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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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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个经商有道的父亲
重庆简称渝，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建城，有“山城”之称；又因多雾，也称“雾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重庆是四川的首府。
杨氏家族，是重庆的豪门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杨文光的祖父杨清肇于清道光年间，扶妻携子，从江西老家南城县经陕西辗转迁移，来到四川巴县三品京堂街居住。后又以多年经商赚的钱在重庆江北县宝盖厢盖了房子，购了田产，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杨文光的父亲杨骏臣，觉得经商太辛苦，风险又大，于是选择了发愤读书的道路，希望十年寒窗后能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可事与愿违，杨骏臣在考中凛生后，竟屡次乡试不中。科举功名不成，家道渐渐衰落。杨骏臣只好以设立私塾，教几个学生为生。
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杨家降临了一件特大喜事：杨骏臣的长子出生了！
这天，杨家的宅院里，一派喜气洋洋。左邻右舍的朋友都前来祝贺杨家得贵子。杨清肇、杨骏臣父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杨骏臣的妻子在生下长子前的一个夜晚，做了一个美梦。漆黑的夜里，突然出现一颗斗大的闪闪发亮的星星，不久便落到了杨家的宅院里。杨妻一惊醒来，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便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杨骏臣非常高兴，认为儿子是文曲星下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贵。遂按字辈给儿子取名焕斗，号文光。希望他将来成为杨家的“玉堂人物”，实现他升官发财的美梦。
杨文光果然天资聪颖，从小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读起书来起早贪黑，惹人喜爱。
但事有不幸，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杨文光十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杨家的住宅。这突来的不幸在杨文光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一个很深的烙印。家庭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杨文光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走上了杨家世世代代的经商之路。
清同治九、十年间（公元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十六七岁的杨文光经姐夫叶紫卿介绍，开始进聚兴祥商号当学徒，拜当时重庆富商刘质堂为师。在商号里，聪明伶俐的杨文光，每天默默苦练打算盘、辨银子成色等基本功，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很得师父师母的好评。三年学徒期满，杨文光对商务已日渐精通，刘质堂便提升他为掌柜，放手让他经营。
这时的杨文光对经商赚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举功名的理想早已置之脑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积蓄资金，创办自己的商号，成就自己的事业。
机会终于来了。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由于时局混乱，商业凋敝，聚兴祥商号亏损太多，许多股东要求退股而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聚兴祥商号股本为一万两。杨文光拥有起会股五百两，和虚设股五百两，共一千两，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初步实现了他奋斗的目标。
聚兴祥商号苦心经营了十年后，终因社会动荡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宣告结束。但是，在商战中奋斗了二十五六年的杨文光却成熟了，并以“稳重谨慎”闻名于重庆商界。
信誉就是金钱。聚兴祥商号结束后，许多人都仰慕杨文光的声望，纷纷邀请杨文光入伙。不久杨文光便与人合伙成立了聚兴仁商号，资金仍为一万两，杨文光被公推为掌柜。杨文光大大庆祝了一番，店内店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喜气洋洋。杨文光出出进进招待着各方客人，决心大干一场。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商号的第一次股东会的。杨文光激动地向大家宣讲了他的经营方略，他说：
“诸位兄弟，承蒙大家推举我作掌柜，今后必将竭诚效力，不负诸位重托。”
杨文光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继续说道：
“以后我们的业务采取深购远销、长途贩运的方针。既经营匹头、棉纱、机器、五金等长江中下游的产品，也经营银耳、药材、山货等四川的产品。同时兼作票号的存、放、汇兑业务”
杨文光兴奋地讲着，恨不得一下子将他的宏伟规划全倒出来。一讲到票号，他的眼睛马上一亮：
“这方面刘质堂先生很熟，我明天即去请他帮忙！”
杨文光说到做到，商号开业的第二天，他便雇了一顶大轿子，亲自去请刘先生。杨文光拜刘质堂为师，学徒几载，早熟如家人，但这次见面仍客客气气地施以重礼。刘质堂见状，忙请他坐下，问道；
“文光，有啥子事？”
杨文光坐定，开门见山地道出来意。
刘质堂边听边点头称赞。为了支持他最得意的门生经营商号，发展事业，他欣然同意了。
从此，在重庆商界德高望重素有殷实之称的刘质堂便天天被轿子请到聚兴仁商号上来。杨文光更是亲自端茶点烟，恭敬得无以复加。
果然，刘质堂在商号上一坐，便增加了商人们的安全感，资金源源而来。
杨文光利用这些资金大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又先后在省。内外设立分庄，创立分号，大大拓展了业务。一时间，杨文光已成了重庆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了。杨文光很得意地对人说：
“利用别人的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不失为一个生财妙法。”
聚兴仁商号开业后，另一次大发财的机缘是大足县爆发的余栋臣起义。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清灭洋起义运动。其声势之大，遍及川东，震撼重庆。市上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各商号皆抛售存货，换取现金，物价大跌。各票号更是焦急万分，他们一方面要找个可靠的“下家”将手中的现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个可靠的人帮助将放出去的钱收回来。谁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稳重谨慎”闻名的杨文光。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山西票号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杨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两银子全放给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帮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经有好几个票号的掌柜这样求杨文光了。杨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说：
“李掌柜，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你想想，万一余栋臣打进来，遇到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钱还你？我确实爱莫能助啊！”
说完，杨文光继续吸着水烟袋。
李掌柜见状，知道杨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杀价：
“杨掌柜，我们合作多年，这次的忙请你一定要帮！我的银子就算是请你代我保管了，不说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帮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续费。你看这样如何！”
杨文光放下烟斗，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踱着方步，沉思了好一阵子，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意思，让我再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不过，真遇不测，可与我无关呀！”
李掌柜走出聚兴仁商号，嘴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里却直骂娘：
“你杨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压价！”
但除了杨文光，他又能找谁呢！无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内踱着方步的杨文光，表面十分平静，内心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还是留？”杨文光反复地问着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样，得降价抛售存货，肯定要大亏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栋臣打到重庆，不但财产保不住，可能连命都会搭上；如果余栋臣被清军消灭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发财了！”
杨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义，当时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国，称了王，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消灭了，而小小的余栋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败无疑！想到这里，杨文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俗话说“要得富，险中做”，向来稳重谨慎的杨文光决定在别人纷纷外逃时，孤注一掷，“人弃我取”。于是杨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号立下字据，签下协约，帮他们存银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还有手续费可得；同时又用这笔现款购进大批跌价土特产，装满重庆的几个仓库；在上海也大量进货，运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个月后，传来了余栋臣被剿灭的消息，川东局势逐渐稳定，重庆市场也活跃起来。
这时的杨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他一方面将价格扶摇直上的川货运往上海，另方面又将下江货在重庆高价出售。仅这一年，杨文光便盈利六十万两，为其投资一万两的六十倍。由此，杨文光成了重庆商界的殷实大户，“杨百万”的大名传遍山城。
“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成了杨文光发家的重要秘诀。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０四年），杨文光已开设商号十余处，购置田产数百亩，奠定了杨氏家族财产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杨粲三。
初掌聚兴诚商号
杨氏家族中的杨文光，在长期的商战中，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杨氏家族长盛不衰，“非人力财力相辅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别注意对杨家子弟的培养，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杨文光就仿照《朱柏庐治家格言》，制定了《杨依仁堂家规》，将“勤俭谨和、量入为出”八字作为全家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其意就在于“愿得忠厚仁慈、读书明礼之辈，有其人以保吾家，余愿足矣”。到了晚年，他更将培养接班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杨文光曾在家中设立私塾，延聘有名望的先生执教。杨家子弟很小即被送进私塾发蒙。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后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杨文光经常到学堂中巡视，态度十分严厉，孩子们都很怕他。
杨文光注意发现子侄们的特长，以便因材施教。
长子杨寿宇性格随和，待人诚恳，精于算计，对做生意很有兴趣。杨文光对他十分疼爱，经常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多见世面，锻炼其经营管理才干，有意将他培养成杨家基业的接班人。
次子杨希仲少有大志，发愤苦读，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后，因品学兼优被选送日本留学，决心发展民族工商业，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杨文光对次子深寄厚望，视之为杨家的“千里驹”，任其自由驰聘。
杨粲三争强好胜，个性刚烈。他对自己“第三子”的地位很不满，发誓要和老大、老二决一雌雄。小小年纪的杨粲三就很有心计，特别留意商界中的事情，有时他的见解甚至超过了生意场中的老手，被杨文光视为“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
针对子侄们的天赋和爱好，杨文光从小就将长子杨寿宇，三子杨粲三，侄儿杨与九、杨仲晖等送进商号学徒；将抱负不凡而又宜于培养的次子杨希仲、五子杨季谦、侄儿杨芷芬等送往日本、美国留学。
这样，杨氏家族成员中，既有学习中国传统经商之道的传统型人才，又有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的现代型商人。中西文化在杨氏家族中交融、碰撞，既有利于杨氏家族事业的发展，也在杨氏家族内部播下了纷争的种子。
杨粲三饱受经商的熏陶，颇具经商的天分。
据有关文章记述，在杨粲三周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都来道喜，杨家照例摆了喜筵，并举行了“抓周”仪式。
刚满周岁的杨粲三穿好新衣被抱到堂屋中的桌子上。他面前的漆盘里，摆着书、笔、剪刀、算盘、点心、水果等，让他挑选。
家人和客人们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小的杨粲三会抓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杨粲三一把抓起了算盘，两只小手还在算盘珠子上来回地拨了几下。
杨文光见状大喜，忙将儿子抱起来亲了又亲。众人也都啧啧称奇。杨文光想，儿子“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是老天使他后继有人了。
从此以后，杨文光对杨粲三也着意培养。
杨粲三很小就被送进尹家私塾，拜重庆名儒杨寿泉为师。由于杨粲三从小就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经世致用，造福社会的思想便在杨粲三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杨粲三的兴趣并不在读书上，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保家族商业之不衰，谋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经商获利。
杨粲三十来岁时，就被父亲送进商号当学徒。杨粲三放下少爷的架子，狠下功夫，学着打算盘、辨银子成色，进货、出货，苦练经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一九八四年，当杨寿宇开始经营聚兴成商号时，为了开阔眼界，锻炼才干，十八岁的杨粲三被杨文光派往宜昌、汉口、上海坐庄。
初出夔门的杨粲三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杨粲三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都市，什么叫繁华。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誉。
南京路上，高楼林立，鳞次栉比；黄浦江畔，汽笛长鸣，旗帜飘扬；洋行公司数不胜数，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腾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闪烁的霓虹灯千奇万状。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杨粲三惊讶的是，上海的货物真多，简直使杨粲三眼花缭乱。这里有西南的蜀锦、药材，东北的人参、貂皮，贵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枣等等；还有美国的洋油，法国的美酒，英国的棉毛织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货品一样，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语言不同，肤色各异，但都做着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掷千金。
杨粲三漫步于上海外滩，倘祥于十里洋场，望着高耸入云的和平饭店、上海大厦，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原先在重庆，杨粲三觉得很自豪。重庆是水陆码头，历来商贸繁荣，在西南数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氏家族又是重庆有名的大户，他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豪。可现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颇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这种对比，对争强好胜的杨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让杨氏家族资本更加壮大，一定要到大上海来拼搏一番。
在上海，杨粲三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而是一头扎进商海之中，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从而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上海期间，杨粲三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随着清政府的日趋腐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据点之一。
这一时间，杨粲三结识了商帮同乡童子钧、童斗泉兄弟，并成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学生，也是第一个回四川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响，也很有革命思想。他们经常向杨粲三分析国内外形势，灌输革命道理，使杨粲三深受启发，对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一九０八年，杨寿宇病故。杨粲三奉杨文光之召，从上海赶回重庆，接掌聚兴成商号的帅印。
这时的杨粲三。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是一个有文化、有抱负，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经营方式的正规培训，又饱受西方现代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谙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对经营已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任伊始，杨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商号改名。他将“聚兴成”改为“聚兴诚”。杨粲三对父亲说：
“商号要发展，要人聚财兴，重在一个‘诚’字，要以‘诚’取信于人。”
杨文光听完，颔首微笑。商号的名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杨粲三的经营思想。
杨粲三的第二招是扩大聚兴诚的经营范围。除经营原来的各项业务外，增营获利较多的生丝、楚盐两大类。并陆续在上海、汉口、沙市、宜昌、万县、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设立了分庄，使经营规模扩大数倍。
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七月，“重庆保路协会”成立，同盟会成员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陆军进驻重庆。
作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的重庆，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重庆商界风声鹤唳，流言四起。一时人心动摇，纷纷抛货求现，引起物价大跌，许多商号倒闭。真所谓“辛亥争路事起，革命军兴，商号业务，竟至折蚀”。
历史又一次将杨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
杨粲三显得非常镇静。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响，他坚信清政府必败，反清革命必胜。
杨粲三和父亲反复分析时局后，决定再次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集中资金，乘物价大跌时大量收购货物囤积起来，静待时变。
等待判决对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对初出茅庐的杨粲三来说就更是如此。虽然杨粲三自认为是胜券在握，但毕竟是倾尽了财力、’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坐立不安。
经历过余栋臣之乱考验的杨文光却老练得多。他内心虽有点忐忑不安，但却依然是读书、写字，不露声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时走进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当年的情景。有关文章记述，杨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时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这样对儿子说：“培英，《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回也许是老天对你的考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尽到了努力，顺其自然吧！来来来，我们下盘棋，轻松轻松。”
杨文光说完，摆好棋盘，端出云子，硬拉杨粲三入座。
时间在焦虑和等待中悄悄流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十一月二十二日，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
随着社会的稳定，需求转旺，物价上扬，杨粲三伺机将低价购进的货物高价售出。一进一出之间，聚兴诚商号赚了十万两银子。
杨粲三很拥护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也给他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所以，当新成立的重庆军政府号召士绅捐款救济饥民时，杨粲三慨然捐助一万两。万县分号也资助过境部队饷银三千两，以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辛亥风潮，使杨氏家族更加殷实，资产达百万两以上。但对此次发财，杨粲三不仅不张扬，反而极力掩饰。据有关文章记述，当时，他常对人说：
“我当时在上海进了那么多货，并不是甘冒风险，有意为之，而是电报局把上海来电翻译错了的缘故，纯属巧合。这次是我运气来了，是‘天凑机缘’。”
杨粲三这种深藏不露的作风颇有其父杨文光之风。杨文光对此当然十分满意。
辛亥革命后，聚兴诚商号的各项业务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存、放、汇兑等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
杨粲三曾利用其兄杨希仲的留日同学刘桂巨任川北盐务稽核所所长的关系，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宁、绵阳、潼川、保宁等地盐税的特权。
杨粲三还乘机在这些地方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在成都设了分号，开展汇兑业务。
到了民国初年，聚兴诚商号兼营的存、放、汇兑业务的总额近一千万两，年收益达十多万两，成为商号最赚钱的一项业务。
在此之前，杨粲三经杨希仲的介绍，结识了重庆铜元局局长李哲夫，两人私交甚笃。聚兴诚商号借此取得了铜元局的购销权。为铜元局代购铜料，承销铜元，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杨氏家族已是人聚财兴，为创办银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挂起聚兴诚银行的金字牌匾
杨氏家族成员中，最早提出创办家族银行的是被杨文光称为“千里驹”的杨希仲。杨粲三则是最积极的拥护者。
杨希仲生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０四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入学仅一年，就因品学兼优被选派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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