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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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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派人物有意挑起争端以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以色列人能够团结一致为生存而战？或者如以色列一个反战者所问的那样，是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所有的土地，但不要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这一争论牵涉到生存问题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犹太国”的存留问题。这一点美国人不甚明了。在以色列，人们不仅经常可以听到“犹太国”这个词，而且几乎跟听到有人提起许多与伊斯兰教关联的阿拉伯国家一样自然。导致建立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本出发点，毕竟是建立一个犹太人不再受迫害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而且由犹太人控制的。如今，犹太人的控制与以色列本土及被占领土上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色列的国民包括500万犹太人和120万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的繁衍速度要比犹太人的快得多。过去，犹太人人口不足的缺陷通过移民得到了很大弥补。但是，由于冲突持续不断，加上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的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移民人口已经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民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这样的发展趋势会带来一些令人极其苦恼的问题。如果要让以籍阿拉伯人彻底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肯定会淡化犹太国这一概念并提出异议。如果不让他们彻底融入，那就必然意味着实行某种形式的隔离统治，这有损于犹太文明和以色列国的根本价值观。然而，令人感到不妙的是，在以色列，你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迁移”一事，就是把以籍阿拉伯人全都迁出以色列。这种主张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有点像种族清洗。而定居点只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被占领土还有35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繁衍速度也远远超过以色列犹太人的。据估计，到2010年，生活在原来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以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多于犹太人。如果定居点继续存在并且增加，那么，届时已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在“大以色列”的地位会怎样呢？正如一位以色列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如果阿拉法特够高明，他就会放弃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表示巴勒斯坦人愿意成为以色列人，条件是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有选举权。”
正是这样一个前景，促使拉宾总理于1993年把流亡于突尼斯的阿拉法特重找回来，并以他作为主要对话者，开创了奥斯陆和平进程。他认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在稍作变更的1967年边界内只有以小以色列面貌出现才能生存。他需要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和一个能与其共建和平的人。尽管阿拉法特浑身毛病，但他是惟一可能的人选。
这就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即便是在小以色列，以籍阿拉伯人的地位问题和以色列究竟是一个犹太教国家还是一个非宗教国家的问题仍很棘手。列夫·格林伯格说：“用任何一个标准衡量，以色列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辞。对于犹太公民来说，以色列是周围地区最为喧闹最富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见到的那样，一些以色列人认为，与巴方达成协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太多了”。但是，以籍阿拉伯人显然是二等公民，这也是事实。雷茜克是一名给人印象不错的以籍阿拉伯妇女，来自雅法，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和英语说得都很流利，在一个维护以籍阿拉伯人权益的机构工作。她指出，阿拉伯人社区的学校、公共事业和道路维修部门，与犹太人社区的相比，资金明显不足。她还说，对阿拉伯人购置土地和开办企业都有严格的限制；学校的教科书只反映以色列人的历史观；阿拉伯人不是征兵对象，而且也不鼓励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军队。尽管造成后面这一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而且也可以理解，但是在以色列，有服役的经历是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这种二等公民地位的情况竟发展到出现这种事的地步：在2003年初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两名以籍阿拉伯人议员一开始竟被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参加连任选举。最高法院后来虽撤销了这个决定，但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尼西姆·卡尔德龙所说的犹太国理念和民主之间的矛盾。
西岸地区
不到约旦河西岸地区，你根本感受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阿拉法特主席可以见你，但你必须在下午5点赶到拉马拉检查站。”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问题有多复杂。拉马拉实际上地处耶路撒冷郊区，在正常情况下，赶到那儿不会超过半小时。
但是，西岸地区的一切都不正常。这一地区实际上已被以色列占领达35年。出于保护越来越多的定居者的需要，以色列人绕过各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区域，不可思议地建立了一个由多条特别通道构成的交通网，绵延400公里，供定居者和以色列军方的车辆快速安全地通行。不过，这个网络中的许多道路不是被阻断，就是要绕好长的弯。到处都是军事检查站，动辄要求车辆行人停止行进。由于上述原因，我勉勉强强地按时与我的几个向导见上了面，其中有伯利恒市市长，市长的兄弟以及尚未赴任的巴勒斯坦驻美大使。在由卡车、自行车、毛驴以及行人构成的长长队伍中，我们缓慢地向检查站挪动。以色列的士兵都是些小伙子，年龄大约在18岁至25岁之间。他们很有礼貌，而且细致周到，但我不难感觉到我的几名陪同有羞辱感。他们都是成熟而有经验的官员，却在自己的家园里被一帮毛孩子盘来问去。
一过检查站，我便发现坦克给城市街道带来了什么后果——路面变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阿拉法特设在木卡塔的总部大楼一部分已被推土机推倒。通往大楼的道路车辙深陷，坑洼密布，我们乘坐的汽车也只好颠颠簸簸，东倒西歪。几天前，沙龙盛怒之下派出他的坦克和推土机又一次挤逼阿拉法特。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了以军对已塌垮的大楼建立的坦克包围圈，然后停放好汽车，穿过铁丝网和沙袋进入楼内。
阿拉法特个子不高，七十七岁，患有帕金森氏症，显得苍老。很难想象他就是令以色列人害怕的根源。但他的思维依然敏捷，当天我们主要讨论了美国人最近一次冒犯，即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议案，该法案令总统把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那天早晨，以色列媒体兴奋得近乎病态地报导了这件事。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美国迁馆就会使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合法化，使得巴勒斯坦人收复失地的希望更加渺茫。我向他解释说，事情的前前后后只是美国人政治上的一次动作。该议案留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如果总统认为迁馆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可以不遵从这一指令，而他肯定会丝毫不差地这么认为的。通过议案只是国会耍的一个手段，既迎合了国会中亲以势力，又不必冒正式实施动议的风险。美国政治把戏的确玩得很高明，可你很难向一位满腹狐疑的外国听众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
阿拉法特竭力想说明他既没有下令，也没有授意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色列军队几乎摧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所有警察局和政府机关，还关闭了巴勒斯坦人的大学，甚至拿走了计算机的硬盘驱动器。谈论这些情况时，他说他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指挥任何事情。他说：“布什要求我们实行改革，举行选举。但是，如果我们连一个电话都打不了，我们怎么能够举行选举呢？”他认为自杀性爆炸是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实施的，这两个组织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竞争，争取获得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他同时指出，以色列对他本人的攻击越猛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破坏越严重，哈马斯的力量就越壮大。他还否认是他拒绝接受克林顿的主张和塔巴和平计划的内容。相反，他说，是巴拉克在承认自己无法让以色列民众接受和平计划之后离开塔巴谈判桌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大选中，他输给了沙龙。）我们会本能地怀疑像阿拉法特这样的脱难老手，但他的一番评论还是很吸引人的。他说，他欢迎由美国或者由美军和国际部队保护下的国际机构实施的解决方案。他这一说法和一些以色列人的评论不谋而合。他们对我说，惟一的希望是美国人强行干预，解决问题。
萨阿卜·埃雷卡特是巴勒斯坦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旧金山生活了八年，参加过戴维营、塔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所有谈判。他也是杰里科市的市长。我准备第二天下午在杰里科拜会他。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名以籍阿拉伯人，第二天他带我来到杰里科检查站，但以军不允许他送我进城。我只好下车，步行穿过检查站，换乘杰里科市内的一辆出租车来到埃雷卡特的办公室。
我立刻问埃雷卡特，为什么无法阻止自杀性爆炸和恐怖袭击，同时，我也提到作为一个了解美国的人，他肯定了解每一次袭击对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力度的破坏是何等严重。他的回答着实令人不安。他说他心里当然明白。“但是，克莱德，你听我说，在杰里科，应该说我是有点权力的，但是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快成一副空架子了。杰里科市真正的头儿是检查站值勤的阿龙中尉。是他在决定谁能进城，谁能出城；老太太是否可以去医院看病；燃油是否可以运进城来。而且不止是阿龙中尉在挖我的墙脚，那边那些人”他朝清真寺一指，“也在架空我。他们跟巴勒斯坦民众讲，埃雷卡特给你们办不了任何事，只有真主能够帮助你们。我给你说说恐怖袭击吧。西岸地区的生活如同地狱。大部分地区的失业率近80％。有一半人住在草棚里，每天靠两个美元生活，而且还得在检查站等候，让以色列人优先通过。以色列人抱怨自杀性爆炸，我也认为它们不人道，但是，现在被杀死的更多的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每次沙龙下令实施报复和组织暗杀，就使得更多的人转而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他在学校经常受到骚扰和辱骂，因为我这个做父亲的被看作是一个亲美的软蛋。我只能每天晚上祈祷他不会变成一个自杀性爆炸分子，用年轻人的狂热捍卫家族的荣誉。在沙龙把我们的整个基础设施都夷为平地后，我们还能够阻止什么呢？布什是不是在开玩笑？”
至于戴维营谈判，埃雷卡特强调，他和阿拉法特都曾恳求克林顿在会谈开始前能给他们点时间做准备，但是毫无作用。当时，克林顿的总统任期还有六个月，巴拉克只希望利用谈判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巩固其日益动摇的地位。埃雷卡特强调指出，恰恰是巴方一直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建议。例如，巴方曾建议以方把境内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土地给巴勒斯坦，作为交换，以方可以把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些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入以色列本土。他还强调说，巴勒斯坦知道以色列不会同意巴勒斯坦难民大规模回归，所以建议采取自主选择回归的办法，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可以向人民交待，巴方已经对这个感情性很强的问题作了处理，另外也可以避免回归的巴勒斯坦难民洪水般地涌入以色列。最后，尽管他承认由于没能就克林顿的提议达成一致意见，结果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他又坚持说在塔巴会谈时，双方意见很快就要达成一致了，只是因为巴拉克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必败无疑才以失败告终。他坚决否认是阿拉法特下令发动了第二次暴动。他说，戴维营会议失败后，得知沙龙想到圣殿山上走一走，阿拉法特就明白此举必然引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感。为此，他赶赴巴拉克家，恳求他出面加以阻止。至于会出什么事，他说他无法控制。除此以外，埃雷卡特还指出，沙龙步行圣殿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游行后，首先遭到枪杀的是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士兵干的。在暴动的前几个月里，死者几乎都是巴勒斯坦青年。
要想彻底弄清巴勒斯坦问题，从几个角度去仔细观察很重要。首先，外界观察家证实了埃里卡特所描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还进一步佐证了他的观点。以色列最重要的报纸《国土报》报道说，超过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学生已经辍学，而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也报告说，巴勒斯坦的各种经济损失价值达40亿美元，而1999年巴勒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才35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损失似乎是由以色列军队造成的。他们摧毁了那些靠近定居点公路并可能用来藏匿巴勒斯坦袭击者的果园和建筑。联合国还报告说，巴勒斯坦医院的就医人数以及按照医疗操作规程进行诊疗的情况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大约为30％到70％。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对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实行的宵禁和限制行动自由所造成的。简言之，巴勒斯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以色列相比更加糟糕。
其次，如果说在被占领土上巴以之间的互斗在最好时也让人心烦的话，那么，犹太人定居者只接受以色列法庭的司法裁决，再加上以色列军队出于安全目的随意征用土地，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现，如果那些越来越激进的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给巴勒斯坦人造成损失，巴勒斯坦人很少能指望以色列法庭会做出给巴勒斯坦人赔偿的裁决。如果是以色列军队所为，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希望。那里的情况是如此的糟糕，以致于以色列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个由拒绝到被占领土服役的士兵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戴维·宗西因说：“你站在检查站，看到以色列定居者畅通无阻，而阿拉伯人则不行，这时你会想起南非。”以色列前谈判代表乌里·萨维尔的一席话更具震撼力。在描述奥斯陆预备会谈期间他的惊奇发现时，他写道：一个巴勒斯坦人“不能盖房，不能上班，不能上学，不能买地，不能种庄稼，不能做买卖，晚上不能散步，没有我们发放的许可证，也不能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探家。”在“文明占领”的幌子下，他以前一直没能看到这一切。
最后一点是，巴勒斯坦政治局势十分复杂。由于阿拉法特已逐渐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象征，同时也由于沙龙这么说他，世界上许多人都把它当成独裁者，以为他完全掌控着巴勒斯坦的所有运动。这一点其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根据奥斯陆和平协议设立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将由以色列逐步归还的地区。他还主持巴勒斯坦议会。按特拉维夫大学尼西姆·卡尔德龙的描述，该议会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民主的。但是，阿拉法特至少面临着三个有力的挑战者。第一个是“哈马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组织开始创建时得到了以色列那些希望削弱阿拉法特的官员的支持。哈马斯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但也许不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与国际上的穆斯林组织有联系，而这些组织又管理着大型的慈善机构且经费充足，所以在以色列的哈马斯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慈善事业，向穷人提供食物、药品和其它帮助；另一个负责军事，专门从事自杀性爆炸。“伊斯兰圣战者”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松散的组织，但同样信奉激进的伊斯兰哲学，同样采取恐怖手段。“赫兹布拉”也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成立于黎巴嫩，与伊朗有联系，活动方式与哈马斯雷同，也有军事和慈善两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对和平以及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创建巴勒斯坦国毫无兴趣。他们主张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彻底。这一点跟那些支持建立“大以色列国”的以色列鹰派人物一模一样。
以色列人和许多美国人常常讲，阿拉法特同样想什么都要。虽然，有一段时间，阿拉法特的确这么想过，但是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不管阿拉法特当时多么不愿意，在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他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存在这一事实，并寻求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对他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与以色列的斗争实际上就成了土地之争，而不是生存之争。正如巴勒斯坦负责民意调查的哈立德·希卡基所指出的，阿拉法特连一寸土地都没收回，导致了巴勒斯坦青年近卫军的诞生，而且其势力与日俱增，对这位老资格的巴解领导人形成了挑战。这一代人不一定要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他们越来越坚信一点：只有当代价高得让以色列人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沙龙和布什共同采取的旨在削弱阿拉法特并阻挠他实现巴勒斯坦的合法目标的行动，反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大大增强了哈马斯和其它所有挑战者的力量。沙龙明知故为，继续挤压阿拉法特，这又使所有巴勒斯坦人和许多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想把巴以之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之战。其用意在于团结以色列人，打一场战争，把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去，最终实现《圣经》中以色列国的版图。该地区有许多人都担心，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会为沙龙吞并西岸并肃清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掩护。
遥遥无期的和平
目前冲突的根源还在于19世纪末。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如特奥多尔·赫茨尔、莱奥·平斯克尔和摩西·赫斯都坚信，避免犹太人遭屠杀和受歧视的惟一办法是在环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古老家园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从1878年开始，他们便安排欧洲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无视那些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的存在，天真地提出了“无人生活的土地应归无土地生活的人”的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磨擦很快便出现了，因为人们很快便看出新来的这些人无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相反还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单独的大不相同的社会。犹太殖民研究会会长哈伊姆·毛尔高利特·卡利瓦里斯基说，他很同情阿拉伯人的遭遇。二十五年来，驱逐他们的行动并不容易，但犹太公众一定要这样做。犹太哲学家和作家阿哈德·哈姆曾预言说：“对待当地人我们必须有爱心，要尊重但是，我们的同胞在以色列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恰恰相反。他们用敌意和残暴对待阿拉伯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生活伤害了当地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有了新的重要变化。英国外交大臣鲍尔弗勋爵在努力争取犹太人支持欧洲和美国的同盟事业时，发表了《鲍尔弗宣言》。他说，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还补充道：“犹太复国主义是好是坏暂且不论，但总比那些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种种欲望和偏见重要得多。”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的观点。当时，他正努力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致阿拉伯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麦克马洪承诺，如果他们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省份内的阿拉伯人即可独立。他还委派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去帮助组织起义。
这些相互矛盾的承诺在凡尔赛和会上撞了车。威尔逊总统尽管一直致力于民族自决，还是指出，“未开化的民族”需要国际联盟托管机构的“指导”。此时的英国早已把劳伦斯和阿拉伯人起义忘得一干二净，极力主张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威尔逊总统的金…克莱恩委员会被派去调查当地民众的情绪，发现在基督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坚决反对犹太复国计划，并表达了愿意由美国人托管的愿望。这个主意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由于他们已预感到美国人会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结果阿拉伯人必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更愿接受英国人托管和《鲍尔弗宣言》。（这件事使图姆·塞格夫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违背了民主原则。”）威尔逊对此表示同意，结果就由英国负责托管巴勒斯坦了。
但是，英国人的这段时光过得并不愉快。由于大量犹太移民从欧洲涌入，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越发紧张，结果导致频频暴乱。最后，英国人试图限制移民，但这又引发了与犹太复国组织的冲突。二战时这些问题都在混乱中消失了。但在二战结束后，数百万大屠杀的幸存者转而奔向巴勒斯坦。由于担心出现大规模的反客为主，阿拉伯人反对再增加犹太移民，而英国人也再一次强行实行限制。这时，一直与阿拉伯人为敌的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伊尔根”开始把枪弹对准英国人。英国人则把“托管权”奉还给联合国，于1948年撤走了。联合国（当时共有56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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