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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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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你说没法用，人家说是有人要用它谋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枪，回家向老父亲复命，好让他老人家放心。
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还真是如此。好事轮不到一桩，祸害不断地降临到董老家。
“文革”前几年，董老喜爱乒乓球活动，大家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扫了一间汽车库，安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子，权当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常陪他挥动球拍练几下，老人家借此锻炼身体。所以，他管乒乓球叫“卫生球”。
1966年，“文革”动乱那阵子，董老仅有的这一点爱好，即打乒乓球活动，也无端地被迫取消。
那间由旧汽车库改造的“健身房”，被红极一时的权势者陈伯达家的一个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条把门钉死。从此，老人家只得放弃心爱的乒乓球活动。
董必武于1953年迁居中南海，为的是办公与开会都方便，可节约途中往返坐汽车的汽油和时间。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医生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个四合院里。他家后院是王稼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经过上面这许多变故以后，董老决定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
第六节
外国大使正等待向国家副主席呈递国
书，董必武三叉神经痛猝然发作
董老患三叉神经痛已经有些年头了，疾病的部位主要在右侧，曾发作过多次，间隔期长短不一。我的前任保健医生向我交班时提到发病时的情形：病起突然，往往无任何预兆，发病时脸色苍白、右侧面颊、上颌与舌头都有针刺样或触电样的剧烈疼痛，不能说话，吃饭困难，连胡须也不能触摸，甚至手指还未碰到胡须，便感到触电样疼痛，面部肌肉抽动、眼泪与口水直流，痛苦难以忍受。往昔此病发作时，由卫生部保健局立即请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教授来北京主治，北京市宣武医院脑外科王忠诚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助，我曾亲历过董老两次三叉神经痛突然发作与两位专家治疗的经过情形。
1966年盛夏时节，正值“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了令人窒息的火药味。81岁高龄的董老平素性情温和、恬淡而寡言。本来说话不多的董老，如今音容笑貌少见，常常独自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阅读，困惑？思索？恐怕兼而有之。
时隔不久，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首先组织“红卫兵”起来造反，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霎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很快冲向了社会，大搞打砸抢抓斗，其来势凶猛异常。清华、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被头戴高帽，身穿长袍。面孔画花脸，胸前挂大木牌，牌上书写“×××”大名再用红笔打叉叉，糟蹋污辱其人格，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我国负有盛名的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就是在这期间因不堪屈辱而投身太平湖以死抗命。
“红卫兵”受命的这些过火行动令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深感不安、忧虑与不解。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商定并征得常委们同意，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安抚党心、民心与安定社会秩序，使机关工作不受干扰，工业生产得以维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本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错了！于是，这三位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公众大会上，公开向广大群众承认自己对这一场骤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那么，谅必董必武他老人家亦是如此心情？他连最喜爱的“功课”——书法亦少动笔。此时，从他的脸上再不见昔日随他去湖北视察工作期间经常看到的那种可以叫人感觉到轻松和愉悦的神情。
正在这时，董老的三叉神经痛又突然发作了。这是同他当时的心情有关？还是医学上所谓的“身心疾病”？
三叉神经痛发作已使董老疼得无法说话，不能触摸胡须其痛苦情形近似上面所述。虽不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仅仅是三叉神经下颔支发病，不算太严重，但不能说话，不能喝水，也吃不了东西。
“我立刻用电话同卫生部保健局联系，要求马上请天津赵以成教授来京为董老治病，但我很快被告知：联系不到赵教授，很可能他被“红卫兵”揪斗？
那天下午，董老的工作既忙又重要。他要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另外外交部已安排好两个国家新任驻华使节，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董老都不好推辞。
在情急之下，我已顾不得我们的老部长、保健工作祖师爷对保健医生的谆谆教诲：一个保健医生不要轻易地自作主张，独自给中央领导人做重要的诊疗措施，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他的教导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日后的保健工作生涯中获益匪浅。但当时，董老三叉神经痛发作的痛苦情形容不得我考虑那么多，那是“非常时刻”，并非我自不量力。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我不能，且时间亦不允许等待，我别无选择的余地。再说，这一次三叉神经痛发作只是三叉神经的下颌支，治疗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只需用麻药做局部封闭疗法即可奏效，我心里有数，认为是有把握的。若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发作，需作头颅上的卵圆孔穿刺封闭治疗，我是万万不敢造次的。
我当即向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天津赵教授恐怕一时来不了，况且我们也不能等待，您若是同意的话，我来给您作封闭治疗，肯定有效，不会有危险，顶多可能是效果差一点（我思忖着自己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好嘛，你就给我打一针。”董老听了我毛遂自荐解释后，爽快地接受了我为他作封闭疗法的建议。
自然，在一个不懂医的人看来，医生用一根细长的针头，抽上一针管麻药朝嘴里深深的扎进去，怪害怕的。但对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方法。
我从出诊包里取出一根约六七厘米长消过毒的细针头，请董老张开嘴巴，在他右侧下颌骨处粘膜上用淡碘酒消毒后，将注射器针头刺入局部粘膜下直至下颌骨，再向外退出一点，用针芯试抽一下，见针管里没有回血，说明针尖不在血管里，针管里的麻药不会到全身去。这时，我将针管内预先抽好的2cc“利多卡因”麻药，缓慢地向几个方向注射进局部，注射完毕就拔出针头，站在一旁观察情况。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董老面部痛苦的表情顿时消失。他用手捋着自己的胡须不再疼痛，脸上终于露出了在这期间少有的笑容。
第七节
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
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琅琅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
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动乱便开始了。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梆梆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默不做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情同驾驶员根本就没有关系。”邓小平向他的随员这样交代，并要他们赶快去办。
邓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驾驶员，他在仔细了解情况后有些生气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要抓他？要说有责任的话，还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这么搞法不好！
我听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内心非常感动，觉得邓小平真了不起，我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感激邓小平，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昏官，这个驾驶员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文革”中，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挚友曾多次悄悄他讲过上面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个大人物能如此体谅与宽容基层干部，关怀平民百姓实是难能可贵。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决不是坏人，说他有错误我不敢反对，但要打倒他，我觉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等人到三线视察把基础重工业的选址与布局敲定下来。这个中央视察组庞大的车队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长蛇阵，开道车与最末尾的后卫车拉开好远的一段距离。
我们由成都出发，经重庆、长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镇宜宾市，直往贵州省府贵阳小住。然后去参观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请长征时期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审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与会者所坐的位置等问题，邓小平和李富春给予了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嗣后，再继续往西进发直到西昌（今天的卫星工业城）南边的会理住了几天。会理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处，属亚热带气候，到了那里人们都换穿夏季服装。会理招待所濒临“琼海”边上。说是“海”其实是个大湖泊。据说，很久以前西昌地区突然发生剧烈地壳变化，使这儿一座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陷入深达百米的“海底”，随即形成了美丽的湖光山色这一自然景观，后人称之为“琼海”。
“琼海”的湖面宽阔，湖水清澈，水面平静如镜，蓝天白云及山岭树木倒立水中，映照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遥望四周云霭萦绕、林木叠翠的群山包围着这幽静的“琼海”，实乃人间仙境。我们从天寒地冻的北国来到这“琼海”之滨，腊月天气的“海水”水温仍在摄氏18度左右，我们中勇敢的同行者跃人水中畅游一番，真是痛快，亦算是不虚此行。
翌日上午，我们从会理出发驱车赶往视察三线建设的最后一站春城昆明。云南省委安排邓小平同志等一行住进昆明饭店。
那一次，我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工程之行，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两千米以上，仍属半山腰。公路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甚多，但没有没护栏。当时尚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因是泥土路，故路面状况不甚平坦。几十辆汽车快速行驶途中，我盼前顾后看不到车队首尾。汽车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由上往下看去，只见那一辆辆小轿车简直就像“甲壳虫”，车队顺着山坡蜿蜒而下直至谷底；抬头朝上看去，只见车队过处尘埃滚滚好似在云里雾里缓行。
为了要赶路，整个车队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们随着公路时常忽左忽右地急拐弯，幸好司机驾车技术均属一流，否则性命交关。即便如此，乘车人中有好几位因急弯大多导致晕车，脸色蜡黄，额头出虚汗并有呕吐。
高原公路上白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空气中湿度很低。尽管有些地段的路面用人工撒了点水，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车队过处依旧是尘土飞扬，不得不使汽车之间拉开较长的距离。使后面的车辆少吃尘土，亦减少撞车的危险。到了夜间，高原气候寒冷，路面会结冰。后来在“文革”中那个大红大紫的王力，就在那次旅途中翻了车，险些丢了命，幸好汽车卡在两棵大树间，算他命大，没有坠入万丈深渊中。
此次我看到了长征时红军不畏艰险，同敌人无数次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渡过天险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几条著名江河：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金沙水拍云崖暖”之句的“金沙江”；毛泽东等人率部两次突破的“乌江天险”；1935年红军在四川中西部强渡的“大渡河”等。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云、贵、川三省确是多山地区，虽不像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那样，处处荒山秃岭，一看便知是一副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大西南也不是林木繁茂的花果山。四川略为富裕一些，历史上属于“粮仓”；而贵阳的干部告诉我，当地老百姓十分形象他说解放前的贵州地区是：“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腰无三分银。”在我去那里的时候差不多还是那种状况，没有什么改观。据说，改革开放后的现在，那里仍属需要脱贫致富的“老少边”地区。
尽管我有幸领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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