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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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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是厨房和娱乐室，配有电视机、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东西。”
我们进入小厨房。那里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在吃三明治。
“我想你认识他们两位。”里基说着，笑了起来。
我当然认识。他们在电子媒体公司曾经是我的团队成员。
洛西·卡斯特罗肤色较深，身材苗条，五官长得像外国人，说话语言尖刻。她穿着肥大的背带短裤，一件紧身Ｔ恤衫勒在硕大的乳房上，上面写着“如你所愿”四个字。洛西个性独立，具有反叛精神，曾是哈佛大学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后来断定——用她的话来说——“莎士比亚是他妈的死人，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说，那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她调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成为罗伯特基姆的女门生，从事自然语言编程研究。结果，她在这个领域中才华横溢。而且，自然语言程序近来开始涉及分布式处理。因为人们在组成句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时以几种方式进行评价，形成对新信息的期待——他们不会等到句子被完全说出来之后才进行评价。那就是分布式处理的完美情景，分布式处理可以每几个点上同时解决一个问题。
我说：“还是穿的这种Ｔ恤衫，洛西。”在电子媒体公司，我们曾就她的穿着方式发表过不同看法。
“对。让小伙子们保持清醒。”她说着耸了耸肩。
“实际上，我们不理会它们。”我转向大卫·布鲁克斯——他态度生硬，行为正规，整洁成癖，在２８岁时头发就几乎掉光了。在他那厚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反正它们也没有那么好。”他说。
洛西冲着他吐了一下舌头。
大卫是工程师，所以他具有工程师的率直，缺乏社交技巧。而且，他也充满矛盾——尽管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外貌异常挑剥，他在周末却骑着一辆肮脏的自行车参加比赛，回来时经常满身泥土。他热情地和我握手。“你来这里，我很高兴，杰克。”
我说：“有人得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见到我都很高兴。”
洛西说：“这个吗，因为你对多智能体演算法的了解此我们多——”
“我先领着他去逛一圈，”里基说着打断她的话，“回头我们再谈。”
“为什么？”洛西问，“你想让他大吃一惊吗？”
“惊他妈个屁。”大卫说。
“不，不是的。”里基说完，对着他们板起面孔，“我只是想让杰克先了解背景情况。我想给他介绍一下。”
大卫看一眼手表，“嗯，你看那需要多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们得——”
“我说了，让我领着他去逛一圈，看在上帝的分上！”里基几乎咆哮起来。我感到吃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不过，他们显然见过。
“好吧，好吧，里基。”
“嘿，你是老板，里基。”
“对，我是，”里基说，仍然怒容满面，“还有，顺便说一句，你们的休息时间１０分钟以前就结束了。所以回去干话吧。”他看了一眼隔壁的游戏室。“其他人在哪里？”
“在修理外部区域传感器。”
“你是说他们在外面？”
“不，不。他们在杂品储藏室。博比认为，那些传感器装置存在校准问题。”
“好的。有人告诉文斯没有？”
“没有。这是软件问题：博比正在处理。”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声。我心里一惊，掏出了手机。我转向其他人，“手机能用？”
“对，”里基说，“我们这里装有通讯线路。”他继续与大卫和洛西争论。
我步入走廊，收到了语音信息。只有一条，从医院发来的，是关于朱丽亚的：“我们知道，你是福尔曼太太的丈夫，请你尽快打电话与我们联系……”接着显示的是一值叫拉纳医生的分机号码。我立刻拨了电话。
医院总机把我的电话转接过去。“重症监护室。”
我说要拉纳医生听电话，然后等着他来。
我说：“我是杰克·福尔曼。朱丽亚·福尔曼的丈夫。”
“哦，对了，福尔曼先生。”一个令人愉悦的、具有旋律的声音，“谢谢你回话。我知道，昨天晚上你陪着你妻子来的医院，对吧？那么，你知道她的伤势——或者我应该说，她的潜在伤势——的严重程度。我们真的认为，她需要接受颈椎骨骨折、硬膜下血肿的彻底检查，而且她还需要接受盆骨骨折检查。”
“是的，”我说，“昨天晚上是这样告诉我的。有什么问题吗？”
“实际上，有问题。你妻子拒绝接受治疗。”
“她拒绝？”
“昨天晚上，她让我们作了透视，让我们给她的手腕复位。我们跟她解释，透视让我们观察到东西是有局限的；因此，进行核磁共振成像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她拒绝接受该项检查。”
我问：“为什么？”
“她说，她不需要核磁共振成像。”
“她当然需要。”我说。
“对，她需要，福尔曼先生，”拉纳医生说，“我不想让你感到恐慌，但是，盆骨骨折可能形成腹腔大面积出血，可能，嗯，出血致死。它可能很快出现，而且——”
“你们要我做什么？”
“我们想你和她谈一谈。”
“没问题。把电话转给她。”
“不巧的是，她刚去接受进一步的Ｘ光检查。可以提供和你联系的电话吗？你的手机号？好的。还有，福尔曼先生，我们无法从你妻子那里了解精神病史的情况……”
“为什么呢？”
“她拒绝谈及这方面的情况。我指的是毒品和行为问题史那方面的东西。你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什么情况吗？”
“我会……”
“我不想使你感到恐慌，但是，你妻子一直——怎么说呢——有一点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时几乎处于幻想状态。”
“她最近承受的压力很大。”我说。
“对，我肯定那是一个因素，”拉纳医生平静地说，“而且她的头部又严重受伤，这方面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我不想使你感到恐慌，但坦率说来，精神病顾问的意见是，你妻子患的要么是狂躁和忧郁交替症，要么是毒品引起的疾病，甚么两者都有。”
“我明白了……”
“当然，通常在单辆汽车的交通事故中也涉及这样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这次事故有可能是未遂自杀。技觉得那种可能性不大。
“我不知道我的妻子在吸毒，”我说，“但是，我一直对她的行为感到担心，约有，嗯，有几周时间了。”
里基来了，焦躁不安地站在我的身旁、我用手捂着话筒，“是关于朱丽亚的。”
他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手表，皱起了眉头。
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和医院的人谈及我妻子——他的顶头上司——的病情时他会催促我。
那位医生唠唠叨叨地说了好一阵，我尽量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事实上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他的信息。他说，朱丽亚回来后，他叫她给我打电话，我说我等她的电话，我挂断手机。
里基说“好的，很好。不好意思催你，杰克，可是……你知道的，我有许多东西要让你看。”
“时间上有问题吗？”我问。
“我不知道，可能吧。”
我刚要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已经开始领着我朝前走，走路的脚步快捷。我们离开宿舍区，穿过另一道门，到了另外一条走道。
这条走道——我注意到——是完全密封的。我们沿着一条悬在地板上的玻璃走道向前。玻璃上有小孔，玻璃下面是一排排用来抽吸的真空管道。到这时，我已经习惯了空气净化机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噪音了。
在走廊的中部有两扇玻璃门。我们一次得经过一扇。我们经过时它们自动分开，随即立刻关闭。我继续朝前走，心里再次感觉自己身处监狱，感觉自己穿过一道又一道防卫严密的大门，渐渐进入某个地方。
它可能安着高技术装备，竖着闪光的玻璃墙——然而，它仍旧是监狱。
第６天 上午８点１２分
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门上标着“杂品”，下面的字样是“分子材料／装配材料／营养材料”。房间墙壁和天花板都覆盖着我见过的那种光滑的塑料薄膜。地上堆放着巨大的覆膜容器。我看见右侧有一排不锈钢反应釜——它们半截埋在地下，四周安着许多管道和阀门，有一层楼那么高。它们看上去与小型啤酒发酵罐一模一样。
我正要开口问里基，这时他大声说：“原来你们在这里！”
在监视屏幕下接线柜前忙碌的是另外三名我原来的团队成员。他们看到我们时，显得有点心虚，就像孩子伸手偷吃糖果时被人看见了。当然，博比·伦贝克是他们领头的。博比３６岁，更多的时间担任监督而不是编程工作，不过他愿意时仍然会编制程序。他和以前一样，还是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印有鬼魂图案的壳牌Ｔ恤衫，腰间挂着与他形影不离的随身听，
另外一个人是常梅——她和其他女人一样，与洛西迥然不同。梅曾是一名从事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在中国四川省研究金丝猴，２５岁左右转行搞程序编制。野外工作经历和自然科学爱好使她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梅不爱说话，行动轻手轻脚，从来不提高嗓门——但是，她争论起来也从不让步。与许多在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一样，她具有不可思议的融入环境的能力，可以不被人注意，几乎失去踪影。
最后一位是查理·戴文波特——他脾气粗暴，皱纹满面，３０岁时身体就已超重。他说话不急，动作缓慢，看上去像是和衣而睡后刚起床；在完成了一项马拉松式的编程工作后，他常常那样睡。查理曾经分别在芝加哥的约翰·霍兰德和洛杉矶的杜瓦内·法默领导下工作。他是遗传演算专家，那种程序模仿自然淘汰来仔细分析答案。但是，他的性格使人难以接受——他爱哼歌，他哼着鼻子说，他自言自语，而且还肆意地大声放屁。小组成员容忍他的惟一原因在于他才华横溢。
“干过活儿真的需要三个人吗？”里基在我和他们——握手之后质问。
“是的，”博比回答说，“确实需要三个人干，根，因为它很复杂。”
“怎么啦？别叫我根。”
“我服从，根先生。”
“你们继续干吧……”
“怎么说呢，”博比解释说，“今天下午出事以后，我开始检查那些传感器，我觉得它们没有校准。但是没有人出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我们的读数错了，要么那些传感器本身就有毛病，要么这里的设备所定的数据有问题。梅知道这些传感器的特性，她在中国就使用过。我现在正在修改编码。还有，查理在这里，因为他不愿意丢下我们离开。”
“废话，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查理说，“不过，控制传感器的规则系统是我编写的，需要在他们弄完以后优化传感器编码。我等在这里让他们先检查传感器。然后，我进行优化。”他盯着博比。“这些家伙没有哪一个会搞优化。”
梅说：“博比会做。”
“对呀，如果你给他６个月时间，可能他会做。”
“孩子们，孩子们，”里基说。“不要当着客人的面吵架吧。”
我干巴巴地笑了笑，实际上，我没有注意他们的话。我只是看着他们。这些人是我的优秀程序编制员——当初在我手下工作时，他们非常自负，简直到了骄傲自大的地步。但是，使我感触很深的是，他们的神经现在非常紧张。他们全都紧张不安，吵吵闹闹，神经过敏。而且，我回想起刚才的情景，洛西和大卫也显得紧张不安。
查理开始以那种特别烦人的方式哼了起来。
“噢，上帝，”博比·伦贝克叫道，“请你叫他住嘴好吗？”
里基说：“查理，你知道，我们谈过你哼歌的事。”
查理继续哼着。
“查理……”
查理故作姿态地长叹一声。他不再哼了。
“感谢你。”博比说。
查理翻了翻白眼，然后盯着天花板。
“好啦，”里基说，赶快干完，然后回你们的工作站去。”
“好吧，行。”
“我是认真说的。你们干各自的事情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里基，好，好。你能不能别说了，让我们工作？”
离开他们几个之后，里基领着我到了对面的一个小房间。我说：“这帮小子当初在我手下干时可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有点紧张不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里出现的具体情况。”
“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
他在房间另一侧的一个小隔间前停下了脚步。
“朱丽亚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高度机密。”他用电子锁卡触了一下房门。
我问：“高度机密？医学成像是高度机密？”
门锁咔哒一声开了，我们走了进去。门在我们身后立刻关闭。我看见里边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台监视器和一个键盘。
里基坐下，立刻开始输入。
“医学成像计划只是后来想到的东西，”他解释说，“是对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的一种小小的商业应用。”
“哦，这技术是？”
“用于军事的。”
“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从事军事研究？”
“是的，与军方签了合同。”他停了一下，“两年之前，国防部从美军在波斯尼亚的经验中意识到，机器人飞机具有很大价值，它可以从上空飞过，实时发回战场图像。五角大楼知道，在未来战争中，这种飞行摄像头的应用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你可以用它们来拍摄敌军的部署位置，即使他们藏在丛林或建筑物中也能看到；你可以利用它们来控制激光制导火箭，辨识友军的位置，诸如此类的用处还有很多。地面指挥官可以调出他们需要的图像，排成他们想看的系列——图片的、红外线的、紫外线的，等等。在未来战争中，实时成像将会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嗯……”
“但很显然，”里基解释说，“这种机器人摄像头容易受到攻击。可以像射鸽子一样把它们打下来。五角大楼想要一种打不下来的摄像头。他们设想了某种体积非常微小，可能只有蜻蜒那么大的东西——一种无法被敌方击落的小目标。但是，存在许多问题——能量供应，控制表面小，使用那样微型镜头清晰度差。他们需要更大的镜头。”
我点了点头，“于是，你们想到了纳米元件集群。”
“说得对。”里基指着屏幕，上面有一束黑色斑点在空气中转动和翻腾，就像一群飞鸟。“一个由元件组成的云状物可以让你制造出拥有任意大小镜头的摄像头。还有，无法把它打下来，因为子弹将会穿过云状物。另外，还可以将云状物分散开来，其方式与鸟群听到枪响之后散开的情形类似。在那种情况下，摄像头将会隐蔽起来，直到重新组合时才会成型。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解决办法。五角大楼为我们提供了长达３年的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资助。”
“于是？”
“我们开始着手制造这种摄像头。当然，立刻出现的显然情况是，我们在分布式智能方面遇到了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必须使云状物中的纳米微粒拥有初级智能，以便让它们们产生互动，形成一种在空气中旋转的集群。那种协作活动可能显得具有相当高级的智能，但是即使在组成该集群的单个微粒比较愚蠢的情况下，那样的活动也能出现。毕竟，鸟类和鱼类都能做到那一点，而它们并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
大多数观察鸟群和鱼群的人都认为，群体中有个领头的，其他所有的个体都跟随它。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囡是，人类和其他大多数群居哺乳动物一样，拥有群体领袖。
但是，鸟类和鱼类没有领头的。它们的群体并不是以那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对群集行为的仔细研究——对拍摄下来的录像的逐帧分析——显示，事实上它们没有领头的。鸟类和鱼来对它们内部的些简单刺激作出反应，其结果是经过协作的行为。但是，没有哪个体在控制那种行为，没有哪一个体处于领头地位，没有哪一个体在进行指挥。
鸟类个体也未在遗传上编有产生群集行为的指令程序。群集行为并不是硬件连接的。在鸟的大脑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规定说：“当出现某种情况，开始群集。”与之相反，在群体内部，群集只是作为更为简单的低层次规则的结果而出现的。这类规则包括“靠近与你距离最近的鸟，但不要撞上它们。”由于存在这类规则，整个群体以平稳的协作方式群集起来。
因为群集行为产生于低层次的规则，它被称为群体行为。群体行为的技术定义是：出现在群体之中但并未作为指令程序编入该群体的任何成员体内的行为。群体行为可以出现在任何种群之中，包括计算机种群或者是机器人种群，或者是纳米集群。
我问里基：“你遇到的问题是集群中的群体行为吗？”
“正是如此。”
“它不可预测吗？”
“如果说得委婉一点的话。”
在最近数十年中，这种自动浮现的群体行为理念曾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革命，对程序编制员来说，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单个智能体制定行为规则，但是不能控制集中行动的智能体。
单个智能体——不论它们是编制程序的模块，还是处理器，还是在本个案中的真正的微型机器人——被编入指令程序，在特定情况下协作工作，而在别的情况下互相竞争。可以给它们设定目标。可以让它们以单一定向的强度去寻求目标，或者发挥作用帮助其他智能体。但是，无法将这些互动作用的结果编入程序加以控制。它只是自动浮现出来，而且常常形成出人意料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这是令人振奋的。一种程序首次能够产生该程序编制员根本无法预测的结果。这类程序的行为更像来自具有生命的有机物，而不是人造自动装置。这一点使程序编制员感到兴奋——但是，也使他们觉得无计可施。
田向这种程序的群体行为是反复无常的。有时候，竞争的智能体相互争斗，导致停机，程序无法完成任何任务。有时候，智能体之间的影响很大，它们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别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程序就像小孩子一样——无法预测，容易受到干扰。用一位程序编制员的话来说：“编制分布式智能程序就像要求一个５岁大的儿童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更换衣服。他可能那样做，但是他也可能去做别的事情，而且不再回来了。
因为这种程序以生物的方式产生作用，程序编制员开始将它们与真实世界中的真实生物的行为进行类比。事实上，他们开始为生物体的行为建立模式，以便得到一种对程序结果进行控制的方式。
所以，有的程序编制员研究蚂蚁的集群行为，研究白蚁构筑土墩的行为，研蜜蜂的舞蹈，以便编写程序来控制飞机降落时间表，控制行李包裹的发送路线安排，控制语言的翻译。那些程序经常运行良好，但是它们也一可能出错——在情况发生大变化时尤其如此。但是，在那种精形下，它们就会失去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在５年之前开始建立掠食者与猎物之间关系的模型，将它作为一种固定目标的方式。因为饥饿的掠食者的注意力不会被分散。环境可能强迫它们临时改变自己的方式；它们可能多次尝试新方法才会取得成功——但是，它们不会失去自己的目标。
所以，我成为研究掠食者与猎物之间关系的专家。我研究了大量鬃狗、非洲猎犬、追捕猎物的狮子、有攻击行为的成群兵蚁。我的团队曾经研究了野外生物学家撰写的文献，我们概括了他们的成果，编写了一种被称为“掠食猎物”的程序，该程序可被用于控制任何智能体系统，使其行为具有目的性，使程序去寻求目标。
我看着里基的屏幕，那些协作运行的装置平稳地移动，在空气中穿行。
我问：“你们使用‘掠食猎物’程序来为你们的单个元件编写程序吗？”
“对，我们使用那些规则。”
“嗯，找觉得它们运行得不错，”我看着屏幕说，“为什么存在问题呢？”
“我们无法确定。”
“这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存在着问题，但是无法确定出现问题的原因 不知道问题是出在程序编制方面——还是出在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比如说，什么方面？”我眉头一皱，“我没有听懂，里基。这只是一群微型机器人，你可以让它们按照你的指令工作。如果程序编制不正确，你可以进行调整，有什么我不理解的东西吗？”
里基不安地看着我。他把椅子从桌子旁边推开，然后站立起来。“让我给你演示一下我们是怎样制造这些智能体的，”他说，“那时你就会更好地了解这里的局面。”
我看过朱丽亚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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