火力太猛，终于击败了他“祥和”的“飞艇”，反落入了“羊”群之中！
　　　　他悔，他愧。
　　　　宋棐卿却不自骄，亦不盛气凌人。
　　　　真正善于经营者，在激烈的商战中自当“分毫不让”、“寸土必争”，绝不手软。可一旦竞争的对手认败服输，绝不赶尽杀绝，相反，应伸出友谊的手拉对方一把，才算得有气度，有良知。更何况对手既能坚持战斗许久，必有其长，因此而毁了他，岂不是使社会失去一个有用的人才？
　　　　请老校长居上，宋棐卿与袁绍周这位昨日敌手，今日的股东坦诚地公开了他在这场商战中的每一环节的具体安排，并肯定了袁绍周在经商特别是办纺织实业方面的长处与本领；袁绍周也表示心服口服，日后甘为部属。宋棐卿也当即表示愿聘袁绍周为东亚公司的业务部主任，袁绍周也欣然接受了下来。（第一分厂的主任已委了曾追随宋氏两代多年的李静山。）一度合作愉快，后不久，由于袁绍周去经营了华光染织公司，才辞了职务，只做股东了。
　　　　一和两胜，三局棋下过，“东亚”更盛，宋棐卿实业救国之心较“东亚”尤盛！他到处宣传以至演讲实业救国的道理与方法，直至上书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痛陈为救国强国必须扶持实业的道理，使孔祥熙颔首称善。宋棐卿愈加孜孜以求。
　　　　“抵羊”占尽风光
　　　　生产起步，“抵羊”的牌号较实物先行。他使出周身解数，施出多种方法，通过多种渠道，紧锣密鼓、直墨浓彩地宣传“抵羊”，“抵羊”名上云霄，身登显位，大展“抵羊”雄姿，大显“抵洋”功效。
　　　　还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司成立之前，宋棐卿在物色专家同时，就物色下了宣传能手，他要使舆论先行。因此，在确定了“抵羊”牌号之后，有关“抵羊”的宣传手段已先一步实施，牌号先实物一步传向了四面八方。
　　　　以广告与相应的手段扩大企业与本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使其以崭新的形象传播久远，深人人心，甚至熟悉得开口欲谈、沉思必想的程度，是现代化经营不可缺少的最佳手段。
　　　　首先，宋棐卿在做广告上是重点放在最佳环节，普遍铺开，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心。
　　　　其次是实物宣传，亦无所不尽其极。
　　　　做广告，宋棐卿的手段很多，也很高，大体上说可分为：
　　　　制做永久性的广告牌。繁华去处绝不遗漏，而且越是繁华，他的广告立得越超群出众，必欲以势夺人。例如在官银号设置的灯箱，就甚有威势，甚为显眼。官银号地处通衢，在天津市东马路与北马路的交接处。明与清代之初，天津尚只是个卫所，隶属于山东静海县，这里就是卫所所在地，后来天津卫由于近海开埠得早，遂扩大为天津市，人们仍以天津卫沿称，而这个交汇路口则更为繁华，被当地俗称为“东北角”。由于洋务派头子，清廷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在此处设置官银号，被叫出名。自清末至抗战，此处一直是繁华之所，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与许多繁华处吻接：就近即是日租界，西行一过路口就会过界。东扼金刚桥，桥接大马路（今中山路）；北通沽衣街，街连北大关；南起南马路，路达南大门。天津人说：这是天津卫最哏儿的一块“中国地儿”。如此冲要地界儿，宋棐卿拉上好友朱继圣第一个大下了功夫。你好瞧吧，就在那最显眼的地界，就在那人们出入“正兴德”、“五和”等大商号的必由之处，瞧见没，那大灯箱！好家伙，一码儿的一对两只，只只三丈多高——那叫十多米呀，好嘛，得花多少钱？甭提这么大的灯了，就看那箱上的字吧，大老远就瞧得真真的，好功力，好清爽！正正中中，一只上两个大红金字，一书“天马”，一书“抵羊”，羊、马行空，赏心说目。赶情这不是卖的羊、马，是人家两个厂子的产品，那上边不是标着呢么：天马头上是“仁立”，“抵羊”角顶是“东亚”，下级的字也是龙飞凤舞亦很醒目：“国人资本，国人制造”，好爽悦人眼，好振奋人心！如此巨大的灯箱，入夜以后，特别是人定店关的月黑之夜，更显得格外明亮，整个路口一派光辉。这是嘛？咋这亮堂堂？不知者必由于好奇而问，待得到答案后必也是一番赞叹；左近消夜者，往来夜行人，这多方便，还是“东亚”“抵羊”、“仁立”“天马”好，好极了！
　　　　在繁华的南京华楼迤北，“天津国货售品所”的楼顶特写似地安装着一组八个大字的霓虹灯：抵羊毛线东亚国货广告做到了一切可能做到之处，只要具备扩大宣传条件的地域或设施，宋棐卿就不惜工本地必欲一做。
　　　　例如，东亚公司兴办不久，有人在日本租界内兴办了一家娱乐场所，取名“大罗天”（故址在今八一礼堂）。开业之初，自然要大大酬宾，又是新场所，亦不乏猎奇逐新的富足之辈，宋棐卿认准了这是一个做广告、接受广告、传播广告的很理想的去处，便向“大罗天”老板提出了在其入口处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的要求。这要求使“大罗天”老板吓了一跳，好嘛你老，我这可是刚来，你老就上来了，这是日租界，你老那两只大“抵羊”别叫人家日本人搞毛线的看了烦，惹得起人家么？可这位老板也不便明白的拒绝——都是生意人嘛！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不想达成生意的高招：您老要做广告么？好嘛来吧，这钱可是少不了的，多少？漫天要价，一个字——听清了没？是一个字，一个月——记仔细了，是一个月，一千元——别马虎了，是一千元。这三个“一”你老可是别就地还钱！成！宋棐卿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快就交上了四千元。于是，新娱乐场“大罗天”的入口处便赫赫然矗立起四大金刚把门似的四大广告牌，甭说那牌子的大小，就那字，一个就六尺多高，中等个的人举起手来够不到顶！这大代价做广告，谁这么大的手笔，什么东西这么值得破费？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东亚公司的产品“抵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