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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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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路线指引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愿意进步、愿意革命，你们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这些是周恩来在“文革”动乱期间，接见无数次造反派中常用的、典型的语言，听了顺耳、叫人舒服、令人信服，即使造反派心里不服也没辙。
不过，我在武汉时绝对没有想到过“中央领导层”出了什么新问题。他们白天到毛泽东处开会，晚上看电影，也有到毛泽东住地参加舞会。到达武汉后，只要毛泽东那边晚上有舞会，陆定一处又能离得开，我总不放过看看毛主席的机会。但我未看见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领导人一起到毛泽东住地参加舞会或看电影的情景。只见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到毛泽东处作陪，可能是出于礼貌和尽地主之谊吧。
在武汉期间的一天上午，湖北省委有几个领导同志（不是王任重书记，亦不是张体学省长）到东湖宾馆看望陆定一同志。因为，当地有关人士对“八七”会议会址和参加者的情况说法不一，他们知道陆定一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他们相信陆定一能帮助他们搞清楚。陆定一等人看了两个地方，来到其中一处二层楼上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他向地方领导人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与解释，大家满意而归。
大约是到达武汉后的第二个晚上，陆定一身边工作人员向我提议：晚上陆部长可能睡不好觉，你可以根据情况主动给他加点安眠药。陆定一住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房子的格局是从走廊开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卧室的房门与办公室相通。
陆定一的生活习惯是晚上睡得晚，第二天早晨起得也晚。这天午夜12点左右，我开门进了他的办公室，房间里厚厚的暗红色丝绒窗帘都已拉上，办公桌上的台灯亮着，绿色灯罩将光线背向卧室，故室内光线昏暗。卧室房门关着，但未关严，故意留有一丝小缝便于随员出入卧室时不至于开门发出响声。办公桌上有一只热水瓶、一个茶杯，我走近办公桌，只见台灯下有一张不带格的普通白纸，纸上用铅笔赫然写着“豁达大度”四个大字，见到这几个字使我怦然心跳。这是怎么回事？从字面看，首长显然是遇上了烦心的事情，他写此字用以自警、自勉与自慰。我哪里知道，这些都是后来爆发“文革”动乱前夕，中央几位重要领导人早已遇到了麻烦的信号，是打倒彭、罗、陆、杨的前奏！怪不得，秘书向我交代：晚上陆部长可能睡不好觉！
我轻轻推开了卧室房门，侧耳细听室内陆部长睡着了没有，听了约两三分钟未闻一点鼾声，谅必没有睡着。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安眠药的小药瓶放在茶杯旁，又轻轻关上卧室房门，悄然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房间。但此刻，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得入眠，心中茫然一片。
我们已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批判“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庐山会议，至此才六年多，现在上头又出了事儿？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往灾区视察工作，他有时白天，或是夜间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跟彭真通电话保持工作联系，可见，彭真在党中央的地位之重要。我就想不通，才过了几个月啊，还是这个彭真难道便出了“问题”？如何解释？谁能告诉我？
回想6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再同那几年国内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便逐渐体会出“一点道理”来。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领导苏联共产党以来，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渐渐产生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称苏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沦为修正主义。他们不再是从前的“老大哥”而是以“老子党”自居，不尊重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要求别人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一评”到“九评”的巨篇宏论同苏共进行了公开的论战，最终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甚至发生了珍宝岛军事冲突事件。
毛泽东担心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蜕变为修正主义，发生“国变颜色”、“党变修”的根本性大问题。
早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5年，在扩大的中央常委会上他不无忧虑地向大家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后来，他经常讲、到处讲“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到了1966年，他亲自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基本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政治问题。
那位怕风、怕光又怕水、病病歪歪长年养病不工作，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接班人林彪，借机将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他亦步亦趋、推波助澜，他以“高举”、“突出”毛泽东思想、口口声声称毛泽东是“天才”为手段，达到他不可告人之目的。
林彪一伙人只讲空头政治、大话空话，不做实际工作；只务虚、不务实。他们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毁坏了党在人民中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信，使党脱离了广大群众；林彪同“四人帮”沆瀣一气使无数干部与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他们先在党内外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并找机会采取行动。比如，1965年11月，叶群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大背景下携带林彪的亲笔信神秘地赶到杭州毛泽东在西子湖畔的汪庄别墅，当面诬告了罗瑞卿。毛泽东轻信了谗言。12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批判罗瑞卿，林彪等人借机攻击罗瑞卿、整垮罗瑞卿。罗瑞卿在会上没有发言的机会，有口难辩。
大的政治气候形成之后，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免去了彭真和陆定一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处境也十分艰难。
是年秋末冬初，彭真突然被人从家里揪走，堂堂北京市的首脑人物不知了去向，霎时间，彭真“失踪”了的传闻迅速传遍北京和全国，难怪，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不久，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总书记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向参加会议的干部和群众检讨有关“工作组”问题的“错误”时也只得违心地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像我这样的一般群众怎能理解发动这场“史无前例”动乱的“真谛”？
第四节
周恩来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被冷落；“中央文革”就像一只大筛子；周恩来说：“不要侮
辱少奇同志的人格嘛！”
毛泽东要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并亲自指挥那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恐怕是谁也阻挡不了，但这场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也都被动地卷进去。那时，周恩来的思想认识总跟不上局势的发展。他常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来处理“文革”引发的种种突发事端，仍希望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与控制之下，不准“越轨”。1966年夏天，人民大会堂那次著名的万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是三位重要领导人说的实际情况。
1966年5月，党中央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根据4月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会上，根据林彪与康生等一伙的指控，批判了彭、罗、陆、杨，给他们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
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后，让刘少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五一六通知》中严厉地批评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主要成员）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中央认为必须予与撤销。同时，“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与张春桥，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他又兼任顾问工作。
事隔不久，中央又决定，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取代党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其权力还要大得多。这就使江青红得发紫、地位更加巩固、权力无边，“文革”小组成员中很快形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戚本禹等人的一个能量极大、危害严重的团伙。于是，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混乱与痛苦的“文革”迅猛异常地展开了。
5月下旬，那位一向称病不工作、“韬光养晦”多年之后突然杀出来的康生，见时机已到，便指使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叫嚷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批示，将此“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炮打响，她们揪斗北大领导陆平及彭佩云，开了全国揪斗领导干部的先例。顷刻间，全国各地大专院校掀起揪斗狂潮，冲击学校党委、批斗专家、学者、权威，造成一片混乱局面，不堪收拾。“文革”高潮一旦到来，造反派们立刻走上街头，冲向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恶浪滚滚、异常迅猛地席卷全国各地。
6月初，毛泽东批准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曾专程去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并处理“文革”运动有关问题。
6月上旬，根据各院校的要求，刘少奇在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各高等院校，协助学校搞好运动。但是，形势的恶化已是不可阻挡，到了这步田地，工作组亦已无能为力。
7月，毛泽东曾致函江青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刘少奇等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该怎样进行而陷入困境。至此，刘少奇只得恳请毛泽东返回北京主持大局。
毛泽东回京听取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后，他对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之事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极其尖锐地指责工作组起了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有人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江青和康生等人知道时机已到，便一下子跳出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到各院校煽风点火、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向社会提供了许多假情况，制造谣言，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主席，迫使刘少奇作自我批评，但他对此仍持保留意见。
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到会与群众见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正是盛夏季节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一次万人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都说了同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各单位的工作组便一风吹，全部撤走了。各大专院校形成“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出现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将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16号楼。自此，16号楼天天开会，会议都在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会议时间都很长，大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开到天亮者也屡见不鲜。这个会议名称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参加会议。每天会议开始后，随员们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随遇而安东倒西歪地在那儿睡觉，小伙子熬夜都不如首长们，我也一样。
“中央文革碰头会”很像一把“大筛子”，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被打倒、揪斗的人渐渐增加。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也是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之一。
嗣后，被打倒的人数陆续增加，像陈毅、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及萧华等人都被批斗，叫喊着要“倒”他们。后来，又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事件，现在已记不清楚孰先孰后的次序了。经过这把“大筛子”过滤以后，剩下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日益减少。
“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老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的事例实在大多。运动开始时，周恩来便成天忙着“救火”、“救人”，保这个救那个，为此，“四人帮”批判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
其实，在我看来，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同所谓的“二月逆流”们本无多大的原则差别，只因他处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顶、逆风而上，否则就没有缓冲及转圜的余地，国家与人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因此，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与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历史已有公论。1981年6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十分明白：“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常一样，但细细观察，便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从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两侧摆着大沙发，沙发背后挡着屏风用以隔音及挡视线；大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按惯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七个政治局常委坐在这三面大沙发上。西侧的长条桌为中央委员而设，东边的为民主党派与党外民主人士专用。
这一次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独自坐在中间沙发上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但不见其他领导人坐到那三面大沙发上去。刘少奇独自站在为中央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跟随。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这肯定与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有关。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并向社会公开发表。刘的地位下降了，人们疏远他、同他保持了距离。真可谓“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后，“文革”狂潮乍起，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语。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铺天盖地贴满了攻击刘少奇的大标语，有的标语在刘少奇的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或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看来，周恩来对此气恼极了。其实，我们坐在随车上的人早就看见这种大标语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我虽在一些工作场合见过刘少奇，但跟他不相识。听说刘少奇向来少言寡语，不苟言谈。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已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主席府”应当是警卫森严，武装或便衣岗哨林立，若有人来到院子门前必定会上来盘问。此刻，哨兵是有的，他只是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找谁？我向哨兵说明自己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他未加干预便放我进了院子。院子内毫无生气，没有看见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自己找到了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要见见少奇同志。他走在前面引我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
“我叫张佐良，是周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见到他就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刘少奇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几个人之类问题。我见他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便告辞。自然，刘少奇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他身处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实际上是软禁状态，他还会说什么呢？
“请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第五节
贺龙晕厥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请贺龙
夫妇住进西花厅
贺龙是周恩来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帅。那是“文革”刚开始时，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贺龙也在城楼上。我恰好站在距贺老总不远处，见到有人同他说了几句话，贺老总的脸色立刻变白，额头沁出了汗珠，并且有点站立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在天安门城楼值班的医疗保健组人员立刻过去将他扶进设立在大殿里的临时急救室内躺下，给他测血压、吸氧气、作心电图检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待情况稍稳定后便护送他离开天安门。
事后听说，那是国家体委内部闹派性斗争，为了向柬埔寨王国派乒乓球代表队，内部意见不统一，产生了矛盾冲突，荣高棠遭造反派围攻。贺龙得此消息非常着急，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焦急之下便发生了前面昏厥的情形。
贺龙年事已高，长期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病。贺龙在天安门城楼上昏厥的事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不久，周恩来便接贺龙与夫人薛明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安排在接见外宾的前厅里。前厅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双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此事对内对外都绝对保密，除周恩来与邓颖超外，为了照顾好他们两人的生活，只让警卫人员及保健医生知道这个绝密情况。我们曾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看望过贺龙，为他测量过血压并送过药物。那时，贺龙心情沉重，面部表情忧郁，彼此见面，只打招呼，没有说过话。贺老总当然知道，周恩来是为了他的健康才安排保健医生照顾他的。可是，之后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怎样悄悄地转移的，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切，我都不清楚。直至1976年10月揪出“四人帮”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听到一些传闻。谅必当时周恩来定有他的难处，迫于无奈只好出此下策，让贺龙离开西花厅。若是周恩来胆小怕事，不愿得罪上面，他一开始本可以对此不顾。周恩来是十分重感情的人，每每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庇护老同志。
但是，必须看到，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既重情谊，却又要顾大局而不可意气用事。自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周恩来始终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团结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服从，甚至不惜个人的形象受到损害。
1975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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