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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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美）　　王振西主译




第一章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　　
　　

　　无赖，形容词——不忠，不亲，不恭，不受制约或不负责任，离经叛道，具有变态的野蛮或无法预言的意向。——韦氏百科详解辞典　


　　我们本应像座山巅之城，让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约翰·温思罗普总督　


　　本书故意用了一个挑衅性的书名。我得赶紧声明，我无意将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或其他残暴专制的政权等同看待。我一向乐于认为我国是一个山巅之城，尽管有时候阴天比晴天多了一点。然而，令我烦恼并促使我用这个书名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在内，开始看我们如果不是同萨达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样，也一定如韦氏百科详解辞典中所说的是一个“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并且具有不可预言的意向”的国家。果然，今天（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星期一）《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导说，世界上许多人认为乔治·Ｗ·布什总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还大。这并不是关于应该如何处理伊拉克的争论最新发展的结果。请看伦敦《卫报》的报导：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开始像一个最无赖的国家。布什的美国不领导国际社会，而是一心要与国际社会对抗。它不做阳光灿烂的山巅之城而是一个劲儿地发出民族主义的叫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忍着点儿。”这话不是昨天报上写出来的，而是２００１年春天美国拒绝在关于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时说的。　


　　当时我在国外旅行，在一系列旅行中我采访了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现外国正在疏远美国，其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下午３点４５分，当我准备踏上旅途的最后一程时，我听到了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四点钟航班的最后一次广播，于是加快了脚步。这是令人害怕的“红眼”出现以前下午最后一班飞机了。我很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想错过这一航班。于是跑步赶上去，在波音７７７飞机正要关机舱门时挤进了飞机。在旅行中我到了东京、新加坡、雅加达和檀香山等地，参加了一些有关全球化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研讨会，并进行了一些采访。作为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我有时候驻在国外，当从报刊上读到和听到说美国与其长期盟国的隔阂日益加大时，不由得忧心忡忡。　


　　这次旅行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担心。美国的形象在外国人眼里越来越丑恶。在亚洲，如同过去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我听到对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对美国的恐惧，美国既不履行它自己公开声明的主张，又与其他国家闹别扭。最近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宣布中国是“战略对手”，这一切行动引起了人们对新冷战的担心。不仅如此，美国宣传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在许多亚洲人看来并不能对付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金融危机。当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遭到灾难时，美国的资金和银行毫不受损失地逃避了。有的人甚至开始认为全球化就是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我还听到人们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其证据就是美国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和友好国家几乎全都通过的情况下，反对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　


　　在赶回家的路上，我陷入了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批评的深思。现在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将显著促进对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行为问题的思考。就在我坐的飞机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有两个来美国访问的普通人穆罕默德·阿塔和阿布杜勒·阿齐兹·奥马里从波士顿市米尔纳饭店出发，开车前往缅因州波特兰市南部的康福特假日旅馆。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号召对奥萨马·本·拉丹和一个名叫“基地”的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和侦察行动的国家安全指令正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办公桌上，等待总统批准。我于９月１１日凌晨零点３０分左右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后，立即驾车回家。这时阿塔、奥马里和他们的哥儿们还在睡大觉。　


　　大约在上午９点１５分，我抓起了正在响铃的电话，心想这是我的助手索尼亚·哈里森来电话告诉我，她已经为我预约了上午看病的医生。不错，是索尼亚，但她来电话不是因为医生的事。她急促地命令说：“快打开你的电视机”。看到突如其来的惊恐场面之后，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心想我精神错乱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受攻击后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乔治·Ｗ·布什总统被问到：“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问题中的“他们”指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人们所谓的“无赖国家”和布什后来所说的“邪恶轴心”。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却来自不同的更重要和更多的“他们”，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不是对我国的憎恨，而是对我国的热爱。俄罗斯（我们长期的冷战对手）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白宫。他之后紧接着是中国（另一个与美国关系长期不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很快飞往纽约，他是观察“零地带”（即灾难现场）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此后，还有许多人来，当然他们是奉命行事，甚至可能是故作外交姿态。但是，不能否认全球广大人民表达同情的诚意。从伦敦到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都淹没在人们献的鲜花丛中。在巴黎，沿塞纳河悬挂的法国国旗均降了半旗。“世界报”以横贯全版的大字标题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　


　　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攻击都不会引发出如此巨大的感伤情绪。仿佛全世界都像美国人一样感受到了同样的无辜损失。尽管存在我所听到的各种批评，世界人民仍然把美国看作是“山巅之城”，而且所有“眼睛”都望着它，因为它有潜力，如果它愿意，它就能像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能够保证希望战胜畏惧。看来，如果世界人民渴望安全，至少这个国家是安全的，它不怕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兴风作浪的恶人。所以全世界人民愿意与美国人一道哀悼，并下决心不让这种灾难重演。这是对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不幸的慰藉，它为美国及其友好国家消除过去的吹毛求疵、猜疑和不愉快提供了机会，用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圣经上的话说，大家“机缘相投”，步调一致，共同创建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一年半以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伊拉克没有完全履行联合国１４４１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和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该决议要求伊拉克交出证据，并不是要求联合国核查人员走遍伊拉克沙漠去寻找证据。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要求安理会为维护自己的信誉，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与联合国合作，否则其政权将被摧毁。　


　　在鲍威尔发言之后，法国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接着发言，他要求派更多的核查人员，并给他们更长的时间去沙漠中搜寻证据。在一片实际上是空前没有先例的并严格禁止的情感宣泄中，观察员席上为德维尔潘热烈鼓掌。那个周末，全世界有几百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战争和美国，他们打出的横幅标语将美国称为无赖国家。这样一来，出现新开端的机会眼看着付之东流了。美国与别国不是“机缘相投”，而是越来越疏远了，我们被别国怀疑，我们也怀疑别国。我们在与世界闹别扭，也与我们自己闹别扭。　


　　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国与盟国最新的争论是伊拉克问题，但疏远美国的根源则更深远，在萨达姆下台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试图向困惑而受伤害的美国人说明，为什么全世界好像转而反对美国，同时也向外国人说明，他们经常是怎样误解美国的良好动机的。当我冷静地评论美国时，并不打算刺痛它。我在亚洲度过了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可能比布什总统还厌恶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我不是法国社会党人，也不是没有改造的上世纪60年代不吃不喝的美国花孩（嬉皮士的一种，常戴花，象征爱——译者著）。事实上，我是一个不适于写出本书的人。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保守僵硬的共和党人和超爱国主义者的反基督教家庭。中学毕业后上了斯沃思摩尔学院，为对付校园里势力很大的自由派（有人称其为准左倾分子）观念，我加入了学院的保守派俱乐部，后来去日本留学，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做一名外交官。我曾志愿报名去越南工作，但却被派往荷兰，在美国驻海牙的大使馆里任负责维护美国越南政策的官员，我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甚至在其他许多保守派人士停止支持后，我还继续长时间地支持它。接下来我先后在数个跨国公司中工作，以商人身份住在布鲁塞尔和东京，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１９８１年，我参加了里根政府，最后成了商业部长的顾问，在这个岗位上我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与日本签订了数起商务合同，此外还参加了各种其他的国际贸易谈判，期间获得了“贸易之鹰”的美名。后来，我创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或者叫“思想库”，专门研究全球性问题。　


　　正是这些外事工作经验和研究工作使我对我国的前途深为忧虑。有时候，我不相信美国是魔鬼或者如同萨达姆一样的无赖。美国好像是一股“恶浪”，它是一股逆潮流而动的强水流，使水手们惊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坏。美国是个巨大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对待别的国家向来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与冷漠相处这两种手段。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时，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导下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令人不快的行为。我担心在美国和其友好国家之间横亘着的危险鸿沟正在扩大，因为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担心和看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同时又认识不到我们有些行为在蔑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就在现在，我们常常把对美国政策的批评看成是由于忌妒我们的成功和强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缘故。这肯定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全部。也许我们还应当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理解和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的。　


　　在许多主要的担心中首先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将之看作是美国特色的“温和帝国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全球化即美国化问题，无论人们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能源使用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两个相关的问题，各国对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国对外国原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从而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还有，美国对主权、行动自由和军事优势的看法，同样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诚然，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不可忽视，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热点。美国和中国将来互为朋友还是敌人，仍然是个问题。的确，现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来了。冷战结束之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国际关系好像起了变化，老朋友之间关系紧张，而老对手之间相互却发现了以前被掩盖起来的亲和力。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社区的恶霸（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语），还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美国是山巅之城。　


　　２００２年夏秋两季，我再次访问了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地区十四个国家的首都，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上述问题。所到之处我都觉得美国故意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分离开来，疏远其他国家，露骨地维护自己的霸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关系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美国对北约有很多批评，因为它的某些成员国不支持美国改变伊拉克政权的做法。但是５０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北约作为它安全战略的基石。“９·１１”事件后，北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引用了该条约的第５条。该条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所有缔约国应视其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并应支持在必要时所做出的军事反应。这一决定（考虑到目前美国对法德两国的行为不满，记住这一条尤为重要）纵然是一致同意的，但从技术上讲，非政府组织的恐怖行动根据北约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不能算是武装攻击。况且，“9·11”事件后，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不仅提议，而且恳求允许它们派部队参加在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行动。然而五角大楼只同意英国派少量特种部队参加，它对其他国家说：“谢谢，不劳大驾了，没有盟国参加更方便一点，我们还是自己单干好，需要时我们会请你们的。”除了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之外，美国这一单边主义的表现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做法的普遍反对。一位马来西亚的最高领导人告诉我：“照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与全世界为敌。”美国人谈论“志愿者联合”、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战争总是与防止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的明确战略联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吓唬世界人民，迫使他们考虑他们最好还是回到丛林中去，或者永远也不要离开那里。对美利坚帝国——或者中国人称作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惧被“支持我们或者不要介入”的花言巧语闹得更加严重，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鲍威尔的要挟性言论的部分原因。搞掉像萨达姆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无赖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因为人们害怕萨达姆，但更害怕美国。　


　　欧洲的长期领导人、美国坚定的老朋友艾蒂安·达维隆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面强大，它用广泛划定自己国家利益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就吸引别的国家趁机照美国的办法划定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建立全球机制、公理和法律规范方面更是如此。现在美国又全面强大，而世界再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塑，但这次美国没有对任何人说，它打算放弃半个世纪以来所创建的机制，转而去保卫美国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且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借口。另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三边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前世界贸易组织总裁彼德·苏瑟兰在另一次交谈中说：“美国不再支持它曾经大力提倡的多极化了。”另一个欧洲人、前欧盟驻美国大使胡戈·佩曼指出：“在国内，美国有很好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完全没有准头，美国的钟摆可以很快地从这一边倒向那一边，我们这些深受其影响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受其影响。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因为美国的动机通常都是好的，但其行动则经常被说成是愚昧无知、空想或追逐某种利益，它可能对我们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美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嘴上说的是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其真正目的是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以满足它自己的短期利益或者思想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几乎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投资。就拿韩国来说，美国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受了美国许多恩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从北朝鲜和中共手中解放韩国人，美国牺牲了３６０００人，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从多方面为韩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近来，美国把北朝鲜归入邪恶轴心，停止了对北朝鲜承诺的粮食和电力援助，除非北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在保卫韩国。　



　　有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国人知道并感谢美国人为保卫他们所作的牺牲，但是，他们指出，美国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它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保卫美国利益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韩国人还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的好几届残酷的军人政权，践踏韩国人民的权利，华盛顿并没有出面明确地反对。刚刚卸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由于多年遭受折磨和监禁，至今行走困难。不错，美国军队今天仍然面对着非军事区对面的北朝鲜军队，但同样不错的是，美军很欣赏这种帝国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就在汉城市内，那里经常出事。美国兵经常出事故，一会儿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了韩国人，一会儿骚扰韩国妇女或违犯韩国法律，美国人却很少被投入韩国监狱或在韩国法庭受审判。美国和韩国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国兵在执勤时犯法，只有美国当局有权处理。原则上，韩国当局对非执勤军人有制裁权，但实际上这也受到严格限制。　



　　当美国企图破坏北朝鲜的稳定时，韩国人明确指出，他们不希望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南方的“阳光政策”，该政策正努力构筑通向北方的桥梁，以便达到渐变的目的。去年，我拜访韩国的一位顶级外交政策官员时，他求我向华盛顿说明，韩国经受不住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我们不是西德”，他说，“我们不能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吞并北朝鲜”。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同样是时好时坏。尽管通过合作对付“基地”组织——这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亮点，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发展贸易与投资关系，其规模之大以至于我国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美国投资的数百亿美元都流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我们企图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将它作为潜在的威胁，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并声称要在世界上重新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以及中国决心要让它的国旗在台湾（它认为台湾是一个背叛的省）上空高高飘扬。美国人所以要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部分原因是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原因是在对待迅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上有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使美国搞导弹防御部署，故意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十分爱昧。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放后，美国尽管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着亲密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在台湾近年来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声称准备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庞大的售台武器计划，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　



　　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些举措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而不是放心。几乎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１８枚弹道导弹、国防预算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的国家，在当前的任何时候企图或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确对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取代苏联的对手、企图把中国变成妖怪、“把中国压下去”的做法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不是中国用军事基地包围美国或者用间谍飞机经常在美国沿海地区飞行。他们还指出，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在美国工业界和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军事开支会延缓经济的发展。上海一位官员对我说：“我们希望向美国卖东西，而不是攻击它”。其他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在内都指出，主观想象的东西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硬把中国当敌人看，那么它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至于台湾问题，许多亚洲人士都感到震惊的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了三十年“一个中国”政策后，美国改变作为整个美中关系的基础的立场，将会损害该地区的稳定。即使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独立，也不太担心共军入侵。实际上，台湾人正在涌入大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了６００亿美元。仅在上海市就有近５０万台湾人定居。我采访的一些亚洲人惊奇地问道，是不是美国真的需要树立一个敌人。　



　　许多外国领导人还指出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其他缺陷：言行不一，目中无人。他们指出，１９７９年以前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几乎是看不见的，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傀儡政权，美国做出的反应是扇动伊斯兰圣战组织起来反抗，为阿富汗游击队包括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打苏联人。苏联一撤出阿富汗，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