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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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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庆丰旧员，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对其中一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才，照样重用，如陶心华。陶心华原来是老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经唐星海认真考核，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诚，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长，而将严谨而又心细的陶若华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员，这一男一女两个陶门之华，也果有华采：陶心华将全厂财务管理得头头是道，陶若华将整个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
重金聘用，是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资，培养后继人才，尤为长远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个更重要、更广泛、更可靠的来源。唐星海极具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视，还亲自过问与参与其事。他投资并亲自主办了一所“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纺织专科学校相类，学制三年，教学内容以数、理基础课与纺织、印染、电气等专业课为主。他亲自出任名誉所长，而以厂长骆仰之兼任所长，聘请许多著名的专家、工程师，如范谷泉、薛桂伦、朱文渊、吴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对象为具有高中以上学业的未婚青年，也是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
唐星海对这所相当于今日大专型的“养成所”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甚至亲自参与授课，而且连招生这一环也牢牢把关。由于学费不高而又确实能如当年景溪公所强调的一般“学习一业”，毕业后即可享有职员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学子闻风蜂拥而至，虽在见报时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却届期报名不下千人，而因误延不得报名者尚远不在此数。可见这一得力举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
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拉着骆仰之两试中都亲自严格把关。由于有充分择优余地，“择”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为严格。对取得面试资格的逐一地单个提询，学业之外，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列为“择”选的条件，因而录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础甚好的学员，被录取者自也深感荣幸，也有因一个不慎而失意者：如有个青年成绩好，应对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蔼、称许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榧子”；还有个青年于应对时一时兴起，翘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录取资格！
这所“养成所”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内中也成长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等。数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岂是小可？就算庆丰已发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观，这批技术骨干的作用岂可忽视？
几乎与“纺织人员养成所”创办的同时，唐星海又在庆丰厂内组办了短期的养成工学习班。用唐星海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相应地说，要想纺出好纱，织出好布，也必须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对工人素质的选择与提高也是甚为关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职的工人，素质差的必须力求经过学习短训提高上去，对那些素质极差而又经培训无明显起色的一律辞退。彻底废弃了过去的工头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学习班培训，才得录用。既清除了工头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强化了工人的总体素质。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学习培训的方法与手段就更为完善、有效了。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参观订货中，顺便订购了一套短程纺纱机，回来后与本厂淘汰下来的织布机配伍，专门用做养成学习班的实习机器，并订出了近于现今的文明生产要求的条款：学员还必须学好并掌握巡回路线、操作规则、接头方法与工具定点堆放等。有了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明显的提高，且对总经理靠得更近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应：无论是从“纺织养成所”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经过养成工学习班培训的工人，都自觉地劳作，主动地向唐星海汇报些厂里或车间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稳固而灵活的人事劳作基础。使唐星海不仅能放心地安排与扩大生产，而且随时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人员思想、活动与生产动态，便于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而这些素质好、有文化、有修养的员工们，经实践的一再证明，较那些被视为心腹的文化素质较差的身边人更为可靠。例如，为了照顾私情也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个曾在他家做过保姆、女佣、厨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这些抄身婆没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亲信”，往往凭她们的认识与判断标准向老板“打”些“小报告”。一次，一个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师陈鼎司的一个“小报告”，对老板说陈竟擅自将雪白的棉纱降为“回丝”，结果常被女工们带回家去使用。这可是大大违反了唐星海亲手制订的严格的厂纪的。于是，唐星海很恼火地把陈鼎司申斥了一顿，陈鼎司据理力争，表明绝无此事，并耿介地回责唐星海不该轻信一个无文化少知识却善嫉妒爱嚼舌的老太婆，而误解一个忠心耿耿的他亲手培养起的学生！唐星海便放弃了追究，自此也就益发倚重与信任这些他费了许多心力、投了不少资培养出的学生与训练出的学徒了。
制度治厂，名牌领先，向纵深发展
破“车”修成了好“车”，“老牛”换成了“骏马”，还要“笼”“套”兼备，佩饰光鲜，驾驭得法，方能高驰远奔，甚至“日行八万里”！
这“笼”、“套”就是各种有效可行的制度。那“佩饰”就是以名牌为领先的质量、信誉。至于“驾驭”术，自是科学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在这几方面，唐星海也是倾注了大力与不少心血的。他订下了大量的具体细微、切实可行的工厂制度，囊括生产、生活甚至员工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检查制度尤为严格，由于年深日久，许多具体内容已然阙失，存者已然不及其半，且多已残佚。根据有关书籍的整理记载，大约可以肯定为当时确已实行的有：
《本厂职工规则》。可据实的内容为“应忠实勤恳，操作严谨，摒弃恶习，遵循本厂一切规则。”附若干具体条款。“进出签到时间，送厂长查阅。察其勤惰。”
“各职员应力戒五点：不许调戏女工；不许吸食鸦片，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斗殴”。
尚有十余条。
《膳厅规划》。强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接着是有关节约的若干条，有关饮食与环境卫生的若干条，有一条是明确规定不得留外人，哪怕亲友进厅就餐的。
有关宿舍规则。规定每室须选一名室长，以便管理，各室间俱有比赛性条款，明文规定。“应准时就寝，勿高声笑谈妨碍他人”，对女工宿舍另有具体规定，如要求整个宿舍整洁美观，室内包括床上不许堆放杂物，凡暂不用的东西（包括衣物）都须交宿舍管理员统一分别保存于固定的储藏室中，床上的被褥须折叠、摆放得和军营一样地整齐，雅观。
有关工卡制度。特从美国购进并安装于相应的位置的子母钟、计时钟与更钟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如要求员工上班时须将工卡放在计时钟里，这时自动控制的钟就会立即做出反映，准确地打出进厂时间，即使迟到几分，甚至几秒，也会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较到工房签到制不仅省时省事得多，而且可靠度也大大增强。至于更表的作用，几乎等于几个最忠于职守的监督岗。依规定，厂内巡警夜间巡逻时务须在几个设在厂内偏僻处的更表上打下到达时间，而更表又是装在上了锁的更箱里的，锁上的钥匙俱不相同，一锁一个专用，既不得由他人代替，也无一次打好的可能，因此巡警们想偷一点懒也是办不到的。其实已成了制度电控化。
有关请假制度。此项对职员工人，男、女工都分门别类做了具体规定，如病假，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请准病假后都有享受工资待遇的权利，但具体职务不同待遇标准也就因之不同；对事假的天数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定。
尚有生产方面的许多具体规则，如保养，维修制度，生产、操作规则等都定得很明细、很具体。
各种制度、规则均注明具体奖惩办法，但总的看奖明显地少于惩，其实际作用在于约束，可谓“威”。
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是必须立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性的明文约束，岂不是乱了套？关键在于可行，并且行必依制，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唐星海手订并躬行的各种制度，规则大部分是合于这个标准的，而且许多方面与具体条款在五六十年前旧中国就已初具了如今现行的管理科学性与优越性，又全面严密，自也行之有效，实是难能可贵！
立威之外，必须辅之以“恩”，这就是兴办与员工切身利益有关的福利事业。一唐星海所兴办的员工福利事业，在当时来说，可谓“全方位”的，浴室、医疗、学校、宿舍、合作社应有尽有，还有近于劳动保护的部分手段。
浴池：职员与工人分开，男女分开，各设专池，应合工作性质之便。
医药室：抗战前一直保持的规模是：设医师一人，助理医师一人，护士一人，男女病房各一，病床数张。
子弟学校：抗战前即已开办，具体情况已失于查证，抗战后共五个教室，分七个年级（低年级设复式班），常在校学生二百五十余人，教师近三十名。
宿舍：居住厂区的工友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前设女工宿舍三十余间。宿舍一律为绿纱窗，室内设上下铁床，并无偿提供被褥，枕具；男工宿舍三十间；职员宿舍二十二间；职员眷属房厂建九幢，租赁民房两所；工房四十八幢，供男女工有眷属的使用，收费只相当于市场通行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对于一部分居住于数里外的老工人，则由厂里包了几只船接送，有如今日之“班船”，每月由厂方直接向船主支付费用，以一九三六年计，每位工人的费用为零点五元，并以每月奖励五元的手段鼓励船主及时送工人上班。
伙食：抗战前只供应职员，而工人自理，只供应开水；战后建立食堂三所并规定男工七人一桌，女工八人一桌，一律一荤二素一汤，每日只扣膳金男工每人一角五分，女工一角。
合作社：供应员工日常用品，兼处理布头。
工资福利：设有年终奖，节日奖，考勤奖，职员的红白喜事给公假四至十四天；女职员产假一个月，工资照发，女工分娩照准假，无工资。相对当时各纺织业中对女工一经怀孕便行辞退的做法，这一规定，无疑是种示惠手段。
当然，惩罚订得也是不轻的，对女工搜身的现象也仍保留，但总的说已明显地强于同业。
由于“恩”“威”并施，行之有效，庆丰厂运营机制完善，在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或提高，经济效益自也明显增长，董事们岂能不更加信任与尊崇这位年轻的经理？
制度、规则的落实与执行的关键在于主持人认不认真坚持，带不带头执行。唐星海就坚持得十分认真，头也带得甚好，订下的东西，一旦公诸于众，他就连细则上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不但认真贯彻检查，而且身体力行，比如膳食规则制订后，他在家里进餐都严格家人厉行节约，每餐有菜有汤，只要剩下，他绝不许倒掉，往往是他一人包了儿。
工作制度中规定各级自负其职，犹如今之岗位责任制，他都严格依规定考核，有如执法般严格，该奖的，除本人外，也同时奖励其上司；对违反制度者，他也责问责任者之上司。亲自下厂督促检查各项制度、规则执行情况，几乎成了他每日必行的管理内容。就是后来企业扩大驻在上海，也是不时地亲回庆丰检查。而且行动起来雷厉风行，行动敏捷而迅速，陪同人员须紧走或小跑方能赶得上他，可他情况谙熟于胸，目力又过人，一走一过，或一瞥之间便能察明情况，抓住问题。如果被他发现哪一处不整洁，甚至哪个职员的抽屉零乱，他当即批评，严令整理，触违制度者，则依制处理。而且一个机器的很微小的差异音，哪怕纺纱机有没有落上绒花，一个职员的微小疏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据有关文章记述，在一次巡视中，一眼发现有个技术员正在车间里背着手悠闲地漫步，他就叫住了这个新来的尚为陌生的人，问过姓名之后又问：
“你是干什么的？”
回答说：
“保全保养。”
他就叫那保全保养工把手伸出来给他看看，待看到那是一双雪白的手后，他不高兴地说：
“保全保养要采取跟进式检查，这点你该是学过的。也订有制度。跟进就难免不时地触摸机器，否则不及时发现障碍，等到致使停机，不但会造成机器磨损，而且会影响纺织进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么？”
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能做庆丰的保全保养技工？那人当然回答“知道”。唐星海就语转严厉地说：
“你看看你那双手，像是常触摸机器的样子么？你哪儿像个做保全的！”
如果发现浪费。哪怕一根被随意抛掷的简管，他也要当即传唤来车间主任与技术员，要他们当时亲手拣起来，不去直接追问工人。
如果发现哪个工人没有依制操作，或者机器擦得不净，他也不直接处置当事者，而责问该管车间主任。他也总是下班后最后一个离厂，绝不搞特殊，因此职员们也不敢擅自早退。
从严要求、率先垂范的结果，不但在厂内甚见效验，连外界都肯定地说：
“凡是能在庆丰苦能吃得又事做得好的人，到任何厂都好去做了！”越是这样，人们也就越愿在庆丰做事或任职。
工厂的运行机制不断地得到加强，有了良好的基础，产量显著增加，车速也自然在强化。与此同时，唐星海又注以大力地狠抓了质量。他对几项直接关系到质量的环节牢牢抓住不放；提高机械的效能，选用优质棉花，合理配分，妥善处理等，必以躬亲，而且闻善必从，只要一听到哪里有了先进措施，立即前往参观学习，而且务必学到手。又增添了许多测检机器，多方面努力地提高质量，甚至不惜工本，用三十二支纱纺二十支甚至十六支的双鱼纱。原本质量很好的双鱼纱经这样一来，质量更上了一层楼。名声响亮，在市场上进一步站稳了脚跟，而且名优价亦优，较当时无锡各同业同类纱的价格高出数元乃至十几元，名列榜首。有的材料上开列了一份当年无锡各厂纱价对照表，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百五十六支纱行情，现抄录如下：
厂名商标名称价格
庆丰纺织厂双鱼吉庆牌纱二百二十九元一角
豫康纱厂月娥牌纱二百二十五元二角
振新纱厂织女牌纱二百二十二元二角
申新三厂人钟牌纱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广勤纱厂球圆牌纱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业勤纱厂升丰牌纱二百一十六元
提高质量不仅要多花力气，而且势必也要多投资金的，可这种买卖只能顺差，绝不是逆差，赚回的钱是会多于投入的钱的，庆丰的大发展便也同步而进。
接过父业后，唐星海固然发挥了他成绩优异的所学，采取了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然而他并不是完全地、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了庆丰当时实际情况较灵活地运用。对于乃父的多年经营的许多长处、祖上的“时常”殷勤，待客的优良传统，他都是认真地继承的。甚至乃叔在管理上多年积累的某些长处，他也有选择地学习，继承下来。承业不久，即将其父设在北塘财神弄的批发处改名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部”扩大了经营；设在上海的管理所也升格为办事处，虽说仍是每天以寄出号信向无锡报告信息，反映情况为主，然而，不但范围更广、传递更快，而且更为翔实准确，效率更高了，使唐星海得以身在无锡，却对沪上了如指掌。并于1931年筹备起了第二工场。
下面再在有关资料中抄录几表，以便从中看其发展。
1925～1930盈余对照：
一九二五年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元
一九二六年八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
一九二七年八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元
一九二八年四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元
一九二九年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元
一九三０年三十一万九千五百０六元
从下表，历年产值与盈利平行上升表，亦可看出其发展状况：
年代盈利（单位万元）产值（单位万元）
1930年31。9506514。1678
1931年61。0571619。8497
1932年46。8917660。4360
1933年0。1562707。3546
1934年8。2303903。7557
1935年11。9944978。5097
1936年110。06521143。5798
几度设备增加情况：
一九二八年增添布机一百台
一九二九年，增锭一万一千六百枚
一九三一年增锭四千八百枚，增布机七十台，增线锭一千五百０四枚
一九三三年增辟第二工场，增锭三万一千枚
一九三四年扩建整理漂染设备
截至一九三四年统计，已拥有纱锭六万二千二百枚，线锭四万一千二百枚，布机七百二十台及全套漂染设备。自唐星海一九二六年接任起经过不到八年的奋力经营，庆丰不但在企业面貌与管理上已大大改观，尽洗了昔日灰尘，而且规模与质量、产值、利润各方面的指标几乎跳跃着上升，绝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了。
为了扩大再生产与引进最新设备，唐星海于一九三一年便立意筹建第二工场。他亲赴英国买设备，选购了三万三千枚最新的纱锭，二百台狄更生织机，转年又购得日商织机二百台，再亲赴瑞士经慎选购买了一套B·B·C400KW的透平发电机，备足了“粮草”，动工扩建。
厂房工程开工时，恰值纺织养成所首批三十六名学生毕业，唐星海便将这批经严格训练的学生全部派往工地，对施工进行分别地有效监督，一来充实了这些学生的实际经验，二来无论进度、用料，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由于验收严格，几乎使承包施工的上海新营记营造公司蚀尽老本。
庆丰长足发展，第二工场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强大的态势勃然而起，在无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舆论界尤为热烈。当地的《新无锡报》屡为称誉，大加赞扬，大小报导屡见诸于报端。从有人已摘引的两则中，便可见一斑。
一九三四年的一则，主标题是：“华纱商不景气声中，庆丰力谋扩展”，副标题是“机械新颖，出品优良，管理纪律化”。文章先综述了近年来国内，特别是省、县内华商的经营情况，指出了普遍不景气的概况，再指出庆丰一枝独秀，然后报导说：“锡山通讯社记者，昨日赴该厂参观，始知该厂又在力谋扩充，此际纱界不景气声中，该厂独谋积极发展，此减本邑实业界之好消息也其第二工厂清花机为最新单程式，系英国道勃生厂出品；粗细纱机为英国好华特及立达厂出品；棉条机有电气制止运动；细纱机用车头马上。各机排列适合科学管理，出货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节省，迥非旧式机械所能企及”
一九三五年另一则报导，更赞誉说：
“自第二工厂开幕以来，其鹿鹤同春商标，虽不及双鱼吉庆商标有悠久的历史，然其产品特优行销至户，各式花线及四十二支以上各种股线尤脍炙人口。”
不景气中尤能景气，尤能红火，一旦机遇到来，更是捷足先登。在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中，民族企业得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良好的发展机遇，对整个商界来说都是难得的，唐星海则更利用得充分，不但起步早，而且行动快。
谨遵父命，唐星海绝不做官，也绝不与官场缔交，不介入政治，但他并非不问政治，正相反，对官场的更迭，时局，包括国际时局的变化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一切都密切关系着企业的兴衰。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反对日寇侵略与随同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益激烈，特别是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之后，已形成了掀天巨浪，日货几乎已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内市场人人喊打，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日纱立即锐减，以致被轰出，倒出了一大块市场空白。
尚在淞沪战争之前，“抵制”之声方兴之际，唐星海就看中了这一契机，超前动手，一方面极力扩大庆丰的生产，从速建成并使用第二工场，并率先抓住了一个新的市场空白，即漂染布。漂染布以日货为佳，原来是日本漂染布稳居该市的市场之首，市场接受量也较大。一旦日本货被轰出市场，大量的这一品类的市场需求就势必转向国内。而国内的多数厂家因出于漂染手段差，无力与日货相匹，均不以生产此种布为主，生产了，批量也很小，且常积压，庆丰便在此例。唯有一家丽新印染厂，因系专营，即产即销，此刻竟已供不应求，竟致将库存一销成空！唐星海虽早有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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