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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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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一路上安稳睡觉，直到我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时才醒了过来。夜空渐渐转为灰色，我抱着她走上门前的车道，然后进了家门。
第３天 早上６点０７分
房子型寂静无声。孩子们西在睡觉。我发现朱丽亚站在餐厅里，望着窗外的后院。后院里的喷淋器开着，哧哧作响。朱丽亚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两眼盯着窗户，身体一动不动。
我说：“我们回来了。”
她转过身体：“她没事儿吧？”
我把抱在手里的小孩递给她：“看来是吧。”
“感谢上帝，”她说，“我很担心，杰克。”但是，她没有走过来，没有接触阿曼达。“我很担心。”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冷冰冰的。那声音实际上并不着急，她说话的语气一本正经，就像是在叙述她不理解的另一种文化的仪式。她嘬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
“我一夜都没合眼，”她说，“我很担心，感觉糟透了。感谢上帝。”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掠过，然后转向一边。她露出了内疚的神色。
“想抱一抱她吗？”
“我，嗯……”朱丽亚摇了摇头，点头示意端在手里的咖啡杯。“现在不吧，”她说，“我得去看一看那些喷淋器。它们给我的玫瑰灌了太多水。”她说罢走向后院。
我目送她走进后院，看见她两眼望着那些喷淋器。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故作姿态地检查安装在墙上的记时器盒子。她打开盖子，然后查看了盒子内部。我不懂她的意爱。为我家干活的花匠上周刚刚调过喷淋器的记时器。或许，他们没有调试好。
阿曼达在我的怀里呼哧呼哧地呼吸。我抱着她走进婴儿房，给她换了尿布，然后放到床上。
我走向厨房，看见朱丽亚正在用手机打电话。这是她的另一个新习惯。她并不经常使用家里的座机，而是使用她自已的手机。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座机，她解释说，用手机方便一些，因为她打许多长途电话，手机的话费是由公司支付的。
我放慢脚步，在地毯上行走。我听到她说：“对，情况不妙，我当然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得小心……”
她抬起头来，看见了我，说话的语气立刻变了。“好吧，嗯……听我说，卡罗尔，我认为，我们只要给法兰克福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发传真确认，把他的反馈告诉我，好吧？”她说罢吧嗒一声关上手机。我进了厨房。
“杰克，我不愿意在孩子起床之前离开，但是……”
“你必须走吗？”
“我看是吧。公司里出了一点事情。”
我看了一眼手表。６点１５分。“好吧，”
她说：“那么，请你，嗯……孩子……”
“没问题，我会把一切弄好的。”
“谢谢。我晚些时候给你打电话。”
于是，她离开了家。
我疲惫不堪，洼思维也混乱了。小女儿仍在睡觉，运气不错，她睡觉的时间多了几个小时。家里请的杂工玛丽亚６点３０分来了，摆放好早餐用的餐具。孩子们用了早餐，我开车送他们上学。找尽垦使自己头脑保持清醒。我小停地扣哈欠。
埃里克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上。他也在打哈欠。
“今天没有睡醒吧？”
他点了点头。“那些人让我一夜都没有睡着。”他说。
“什么人？”
“昨天晚上到家里去的人。”
“什么人？”我问。
“来吸尘的人，”他说，“他们把家里吸了一个遍。他们把鬼魂都给吸出来了。”
尼科尔在后座上窃笑：“鬼魂……”
我说：“我觉得你是在做梦吧，儿子。”
埃里克最近爱做千奇百睦的噩梦，常常在半夜惊醒。我敢肯定，那是因为尼科尔让他一起观看恐怖电影，知道那些电影会使他恐慌不安。尼科尔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观看以蒙面杀手为主角的恐怖电影——那些系手谋害发生性行为之后的青少年。那是一种固定套路：你有了性行为便会丧命。但是，那些电影对埃里克来说不适宜。就她让埃里克看恐怖电影的事情，我已经和尼科尔谈过多次了。
“不，爸爸，那不是做梦”埃里克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那些人的确在家里。来了许多人。”
“哦——噢。嗯，那鬼魂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鬼魂，全身银色，闪闪发光，不过他没有脸。”
“哦——噢。”
这时，我们到了学校。尼科尔说，她课后要参加戏剧彩排，我下午接她的时间应该是４点４５分，而不是３点４５分；埃里克说，如果要他去注射疫苗，他就不去儿科医师那里接受检查了。我重复了所有父母都用的经久不变的咒文：“我们看看再说吧。”
两个孩子拽着双肩包下了汽车。
他们两个人的背包重量大概都有２０磅。我对此一直不习惯。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孩子们不背那么大的书包。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双肩包。如今，好像每个孩子都有双肩包。你会看到小不点的二年级学生驮着它，弯腰驼背地…出入校门，就像在高山地区从事搬运工作的夏尔巴人。有的孩子把书包放在手推车上，就像在机场上拉着行李包。我不理解这种现象。这个世界正在数字化；一切都在朝着重量轻、体积小的方向发展。然而，学龄儿童的负担却空前沉重。
在两个月之前的一次家长会上，我提出了有关的问题，那位校长说：“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对此表示关注。”随即便岔开了话题，
我对此也弄不明白。如果他们都表示关注，为什么却无动于衷？当然，那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走去防患于未然。我们只有在孩子被车压死了之后，才会在路口上安装“停车观察”的交通标识。
我又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跟着早上缓慢的车流行进。我想，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的觉。我心里考虑的只有这一点。”
玛丽亚１１点左右叫醒了我，不停地摇着我的肩膀，“尔曼先生，槁尔曼先生。”
我睡眼惺妈，“什么事？”
“孩子。”
我立刻清醒过来，“她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她全 ”她伸手捷了摸她自己的肩膀和手臂。
“她全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
我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走进了婴儿房。阿曼达站在童床上，两手拉着栏杆。她开心地跳着，笑呵呵的。她看来一切正常，只是整个身体呈蓝中带紫的颜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肿包。
“噢，上帝。”我叫道。
我无法再去医院忍受前一天夜里那样的遭遇，我无法忍受见到更多不告诉你任何情况的身穿自大褂的医生，我无法忍受再次遭到恐吓。前一天夜里的经历使我身心疲惫。一想到女儿生病的事情我心里就十分难受。我走到阿曼达跟前，她对着我开心地格格笑着。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在空中抓着，要我抱她起来。
我把她抱起来。她精神不错，伸手来抓住我的头发，想取下我的眼镜——那是她的习惯动作。我这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皮肤，但是心里觉得安稳了许多。她的皮肤像是被打肿了一样——那是受到撞击的颜色——周身全是那样的颜色。阿曼达好像曾被放进过染缸一样。那种颜色的均匀性使我感到恐慌。
我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给急诊室的医生打电话。我伸手在衣服口袋里找他的名片，阿曼达一直想抓下我的眼镜。
我用一只手拨动电话。我可以用单手做许多事情。我一拨电话就通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惊讶。
“噢，”他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你女儿感觉如何？”
“怎么说呢，她看上去感觉不错，”我说着往后扬了—下头，使阿曼达抓不到我的眼镜，她格格地笑着；抓眼镜现在是种游戏。
“她感觉不错，”我说，“不过，问题是——”
“她身上有任何出现淤血的地方吗？”
“对，”我回答说，“实际上，她真的有。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给你打电话。”
“淤血全身都有吧，颜色完全一致吧？”
“对，”我说，“身上大部分都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唉，”医生说，“她的试验报告全都出来了，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完全正常。健康儿童。我们仍在等待的只有核磁共振成像报告，但是，核磁共振成像仪出了毛病，他们说要等儿天。”
我无法直回避躲闪，我说着把阿曼达放回儿童床。当然，她不喜欢我那样做，脸蛋皱成一团，眼看就要哭起来。我把甜饼怪物玩具递给她，她坐下玩了起来。我知道，那甜饼怪物玩具大约可以使她安静５分钟。
“无论如何，”医生说，“知道她情况不错使人感到高兴。”
我说：“我也感到高兴。”
医生停顿片划。后来，他开始咳嗽。
“福尔曼先生，我发现你填写的就医表格上说，你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
“对。”
“这是否意味着你参与了工业制造？”
“不。我是搞程序研发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从事那工作的？”
“在硅谷。”
“比如说，你不在工厂里工作吧？”
“没有。我在办公室工作。”
“哦。”对方停顿了片刻，“我可以问你在何处供职吗？”
“实际上，我眼下没有工作。”
“哦，好吧。目前的状态有多久了？”
“６个月。”
“我明白了。”对方稍有停顿，“嗯，好的，我只是想搞清这一点。”
我问：“为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哦，它们是表格上的内容。”
“什么表格？”我问，“我在医院就已经填完所有表格了。”
“这里还有一份表格，”他说，“健康安全表。健康与安全办公室制作的表格。”
我问：“这些问题是做什么用的？”
“还出现了另一个病例，”他说，“症状与你女儿的非常相似。”
“什么地方？”
“萨克拉门托总医院。”
“什么时候？”
“５天以前。但是，那个病例涉及的人完全不同。患者是一位年龄４２岁、在墨西哥的马德雷山区搞野外工作的植物学家，一位研究野生花卉的专家。那里有种特别的花卉或植物。长话短说，他住进了萨克托门托的医院。而且，他的临床病程与你女儿的类似——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作，不发烧，伴有剧烈疼痛的红斑性反应。”
“也是做了核磁共振成像后就消除了反应。”
“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核磁共振成像检查，”他说。“但是，这种综合征——无论它是什么东西——显然是自体限制性的。非常突然地发作、非常突然地结束。”
“他现在康复了吗‘那位植物学家？”
“他的状况良好。有两三天出现了淤血，没有其他症状。”
“好的，”我说，“听到这一点我感到高兴。”
“我知道你想知道这些情况。”他说。
后来，他告诉我，他可能还要给我打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并问我是否愿意。
我说，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活。
如果阿曼达病情出现任何变化，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答应了，然后挂断电话。
阿曼达扔掉了甜饼怪物玩具，站在儿童床上，一只手抓住栏杆，另一只手朝我伸来，小指头不停地抓着。
我抱起她；就在那一瞬间，她抓下了我的眼镜：
我伸手去抢眼镜，她发出细长而尖厉的欢快叫声。
“阿曼达……”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她把眼镜扔向地板。
我眨巴着眼睛。
没有眼镜我看不清楚。我的眼镜是软金属框架的，现在已难以看到了。我趴在地上，手里仍旧抱着孩子，伸手在地上摸索了几圈，希望能够触摸到眼镜。我没有找到。我半眯着眼睛缓缓向前移动，又伸手摸了一遍，还是没有触到眼镜。这时，我看见儿童床下闪过一丝亮光。我放下孩子，趴到了儿童床下，找到眼镜戴上。在那个过程中，头被儿童床重重地撞了一下，我急忙低下了头。
这时，我的目光落在床下墙上的一个电源插座上。插座上面有一个小塑料盘。我拔下来，看了看。一个两英寸长的细管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平压装置，一种泰国制造的普通商业产品。输出和输入电压在制造塑料盒子时已被标上。盒子的底部有一个白色标签，下面写着ＰＲＯＰ ＳＳＶＴ，并且带有条形码。它是公司贴在存货上的不干胶标记。
我转动那个细管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负责管理家务已有６个月时间了，我知道家里物品的摆放位置。可以肯定的是，阿曼达的房间里是不需要平压装置的。这样的东西只用在对电流敏感的设备上，比如计算机。
我站起来，环顺房内，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同之处。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都变了，不过只是稍有不同。阿曼达的夜灯灯罩上饰有动画片小熊维尼中的角色。老虎是她最喜欢的动物，我总是将老虎朝着她的儿童床。现在，朝着儿童席的是小驴依育。阿曼达用的防水垫的一角以一处污迹，我总是让有污迹的底部朝左边，现在它在右上方。我把那些预防尿疹的润滑油瓶子放在柜子的左边，那是她伸手拿不到的地方。现在，它们靠得太近，她伸手可以抓到它们。而且，还有——
女佣走进来，站在我的身后。
“玛亚亚，”我说，“你清扫了这个房间吗？”
“没有，福尔曼先生。”
“但是，房间里摆放的东西挪动了位置。”我说。
她环顾四周，耸了耸肩，“没有啊，福尔曼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吧。”
“不一样不样，”我坚持说，“已经变了样。瞧。”我指着灯罩和防水垫，“挪动了位置。”
她又耸了耸肩，“好吧，福尔曼先生。”
我看见她脸上露出了困惑不解的神色。她要么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要么认为我疯了。而且，我很可能真的显得有一点疯，一个成年人着迷于饰有小熊维尼的灯罩。
我让她看我手里的细管子：“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
“在儿童床下发现的。”
“我不知道，福尔曼先生。”她拿在手里，边转动，边观看。她耸了耸肩，然后把它还给了我。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目光中露出了警觉的神色。我开始感到尴尬。
“好吧，玛丽亚，”我说，“没什么关系。”
她俯身抱起孩子：“我要喂她吃的了。”
“好的，去喂吧。”
我离开了房间，心里感觉怪怪的。
为了弄清情况，我上网查找“ＳＳＶＴ”。我链接到的网页包括斯里西瓦维西努神庙、科尼茨华芬培训学校、纳粹徽章售卖部、子系筑采样显示技术公司、南海岸职业技术学校、光学变温低温恒温系统公司、家用硬化地板公司、弹弓维纳斯的乐队、瑞士射击协会，在那个网址之后，搜索便停止了。
我离可了计算机。
我注视窗外。
玛丽亚给我开了一份购物单，上面歪歪扭扭列出了各个项目。我真的应该先购物，再去接孩子。但是我待着没动。有时候，周而复始的家庭生活节奏似乎使我不知所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很不踏实。每当出现那样的情形时，我只得呆呆地坐几个小时。
我不想动。现在不想。
我不知道朱丽亚今天晚上是否会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她是否会找出别的什么借口。我不知道如果她某一天回到家里，宣布她已经爱上了别人，我将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到那时我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我将怎么办。
我正对的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小雪花果树，树干碧绿，枝繁叶茂。我们搬来这里后不久栽种时，它要小得多。当然，是那些种树的工人们栽的，但是我们当时全都在场。尼科尔用上她的塑料铲子和小桶。埃里克夹着尿布在草坪上爬。朱丽亚让那些工人着了迷，心甘情愿地干得很晚，在当天完成了工作。他们离开之后，我吻了吻她，清除了她鼻子上的泥土。她说：“它将来会给找们的整幢房子遮风挡雨。”
但是，它后来使我们大失所望。它的一个树枝在一次风暴中被折断，它长得有些不对称。小雪花果树的木质松软，树枝很容易断裂。它没有长到为整幢房子遮风挡雨那么大。
但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从窗户望去，我看见全家人都在草坪上。然而，这只是脑海中的回忆而已。现在，我很担心那样的场景将不再出现。
在接触多智能体系统许多年之后，你开始用那些程序的方式来看待生活。
从根本上讲，你可以将多智能体环境视为某种类似于棋盘的东西，将智能体视为类似于棋子的东西。那些智能体在棋盘产生互动，以便达到目标，与棋子移动以便获胜的方式类似。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没有人去移动那些智能体。它们自己互动，以便产生结果。
如果你设计的智能体拥有记忆力，它们便可以了解其所在环境的情况。它们能记住自己在棋盘上到过的位置，记住曾经出现的情况。它们能够按照特定的期望，回到某些位置去。最后，程序编制员说，那些智能体对它们所在的环境产生信念，会按照那些信念去产生作用。当然，严格说来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景完全有可能是真的。它看起来是那样的。
然而，使人感兴趣的是，某些智能体会逐渐形成错误信念。要么是因为动机冲突，要么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它们开始出现不恰当的行为。环境已经出现了变化，但是它们看来却并不知道。它们重复已经过时的模式。它们的行为不再反映棋盘上的真实情况。它们似乎被困在过去的时间之中了。
在逐步发展的程序中，那些智能体被消灭了。它们没有后代。在其他多智能体程序中，智能体的主要倾向产生了作用，那些过时的东西只是被绕过，被推向边缘。有的程序拥有一种“严厉的收割者”模块，那样的模块定期将它们剔除出去，使它们脱离系统。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被困在它们自己的历史之中。有时候，它们集结起来，回到系统之中。有时候，它们不那样做。
诸如此类的思考使我不寒而粟。我在椅子上辗转不安，看了一眼座钟。我看见接孩子的时间到了，心里有了一种被解脱的感觉。
在我们等待尼科尔完成彩排的过程中，埃里克在车里做家庭作业。她垂头丧气地走出校门；她本以为她自己担任领唱，但是，那位戏剧教师却把她安排在合唱组中。“只有两句台词！”她说着，用力关上车门。“你们想知道我的台词吗？我说，‘瞧，约翰来了。’在第二幕中，我说，“这听起来相当严重。”就是这两句话！”她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我弄不懂布莱基先生出了什么毛病！”
“他可能觉得你讨厌。”埃里克说。
“老鼠屎！”她打了一了他的脑袋，“猴屁股！”
“够了，”我说着发动了汽车，“系上安全带。”
“小傻瓜蛋，他知道个屁。”尼科尔说着，扣上了安全带。
“我说了，够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臭家伙，”埃里克说，“浑身尿臭。”
“够了，埃里克。”
“得了吧，埃里克，听你父亲的话，闭上嘴巴。”
“尼科尔……”我瞟了一眼后视镜中的她。
“对——不起。”
她看上去快要哭了。我安慰她：“宝贝，你没有得到想担任的角色，我真的很难过。我知道，你很想扮演那个角色，这一定让你觉得很失望。”
“不。我不在乎。”
“好吧，对不起了。”
“真的，爸爸，我不在乎。都过去了。我还在向前走。”过了片刻，她说：“你知道是谁演那个角色吗‘那个小婊子凯蒂·理查兹！布莱基先生只是一个好色鬼！”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已经大哭起来，抽泣的声音响亮，就像在演戏。埃里克在一旁向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翻了一下白眼。
我开车回家，提醒自己晚饭后等尼科尔安静下来时，和她谈一谈不要讲脏话的问题。
我切着青豆，以便把它们放进蒸锅里去。这时，埃里克来了，站在厨房门口。“嘿，爸爸，我的ＭＰ３播放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不应管他们如何摆放个人物品。埃里克的游戏小子，他的棒球手套，尼科尔的短背心，她的手链……
“怎么办，我找不到了。”埃里克仍旧站在厨房门口，不靠近我，担心我会叫他帮助摆放餐具。
“你找了吗？”
“到处都找遍了，爸爸。”
“嗯。你房间里找过吗？”
“全找过了。”
“娱乐室呢？”
“全找过了。”
“车里呢，你可能把它忘在车里了。”
“我没有，爸爸。”
“你把它放在学校的贮藏柜里了吧？”
“我们没有贮藏拒，只有小格子。”
“你检查过短上装的口袋吗”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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