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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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看，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的无神论视为他们易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毁灭性世俗信仰影响的根源，以致在上个世纪美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从中拯救出来。他们还视欧洲人为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欧洲人遇到独裁者就姑息迁就，还利用美国的保护伞作防护，可是暗地里却又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在美国人看来，欧洲人尽管自己的人口在下降却反对外来移民，在批准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申请上又表现得犹豫不决，还对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都略微带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味道。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根本不是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远离普通民众、半似贵族的精英所统治的官僚主义大杂烩，他们决意要遏制比较生机勃勃的美国，是出自嫉妒和留恋已经失去并永远不会再次获得的全球控制权。我必须再次强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批评又同时是主要评论家所表达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触到了问题的症结——欧洲和美欧联盟的未来。从一开始，欧洲规划就提出，要通过经济的逐渐融合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现已基本完成，欧洲的领导人正在考虑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拨哪个电话号码能打到欧洲？我写本书时，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在组织起草一部欧洲宪法，计划于2003年6月提交给欧洲的领导人考虑。如果被采纳，它将创建一个用更真诚的声音讲话的更统一的欧盟机构。不过，它的目标早已在文件和讲话中有了预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1999年5月在接受查理曼奖时说道，“对欧洲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即我们如何使欧洲变得强大和富有影响力，以及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欧洲所具有的潜力来永远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势力。”布莱尔后来强调，“这是一个有关集体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规划此举可造就出一种超级势力。”2000年9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发出指示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欧洲扮演一种全球性的角色，有着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分量，能用有力的声音讲话，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意味着将由来已久的主权让位于大欧洲一体化。因此，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在牛津大学举办的2000年查塔姆讲座上指出，“如果从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主权，那是胡说八道。一个赤身露体、饥肠辘辘、独自一人呆在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人倒是拥有主权——但却是必死无疑。”瑞典首相卡尔·比尔德也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已不存在。”　


　　这种观点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客或政治家的兴趣的，然而，正如《时代周刊》的编辑约瑟夫·乔菲向我指出的那样，“欧洲领导人正在与自己的无能为力作斗争。”这种无能为力在整个冷战期间被掩盖起来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列强时代划上了句号，但欧洲作为冷战主战场的地位，以及随后美国需要与欧洲人商讨并密切合作的状况，使欧洲维持了仍居列强地位的幻觉。实际情况改变许久之后，这种幻觉仍然存在。苏联崩溃及美国人的兴趣转移之后，欧洲人的电话就没有以前响得那么频繁了。　

　　这种无能为力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即有所体现。1991年波斯尼亚爆发种族冲突时，正值卢森堡任轮值主席。卢森堡的外交大臣雅克·普斯飞去进行他认为的救援活动，并且宣告说，“这是欧洲时代，而不是美国人的时代了。”一想起这番话，普斯现在仍然如鲠在喉。后来证明欧盟根本无力处理局势，还是美国人最终起草了结束战争的代顿协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科索沃那份尴尬。欧盟不仅无法在自己的后院发起一场有效的军事行动，甚至几乎不能够支援美国的行动。此外，尽管欧盟极不同意美国主要针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策略，而主张在科索沃本身动用地面部队，但它无力改变美国的行动计划。欧洲的反应是复杂的：对美国人的努力导致米洛什维奇政权的垮台感到欣慰，对自己的能力不足感到尴尬，对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之间的技术差距感到震惊和懊恼。这一经历导致它1999年做出决定，要加快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并任命贾维尔·索拉纳为该机构的欧洲高级代表，负责处理创建一支大约六万人的独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等事宜。这支部队配备的武器和装备，可以使他们不必请北约和美国人参加即可独立处理类似科索沃那种情况。这便是基辛格要的电话号码，至少是代接电话的机器。　


　　但是，既然北约能够轻而易举地创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而且实际上随后也是这么做的，人们便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欧盟部队存在的意义何在？尽管也可以披上永恒的友谊和相互协作的外衣，但真正的答案似乎主要是美国人不会加入其中。正如托尼·布莱尔所言，“不管其初衷如何，如今的欧洲不再仅仅是关心和平，它要考虑展现集体的力量了。”在北朝鲜及中东这些传统上一直在美国影响下的地区，欧洲已开始迅速主动地展现它的力量。　


　　如欧盟本身一样，欧盟的外交政策亦在完善之中。尽管如此，目前已有一些重要迹象可显示其可能的基调和实质内容了。首先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是欧盟正在进行的扩展问题。2004年增加10个新成员国，不仅会极大地扩展欧盟的规模，而且还如伊莱恩·西利诺所说，这是１２００年来最大的一次自愿放弃主权。虽然这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但也是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的一项主动行动，因为它使欧盟将其稳定的民主化影响延伸到了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边界，并直指中东。从欧盟一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最终达到意见统一的内部作法判断，它将在外交上坚持实行多边政策，并将坚持主张通过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来处理全球问题。罗伯特·卡根及美国其他保守派评论员认为，此举也许部分反映了弱者想利用联合国中小人国的人来捆住美国这个格利佛典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利佛游记》第一卷，描写格利佛乘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小人国厘厘普特，他在那里睡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许多６英寸高的厘厘普特人捆绑起来，当了俘虏。——译者注的策略。然而，此举也证实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的真实性。在经历了数世纪的战争之后。欧洲不再相信绝对主权论，而发现会议室是一条更好的通向光荣之路。　


　　因此，欧洲人坚持继续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付伊拉克，以使行动合法化。对美国号召由志愿者组成联盟以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举措，他们一直感到十分忧虑。J·索拉纳说，“也许恐怖需要用一种新的遏制形式来对付，但预防性地使用武力需要通过联合国或某种形式的多边支持来得到更广泛的合法认可。如果美国声称自己拥有那种权力，那么只会助长人们的憎恨并损害它的国家利益。”除了多边主义外，还应通过经济及社会计划重点解决不安定因素的根源。索拉纳在此指出，美国往往强调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欧盟则相信，单靠军事行动是解决不了恐怖问题的。他说，“欧盟有一种通过对话以及对经济及政治暴力根源的敏感性来避免冲突的特殊文化。”他的同事，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补充说，“我不会那么天真地相信，你丢给阿富汗几宗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援助，恐怖主义明天就会消失了；但是我的确相信，在全球不平等及国家分裂、暴力、不稳定与恐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用在发展援助方面的开支达到了3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在该方面开支的3倍。　


　　最后，欧盟十分怀疑渗透于美国外交政策之中的道德情感以及在中东等地区的“意外曲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华莱士说，“美国认为只有它才能够促进民主，而且它是惟一有效的模式。然而，它在道德与经济方面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腔调往往招致强烈反对；而它那些诸如支持以色列而同时又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腹地建造庞大基地的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因此，用马丁·沃尔夫的话说，“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意即欧盟］就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对欧洲怀有矛盾情绪。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独立纪念堂讲话时说道，“美国以充满希望和羡慕的心情观望着这一雄心勃勃的杰出事业。我们并不把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当作对手而视为伙伴。在过去的17年间，帮助它发展壮大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接下来号召发表一个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互相依存宣言”。然而，随着欧洲变得更加强大，这一观点改变了。1991年欧盟各国政府间会议提出了一个赋予欧盟一种安全功能并最终使其具有军事能力的建议。鉴于美国经常抱怨欧洲人没有分担足够的防务负担，许多人认为美国人会欢迎这一举措。可是，华盛顿的反应却是失望，并警告说，此举有损害北约的危险，于是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六年后，鉴于在波斯尼亚的经验，美国完全赞同把欧盟发展成为具有安全和防务特色的组织的建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未经协商就设法将北约扩大到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随后，当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开始形成并计划让它的快速反应部队在1999至2000年间向前跨进一步时，华盛顿又一次表示担忧并发出了警告。美国参议院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抨击“欧盟军队”，称它是“北约内部的一种危险的分裂因素”。他的评论受到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国防部长威廉·科恩的赞同。即将上台的乔治·W·布什总统的过渡班子称这支快速反应部队为“刺向北约心脏的一把剑。”就这样，美国政策一直游移于督促欧洲分担更多的防务负担和设法阻止其发展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之间。正如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是受美国保护的地区。”华盛顿需要欧洲作为一个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中途补给基地以及作为它全球通讯网络的一部分。北约是美国在欧洲餐桌旁的座位，所以美国想得到欧洲对北约以及对美国领导的行动给予更多支持，但对如何能导致欧洲发挥真正作用的事情却丝毫不感兴趣。　

　　由于欧洲坚决主张自己独立，美国对欧洲的评论已明显趋向负面。甚至在“9·11”前，像《国民评论》编辑约翰·奥沙利文一类的分析家便警告说，欧盟有“实行一套竞争和敌对政策的动向。”奥沙利文写道，“没有必要成立欧洲安全部队或制定欧洲安全政策。它纯粹是一个以反民族主义为掩护、刚刚萌芽的国家地位及民族主义的代名词。”此外，他认为，独立的欧洲政策来源于反美主义及挑战美国的愿望。“9·11”后，欧洲迟迟不能像美国一样快地将同样装备精良的部队派往战场（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英国的特种部队），它在支持美国除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方面犹豫不决，却坚持按复杂的联合国的程序办事，这一切向许多美国人证实，欧洲不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绥靖者，而且与其说热衷于监管别的什么人倒不如说对抑制美国势力更感兴趣。当然，欧洲人指出，对阿富汗的初期进攻阶段结束后，正是他们提供了大部分维和部队及援助，并且坚持认为，按联合国程序办事才是避免国际间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根本。这一论点对美国没起什么作用，它更倾向于罗伯特·卡根的观点，即欧洲人来自金星，而美国人则来自火星。　


　　卡根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受到美国势力的保护，欧洲在享受低国防开支优惠的同时怀有一种错觉，认为军事斗争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得以避免。在这一观点看来，既然欧洲不理解霍布斯的哲学世界而美国又必须依其行事，它就会将美国视为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而没有认识到它自己幻想的世界只有通过美国势力的保护才能得以存在。这一论点有其正确成分，但不幸的是，它并非完全正确。欧洲人如同日本人以及处于美国防护盾牌之后的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没有为他们自己负起完全的责任，因而能够透过更呈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世界，而这正是美国所喜欢的。当欧洲朝着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迈进时，美国便频频出来反对，并试图破坏欧洲的这一努力。　


　　例如，欧洲比美国更依赖于波斯湾的石油，任何合情合理的防务分工都会要求欧盟国家在那里部署比美国更多的航空母舰及军队。然而，美国从未提出过那种帮助要求，因为它并不特别希望他们在那里，以免他们的存在会削弱美国势力的影响。美国认为由美国自己来做这件事更容易、更迅速，而且还不那么复杂。说实话，美国实际上对欧洲人并不信任。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看法与我们不同。让欧洲人在该地区充当重要角色，并不总是符合我们对自己利益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愿让欧洲人承担正式主权大国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能抱怨他们是无能之辈。我们经常埋怨说，欧洲没有将足够的资金用于防务，还埋怨它的武器技术水平可悲地落后于我们，这两种抱怨都有一定的道理。欧洲人确实更愿意把钱用在医疗和休长假上，而不愿用在国防上。然而，在看待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真正角色上，美国却不断强调说，它将过多的经费用于国防，并且利用该“威胁”来为我们自己增加军备辩护。　


　　我们也一直在系统地采取行动，以束缚欧洲武器的发展。我曾在里根政府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为技术出口发放许可证是个热点问题。美国用各种方法限制技术出口，使得外国公司很难或不愿与我们做生意，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武器采购商的五角大楼也与美国军火供应商密切配合，帮助他们保持对全球的控制。对外国人与五角大楼做生意的限制，以至使得外国最大的供应商BAE系统公司在五角大楼武器系统采购的比例中所占不足百分之一。因为五角大楼用于发展新式武器的基金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公司。　


　　更有甚者，美国在欧洲利用北约作为击败欧盟的一种办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来自俄罗斯新增的威胁，不过是为了给北约扩张找理由罢了，而且新增的成员国并没有给北约增加任何实力。事实上，它们只是增加了北约的负担，而没有为其增加资源。北约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种族政策，部分在于想把东欧国家直接与美国捆在一起。譬如说，对波兰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很强的种族联系的国家来说，具有北约成员国的资格是颇具吸引力的。可是，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它就得提升自己空军的档次，而五角大楼正等着帮忙卖给它F…16战斗机呢。波兰采购美国战机自然会削弱欧洲飞机制造商的竞争力。此外，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波兰空军受到美国众多许可证、供应规定和使用要求的限制，美国就可以在波兰如何使用这些飞机方面有有效的发言权。因此，如果说欧洲人生活在幻境之中的话，那么，这种幻境也是由美国创造和维持的。　


　　与欧洲发生第二次冷战是不大可能的，然而，继续不断的摩擦则很有可能发生，特别是从美国努力在“新”“旧”欧洲之间制造分裂这点去看。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也已导致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产生了隔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俄罗斯现在似乎倒成了美国相当好的朋友。如果我们想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他们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想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同意，虽然不大情愿。但是，俄罗斯人没有资格向我们挑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皮特·萨瑟兰的观点。全球系统并非建立在美俄联盟之上，而是建立在美国与欧盟的联盟之上；假如它真的垮台了，那么全球系统也会跟着垮台。我们之间新近出现的所有分歧在冷战期间就已存在，然而，我们以更大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成功地消除了它们。该系统的垮台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所以，美国重新检讨自己的欧洲政策，并制定出一个与欧盟合作的新架构，是头等重要之事。


亚洲

　　在亚洲，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与老朋友的关系最近在变冷，与过去的对手似乎倒热火起来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整个亚洲对美国的看法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在东京、北京，还是在雅加达，对美国的目标及动机的分析均与标准的美国逻辑依据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人们都认为，美国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道德标准、政治哲学及组织结构的载体，或者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是“文明化的国际行为的典范及仲裁者。”他们看到的美国，是一个通过霸权控制和多边机构努力推行和实施美国式西方价值观的美国。此外，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同样发现，在他们认为处于美国价值观核心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与他们自己更重视集体和等级的亚洲价值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相信，美军在亚洲的存在，主要为了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和防止任何竞争势力的崛起。在他们看来，美国想要一个强大、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必须严格遵循美国的条件——经济上稳固，政治上稳定和民主，并接受美国的领导。他们还相信，美国也许在潜意识中需要有敌手，以便为它那庞大的高科技部队提供存在的理由，其地缘政治战略也好有个重点。他们认为，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强调“无赖国家”概念及“稳定”的需要。他们还认为，正当布什政府准备将中国纳入“敌人”之列时，奥萨马·本·拉丹恰好突然跳出来，成了更好的靶子。　


　　他们还认为，美国自认为可以不遵守约束他人的规章，因为它把自己看作一个善良的霸主。因此，美国解释说，它部署前沿部队并不构成威胁，但却经常称其它国家部署极为有限的部队为威胁，并以此为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辩解。又如，在亚洲，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发现人们对可感觉到的双重标准极度敏感，特别是在核武器问题上。对美国来说，英、法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可以接受；亚洲人拥有核武器则不可接受。　


　　尽管存在以上看法，但不能由此认为亚洲人不喜欢美国。实际上，皮尤民意调查显示，总的来说，人们对美国的态度是肯定的，而且有些民意调查还显示出对美国极其羡慕。另外，亚洲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把美国人与美国这个国家严格区分开来，他们大多数人喜欢美国人，但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其政策和行为经常令他们摸不着头脑，而且非常可憎。然而，在亚洲人对美国在该地区所作所为的看法与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为了搞清这一鸿沟的细微之处及含义，就让我们从特点最为突出的朝鲜开始，在亚洲走上一遭儿吧。

　　
朝鲜　　

　　我在第七章中已经说到，美国与韩国的关系在日益疏远。在2002年12月的大选中，当卢武铉被选为韩国总统接替金大中时，这种疏远达到了高潮，同时也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烦恼。大选之前，华盛顿一直真诚地希望卢的对手，美国的老朋友李会昌当选，以改变金大中对北朝鲜的阳光政策。　


　　卢武铉不仅获胜，而且获得了年轻人压倒多数的选票。他当选之时，恰逢北朝鲜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之际。北朝鲜不仅透露了它先前的一个秘密浓缩铀计划，而且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并准备重新启动在宁边的核反应堆。北朝鲜可从这一设施提取可用以制造核弹的钚，这不仅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也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有关协议。正当华盛顿坚持在北朝鲜停止这些威胁活动之前它不会与其谈判之时，卢武铉却宣布说，他不仅将继续实行阳光政策，而且自己还要与北朝鲜展开谈判。在这一裂痕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在华盛顿前所未闻的有关朝鲜局势的观点。当然，这一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韩国一位高级谈判代表最近向我解释的那样，美国人理解这一观点非常重要。　


　　美国人自己知道美国没有侵犯北朝鲜的打算，但北朝鲜却不了解这一点。迄今为止，仍没有缔结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50年来，美国一直在韩国驻军近4万人，并拥有对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再加上美国明显打算进攻伊拉克并将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所有这些都使北朝鲜将美国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美国人的观点源自他们认定不能相信北朝鲜会遵守任何双边或多边承诺。朝鲜违反1994年在《框架协议》中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