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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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希仲生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０四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入学仅一年，就因品学兼优被选派赴日留学，进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习。
　　　　在日本，给杨希仲印象最深的是三井株式会社。这个以银行业为核心的家族财团实力雄厚，生机勃勃。对照自己家族的情形，杨希仲深受启发。”他决心“步武三井株式会社后尘，集家族之人力财力，创办银行，再次第向外发展，建立杨氏家族的远大事业”。
　　　　杨希仲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兄。他接二连三地给杨文光、杨粲三写信，详细介绍日本三井家族财团的情况，共同研讨、勾勒杨氏家族财团未来的蓝图。杨粲三后来回忆说：
　　　　“家书一月数至，皆详述三井之演进孽划，条陈报告，设虑周详，先父接阅，私心甚喜。”
　　　　受杨希仲影响最深的数杨粲三，随着杨希仲的介绍，他对三井财力“倾信之诚，崇拜之笃。与日俱增”。“三井形象已随时活跃于眼前，唯恐其不能早日实现”。
　　　　将杨氏家族资本发展为“中国的三井家族财团”，已成为杨希仲与杨粲三的共同理想。
　　　　一九一０年，杨希仲在日留学期满回国，随即转赴美国伊里诺文研究院专习商科，为日后回国经营家族事业作准备。
　　　　据有关文章记载，一九一三年，杨希仲从美国回到四川，带回大批书籍，并将这些书的内容翻译讲解给父兄听，使杨粲三获益不浅。
　　　　杨希仲、杨粲三多次向杨文光谈了创办银行的具体设想。一向谨慎的杨文光对两个儿子的建议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要先听听其他家族成员的意见，再相机行事。
　　　　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杨文光以家长的身分召集家族成员议事。
　　　　一盏汽灯将杨家词堂照得雪亮。在墙的正中，挂着杨清肇的遗像。杨文光面色威严地坐在几案旁的太师椅上。杨与九、杨希仲、杨芷芬、杨粲三等人分列两旁。杨文光将各位子侄扫视一番，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最近，希仲、粲三多次建议，要创办银行，兹系大事，关系到我们杨家的前途。今天，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想法，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杨文光说到这里，将目光转向杨希仲，继续说：
　　　　“希仲，还是你先说吧！”
　　　　杨希仲看看父亲，又与杨粲三对视一下，便侃侃而谈：
　　　　“是的，我们曾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办银行的建议。早在日本，看到三井家族财团的兴旺，我就有了这种想法。现在回国实地考察后，更坚定了信心。重庆是一个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既是西南商品的集散地，又是长江下游各省产品向西南销售的转运口岸，自古以来商贸繁荣，金融发达。特别是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０年）对英、法、美开放，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对日本开放以来，更是万国咸集，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六大城市之一。建立民国以后，工商业更加繁荣，流通量更大。据我粗略统计，单是重庆与万县、宜昌、汉口等地贸易流通资金每年就达几千万两，加上其他地方，数目就更大。可重庆金融业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国办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不办理私人商业业务，地方官办的浚川源银行又陷于瘫痪，以前大量存在的山西票号又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亡。所以，偌大一个重庆竟没有一家为商业服务的银行。这与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何等的不相称啊！所以可以说，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呼唤着商业银行的诞生！”
　　　　杨希仲的这番话，说得杨文光捏着胡须不住地点头，连水烟也忘了吸。心想，儿子毕竟是喝过洋墨水的，说得头头是道，真是出息了，他为杨家后继有人而甚感欣慰。想到这里，不觉向儿子投去赞许的目光。
　　　　杨粲三见父亲面露喜色，受到鼓舞，马上接过杨希仲的话头说：
　　　　“三哥的建议我举双手赞成。但在重庆，谁能承担创办银行的使命呢？我看非我们杨家莫属。首先，我们资本雄厚，具有创办银行的实力；其次，近年来，我们已经在经营银行业务，每年的存放、汇兑等业务额达千万两，具有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现在我们杨家可以说人才济济，兵强马壮。我们的父亲经验丰富，信誉卓著；与九大哥和仲晖六弟是商场科班出身，都能独当一面；希仲三哥、芷芬四哥留学国外，见多识广，有理论知识。只要团结一致，我们杨氏家族也能办成日本三井式的财团。”
　　　　杨粲三说完，杨与九、杨仲晖、杨芷芬也先后表示支持。
　　　　素以稳重著称的杨文光，本来对希仲、粲三的想法很支持。他知道，要保杨家基业之不衰，决不能墨守成规，“要得富，险中做”嘛。但是，什么时候做呢？他还要考虑。他知道子侄们正等着他最后的决定，于是缓缓地说；
　　　　“你们的想法都很好。银行是要办的，但什么时候办，怎样办等等都要认真考虑，力求万无一失。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杨希仲、杨粲三生怕父亲要打退堂鼓，连忙站起来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建议父亲最好出去考察一下，探个究竟，再最后定夺，好不好？”
　　　　杨文光等一致表示同意。
　　　　一九一三年秋，五十九岁高龄的杨文光在侄子杨与九的陪同下，乘外国轮船顺江而下，第一次离开四川盆地，到汉口、上海等地考察。外面的精采世界令杨文光耳目一新，从而更坚定了他创办银行的信心。
　　　　一回到重庆，杨文光立即调兵遣将：杨希仲负责银行的筹备工作，加强与各界及洋人的联络，争取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杨粲三着重内部事务，负责经营管理，推动聚兴诚商号业务的发展
　　　　分派既定，杨氏兄弟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都表现出较强的能力。杨希仲曾留学日美，精通日语、英语，在社会上享有“洋翰林”的美誉。他奔走于各政要和洋人之间，为创办银行打通关节。
　　　　他首先赶到成都，向留日同学、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龚家瞻面陈开办银行的计划。
　　　　龚家瞻非常支持，特以财政厅的名义请重庆地方官予以合作。并特别推荐财政厅驻浚川源银行监理官肖止真，根据政府有关规定和杨氏家族意见代拟公司章程。又介绍其好友何孟庚律师担任杨希仲的常年法律顾问。
　　　　在成都期间，杨希仲还先后拜会了四川都督胡文澜、继任财政厅长刘莹泽、民政厅长陈廷杰。并利用与陈廷杰的师生关系，结识了当时四川的各界名人蒲殿俊、罗纶、肖湘等人。
　　　　尔后，杨希仲又偕律师何孟庚转赴北京，通过留日学铁道交通专业时的同学、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的李景潞，结识了交通部长曾毓隽，再由他们牵线搭桥，与财政部长李思浩接上了关系。他们对杨氏家族创办银行都表示支持。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杨希仲将申请成立银行的文件呈送北京财政、农商二部立案注册。一九一五年二月即获批准。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聚兴诚银行隆重开业。
　　　　这天，蹇家桥杨公馆和泰来裕巷聚行行址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一派喜庆气氛。’
　　　　杨家邀请的党、政、军、商、绅各界头面人物以及外国驻渝的各方面的洋人都纷纷前来，参加聚行的开业典礼。
　　　　各商帮同业，平素与杨家就有业务联系，今后更要仰赖其资金周转，一闻银行开业，也争先恐后地前来道喜。
　　　　一时间，聚兴诚银行熙熙攘攘，宾客如云。再加上前来抢新闻的各报记者和驻足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把个泰来裕巷挤得水泄不通。
　　　　杨文光由于年事已高，留在客堂内稍事应酬，出面周旋的乃是杨希仲、杨粲三等几兄弟。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聚兴城银行开业盛况，以及杨希仲、杨粲三在开幕典礼中的具体情形。
　　　　杨粲三一身中式打扮：灰色的丝质长袍，外罩黑色隐花马褂，脚踏圆口布鞋，显得儒雅庄重。他穿梭于宾客之间，十分地沉着、练达。
　　　　杨希仲则是一身西式装束：笔挺的银灰色西装，上衣口袋里装着折叠得很漂亮的白色手绢；雪白的衬衣上系着一条花领带，十分抢眼；脚上的皮鞋擦得透亮，光可鉴人；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风流倜傥却又不失学者风度。
　　　　杨希仲风度翩翩地挽着妻子陈撷芬，周旋于宾客之间。
　　　　陈撷芬是上海《苏报》主办人陈范的长女，杨希仲留日、留美的同学。她不但人长得漂亮，思想也很开放，非常支持丈夫的事业，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这天，她穿着天蓝色丝质旗袍，戴着精美的首饰，举止落落大方，言谈妩媚动人，而又不失高贵典雅。
　　　　客堂里，茂源绸布店老板王茂源和杨粲三一边喝茶一边摆谈。王茂源说：
　　　　“杨老板，我们资少号小，以后还望贵行多多支持！”
　　　　“当然！当然！敝行以服务社会、造福商业为宗旨，哪有不为商家效劳的！”
　　　　“那可就十分感谢了！”说罢，王茂源指着客堂正中贴着“贵行开幕，寰府流通，救济市面，有德有功”十六个斗大金字的大红彩缎喜樟说，“这喜幛真是气派啊！下面写的那些人是谁？”
　　　　“王掌柜，这胡文澜是四川都督。陈廷杰是省民政长，刘莹泽是四川省财政厅长，蒲殿俊、罗纶、肖湘、李文熙都是很有名的人物。他们得知敝行今天开业的消息后，特地联名发来这封十六字的电报，以示祝贺。”杨粲三掩饰不住自豪和骄傲地答道。
　　　　“啧！啧！啧！”王茂源听了，惊羡不已。
　　　　这时，杨粲三发现杨希仲和重庆电报局局长高洪恩走了过来，忙对王茂源说了声“失陪”，迎了上去。
　　　　“粲三兄，恭喜恭喜！”高洪恩抱拳在胸。
　　　　“谢谢，谢谢，局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哪里！哪里！”高洪恩豪爽地打着哈哈。
　　　　三人正在谦让着，停泊在重庆的英国梯尔兵船船长也走了过来，见了杨希仲，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
　　　　“希仲兄，恭喜了！”
　　　　“谢船长先生！”杨希仲答道。
　　　　杨希仲将梯尔兵船船长和高洪恩、杨粲三互相作了介绍，并请他们到里面入座，吩咐佣人沏茶、递烟。杨希仲对高洪恩说：
　　　　“高局长，敝行成立以后，往来电报一定不少，还望高兄多多关照！”
　　　　“那当然，有你希仲兄一句话，我能不照办吗？以后保证对贵行特别优待！满意了吧！”
　　　　两人大笑起来。
　　　　这时，有人招呼高洪恩。高洪恩说：
　　　　“诸位仁兄，我过去一下，失敬了！”
　　　　杨希仲又拜托梯尔兵船船长代订英国路透社新闻电稿，英国《泰晤士报》和日本《朝日新闻》等外国报刊，以了解最新经济动态，兵船船长也爽快地答应了。
　　　　忽然，有人进来向杨希仲报告重庆地方当局张长官到了。
　　　　杨希仲、杨粲三等赶紧出门迎接。
　　　　张长官已跨进门来，见了杨氏兄弟，先拱手道：
　　　　“希仲兄、粲三兄，恭喜你们了！”
　　　　“张长官亲临敞门，令我等非常荣幸！”杨希仲道。
　　　　“哪里！哪里！希仲兄过誉了！”张长官谦逊地说。
　　　　“张长官，请到里面坐！”杨粲三赶快把张长官往里请。
　　　　“张长官，敝行今后还仰仗您这位父母官的大力支持啊！”杨希仲边走边说。
　　　　“当然！当然！扶持地方工商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重庆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你们银行在资金上的支援！”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随后，杨文光的女婿、富商黄锡滋，好友“汤百万”汤子敬等重庆工商界巨头和驻军杨师长、驻重庆的外交使节、洋行大班、教堂神父等陆陆续续都到了。
　　　　杨粲三见时间不早了，人也基本到齐，就吩咐开宴。
　　　　杨希仲走到客堂中央，待众人安静下来后，朗声说道：
　　　　“各位军政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光临敝行的开业典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聚兴诚商号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我们杨氏家族对大家表示感谢。今天，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正式成立了，我们一定本着服务社会、造福商业的宗旨为大家提供方便，也请诸位一如既往地支持聚兴诚银行！”
　　　　杨希仲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随后，张长官等人也先后致辞。
　　　　各位中外宾客鱼贯进入宴会厅。席间，觥筹交错，笑语不断。杨氏兄弟穿梭于各桌宾客之间敬酒、祝酒，大施外交手腕。气氛之热烈，为重庆商界中所仅见。
　　　　一九一七年，杨希仲特意请留日工程师余子杰完全仿照日本“三井银行”建筑样式设计建造的聚兴诚银行大厦在重庆新丰街（今解放东路一一二号）隆重落成后，又在新行址举行开业典礼，大摆筵宴，邀请宾客之多，胜过开业时的规模。饮宴活动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这一系列规模盛大的公关活动，使聚兴诚银行名声大振，对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板斧”和全面开花
　　　　银行成立后，杨粲三担任协理。
　　　　聚行开办初期，时值民国初建，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又先后制定颁发了一些鼓励兴办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加之此时四川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小，因此，重庆暂时出现了市场繁荣、贸易额大增的可喜局面。
　　　　主管经营的协理杨粲三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聚行是重庆最早的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且在全国分支机构多的优势，确立了“汇兑第一，存放次之”的方针，大力承揽汇兑业务，显赫于重庆金融界。汇兑，成了聚行早期最主要的业务。
　　　　杨粲三经营汇兑业务的招数是有名的“三板爷”：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
　　　　“翻码头”又叫套汇，即由直汇改为转汇以赚取高额汇费（汇水）的一种获利方式。当时，重庆与各地之间，基于交通的便利与否，道路的安全与否，社会的稳定与否，银根的松与紧等等因素，同样的银两汇往不同的地方，汇价也相去甚远。“翻码头”的作法，主要是以重庆、上海间的汇率为依准，比较各地对重庆、上海两地的汇率，确定是由重庆直汇上海，还是翻码头转汇上海更为有利。
　　　　例如，重庆直汇上海每千元收汇费八十元，重庆汇汉口每千元收汇费三十元，而汉口汇上海每千元汇费仅五元。如此，重庆聚行便改直汇上海为先汇到汉口，再由汉口分行转汇上海的办法，从中每千元汇款可赚取汇差四十五元。
　　　　聚行由于机构多、信息灵、资金由总行统一调拨，因此，汇兑业务做得非常灵活。只需杨粲三几个电报，全行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一买一卖之间，各分支行处只办个收交手续，并不需要垫出资金，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五年间，聚行的汇费收益在全国二十家重要公私银行中，仅次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名列第四名。
　　　　杨粲三的这手绝招，得益于早年当学徒时期。当时，年少的杨粲三常常看见山西票号老板从事这种经营。老板们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常常灵机一动，叫司帐先生站在旁边，用算盘一笔笔计算，看一笔汇款多翻几个码头，可以多赚多少钱。这件事给杨粲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对翻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钻研，使他特别精于此道，并以此取胜于同业。
　　　　“赚平水”，是杨粲三在汇兑业务中赚钱的另一个秘诀。
　　　　由于当时各地使用的银元、银锭成色和重量各有差异，各地汇兑往来时，就要通过换算“补水”（或称平水），才能使价值相等。
　　　　杨粲三抓住“平水”之机，大赚其利润，就叫做“赚平水”。
　　　　聚行赚平水有两种手段：
　　　　一是“赚色”。当聚行与货帮办理汇兑收交时，货帮的每一箩银子进银行之前，都要“哗”的一声将银子倒在地上。银行收银人便蹲在地上，在银堆里三拨两拨，再一敲二敲，便挑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成色不好的银子放在一边。
　　　　交款人两眼紧盯着收银人的手，每剔出一块，就像剜一下他们的心头肉似的，一阵揪心。末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收银人的嘴唇，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恐惧地等待着收银人的“判决”。
　　　　而收银人则面无表情，冷酷地抛出一句话：“这些成色不够，要另外计算！”
　　　　此时，无论交款人怎样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脚质问、大骂，均无济于事。收银人仿佛两耳塞住了棉花，丝毫没听见，也丝毫不让步。最后，还是按收银人的“判决”交款。这种有意抬高收银成色的作法，叫做“饱进”。
　　　　但当聚行付给货帮银子时，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银子，因这是聚行汇兑收交的“规矩”，对方只好收下。这叫“饿出”。
　　　　如此这般“饱进”、“饿出”一番，大笔的钱又赚到了。
　　　　二是“赚秤”。即“大秤进，小秤出”。吊秤时秤抬一点或稍抑一点，轻重差异便很大。
　　　　据统计，聚兴诚银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届决算中，平水纯效益达五十一万多元。但以后革除陋习，盐税停止代收，这项业务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关头”。这是汇兑业务中的一种赌博行为，又称“赌关头”。
　　　　经营汇兑业务者，预测某一关期（如春关、秋关、年关等）甲地与乙地间的汇兑现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涨或下跌，于是，每天市场上都针对这一关期可能出现的涨跌情况，来进行买进或者卖出。期日一到，行盘开出，就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后轧算盈亏。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出口货是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运来的，俗称上货；当地土特产则由重庆沿江而下，运转各地，俗称下货。重庆和上海均为货物往来的集散地，资金调动频繁且数额巨大。
　　　　重庆对省外的贸易以上海为大宗，故汇出汇入款均以申汇占多数；对于其他各地的汇价均以申汇为标准折算，因此，中汇的涨跌对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甚大。
　　　　当然，引起申汇涨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货多、下货少时，中汇趋涨，反之则跌。其他如水位、战争、季节、年关、谣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汇涨跌。
　　　　杨粲三是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每每预测到某关期申汇的涨跌，他便利用聚行资金丰裕、分支机构多、信息灵的优势，以货帮为主要对象，指挥各行号统一动作，放手卖买，做远期（三月）汇兑，常常大获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庆分行经理廖瑞庭预测申汇看跌，杨粲三当即指挥聚行以一千零七十两的汇价一下卖出申汇期汇一百万余两，果然，到期申汇大跌，聚行赚了一大笔钱。
　　　　杨粲三除了以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法赚取汇水外，其他的经营方式也十分灵活，从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一九二一年前后，湘、黔、鄂边界和川东一带上土匪横行，杀人越货不择手段。前往这些地方采购土产的商贩都不敢携带现洋，而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又禁止现洋出川，以至于重庆至宜昌间的汇价暴涨。杨粲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发行了一种可异地支取的不记名的“即期汇票”，大受商贩所欢迎。这种大面额的“即期汇票”最高发行额达十余万两。既方便了商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在聚行内部，杨粲三对各分支行处和各经理实行了目标管理。他亲自下达汇兑指标，并将其业绩作为升降奖惩的主要指标。
　　　　一九二五年，杨粲三派得力学徒李麟阁前往老河口设码头时，他提出通过翻江业务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每千两平均毛利不小于三十两的指标。李麟阁到任后，努力寻找客户，承揽汇兑，不仅做足了汇额，而且每千两的平均毛利竟达到三十六两。杨粲三对此十分高兴，特地发给李一笔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在杨粲三的亲自指挥下，聚行汇兑业务迅速发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为各项收益之冠。所以金融界称杨粲三是“靠汇兑起家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杨粲三和亲信学徒张茂芹一起从宜昌搭轮船回重庆。北洋军阀曹锟的直属旅旅长李彪臣也率部同船西上。
　　　　船在江中缓缓而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杨粲三和张茂芹在甲板上喝茶。邻桌坐的是李彪臣部下几个军官模样的人。
　　　　杨粲三躺在椅子上，闭着双眼。他无心欣赏眼前雄伟壮丽的三峡风光，也无意看一看高耸入云的神女峰。他对这一切都太熟悉了，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已从三峡经过多少次了。他的脑子里被银行的事务装满了。
　　　　他感到，随着银行规模不断扩大，所需营运资金与日俱增，单凭银行的资本和汇兑收入已不敷运转。由于前两年重汇兑轻存款，吸收的存款仅有一百多万，大大低于同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