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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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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叫宋窗�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是宗教观念最深的人，这话到今天都千真万确。在任何一个周末，一多半美国人都会去某个礼拜堂。相比之下，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加拿大只10％～20％的人去教堂。在这方面，美国与穆斯林社会倒更加相象。
美国宗教生活的基调一直是由新教各个教派来定的。这些教派强调个人以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严格遵守人与上帝之间直接建立的道德规范。因此，说教习惯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很盛行，尤其表现在美国对其它国家的看法中。
这种对宗教的笃信与对平等机会的那种万事皆可行精神的结合，产生的结果有好有坏。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强有力的结果是人才兴旺。这一点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使它在技术、医学、艺术和大学教育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美国不但在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在全世界最富的人中占绝大多数，在慈善捐赠方面迄今为止也位居榜首。一些名牌大学，如斯坦福、哈佛和耶鲁，都得益于慈善家的乐善好施而存在。安德鲁·卡内基曾宣称“死时还富有的人死得可耻。”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原则。美国个人财富达到1000万美元者每年捐出约9％，普通美国人向教堂和慈善团体捐出自己收入的2。2％以上。美国的捐款总共占国民收入的1％。相比之下，欧洲的占大约0。5％，其它地区则更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以及平等机会原则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这些年来社会公正状况不断得以改进的结果。笃信宗教的人们一面主张平等，一面搞种族歧视那种矛盾的局面，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却无法保持下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因为歧视作法的慢慢停止（这一过程仍在自我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的，因为美国人的道德观最终无法接受非人道的行为。
然而，美好的神话下面往往掩藏着种种罪恶。有一种矛盾的现象说来耐人寻味。一个因其宗教观连堕胎都加以限制的国家，却经常动用死刑。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使美国社会其它方面的古古怪怪显得更加突出了。美国每年有15万多人被杀害——按人口平均，比其它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高得多。这一比率与美国平民人口武装到牙齿一事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美国的监狱也比其它任何一个大国都人满为患。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将近1人被判犯有重罪，20个人中有1个进过监狱（黑人的这一比率是1比5）。美国的人口虽然才占世界人口的5％，囚犯人数却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经济方面的矛盾同样突出。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富国来说，贫富差距算是很大的。例如，1998年，8个美国人中大约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20％是儿童——这两项的数字都比西欧大约多一倍。没有国民保健计划，意味着４000多万人得不到健康保险。可是，富人的情况却格外好：占美国家庭1％的最富有家庭所积累的财富比占95％的整个底层的财富还要多。在这一点上，美国同样位于发达国家之首。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似乎无一使民众感到非常不快。机会平等这一神话的魅力太大了，美国人根本就不去想怎么打败富人。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致富上，即他们自己如何致富。
那么，当美国领导人大谈扩大自由王国之时，对这个帝国的外围阶层又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人的信念来自慷慨，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想给自己机会，也想给世界机会。可惜的是，美国人对于给世界机会想得太少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惟一重要的世界。越南战争期间，士兵们一谈到回家就常说“回到世界中去”，这决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美国人不学外语（美国的大学2002年共毕业了9名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也不到国外去旅行，大多数人在地图上找不到“邪恶轴心”国家（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的位置。美国是一个机会众多，新思想层出不穷，无论哪个专业都明星云集的地方，外面的一切在概念上几乎都不值得一提。美国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于美国人都不把它看成是帝国，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去看它，或者是去考虑它将走向何方，它需要什么，而且肯定无人负责。这种不去注意的状态会造成疏忽，导致采取条理不清而又往往是矛盾百出的政策。
例如，印度尼西亚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非宗教的民主政府的穆斯林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政府经验尚且不足。2002年夏季我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正急于建立基本的民主结构——宪法，市政会，非军事警察部队，独立的中央与地方法官等。印尼有些高层官员请求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大使拉尔夫·L·博伊斯尽其所能做出了反应。但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代表减少了50％还要多，博伊斯所能做的极其有限。
这种情况不独印尼一家。据《纽约时报》2002年7月报道，美国在诸如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外交岗位都人手不足。几个月前，《时代周刊》曾经报道，原教旨主义者开办的穆斯林学校在巴基斯坦迅速增加，正在填补因政府预算失败而留下的空白。加拿大的反应是放弃对巴基斯坦政府偿还其贷款的要求，以便让对方腾出资金用于教育开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时代周刊》2002年7月的另一则消息说，由于担心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有可能把钱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强制流产的计划上，美国拒绝拿出原定给该组织的3400万美元。且不说花在中国的只有300万美元，而且具体目的还是通过展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性来制止强制性流产；也不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同时正在宣布与同一个被拒绝给予人口基金的中国卫生部进行合作的计划。拒绝给联合国资金，除了在政治上作戏外，简直毫无意义。“既然流产在我们这里都不违法，我们怎么能去告诫其它国家不能搞流产方面的咨询呢？”美国作家加里·威尔斯有此一问。我们能够，而且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流产问题在美国承载着宗教意义。我们认为，其它所有国家都是美国人想怎么样，他们也想怎么样。除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之外，谁都不会对其多加考虑的。
当然，除非是有什么阻碍了机会，或者是有什么带恶意的事情发生。这两者必定引起集中反应。如果是阻碍了机会，反应可能是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境内大量非法复制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使微软在那里及其它地区的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政府还是那个将驻印尼代表削减了一半、又对巴基斯坦的学校状况毫不在意的政府，但这次它却全力以赴，迫使中国政府对非法仿制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之所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当时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倘若事情跟恶意沾上边，做出的反应可能要厉害得多。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美国人的信念和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不合意的“对方”相对抗中形成的，而对方总是被视为自由的敌人。起初，这个对方指的是英国贵族统治的压迫，后来广义地指欧洲封建君主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其后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统领欧美文明抗击德意志帝国、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领头人物，最后美国便把自己看成了自由世界对抗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每一次，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都把斗争变成一种道义上的圣战。因为美国人做事不能有违良知，他们发现很难支持似乎是非正义的战争，也无法为世俗的或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战。若要支持某场战争，美国人必须得觉得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在以正压邪。由于是在对邪恶开战，就得不折不扣地取得胜利，对方的投降也必须是无条件的。
这就是“9·11”事件引发的反应，这就是布什总统为什么会说“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和“不论死活，我们都要逮住他们。”他将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套改为“邪恶轴心”，原因亦在于此。为了值得一战，敌人的恶行也得是不折不扣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目前在奉行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说的一体化原则，目的在于将“其它国家和组织纳入某些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支撑一个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世界，从而促进和平、繁荣和正义。”这种学说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说服各国政府和人民签字同意“有关人类尊严的那些不容协商的要求：实行法治，限制国家权利，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正义面前人人平等和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这些价值观“不是仅有益于美国人的狭隘美国价值观，而是有益于各地人民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
这些说法明显引出了一些问题，主要一个是这一切如何实现。答案似乎是通过不断推进全球化，与“志愿者联盟”一道促使我们认为危险的政权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看作是一种“软力”，它将借助那些志愿干我们希望他们干的事的力量，在帝国内部促成一体化。据信，人们将会把一体化视为通向繁荣之路，而繁荣将会引发自由化与民主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又转而会导致持久和平与稳定。行家们认为，由美国的市场、文化和习俗合力形成的这种软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武器。它会使美国的帝国与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先例截然不同，会使它成为一个自愿组成的帝国，但很大程度上又不会承认有其存在。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合作性安排基础之上的，不过是由美国牵头，由美国的软力胶合在一起而已。尽管过去五十年的经历为这种有诱惑力的方案提供了依据，但仍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拿它与其它帝国相对照，是对历史的误解。罗马帝国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将它的法制、文化、甚至于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到其它民族来实现的。罗马往往喜用间接的统治方法，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使用武力。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那是一种缓慢征服法。”同理，英帝国是“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的，这一点人人皆知。“不用武力，我们能在哪儿经商就在哪儿经商。万不得已时，我们才用武力经商。”说这话的是英国政治家乔治·坎宁。罗马人和英国人最终发现，硬力不仅领导着软力，似乎也被软力所领导着。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与第一点有关。托马斯·弗雷德曼称，全球化是一种代替了冷战的国际体系。全球化可以产生财富与相互依赖，可以对旧观念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还可以传播新的思想，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法国前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所言，“美国依仗在全球形象方面的优势，可以煽起他国的梦想和欲望。”可是，究竟是何种梦想和欲望，以何价值为基础，又是在何种政治与社会框架中呢？（最近，我在雅加达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一打开电视，最先看到的频道在放映《海滩护卫者》。）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所长安德鲁·沈最近对我说，“只有在大量资源任你调用的情况下，美国的价值观才能发展起来。我们如果以为你们在美国拥有的东西谁都能拥有，那准是疯了。首先，只要想想大家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就够了，那就得闹环境大灾难了。”
全球化是由市场推动的，但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而且要受自然选择的制约，而消费是它们的反上帝。麦克尔·普劳斯指出，“对许多人来说，效用最大化（道德观在其中不起作用）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生活观，但与良好的社会行为不相符。”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镇压；塞拉利昂未成年的士兵身穿印有他们喜爱的美国球队标志的衬衫，却去砍俘虏们的手。这一切使过去十年的幻想化作了泡影，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决不会打仗这一说法，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现代单一民族的民主国家是一艘承载着价值观的航船。在这些价值观中，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但是，资本主义自来就不重视国家及其利益。直到现在，国家都是通过以价值为基础的某些约束措施来控制资本主义的。然而，全球化侵害并削弱着单一民族的国家及其价值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但它同时也使得本杰明·巴伯称为“圣战”运动的那些四分五裂的力量有所加强。实际上，恐怖分子的部队要比目前主张一体化者的部队全球化程度高得多。美国倡导世界开放所导致的结果极具讽刺性，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反而使美国更不安全了。
圣战甚至以特别而又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到了美帝国的心脏地带。在美国，如今在家上学这个行业生意十分兴隆，目前参与各种各样计划的学生有150万人，而且每年还在以7％～15％的数字增长。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信教的父母不想让孩子接受全球化那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难解之题，布什总统说得很透彻，即便他可能不是有意要这样说的。他告诉美国人，他们目前已处于战争状态。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而多消费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义务。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新兴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人去强制实行，”这是“美国新的义务”。可是，他从来没说过美国要强制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实行。难道美国要用武力去销售《海滩护卫者》吗？它是单枪匹马去，还是和盟国一起去呢？
答案也许是这样：它要在“志愿者联盟”的帮助下去实行那些不容协商的普遍要求。但是，这样做就会有人提出疑问：那些要求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布什的要求几乎与伍德罗·威尔逊1917年所提出的完全吻合，只是突出地加了一条——尊重妇女。这条新的普遍价值准则是美国人最近刚刚发现的。美国人有关尊重妇女的观念真是一条普遍准则，而且它的实现与否不容协商吗？我们还可以以限制国家权力为例。实际上，世界各国根本不赞成美国的限定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增加国家的权力——譬如说，通过对枪支严加控制。在其它情况下，又会使它显得比较人道——譬如说，通过废除死刑。如果说我们寻求的是志愿者联盟，那么，有证据表明，很多国家并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这一说法，而且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
帝国内部的情绪
冷战中首轮大的对抗之一发生在西柏林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西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心，是由美、英、法三国军队占领的一块自由的飞地，周围都是苏军。苏联当局很想把柏林全部接管下来，但又不愿意直接攻打，所以便实施了封锁。他们不给这块飞地提供补给，也不允许西方通过他们占领的领土运送补给品。美军情急之下，开始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柏林空运行动，每天将数千吨补给运至藤佩尔霍夫机场，看你苏联人敢不敢出来阻止。这一着果然奏效。此后四十年间，直到柏林墙倒塌后这座城市的两半最终合为一体为止，西柏林一直是一盏自由的灯塔。柏林人与美国历届总统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这座城市说“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时，曾激起热烈欢呼；1987年，里根总统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除这面墙”时，听到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可是，布什总统2002年5月访问这座城市时，听到的却是嘲弄，而不是欢呼。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了找到原因，“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就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于2002年春夏两季在44个国家访问了38万多人。对美国人来说，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这次调查的结果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地对美国怀有深厚的善意与羡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以上感情在逐渐降温，不信任与不喜欢美国的情绪在上涨。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某些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相去甚远，而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赞许之意急遽下降的幅度却最大。除了阿根廷和中东那些国家之外，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对美国总体上持好感的人占调查对象的一半以上。然而，持好感的比例实际上已全面下降。例如，1999年，78％的德国人说他们对美国有好感，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已下降至61％。在英国，持好感的比例从83％下降到了75％。印尼从75％下降到了61％，日本从77％降到了72％，阿根廷从50％降到了34％。有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对美国持好感的人从62％升到了63％，而俄罗斯则从37％升到了61％，尼日利亚从46％升到了77％。不过，总的来说是呈下降趋势。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埃及和黎巴嫩这样的国家，大约70％的调查对象将美国列入不喜欢之列。如第一章所言，许多调查对象对美国人民持好感的比例大大高于对美国这个国家持好感的比例。例如，约旦人对美国持好感态度的仅为25％，但对美国人持好感态度者却占53％。
在对世界最严重的危险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美国及其邻国差别悬殊。在美国人看来，头号危险是核武器。其它（除了日本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将此列在第一位。在美国关注的问题中，污染和环境问题排位最低，但其它所有地区对这两项的排位都很高，尤其是在亚洲。艾滋病和传染病也是其它地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在美国受关注的程度却没那么高。宗教与种族仇恨在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与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也属主要关注之列，但在美国亦非如此。
美国最受人羡慕的是它的技术与科学。各国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这一项上划了赞成。美国的流行文化同样是个大赢家，只有印度、孟加拉和几个中东国家等少数地方例外。2/3的欧洲人和拉美人，以及一半以上的亚洲人都说喜欢。然而，似乎无人赞成美国习俗和思想的传播，这似乎有些矛盾。一半以上的加拿大人，2/3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以及3/4以上的中东人对此持不赞成态度。美国关于民主的思想得到的反应更是好坏不一，但在某些方面比较令人担忧。在非洲和除印度以外的亚洲，这些思想为人接受的程度相当高，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意见却是双方基本持平。例如，英国43％的人喜欢美国的民主思想，42％的人不喜欢。加拿大是50％对40％。
调查的三个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未能解决贫富之间的问题，而且还在将差距拉大？美国在制定国际政策时是否考虑他国的意见？如果再有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会不会更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占压倒多数的回答是美国没有解决，并认为它在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埃及、巴基斯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明显例外。关于第二个问题，如第一章所言，各地绝大多数人都说美国不注意倾听他国的意见，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在美国75％的调查对象都认为美国相当忧他人之忧。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预料之中的，但分歧的大小和普遍性很说明问题。不过，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再有一个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国家，世界上的危险会更多。尽管这一点令人宽慰，但也掩盖不了不满之意。最后一点尤其令人不安，那些最了解美国的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及其他西欧人），往往是打分最差，或者是在赞成比例方面下降最大的。
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将美帝国之内臣民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我在世界各地所听到的数千次谈话的内容量化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一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召开比尔德堡会议，在春季的一个长周末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2002年的年会是在华盛顿举行的，时间刚好在总统发表西点讲话那个周末。在会上，欧洲人表露出了不相信、气愤、乃至失望等情绪，甚至大有遭到背叛和羞辱之感。正如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前任代表所言，美国实际上要的是以某种保护关系“监督欧洲”。欧洲一位前任专员强调指出，“假如美国以为意见一致可有可无，便会强烈损害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这种想法不单单是反全球化的，实际上，与美国模式本身也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位金融家也说，“单方面随意实行政策，等于是取消制约、协调和法制机制，从根本上动摇美国所主张的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实际上是在说，强权就是真理。”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驻华盛顿大使强调指出，先发制人这一战争原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有核武装的印度或巴基斯坦也决定采取这种战略，你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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