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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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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终将据此融为一体的准则。
美国似乎没有敌人。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不管是在伦敦、巴黎、利雅得、莫斯科、北京、汉城、雅加达、开罗、墨西哥城，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希望的时刻，很像1946至1948年间的情形，当时美国同样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开始为多边合作的新秩序打造基础，结果却因冷战的爆发而使这一努力夭折。这一时刻比过去那一时刻甚至更好，因为早期建立起来的体制和观念已经取胜，现在甚至连威胁发动一场新冲突的潜在对手都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艾奇逊及战后早期的领袖们都想方设法要在一种世界新秩序创建时“在场”，并想在其创建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的领袖们却认为，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梦想。他们只须遵循罗纳德·里根的忠告，“奋力贯彻始终”即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代表了政治上的一种终结形态，因为它“可以给予人们历史上一直在寻求的自我价值。”一个由观念一致的自由民主政体所组成的世界不会有多少发动战争的积极性，因为人人都知道，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他们宁愿通过贸易致富。一个由这样一些民主政体所组成的世界，将建立一种稳定的和平秩序。因此，美国应优先促进民主区域的拓展。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从令人陶醉的“全球化”这个词中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一富有魅力的方法十分令人注目，各国为了致富都心甘情愿地实行严格的共同规则（汤姆·弗里德曼的“金紧身衣”）。全球化将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更为民主；而且随着各国更加富有，更为民主，它们将变得更加现代化，因而会更加致力于和平、稳定以及合法的幸福追求。这是个美丽的梦想，它的最佳之处在于不需要任何人在任何形式的“创造”时“在场”。
美国的领导人刚刚赢得了这场战争，对和平就开始管理不善了。他们继续沿用过去的作法，好像冷战及20世纪尚未结束似的。尽管美国的国防开支的确减少了，至少是短暂的，但相对来说却上升了，因为过去的苏联以及其它国家的国防开支都在逐渐减少。旧的联盟结构依然维持原状，韩国、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欧洲，依然是美国的附属国并受美国的保护。海外义务和基地甚至还有所扩大，尤其是在波斯湾建起了前面提到过的沙特阿拉伯大型空军基地之后。但是，非军事性对外行动却继续受到忽视。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数目在继续上升，而美国用于援助及海外外交机构的预算款项却在下降。美国仍在咄咄逼人地进行有关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通过这些谈判，基于过去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然而，美国领导人丝毫没有考虑根本的基础结构及新近参与和新近开发的市场的状况。“华盛顿意见一致”这一政策哲学教导人们说，自由贸易会自动解决所有那些问题。
其它重大发展同样没有受到重视。击败苏联后，美国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其后继国由共产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民主体制与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对于疏于严密保护的危险材料储备库也没有采取什么保安措施。由于盲目认为核俱乐部可以局限于少数成员国，当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几声巨响宣布拥有了核俱乐部成员资格时，美国及其盟国着实震惊不小。尽管全球化刺激了某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均衡，以及会造成贫富之间更大差距这一趋势却被忽略了。同样受到忽略的事实是：全球化使贫富差距更为明显，并且迫使不同信仰和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以致威胁到了他们各自的特性。冷战的结束，欧盟及其新货币欧元的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可是，这一发展也没有为美国所认识。同样被熟视无睹的情况还有：美国的毒品泛滥及政策对拉丁美洲的腐蚀作用；伊斯兰教徒感觉失去了尊严而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前后不一致的日本政策、韩国新的民主政体以及中国重新崛起的意义。艾滋病的迅速传播以及流行更为广泛的疟疾及肺结核病，均被视为遥远未来的问题。同样不受重视的还有以下预告：到2025年，世界人口的1/3将会缺乏洁净的饮用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及洪水将使埃及和巴基斯坦这类地区的小麦产量减少20％到50％。当然，提及这些事情有些太鲁莽，而且会干扰来自华尔街的更为重要的消息。
结果是，20世纪虽然在1991年的圣诞节可能已告一段落，但21世纪实际上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真正开始。在这一天，对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清楚地表明，历史仍在进行之中，全球化不一定就是有魔力的灵丹妙药。这次袭击触发了影响深远的全球关系的转变，美国的一些老朋友看起来更像是对手，而一些老对手却更像是盟友。
欧洲
这些转变在欧洲最明显不过了。长期以来，美国与欧洲一直保持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尽管美国诞生于对英国及欧洲很多东西的反叛之中，但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表述的观点都源自欧洲人的思想。正因为建立在民主、人权及反抗压迫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才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与欧洲的联盟造就了几个关键的全球性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正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相互作用，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启动。美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八百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的总和。美国在欧洲所设公司的产值约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欧洲在美国的投资额也大致相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万亿美元，欧洲为9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几乎占全球经济的60％。正如前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现任英国石油公司总裁的彼得·萨瑟兰对我所言：“我们这个联盟的成功与否，对全球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
萨瑟兰说的一点不错。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美欧联盟之间日益增多的麻烦现状令人十分担忧。虽然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仍对美国持肯定态度，但是比例却低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地区，而且该比例还在下降。在2003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春季的比尔德堡会议，以及2002年春天的跨大西洋政策网络会议上，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工商业、政府、媒体及学术界的高级领导人注意到，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9·11”之后，美国请求北约宣布在阿富汗参战，在得到北约响应后，却又拒绝欧洲盟国实际提供帮助，理由是欧洲人只会拖延战事。此举不仅伤害了欧洲人的自尊心，而且对联盟的使命提出了质疑。当美国急欲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寻求军事解决时，欧洲则坚持认为，应该遵守联合国决议，对伊拉克承诺的武器销毁工作进行核查。实际上，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发誓，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美国新的预防性和先发制人的战争原则，在比我们更熟谙战争的欧洲敲响了警钟。当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公约以及其它条约时，欧洲则继续前进，以使这些条约在没有美国签署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效。另外，诸如变基因食品之类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贸易纠纷，亦如雨后春芛般地显现出来了。
此外，辩论这些问题的口气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了。美国的老欧洲朋友感到失望，并有些叛逆表现。欧盟前任专员艾蒂安·达维农对我说，“美国正在将北约改变成一个志愿者联盟。”《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说，“美国过去有个很好的优点，以世界的利益为美国的利益。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弃了。如今的美国令人恐惧，因为它不受约束。左翼人士一向认为美国是个无赖国家，现在连中间人士也这么认为了。”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美国似乎已经背弃了支撑着全球机制的价值观，而且用沃尔夫的话说，它选择了“有势就有理”的价值观。在美国方面，国防部副部长杜格·菲斯把美国对北约的政策称作是“让这个怪物继续活下去”的政策，而白宫的一位官员则称欧洲人是“共安乐而不共患难的朋友”。罗伯特·卡根2000年在他所著的那本倍受关注的《论天堂与强权》一书中称，“欧洲来自金星，美国源于火星。”他还认为，欧洲在军事上的虚弱，往往会使它对美国采取绥靖和牵制的策略。在美国，欧洲的形象正逐渐变得不仅是对美国姑息迁就，而且是反民主、反市场，闭关自守，一副机会主义的模样，不愿在国防上花钱，却又嫉妒和憎恨美国的实力和成功。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和失望之下，隐藏着的是有关价值观、动因及模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法国专栏作家多米尼克·穆瓦西在《外交》季刊上评论道，“20世纪70年代的反美，是对美国以往所作所为的反应；今天的反美，则是对美国本性的回答。”一些美国评论家，如《国民评论》的约翰·奥沙利文，发出警告说，欧盟正在朝着成为美国敌对势力的方向发展。而马丁·沃尔夫则说，欧盟、中国和印度也许需要结盟来与美国保持平衡。
这种矛盾并不像老夫老妻之间的口角。巨大的地质板块正在运动之中，很有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萨瑟兰所描述的全球系统，如果不是将其毁灭的话。“历史的终结”论认为，已获胜的民主资本主义是一元化的，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假如历史继续前进并在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引起竞争，那么，这种竞争有可能引起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争斗。这是因为在世界上的所有列强中，惟独欧洲具备可用来挑战美国的规模、资源、体制和技术。实际上，包括福山在内的一些观察家早就在问，“西方”一词究竟还有没有意义。鉴于美国业已宣布要实行防止挑战者崛起的政策，这种思路突然使得有关美国入侵海牙的笑话（该笑话是由于美国拒不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而杜撰出来的）变得不那么好笑了。当然，实际的入侵不会发生，但是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某种冷战显然是有可能的。
美国人几乎都还没有认识到欧洲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反，欧洲立场的难于统一，没完没了地成立委员会，专心致志地制订八万多页令人头脑发木的欧盟全套规章制度等等，往往令我们感到不胜其烦。但是，正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在发表支持欧洲统一努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设“联合欧洲”的任务远比建设美国的任务艰巨得多。20世纪70年代，当我作为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市场营销部的负责人在布鲁塞尔工作期间，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有过切身体验。当时，我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里都设有分公司，并且正在努力规范我们的营销活动，以使这些活动得以在全欧洲，而不只是在某个国家里开展。
这一努力常常需要把各个不同国家的市场营销经理们召集到一起商讨市场变化。其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然而，这样做并非总能行得通。此外，还有上千条理由说明全欧洲的营销策略行不通。比如说，我们在意大利北部有一家造纸厂，在比利时北部另外还有一家。我们想让这两家造纸厂向法国市场供纸。可是，比利时的纸巾卷比意大利的碰巧宽一点。这样一来，把货物运到法国超市后就造成了混乱。还有，在英国标签上的信息必须与在荷兰的有所不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我们已从中窥其概貌。这是一个冗长乏味、经常急得人发疯的过程，而我经管的只是一个公司和一个相当简单的产品流程。对那些正在为欧盟一次制订一个标准的欧洲官员们所表现出来的精力、耐心及奉献精神，我实在感到惊奇。
我们来看看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吧。欧盟制服了疯狂的通货膨胀，减少了恶性国家预算赤字并对新的赤字做了限制，设立了一个欧洲中央银行，而且使用了单一的货币。如今，你可周游欧洲各国而不必兑换货币或出示护照了。人们常说，美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一，日本第二。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2002年12月13日，欧盟决定吸收10个新的成员国，2004年6月生效，欧盟的人口总数将因之达到45亿，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日本的两倍，仅次于美国的10万亿美元。此外，如果欧元大大强于美元，那么欧元还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对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在全球经济领域，欧洲是一支羽翼丰满的超级势力，它使得美国无法采取单边行动。欧盟可以通过一名高级官员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像它在贸易、农业、技术标准、竞争政策及货币等事务上所做的那样，它完全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一点儿都不用受别人的摆布。假如这类事情发生，欧盟自己往往会制订标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及工商大亨杰克·韦尔奇以切身之痛领教了这一点。为了在退休前做出最后的业绩，韦尔奇试图实现通用电气公司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当该方案顺利通过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审查程序后，他和华尔街的人士们都认为这笔交易已是板上钉钉，并订购了香槟酒。后来证明，他们过于心急了，没有把欧盟竞争政策专员马里奥·蒙蒂考虑在内，结果正是此人扼杀了这笔交易，也毁了韦尔奇的退休宴会。蒙蒂以此证明，任何两家在欧洲设厂但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未经欧洲批准就无法实现合并。通过此举，他也维护了注重对竞争者而不是对消费者的影响这一竞争原则的有效性，而这也正是美国的典型做法。
还有比竞争政策更重要的，那就是货币。货币是王牌。以前，华尔街，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总是说，欧洲货币的统一永远不会发生。当欧洲货币统一后，人们又说统一的货币无法流通，即使真地流通，欧元也不会对美元构成挑战。欧元是否能够长期流通，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它对美元的冲击。由于美元呈持续走软之势，2003年2月底，俄罗斯将它的部分外汇储备由美元换成了欧元。欧元正在成为60年来世界上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可以代替美元的独立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在利率、存款利息及贸易赤字方面的行动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抑制。这一点美国已有感受。美国也会发现，自己要为争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系统的控制权而同欧洲扭打争执了。如果欧美之间在更大范围的全球事务上加大分歧，这一竞争有可能变得尤为激烈，最终将有可能影响美国能力的施展。
这两个经济实体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发生其它方面的冲突。正像罗马帝国分裂后，罗马和拜占庭最终发展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一样，美国和欧洲也已演变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原因，这两种社会经济模式之间的摩擦正在日益加剧。差异的核心是对个人与政府的作用及责任的不同看法。美国当然强调个人而不信任政府。它信奉机会均等，但会欣然接受大量不平等的结果。2002年8月26日，《每周商务》杂志在它的头条社论中敦促在美国采取会扩大贫富差别的政策。它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贫富差距会拉大，可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这在欧洲却是个不受欢迎的论点，因为欧洲强调的是调节不平等的结果，而人们认为政府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有关发展与福利国家的辩论中，美国一向认为，政府对工商业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可以保持低失业率，而且还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启动、创新、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提高。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们往往强调欧洲的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欧洲人则争辩说，他们的失业人员比美国许多有工作的人生活得还要好。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缺少医疗保险，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欧洲人为之哀叹。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一争论似乎有可能以美国人获胜而告终。欧洲人开始设法取消政府调节并实行私有化，同时还大谈“股东”一词，并创建了纳斯达克的翻版。可是，随着科技泡沫的破灭，美国模式看上去不再那么诱人了，这一争论继尔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倾斜。正如雷诺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斯·施韦策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认为，一种股票在某一短时间内的价格，是估价一家公司的价值或一位经理的工作表现的最好方法，这种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尽管美国通常对“欧洲僵化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欧洲许多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待遇的经济实体，如瑞典及荷兰，却运转得相当好。而且总的说来，欧盟的表现并不比美国的表现落后多远。比如说，如果对结算方式作适当的调整就会发现，美国近来大肆宣扬的生产率增长，实际上落后于欧洲的生产率增长。更重要的是，欧盟的经济基础看上去在许多方面优于美国的经济基础。欧元的储蓄率为635％，而美国的大约为3％。美国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而欧盟在这方面却大体上持平。因此，为取得所谓的经济增长优势，美国每年不得不从欧洲及其它地方借债5000亿美元。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美国举债过高，已到了近乎无法支撑下去的地步。另外，欧洲有将自己的民族经济彻底融入欧盟之中的独特经验，许多人认为欧洲在全球化进程及技术方面更为先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会积极地推销自己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将会十分诱人。这样一来，全世界也许不选择美国的结算标准而采用欧盟的；而且在有关国际互联网隐私的规则上，全世界也许会摒弃美国的而采纳欧盟的。全球化也许很快就不再是美国人的游戏。
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对以上成就以及对取得这些成就起了主导作用的价值观感到自豪。许久以来，美欧对话的祷文一直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我们虽说是同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后嗣及民主的支持者，实际上却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宗教。半数的美国人在每个周末去一次教堂，欧洲的这一数字却不足15％。欧洲人一般对美国人有关堕胎及进化与创造之争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理解和令人气愤的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们频频乞求上帝保佑美国，好像这个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值得上帝保佑似的。托尼·布莱尔或雅克·希拉克绝不可能在对公众讲话时乞求上帝保佑英国或法国。
欧洲人担心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会以一种十字军精神加二元论的成分深深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和不一定非要发生的剧烈冲突。因为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善恶之争，欧洲人倾向于寻求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就像欧洲人不赞同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那样，他们也不赞同它的超级爱国主义。一名瑞士的交流学生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后，对他在美国见到的悬挂国旗及经常保证报效国家的现象感到震惊。再者，在欧洲有一种感觉，认为这种强烈的崇美主义很容易转变为敌意。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人往往贬抑民族主义，似乎更热衷于用无休止的谈判来解决危险的问题。
美国人强调机会均等，欧洲人则更重视结果平等。诺基亚是世界上生产手机的主要厂家，但付给其经理们的薪金却相对较少。欧洲人纳闷，为什么美国需要付给经理们比他们的工人多那么多的薪水。他们对美国工商业由股东驱动的价值观存有疑问，认为股份持有者含义广泛，除了企业所有人之外，还应照顾到雇员、供货商、顾客及当地社区的利益。这种对社区的重视还包括，相信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而不信任政府的价值观，导致了社会上犯罪盛行，暴力充斥，其监禁率（白人为４17‰；黑人为３４０８‰，而欧洲则少于1‰。）简直令人咋舌。他们尤其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容易就能得到枪支，更不能理解需要用枪支来保障民主的论调。他们认为自己的民主是有保障的，尽管没有把每个居民武装到牙齿。他们觉得死刑尤为可憎，并拒绝把恐怖分子嫌犯引渡到美国，假如这些人有可能面临死刑的话。的确令欧洲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怎么竟热衷于一种如此无情的刑罚。最后，他们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易受大量专门利益的影响，所以是极不完美的。然而，尽管他们发现美国社会存在着缺点，但是连法国都有61％的人仍对美国持有一种总体上肯定的态度。
反过来看，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的无神论视为他们易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毁灭性世俗信仰影响的根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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