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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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帮你，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分内事嘛。”汪志农豪爽地拍拍他的肩膀，心想，时机来了，何不试探他一下。他故意来了一声长叹，“可对我好处恐怕有限。利息能给几个钱儿？说句掏心的话儿，帮你还不是帮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盈利天大对你个人有多少好处？大不了赏几个零花钱儿。你还不知道吧，我和督军办了个银号，经理叫郭善堂。虽然郭经理能力有限，银号里也缺专业人才，但投进了资金还是增值可观。现在倪督军有意让你帮我们办银行，只是”
　　　　周作民听得心潮翻滚，感慨万千：有道理呀有道理！我这些年来虽然卖了不少气力，成效也算显著，但我个人终归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不难想象，如此下去再干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多少变化和进展。何况交通银行是官办的金融机构呢。官办机构难免随官场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上台用你，明天换别人上台就可能把你一脚踢开，管你以往表现如何有无建材呢，业绩贡献统统不作数一句话，在交行供职跟官场厮混没有区别，都是“五日京兆”他不由记起在财政部供职的往事，愈觉道路艰险，前途渺茫三十多岁了，该知道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危险性了。要有属于自己的玩艺儿才行！不然对不起父母祖宗，对不起良友恩师，对不起青年时代的满怀壮志！为实现志向，在逝去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学点本事不容易啊，该有自己的事业了要是自己办个银行呢，有了建树是自己的建树，创下产业是自己的产业一切的一切全归自己，都记在自己的名下，那该是多么畅快的事情啊！倪嗣冲、汪志农他们对金融业一窍不通，还开银号而且赚大钱儿呢。在业务上我比郭善堂辈熟悉得多精通得多。他们都行我有啥不行的，我要干起来绝对比他们有前途！只是两手空空他们，倪嗣冲、汪志农辈要乐意，再拉上若干个如徐树铮、吴鼎昌之流的要员和财主，就能成事！
　　　　周作民知道，关键是要他们看到有大利可图，他们才乐意掏出资本。
　　　　此乃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周作民暗自合计良久，说：
　　　　“我两袖清风一寒士，哪能与仁兄相比！你们兜里有钱，手上有权，拥有重兵，一呼百应，谋事事成，杀人人死。你要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拉你存款了。办银行之事非同一般，需从长计议，待我考虑成熟再说吧。”
　　　　“这我知道，在其位谋其事忠其主，人之常情嘛。我是觉得你才识过人，干练脱俗，该大有作为才好。”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转动。’一位哲人的名言，我也信它，只是有了‘支点’怎样充分利用好，才是关键。”
　　　　据有关文章记述，筹办银行之事，与倪嗣冲交谈时是这样的。
　　　　周作民仔细考虑后，便找倪嗣冲和汪志农共商此事。倪嗣冲见周作民前来便知有了眉目，于是迫不及待地问：
　　　　“办银行关键是什么？”
　　　　没等周作民回答，汪志农抢着说：
　　　　“当然是资金，资金问题”
　　　　倪嗣冲把目光移向周作民：
　　　　“你是专家，你以为多少合适？”
　　　　“对外，至少得号称二百万元，不然，让人觉得气派不够，对开展业务不利。实际上五十万可以开业。要少于这个数就难免有周转不开之虞。”
　　　　“实际五十万，对外号称二百万。”倪嗣冲摸摸秃头，嘿嘿一乐，“这样行吗？”
　　　　“曹操当年东征西代时动不动就说带甲多少多少十万多少多少百万，其实呢，只有天知道是几员将校几伍士卒。干金融跟带兵打仗相似，天下一理嘛。”
　　　　“高论。”倪嗣冲一翘大拇指。“周先生要掌兵，也一定是位好统帅！”
　　　　“不敢当。”
　　　　“我相信你的眼光，欣赏你的见识，只是五十万元几个月前倒是有来着，如今都派了用场，近期怕难以筹够，我最多能筹措十五万到十七万元。过一年两年筹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怕是周先生等不得呢。汪督办是大财主，只不知哈哈”
　　　　“倪督军要办的事儿，志农敢不跟随吗？我拿十万。我眼下也手头紧，到明年底，筹上四五十万都不难。”
　　　　周作民想，我两手空空不得不借鸡下蛋，有二十七万元已不算少。军阀之“鸡”不可久借，也不可多借。因为“鸡”主不能依靠，只能利用。欲达利用之目的，须从多处借“鸡”。若“鸡主”太少，必受其控制，没有主权。如果自己作不得主，事业必发展不快，还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危险。那样便一辈子也当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更不用说涉足政坛或再得其他了。既要“借鸡”，就得把“鸡主”哄好，争取速成。待我掌握一定数量的“蛋”就有办法了。到了那个时候，哈哈，我跟你们，至少跟你姓汪的最多也只剩下酒友牌友的交情和见面时说“过年话儿”的份儿了。他想着，说：
　　　　“知我者，倪督军也。我真是等不得了呢。我想，有倪督军和汪督办二位的大名儿就能办个大银行，何况还有二十七万元呢。二位放心，余下部分作民再想办法。款子筹够马上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人，任命总经理就开业。我想，董事长得由德高望重的倪督军倪总司令您出任最好。”
　　　　“周先生尊重我，我很高兴。只是军务忙得实在无暇他顾。办银行绝非儿戏，董事长不可以挂名不管事。银行办糟了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不能尸位素餐。我不任董事长，不任任何职务，不管任何事情。我想，支持你们干，你们要遇到难以了却的棘手事情我出面撕掳开，这就够了。投资挂在我儿子倪道杰名下。”倪嗣冲笑着说。
　　　　“好吧，我告辞了。”周作民说。“今晚我就动身回北京筹措资金，勘察行址，遴选行员。半个月后来皖向二位报告结果。”
　　　　周作民回到北京后，四处奔波。一天，他来到交通银行高级职员任宏的住宅。佣人告诉他，主人在书房里和一位天津的客人谈话，请他稍候片刻。
　　　　他随便在客厅里踱步，无意中看见窗外花园叶绿花艳，苍苍翠翠，姹紫嫣红，又到了草长莺飞树青花好的季节。不由想起两年前和梁士诒谈话的往事。就是那回谈话，才真正使他迈上了创造自己事业的初级台阶。他去安徽奔走一个月，几番周旋，终于不辱交通银行使命，大受梁士诒赞赏。未满一年，他在皖建树显赫，总行所使稽核、国库两课主任也胜任愉快，施展裕如，成绩卓著。已有传闻说梁士诒有意提拔他为交行协理，现兼各职仍然在任不免，职位既高，实权不减。在梁士诒那里他的身分、地位渐居号称交行的“龙（建章）、虎（叶誉）、凤（苞）、麟（关赓）”四大将之上。然而，梁士诒已拟好了提拔周作民的报告正要送上去还未送上去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毙命，袁政权垮台。一九一六年七月，梁士诒被通缉
　　　　周作民回忆起往事不寒而栗，愈感官场风急宦海浪高，倘无坚强后盾，实在不能恋栈。同时，备觉邀集志同道合之辈和结交宦囊丰厚之流创办银行的举措正确英明！办起银行，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才算找到“转动地球的支点”。得此“支点”，即便不去“转动地球”，也可设计自己的前程，操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若遇时机，对己胃口，也不妨重入官场溜达溜达，游戏一番，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未尝不可弄个财政总长之类的官儿当当。周作民永生忘记不了一九一二年初到北京和一九一五年夏财政部易主之遭遇。两次挫折，均犯在周学熙一人手里，很叫他感到羞辱。每每思及都痛恨不已愤门难平，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亲长财政部。一则为过官瘾出却那口恶气，让周学熙之流看看他周作民也有本领坐上那把交椅，而且比他们坐得自在潇洒。二则为中国财政走上正常的向前发展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中国财政不似以往那般总在举步维艰之泥潭中挣扎。像以往那样，挣扎愈久，国力就必然愈弱，国运也必然日衰，民众总也脱不了艰难，走不出苦海。想我周作民热血男儿，堂堂汉子，学贯中西，干嘛不杀进政治舞台建功立业以慰平生呢！对的，我要为中国财政的历史添写上光辉的一页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参与国事，为改变中国命运施展我的才华实现我的抱负！此乃为进。要是官场失意，或遇宦海风云突变难以适应必须暂时下台避风头时。仍可返回银行，重操旧业。这“旧业”真真不失为可凭借之“好风”，只要操作稳健便不难发展，便不难以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滚雪球也似地骤增资产财富。还可以做买卖公债等投机营生，吸收军阀官僚政府机关存款内能坐获厚利而外可结交军政要员，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问鼎政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作民终于集资成功。银行取名“金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公推周作民为总经理，负责组织一切。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马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
　　　　识时务者为俊杰
　　　　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眼看窗外心想行务。从武汉分行想到上海分行想到蚌埠分行想到天津总行他南下视察一个礼拜，积下不少公务。现在的周作民今非昔比了，原来金城银行成立一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人腾出手来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各项权益，民族工业再次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急趋萎缩。而中国金融业却发展势头不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竞争激烈得吓人。这种情况下，必须厚集资力，相互通气，提高信誉，方能生存，求得发展，具备与中国和交通这两个国家级银行竞争的能力，在华北金融业中站稳脚跟，永立不败之地。周作民深受吴鼎昌先生的启示，吴先生去西洋考察之后说：
　　　　“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
　　　　周作民听了，认为句句真言，字字不谬。于是酝酿筹措一年多，才成立起来了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这标志着他的事业又上一个新台阶。有了这个机构，遇点儿风浪也不用心慌了。
　　　　这时，列车咪当一震减速，停住。周作民如梦方醒，他才听清高谈阔论着的邻座们的声音：
　　　　“北京政变搞得够利索，冯玉祥有两下子，胆也够大。”
　　　　“军阀嘛，哪个没本事哪个没胆？”
　　　　“嘘！莫谈国事下一站就是北京，当心警察把你从车站直接请到号子里去。”
　　　　“听说黄郛代理内阁总理，还摄行总统职权。”
　　　　“政变那玩艺儿弄不好就掉脑袋。如今成功了，冒了偌大风险参予政变的黄郛还会客气吗”
　　　　北京政变，周作民一过山东就听说了，但黄郛的消息却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一九０五年入同盟会，一九０七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予策划护国反袁军事。一九二三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周作民这次南下在上海逗留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和张群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正想回北京通报给黄郛呢，谁曾想黄郛却在北京爆出偌大新闻！
　　　　周作民恨不得一步跨入北京看个究竟。
　　　　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也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
　　　　“叮铃铃”门铃大作。
　　　　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
　　　　“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
　　　　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
　　　　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说是欢迎新财长赴任。
　　　　周作民懵懵懂懂如坠五里雾中，问那黄郛秘书：
　　　　“不是黄总理召见我吗？为何把我弄到这里来？”
　　　　“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发表见报，您不知道？”
　　　　那秘书不解地看着他，见他神色有异，忙说：
　　　　“我以为黄总理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呢。他只让我把您送到这”
　　　　周作民哭笑不得，把那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队伍对他说：
　　　　“劳驾您转告他们，作民改日拜访。”
　　　　说罢，眼皮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
　　　　“送我回家！”
　　　　这回轮到秘书发懵：有人说，自他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奋发拼搏和攒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掌财政。可熬了十年后的今天，财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时，他却眼皮儿都不抬不一下便扬长而去到底为什么？
　　　　这其中的奥秘只是周作民知道。“这财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我当财长时机尚未成熟。”他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他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宝贵经验：一、时机特别重要。二、头炮打响特别重要。创办金城所以成功，就因为时机特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中国经济的西洋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金城所以发展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响，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
　　　　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北方军阀势力依然强大，政局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无法长命，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
　　　　“头炮无法打响，那官儿有何当头？”他想着心里一笑。“别说财长，总理我也不当。黄郛傻冒儿，一旦名声毁坏，便再无希望可言了”
　　　　丰泽园饭庄好友密谈
　　　　据有关文章记述，周作民发起北方金融界为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送去劳军款，使者返回北京后，周作民邀集使者钱永铭和黄郛有过一次如下的密谈。
　　　　北京丰泽园饭庄。陈设考究的雅座单间里，周作民、黄郛、钱永铭酒兴正浓，跑堂的来请周作民接电话。
　　　　“烦人，吃顿饭都不得消停安生。”周作民嘟哝着跟跑堂的出去。
　　　　黄郛笑着对钱永铭说：
　　　　“无官一身轻，我现在才知其含义，真个妙不可言。一年多来，我悠哉悠哉好不自在，不是神仙却胜似神仙。这份闲情这份逸致，在位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你看作民兄，吃顿酒三个电话，我呢，就不会有人再找”
　　　　钱永铭笑道；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半年多以前，我跟你一样，可现在又套上枷锁了”
　　　　“你老弟不甘寂寞，自找的。怎么样，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之简称）储蓄会副主任和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兼两职于一身，权力不小于你曾在任的交通银行协理，只不知好不好干？”
　　　　“处此乱世，无论官职大小差事多寡，没有好干的。”钱永铭喟叹着，暗地里却在冷笑：你黄郛何时甘于寂寞？南方北方，数你活动最凶，一天不做官难受得如丧考妣。透个消息给你吧，也让你高兴高兴。于是他说道：
　　　　“你说小弟不甘寂寞，怕是冤枉呢，友人相邀，且情真意切，敢不从命？实话说了吧，闲云野鹤的日子于你黄兄也不会太久。”
　　　　“此话怎讲？”黄郛口气平淡，貌似无意，实则关切异常。他知道钱永铭刚到武汉见过那位曾是自己部下现在却已飞黄腾达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肯定听到不少消息，特别是有关黄郛的消息。想当初在日本在上海，他和蒋介石相处何等亲密！又是结拜为盟兄弟，又是提拔蒋介石为自己手下团长。不曾想，蒋介石发迹，对盟兄却冷漠若此。他被撵出官场，在家呆着无聊，便给盟弟写信，一封接一封，盟弟他竟毫无反应！钱永铭曾与他们先后留学日本，三人私交都算不错，他俩在武汉见了，蒋介石还能对他黄郛不闻不问吗？即便蒋介石薄情，把盟弟忘却，但蒋氏心志高远，要问鼎中原逐鹿北国统一天下，总得用人吧。他黄郛的才能盟弟不是不知道
　　　　黄郛天马行空般地遐想正酣，周作民返回，见状不由笑道：
　　　　“二位运气练功呐，这地方可是用杯运筷的去处。还按原先说好的，喝一杯酒，讲一段趣事儿，笑话、好消息也成。一人一段儿，大家开心就好。来！喝酒。”
　　　　说着喝了一杯。黄郛明知轮到钱永铭，却故意发问，因他惦着钱永铭的话茬儿，急欲知道蒋盟弟对他的态度；
　　　　“该谁说了？”
　　　　“我说吧，”钱永铭笑道。“不然黄兄又有话把儿可抓，说咱们小了几岁便有意捉弄他云云。可说些啥好呢”
　　　　周作民压低声音说：
　　　　“讲你武汉之行吧。这屋安静严密，隔墙无耳，已跟饭庄经理说好，我们不叫便不许跑堂的进来，放心谈论无妨。”
　　　　“作民兄，还是你有眼光，你筹款劳军的建议太有见地，太是时候了。”钱永铭由衷地说，蒋总司令对我们送去劳军现洋四十万，甚是高兴，说钱虽不多，但说明金融界拥护我，我会记住你们的。他详询北方和江浙一带金融界情况后，又听我讲劳军的经过报告。蒋总司令说，他对江浙金融界比较熟悉，对京津地区知之不多。他询问作民兄的情况十分详细。当他问到同仁们为什么公推我做劳军代表时，我回答说，是金融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主意，说我是总司令的同乡，而且早在日本认识，易于接近。蒋总司令听罢哈哈大笑，说周作民不但能干，而且很有脑子，你回去转告我对他的谢意。告诉他我会记住他的。总司令又问黄郛兄近况，叮咛我们多和黄兄联系。他说，黄兄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都很强，是多面手，要我们向黄兄靠拢。并要我转达黄兄多注意北方情况，以便将来为国家负起北方责任。”
　　　　一席话，听得周作民和黄郛欢天喜地，连连举杯。
　　　　“周兄，说正经的，你很值得我敬一杯。”黄郛边给周作民斟酒边说。“你怎么想起发动金融界朋友筹款劳军？这主意真真绝妙！”
　　　　“你们还记得当年少帅张学良部下把我绑票，在他们老帅、少帅都发话放人的情况下还要敲诈四十万吗？从此我得出一个银行家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周作民郑重其事地说。
　　　　酒后之言弦外音
　　　　从1926年筹款委托钱永铭去武汉劳军之日起，周作民对北伐军胜利抱极大希望。北洋军阀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上庐山会见蒋介石，呈上了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接着，又多次给宋子文等人献计擘划，在帮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中立下汗马功劳。嗣后，除在财政方略上继续为政府做了优秀金融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外，还在对日本外交上充分利用自己与日本朋友的关系做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诸如给蒋介石建议聘请日本顾问，向蒋报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泽右等日本要人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出面组织政府不便挂名的民间团体中日贸易协进会，并任考察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经济界、产业界产生极大反响他只想不遗余力地工作，凭学识才能，凭拼搏得来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取得政府信赖，委以适当的能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的职务，为国家昌盛、为民族强大多做事情。岂不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未有区别处。只说掌管财政吧，非孔即宋，全凭裙带关系。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天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驱驰劳碌奔走呼号整十载，除落几个如岳军（张群）者之友外，只是听到些“好话”。回想起来，那一堆堆一套套的“好话”全是哄人卖命逗人玩的。好在他周作民还未傻到不识“逗”的田地，几年前就定了新工作方针，使得金城事业朝着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现已有所成就，聊可自慰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周作民的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子似的，他抑制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些苦恼的过去。据有关文章描述，周作民的这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