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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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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财生财，借鸡生蛋，资金的彩笔挥洒自如，怎能不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图画？
用客户的本，赚客户的利
客户主动送钱上门，给他做本钱，再赚客户的钱，客户还很感谢他，多妙的经营术！
这首先取决于他铁打的信誉，中国银行的宣传，英国鬃商的赞誉，华尔街银行的信赖，都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除质量最好、合同最信守外，他还时时为客户着想。只要是他选准的客户（资信好、善经营、专营猪鬃），他就建立深交，关心他们的利益，甚至有时宁肯稍许牺牲些自身的利益；不时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出主意。不仅是对孔公司一类的进口商，对厂商也至为关照，为了他们也为了把握市场，他甚至不惜深入到美国监狱去摸清制刷与用刷情形，使客户坚定而清楚地意识到，与古耕虞做买卖保险赚钱，美商中流传着一句话：“和古耕虞订完合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因此，都争着跟他订合同，哪怕古青记的价格稍高，也宁肯多花钱跟他做牢靠的买卖，为怕得不到机会，就千方百计设法取得“优先权”。古青记的老搭档孔公司为了紧紧攀住这位财神，甚至破经营惯例为古青记无条件地提前开出一张面额一百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由美国银行开出保证兑付，不载明买卖商品的名称与装船期限，而且只要卖方开出发票、汇票与提出装船提单，就能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买卖成交，买方付款后，这张信用证又恢复了原额一百万美元仍继续留在卖方手中。其实就是长年地将一百万美元的信用证交给古青记无偿使用，为古青记增加一笔流动资金，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猪鬃的优先购买权，而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另外，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证，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资金”。仅这两笔往少说一年周转六次（不是古青记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给古青记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军阀们的“无息贷款”
古家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二刘”之外，尚有小股。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发财，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相机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稳赚了一大笔钱，这不是取得一份“无息贷款”么？
计挫孔祥熙
他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更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的所谓“四行两局一库”之一，兼营对外贸易，是个可以控制民营的官僚垄断机构。用古耕虞的话说，孔大少“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
孔大少爱美人出名，他选中的美人是必欲也无人可挡地到手的，一旦选鬃如同选美又甚至可能出于“父旨”，谁个敢不从？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八千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虽大，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的热来笼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嘛都向我要？我不好办！”（——为什么孔大少出头要？）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委员长”的命令还了得！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四川人的事四川人办，哪儿用他孔大少！）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分动员他们售出三千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乘此时夺过他掌中的猪鬃垄断权才是他们重大而长远的目的。一切权力交给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给了孔大少，交给了孔祥熙，猪鬃，这个被孔大少选中的“美人”，也就嫁给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过“尚方剑”，当即向古青记连番砍下：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的协议是“哄抬物价”，砍！那八千箱委员长指定鬃由他强行收买；不给古青记办理委托；不发给古青记运输证，叫你不但无权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为没有运输证随时被密布各地的特务组织“经济稽查队”扣留，以致没收！孔大少气势汹汹，横剑怒目：哼，你个士佬儿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几剑砍得古青记寸步难行后，孔大少必欲赶尽杀绝，很快地寻找了另一个古氏的代替者，这就是古今佛。
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参加过共产党与海陆丰起义，被捕变节，充当了特务，当时是“川畜”（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猪鬃加工厂的经理。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对其关照，可这个惯于变节的东西不但被孔大少看中，他也是一召即至，当即辞去了“川畜”的一切职务，另起炉灶，并拉“川畜”的人马壮大自己。孔大少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记于死地，一把夺过那“美人”！
“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又有几个敢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且周旋几个月再说，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帐，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人千箱不是个小数目，你个古今佛，你个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八千箱不知要多多少倍、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们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帐？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准备结束。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铜。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先派要员屈用中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大老板们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接着香港总局又派了一位局长亲飞重庆。“四大家族”虽大，可大不过他们的后台老板，在美国大老板动怒时，他们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不得“横剑夺爱”，实际上是孔祥熙败了，也是“四大家族”败了，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献计献策，身体力行，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也就解脱了这种羁绊。决斗是激烈的，手段也是高明的。他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两面夹攻取得了全胜。
他坚决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层层与官作对，还常是赢家，反过来却要国民党的官做他的雇员，不过是在被他摆平之后。
最早的一场官司是为了直接报关的权力与重庆关打的，他赢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达到了直接报关的目的；最凶的官司，是与孔大少亦即孔祥熙打的，他也赢了，因为终究孔家“横刀夺爱”，没有成功；最大的一场官司，可以说是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打的，因为复兴也罢，富华也好，都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他又赢了，因为也达到解脱羁绊的目的！
当一九三八年他被形势所迫，也是为了托拉斯式的经营，在官方，则是为了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记，决定组建“四川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巧妙地以“应由四川山货业全行业投资”的办法，既保了他的权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应付了政府的要求，因为所谓“全行业”，也不过是他的古青记与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实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联营”，只不过在国内戳了个应付官府的“四川畜产品公司”的招牌，在国际市场上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交易，这是美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银行给他出的好主意。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聘用了曾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需处长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代表吴晋航。无论是周还是吴，都曾是“政府要员”，而吴的身分、声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过程度不同的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们虽为败将，在“川畜”的职位上却可称职，由他们出面应付官府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还有几个“川畜”的雇员，也是古耕虞先击败再从官府中挖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华联与王君韧。张华联曾是官办的富华公可业务处副经理兼主任秘书，职位可谓不低。古耕虞在攻垮这个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时曾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他——实际上是通过他攻击其总经理席德柄，张华联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古耕虞发现张华联不仅有才而且有正义感，冒着很大的风险维护合同，是个他理想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华撤销当时就恳切地提出聘请并约定了时间。抗战一胜利他就“三顾茅庐”先后诚聘张华联担任总经理办事处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职。王君初曾是职位很高的中国银行权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总秘书，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为了自己的企业，二是为了给新中国留下难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韧不但肯“屈就”，而且为他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后文要说的对美的那场大官司，出了很关键的主意。另一个袁中霄，虽没怎么实际就职，却也屡被官方启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罢了，正是这个“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领更为满意，便诚聘过来，并当即委以方面重任。这三个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将，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周恩来重托，与杜鲁门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解放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说“还是古老板好”，被他称为“后遗症”与“觉悟不高”。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经营的阵地与条件。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业！
“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莫说早已富足，更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他的睿察，抗战刚一胜利，他就一面紧张地筹划，一面积极地攻垮垄断，因而复兴公司刚一解散，他就将他已筹划精当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国的所有的猪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汉口，进而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猪鬃市场。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如对中国银行，虽说只留下了个王君韧（作用也不小），而高层职员集体辞职后绝大部分去了外国，跟去台湾的甚为寥寥。
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无怪有人说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０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一九五０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更莫说公司了，实际身分已是中国猪鬃公司的总经理了。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动身赴美。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分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路上自也仍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抵达美国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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