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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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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全本』
『内容简介：
前言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问。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依旧历历在眼前，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我作为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年多一点时间，而这十年恰恰是“史无前例”的年代
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千古。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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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内容开始…
前言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问。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依旧历历在眼前，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我作为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年多一点时间，而这十年恰恰是“史无前例”的年代
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千古。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以前，曾有不少同志对我说过：“你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写一点东西啊？”
说实在的，要我写点医学科普文章还能凑合，可叫我写周恩来，确实勉为其难了，简直不知道从何写起与怎样落笔。
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决心拿起笔来写这么一本书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之情。
我将这些点点滴滴的琐事粗粗地写出来，让世人更多、更具体地了解十年动乱期间的周恩来和一直佩戴在他左胸前那枚小小的、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为什么闪闪发光，人民为什么至今仍然深切地缅怀着他老人家。
我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中央领导人身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所见所闻极其有限，不可能全面，加之自己水平不高，但是，本书中写到的毕竟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本书的面世，曾得到《中华儿女》杂志社主编杨莜怀、《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杨匡满，上海人民出版社陈莉莉和陈敬山诸同志的一再鼓励和帮助，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同志的指点，我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且纯属个人回忆，无经典可引，亦无“红头文件”为凭，书中若有缺点与不周之处，恳请读者鉴谅，并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批评指正。
张佐良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４日于北京官园
引子
我初到周恩来身边时，年近古稀的周恩来仍然是人们印象中的潇洒、精力过人的东方式政治家风范。
然而，在那疯狂的十年中，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全国几亿人被无端地卷进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大革命”之中，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火药桶、大战场，经历着大灾难，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幸免。
“十万火急”的电报每天像雪片似地飞进总理值班室：请求总理制止武斗、恢复交通、释放被抓走的人，还有抗灾救灾
周恩来原先的那些副手们，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或徒有其位并无其权。于是，周恩来什么事情都得管，事必躬亲。
后人评说“文革”中的周恩来是苦撑危局，终于累垮、病倒、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事实确是如此。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提防和抵挡那些超级“左派”们的明枪暗箭。
“文革”动乱初期，周恩来也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属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左”派们想方设法要整垮他，一时整不倒他，便鼓动那些不是有野心便是无知的造反派同周恩来日夜纠缠，以至周恩来首次发作心脏病。“左”派们又提出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ｘｘ派的黑后台”等等，继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解放干部，恢复生产，力图使满目疮痍的国家稍稍得以喘息。可紧接着进行的“批林”加上“批孔批周公”、“评法反儒”，并暗示中国有“最大的儒”和“投降派”，而此时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已身染重疴。
可以说，周恩来同“文革”这一场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悲剧苦苦鏖战了十年。他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钢筋铁骨。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终于卧病不起。他在癌症的折磨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告别了人间。
１９９６年1月，为纪念周恩来逝世２０周年，北京电视台播放了１６集历史纪实片《伟人周恩来》。３月，有线台又播出了《周恩来与文艺》。这两部片子，全部采用实地拍摄，不用正式演员。那些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那些亲切关怀中国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提及周恩来的关怀，无不一个个声泪俱下。
毫不夸张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周恩来的那份感情仍像昨天一样。同样可以说，不管你在那个年代初期曾否参加过这派那派，持有过什么观点，后来在周恩来这个庄严与亲切的名字面前，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也是“四人帮”为什么成为全民公敌的重要原因。
在那十年中，我没有发现周恩来的头脑里有什么节假、休息，或是外出度假这类概念。我所见到的他，只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最后
每年除了像春节那样重要的节日与少数“照顾”休息日，或是我病倒之外，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我可说是陪同他度过了那漫长难熬的岁月。
周恩来的许多活动场合，我是不能在场的，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们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有这种自觉性：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过，有时我会中间进去给周恩来送药，那也只是半分钟、一两分钟，只见到一些迹象，只听到片言只语而已。
因此，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政治家的周恩来、外交家的周恩来与军事家的周恩来。我只能从周恩来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我所见到的他的喜怒哀乐，试图写出一个普通公仆的周恩来。如果涉及到了他的重大活动，那也只是我的匆匆一瞥。而且说实话，我在十年中见到的周恩来，主要是沉重、痛苦和忧愤的一面，很少见到他轻松愉快的时候。那是国家动荡、混乱、灾难深重的十年，充满苦涩的十年；因而，我的笔下写不出多少阳光灿烂、欢声笑语及美丽如画的景象。
我想，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当年他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开幕式，向世人宣布中国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像群山之巅喷薄欲出的太阳，大海之上清晰可见的桅杆，已实实在在地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招手了。
还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正是他认为“你比我强得多”的邓小平担当起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重任，提出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一个举世公认的稳定、繁荣、迅速发展的伟大祖国骄傲地带进２１世纪。
第一节
来到周恩来身边
“八一三”日寇飞机炸死母亲，父亲迫于无奈而自尽，我成了上海街头的“三毛”；我找到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军，经过努力，
走进医学院的大门
我出生在上海，１９３７年爆发“八一三”淞沪战争，那年我仅是个５岁的小孩子，日寇飞机轰炸闸北火车站一带，我家开的小商店被炸毁，母亲当即身亡。开战那天，我和父亲恰好住在南市区故得以留下性命。但不多时，我们父子二人投亲靠友无着，身上一文不名，一时回不了乡下老家（浙江硖石），迫于要活命故无奈地住进了浙江同乡会办的难民所。父亲因受尽了亲友们的种种奚落和羞辱，使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他终于服毒自尽，我便成了孤儿，继而成为地地道道上海街头的“三毛”。第二年，有人领养了我，把我带到苏北启海地区。
那时，日本鬼子占领着苏北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抗击日寇侵略、保护人民利益。如今只有在《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中才见到的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便是抗战时期的真实写照。日寇时常到乡下进行大“扫荡”，“围剿”共产党新四军，实行“三光政策”，三天两头见到火光浓烟、耳边枪炮声不息，命案时有发生，什么叫“国破家亡”，什么是“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我是切身感受到的。
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北启海地区农村，不同于山明水秀的江南田园风光，那里土地开垦的历史较短，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块块长方形条田一年四季绿油油的，庄稼长势极好，尤其适宜于种植棉花。那里河沟纵横，人口密度不高，村舍排列整齐，呈现一派物富民丰景象。解放后，那里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高产区。
日寇投降后，１９４６年夏季启海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但好景不长。是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地主老财组织还乡团尾随而来。敌人一来便抓人杀人、收回土地、反攻倒算，对共产党新四军、民兵、妇女会、贫下中农，甚至儿童团进行报复。反动派军队由土生土长的还乡团引导，他们的报复行动屡屡得手。苏北老百姓再次遭受劫难，农民纷纷参加新四军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大多数年长我几岁的小伙子加入新四军主力部队去打大仗，我随后参加了新四军地方武装打游击。
１９４９年渡江作战前不久，我所在的新四军地方武装“东南警卫团”，此时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警备二团，被编入正规部队序列。
渡江作战前，部队不仅改了番号也换了着装。原来新四军穿的灰布制服一律改穿草黄色军装，军帽上缀一枚金黄色边的红五角星，左胸前缝上一块８×４厘米布质、白底、红框、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标识。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崇明岛战斗，结束剿匪后驻防崇明堡镇港，后移防南通市。
全国刚解放，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响完没有多久，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且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唇亡则齿寒，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政府迅速组成了志愿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到“保家卫国”战斗中去。
１９５１年底，我也请缨参加抗美援朝，获准后被编在新组建的华东军区新兵第三十八团，排以上干部开拔到徐州附近集训待命，后因板门店和平停战谈判有转机，１９５２年８月，按照上级命令，撤销三十八团建制，所属人员一律返原单位。我未当成志愿军，没有到过朝鲜前线成为终身憾事。
朝鲜战争即将和平解决，仗快要打完了，今后，我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赶也赶不掉。
当时，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还不久，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为减少国家经济负担，军队要实行精兵简政，既然不打仗了，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部队了。部队首长动员部分指战员要响应祖国的号召，服从命令听指挥，由上级统一安排复员或转业，积极参加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且有少数部队成建制（以师为单位）地开到祖国边疆屯垦戍边。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跟我讲明道理，指明有三种选择：复员、转业，或是上学去。我一听，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学去。这一年冬天，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筹办的卫生干部学校（简称“卫生干校”）报到，学习数理化一年。
根据中组部、高教部及卫生部联合指示精神筹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从军队及地方在职干部中招收学生，培养卫生行政管理干部。招生对象为年龄在２５岁以下、共产党员和五年以上军龄的优秀卫生干部，通知发到各专区人事与卫生主管部门。那一年，我刚２０岁，其他条件亦符合招生要求，故从军队转业到南通专区等候上医卫生干校入学通知书。
在等通知期间，先到专区卫生科任行政２２级科员工作，其时，军队仍实行“供给制”，地方已改为“包干制”，每月发给我２８元人民币，包括吃饭、穿衣等一切生活费用都在内，缺少不管，多者归己。那时物价便宜，在南通市每月交上六七块钱伙食费便吃得蛮不错了，当然只是吃些猪肉、豆腐和蔬菜之类。
城市里各影剧院对军人实行优先购票，且是票价减半。我转业到了地方虽说享受不到军人半价等优待，由自己掏腰包买全票，但周末看电影或京戏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部队正处在精兵简政，以压缩军费开支时期，苏北军区与南通军分区部队停发了菜金，令部队“生产自给”，即自己种菜、养猪养鸭及捕鱼捉蟹等来养活自己与改善生活。
我当了几年兵，习惯于纪律严明、生活紧张、办事干脆，与人相处坦率而不用心计，刚到地方机关工作感到不习惯，有点适应不了。一般说来，那时地方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要比部队干部高些、知识分子多些，有的说话慢悠悠、文绉绉，比较含蓄，甚至拿腔拿调，显得城府较深，真使人难受。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我那缺心少机、直肠子脾气至今仍改不过来，为此亦吃过不少苦头，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不过，年过花甲的我，无论在大学或其他工作单位还是有些好朋友，因为有人愿意交我这样的朋友，这大概属“鱼找鱼，虾找虾”之列吧。这些都属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没有多久，我们便接到了上医卫生干校的入学通知书，专区卫生科的同事们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中许多人都以羡慕的眼光与我们握手道别。
我们从南通天生港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同行者三人，都是转业军人。我们坐的是三等舱，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棉布中山装。头戴棉军帽，脚穿黑棉布鞋，在上海人的眼里我们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乡巴佬”似的。我虽说是个“老上海”，但离开上海漂泊１４年，如今回到上海来读书，真可说一声：嗬，上海啊，我们久违了！
第二天早晨，轮船将要在外滩码头靠岸的时候，我们急忙从船舱里跑到甲板上面来看热闹。昔日大上海的高楼大厦立刻映入眼帘，依旧矗立在黄浦江西岸，路上行人来去匆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过，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上海，这个曾经称作“冒险家乐园”的东方大都会，如今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登岸后，因不熟悉上海市的环境与交通路线，我们只得叫了两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去报到。
刚解放那阵子新旧社会对比明显，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很高，群众的觉悟高，市民拥护人民政权。三轮车夫既不“拒载”，也不“斩客”，价钱公道，将我们顺顺当当地拉了到兴国路。
一路上再也看不到从前那些趾高气扬的外国佬、美国水兵及看大门的“红头阿三”。原来的江西路工部局大楼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底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牌子，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我在上海虽说已是个无家可归者，生我养我的父母早已被日本侵略军害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培养我成长的人民和共产党带给我的温暖与阳光。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７２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对我这个曾经是上海街头的流浪儿来说，这一切绝不是梦，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卫生干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系教研组抽调来的优秀教授、讲师与助教，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
在部队里我被人叫了多年“小鬼”，到上医卫生干校后，仍是个小不拉子，“小”字辈的名分看来还得继续下去。来报到的学生中有三四十岁的“老干部”，他们是什么科长、处长，有个别老同志已是副厅长的“大官”。其中不少人已是拖家带口的，还有几位长期患慢性病、经济拮据、家庭生活困难者。那些从北方来的干部对南方的气候、环境及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不习惯。他们吃惯了面食，不喜欢吃大米。这些同学中，后来因未考取大学等原因而陆续退学返原单位工作。当时未经意，后来才发现学生的年龄及职务构成已突破“招生原则”的规定。
开学前，卫生干校对学生进行了注册登记和摸底文化测验，按成绩将同学分成甲乙两个班，规定甲班学生补习文化一年，乙班补习两年，我被分配在甲班，所学课程同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语文五门课。我们的数学课程从高小“四则题”（整数、小数和分数）学起，然后学习代数及几何等。
按学校原先的设想，我们这一届学生，只要毕业考试合格，就可由卫生干校“保送”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系就读。可是，就在我们临近1953年暑期毕业考试前，学校接到上级指示：为保证大学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的整齐，勿论是军队或地方来的调干生、文化补习班学生，一律要参加暑期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无一例外。据说，高等教育部听取了各大学的汇报，前两年由于调干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入学后功课跟不上教学进度，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不能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步前进，即便是不断地补课与辅导，个别调干生每学期仍有几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弄得教师费力，学生吃力。调干生的心理压力太大，导致一些人吃不好睡不香而得了神经官能症，故有此新规定。
上级要求调干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新规定确有道理，可苦了我们上医卫生于校这一拨儿了。本来，只要干校毕业考试合格便可以直升上一医公共卫生系深造，现在得临时抱佛脚，再补课应付全国统一高考。那时没有走后门这一说，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参加卫生干校毕业考试后，再立刻按全国统考要求补习新课程。
卫生干校的教师们马上忙看赶写新的讲义，还尽力收集解放后恢复高考以来历届高考试题，油印后分发给我们作参考。
当时，像我今天这样年岁的老教授，在那酷暑难当的日子里，教室里不要说空调机，连电风扇都没有。六十多岁的老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辅导学生补课答题。他们满头大汗，站在黑板前，吃着粉笔灰，认真地给我们这批“调干生”，或许该称之为“老学生”补习数理化。
同学对此感激之余，也学习得很艰苦，往往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仍坚守在教室里“拼命”。
学校领导怕我们精神负担过重，再闹出点什么病来，他们常到教室来赶我们回宿舍去睡觉。我们几个年纪轻一些的学生则采取跟领导“打游击”的办法，听说领导要到教室来检查，便急忙躲起来，待“风声”一过再溜进教室去学习。因为宿舍里不仅房间小，而且更加闷热，还怕影响他人睡眠，或被人“揭发”不睡觉挨批评。
卫生干校的领导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后，同意我们这一届干校毕业生，万一考不上大学者，只要本人愿意，可以再补习一年文化，第二年再给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我们听了不胜感动，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并未因此而松懈斗志，而是更加刻苦地参加补习，力争一次成功，就在这一届考上医科大学。
１９５３年，上海夏天的天气热得邪乎，既不刮风，也不下雨，身上衣服总是汗湿的，因为班上还有女同胞，不然我们肯定会光着膀子在教室里“开夜车”。幸好，校园里有一个游泳池，热得实在熬不住了，大部分男同学跳进游泳池里游泳，像我这样在河沟纵横的长江边上长大的乡巴佬，不会蛙泳、蝶泳或自由泳等姿式，但都识水性，能在水里划拉几下不会被淹死。我们一律都是“狗爬式”，在游泳池里嬉水打闹，轻松快活，凉快一阵子，再出来鏊战数理化！卫生干校已经放了暑假，乙班同学大多回家、看电影、逛商场、荡马路，轻松愉快，悠哉游哉。学校为了暑期后招收新生，让甲班同学腾出兴国路宿舍，安排我们住到了东湖路宿舍（东湖电影院隔壁）。另外，在马路对面，曾经是上海市委招待所，现叫“东湖宾馆”的地方借了一间大房子作教室，继续补课一苦斗”。
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中遇到一个共同的难题便是数学课程，数学学不好，也就增加了学习物理的难度，特别是力学部分。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正聚精会神地听孙教授讲过去历届高考数学试题，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公式，他讲演算题时不只讲的速度快，在黑板上写的速度也快、擦黑板的速度亦不慢，我注意了一下，几乎是写两行就擦掉一行，令听课者目不暇接。我们一会儿抬头注视黑板上的公式变化，一会儿又低头作笔记，真是抬头低头忙得不亦乐乎。突然间，从头顶上发出哐啷啷一声清脆的巨响，好像房顶立刻劈头盖脑塌下来一样。教室里的人惊恐之际不由自主的头颈转向右侧朝窗外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座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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