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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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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周结束时,6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5名以色列人遇害,好几个国际组织纷纷抱怨以色列军队滥用武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军队越来越受到右翼分子的控制,越来越忠于沙龙。他们为了引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暴动,故意滥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终止和谈,以色列的军队也就可以大举返回被占领土了。
不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我的想法是,既不要粉饰巴勒斯坦人,也不要为他们开脱在戴维营和谈失败以及暴力升级问题上的责任。两年来,这种暴力冲突已经毁掉了这一地区。我认为,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也同意,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期间铸成了大错,因为他没有能够做出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意的反应。但是,和谈失败和暴力升级的责任不能只归到阿拉法特一个人的头上,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消灭以色列的事业。
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真正之所在:尽管一般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却是根据这些看法制定出来的。到头来,我们的行为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更加众叛亲离,而美国恰恰正处在需要几个朋友的节骨眼上。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一名高级官员是这样对我解释巴以局势的:“以色列的历届政府始终是联合政府。这就变得激进党派的权力与地位不相称,并使得以色列受到定居者和主张‘大以色列’者的挟制。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犹太国,他们希望得到土地的愿望与建国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搞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或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强行干预,也可以把北约拉上一块干。但是由于美国的以色列…基督教院外活动集团百分之两千地支持以色列并控制着国会,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只想补充说,只要院外活动集团、国会以及白宫继续执迷不悟,美国人就得继续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扔到以色列人扩建定居点的工地上。这一政策只会充当暴力事件的“催化剂”,导致残酷的报复,后者反过来又会使世人对美国更加鄙视,而各方热切盼望的和平浪潮只会渐渐退去。
台湾
由于台湾问题牵涉到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1972年“对华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一直是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共产党政治。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一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的理想之地,仅美国公司就投资了近400亿美元。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也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时也是重要的对美投资国。除了实行资本主义以外,中国还大规模地开放了它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尽管中国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都大大地增加了。
乍看起来,美中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能够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那就是美国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干涉。
对中国人而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一个肃清半殖民统治残余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束中国内战的问题。在大陆,内战已于1949年结束。中国人把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外国干涉均视为一种对中国内政难以接受的干涉。如果我们在此打一个比方,尽管有点夸张,但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女儿在毛伊岛有一栋房子。毛伊岛俯瞰着毛伊海峡和无人生活的卡胡拉威岛。近年来,原先生活在这些岛上的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后裔掀起了一场夏威夷独立运动。设想一下,如果夏威夷独立分子占领卡胡拉威岛并宣布成立新的夏威夷独立王国,情况会怎样?毫无疑问,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军会被派去镇压起义。现在假定中国人要派海军到毛伊海峡巡逻,以保护新成立的夏威夷王国不受伤害,那又将如何?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的确发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每个美国人会多么愤慨。
2002年春天我在中国旅行时,所目睹的正是这种愤慨。每次与中国人交谈,人们如果开头不问美国人为何干涉台湾问题,结束时也一定会问。他们问,为什么美国想在一个纯属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上冒战争风险。究竟是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惹中国人生气的原因。
2001年4月24日,美国宣布大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4艘驱逐舰,12架反潜直升机,以及多达8艘的既能发射鱼雷也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价值达40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向台湾出售公认的进攻性武器。美台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美国将扩大台军学习使用先进武器系统的培训规模。此事宣布前数小时,中国驻美大使在午餐会上还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美国继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侵犯了中国主权,也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壮了胆。”这次对台湾出售武器,对台湾(尤其是那些鼓吹台独的人)和台湾在美国的说客(包括密西西比州——所售舰只将在该州建造——民主党参议员特伦特·洛特和几个得到台湾大量好处的美国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来说都是大胜利。克林顿奉行与中国保持密切接触的政策时,这些说客曾经对克林顿推迟他们的对台出售武器建议感到心灰意冷。
更令人吃惊的是布什总统第二天所发表的评论。他说“美国将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即便是需要动用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帮助台湾自卫”。尽管中国将此称为“公开的挑衅”,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台湾军方的高级将领又对美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访问,“非正式地”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美军对台军的训练以及与台军协调的规模也得以扩大。
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激怒北京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完全违背了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的精神实质,而且很可能也违背了《公报》的条文。该公报是指导美中关系的三个关键性文件之一。在该文件中,美国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还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是美国首次违反该协议。1992年,当美国总统选举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老布什总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此种战斗机性能比中国大陆所拥有的任何型号的战斗机都优越),显然是为了巩固其在得克萨斯的政治基础,因为得克萨斯是飞机的生产地,同时也是为了拍那些反华的右翼共和党人的马屁。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最近已被改称为台湾院外活动集团。为了理解此中的一切,我们得稍稍了解一点历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的首选之地。“拯救”中国,在传教士们看来,就好比商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为点亮中国的每盏灯而提供煤油。我还记得小时候不时去拜访我所去的教堂资助的赴中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中包括亨利·B·卢斯的父母。卢斯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兼编辑,被西奥多·怀特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怀特还指出:“在卢斯看来,耶稣的意志和美国的意志是以一种最为简单、毫不复杂的方式结为一体的,而这两者的意志欣然接受了中国人。”它所欣然接受的中国人中有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1937年,《时代》杂志评选他们为“年度风云人物”。蒋介石是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曾设法松散地控制了中国各地的军阀,并开始统一中国。除了他以前的盟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顽强抵抗外,其统一大业还算取得了一定成绩。蒋夫人,即宋美龄,是宋耀如的女儿。宋耀如当时是中国最富的人之一,他通过出版《圣经》发了财。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还说服蒋委员长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临近时,领导中国的正是此二人。卢斯和传教士们也都站在他们一边。《世界传教士评论》说:“中国现在拥有了历史上最开明、最爱国、最能干的统治者。”
作为中…缅…印战场的美军总指挥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跟蒋介石及其夫人打过交道后,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看法。史迪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由于他发表意见时直来直去,因此被称为“刻薄的美国佬”。比起对日作战来,蒋介石更感兴趣的似乎是节约战争资源,准备和毛的共产党最后摊牌。由于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已经多年,史迪威精辟地描述了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结盟的对象是一个愚昧、无知、迷信的土包子。”史迪威发现了共产党人的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积极抗日;同时他也看到,由于蒋介石的将军们贪污,士兵吃不上饭,领不到饷;在军事部署上,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对付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的。史迪威为改革贪污贿赂盛行的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奋力斗争,并要求拥有一定的指挥权。这样,他就可以和共产党一道把一支真正的中国军队投入战场,去抗击日本人。正因为如此,蒋夫人才利用她的个人魅力和故友新朋以及卢斯手下是非不辨的报刊,革了史迪威的职。怀特的总结非常到位:“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是个完全不能执政的政府。他〔蒋〕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人民也毫无用处,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如果当初史迪威能够自主行事的话,共产党没准也不会赢得江山。即便赢得了,也是以我们盟友的身份赢得的,至少不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但是史迪威并未能自主行事。日本人投降之后,由于国共再次反目,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的共产党之间爆发了内战。尽管蒋介石有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但他根本不是毛的对手。共产党的军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轻松地横扫国民党军队,缴获了美国提供给它的所有武器,并用它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美国人活活成了给共产党提供武器的人,而国民党则扮演了送货郎的角色。怀特把这个腐败的制度和受美国支持的政权描述为“坦慕尼协会坦曼尼协会——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由于好施小惠,贿赂敌对政治派别的领导人,致使“坦曼尼协会”一名成了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者注的腐败和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又译宗教法庭,它是天主教教庭的司法机关,用以镇压异端以及炼丹术、巫术和魔法。——译者注的残暴”的结合体。但是卢斯的《时代》杂志不愿登载这种坏消息,因为“它摧毁了他的世界观”。
卢斯并不是惟一一个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就在怀特寄出《时代》杂志不愿发表的文稿时,美国外事部门的一群中国问题专家,其中包括约翰·谢伟思,正向华盛顿报告内容类似但美国官员不愿了解的情况。结果,怀特辞职离开了《时代》杂志社,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蒋介石带着中国的金条逃往台湾岛。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和他夫人仍然深受卢斯的喜爱;由于参议员乔·麦卡锡和一些保守的左翼分子指责约翰·谢伟思和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给丢了”,谢伟思因此被解职。
一踏上台湾岛,蒋介石便下令处决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建立了国民党独裁统治;台湾因此被迫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军事管制。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府仍然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还说他要反攻并重新夺回大陆。许多国家很快便认识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毛的共产党政权已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纷纷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不在其内。它还沉浸在以为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这一幻想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实行对华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造成这种幻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朝鲜战争。1949年,蒋介石一飞到台湾,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宣称,福摩萨(即台湾)不在美国的环形防御带内。如果情况继续如此的话,共产党无疑会较快地占领台湾岛,结束内战。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被派往台湾海峡巡逻。在后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时代》杂志、一些宗教组织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如参议员沃尔特·乔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腊斯克,均使美国民众相信,蒋介石在台湾的腐败独裁统治是自由和民主的胜利。
尼克松所需要的技巧是,在实现与北京修好目标的同时,如何放弃蒋介石但又不让美国人看上去似乎要终止对台湾长达二三十年的支持。通过“创造性的举棋不定”和在措辞上耍点花招,尼克松做到了这一点。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蒋介石仍然幻想自己的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自己很快将反攻并控制大陆。在《公报》中,中国申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坚决反对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因为蒋介石也持同样观点,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所以美国宣布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表述很聪明但略显诡诈。不过,接下来的内容确实让美国人承担起了义务。《公报》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不过,“最终”可能意味从此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和与台湾的军事往来一如往常,丝毫不减,而且美国一直把美国驻华大使派往台湾。
1979年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后,中美才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交时,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同意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废除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出所有的美军。武器出售问题遗留了下来,没有得到解决。看上去似乎要把时任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的省长似的。但是,蒋夫人及其继子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支持者。尽管台湾实行了三十年的新闻审查和军事管制,但是他们仍然把蒋夫人及其继子刻画成争取自由斗争的胜利者。
他们在美国国会中也有朋友。卡特政府草拟了一个法案,本打算处理一下美国将对台北的外交承认转为北京所涉及到的无数法律细节问题。这个本来很平常的法律文件被由两党亲台议员组成的小组变成了《1979年对台关系法》。该小组由我们的老朋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共同领导。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向台湾出售足够用于自卫(不论这究竟是指多少)的武器问题,同时美国承诺反对任何对台湾动武和施压的行为。这个法案还导致美国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半官方的使馆——美国在台协会。该组织是一个成立于华盛顿特区的民间组织,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成员由国务卿任命。
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美国人违背了自己刚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所做出的承诺。事实上,中国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要求美国予以澄清,这就导致了1982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台湾的对面集结了一支导弹部队,1996年演习时示威性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威胁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要开战。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是,美国人的保证使得台湾政权得以拒绝参加关于采取香港模式实现统一的认真讨论。他们的行为有时也因此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辩论者常常引用他们所打的类似于我那个“毛伊独立王国”的比方,他们常常问:如果中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派部队去支持南部邦联,美国会作何感想呢?
不过,我们所幸不必回答这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半个盟友的作用消失了。这一点,再加上台湾终于建立了民主政权,致使美国保守派中出现了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动向。不过这一问题虽然讨论过多次,但是尚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台商已纷纷把工厂迁往大陆。一开始,台湾政权极力限制这种投资和尖端技术的外流,但是这有点像要求潮水不退那样异想天开。台资企业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大约50万台湾人目前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因此,布什也许会发现,就在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台湾时,最后一名台湾人已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乘船去了大陆。事实上,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1949年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首架商务包机本周(2003年1月26日)已经启航。因此,最后的那位台湾人连船也不必再坐,坐飞机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坐头等舱。
以色列和台湾问题的教训
在对以和对台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容许那些极端自利的团体歪曲它对现实的看法,故意不看相反的证据,这样实际上是在继续大肆自残,同时不必要地引起了别人对它的深仇大恨。由于实行三权分立,我们的政府体制促使一些工于心计的少数人争夺关键职位。这些人有时会受到一些与美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外国势力的严重影响。一个来自人口不足百万的州的参议员,如果在关键时刻担当主席一职,就可以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强盛的国力使得我们长期以来不能面对现实,因此,强盛的国力不仅能够给别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新闻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报导越南的实际情况。现在新闻界仍然没有全面报导以色列、巴勒斯坦、台湾地区以及其它许多关键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经常被自己先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不敢向观众和读者们的偏见发起挑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问题还是出在观众和读者这一边。他们对别的国家的关心常常是有选择的,暂时的,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偏见。美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这些思想要么就是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要么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为美国人鸣冤叫屈的。古巴的问题我就别说了。
第九章 朋友与敌人
自由经济没能解决所有问题
1989年11月9日,当我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看到东、西柏林的德国人从柏林墙顶上噗噗地开启香槟酒瓶塞时,心情与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样,既高兴又怀疑。许久以来,一直作为专制与分裂象征的柏林墙,现在突然成了自由与希望胜利的标志。四十年的冷战,我们这代人一生不幸的背景,并非在大决战中结束,而是在自由人民的笑声和歌声中划上了句号。对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一直领导着这场斗争的美国,以及对西方人的观念和价值观来说,这都是个伟大的时刻。
这刚是个开头。1991年3月2日,伊拉克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出的结束海湾战争的条款,似乎永远结束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对邻国的威胁。1991年7月,华约解体。1991年圣诞节时,罗纳德·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庞大而坚不可摧的苏联崩溃了。过去一直是20世纪特点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后以民主资本主义为惟一幸存者而告终了。弗郎西斯·福山称其为“历史的终结”,而且似乎很快就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一度荒芜的土壤里破土而出,中国则实行了一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中国对资本主义的独特称谓。甚至连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情绪也似乎好了起来,开始了后来所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另外,受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繁荣期的带动,世界经济发展腾飞了。美国独特的资本主义模式终于得到推广,成了全世界不可避免地终将据此融为一体的准则。
美国似乎没有敌人。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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