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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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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猖撅的暴力活动给反对党以批评贝·布托政府的口实。谢里夫指责贝·布托行动不力，听命于她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而扎尔达利是卡拉奇市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的后台。曾任看守政府总理的贾托伊和马扎里也倒向了谢里夫一边，指责贝、布托。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党也表示愿与谢里夫结盟，共同反对人民党政府，人民党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势力受到了威胁。
此外，在巴基斯坦正在悄悄地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城市的崛起。经济城市的崛起对贝·布托的人民党十分不利，而对代表城市工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利益的反对党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有利，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源泉。
70年代初，人民党登上政治舞台后初次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就以其勃勃生机赢得知识阶层的信任，也受到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和主张进步人士的欢迎。当时人民党在城市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成为旁遮普和信德两个人口大省中最受欢迎的政党。在1988年大选中，人民党仍赢得众多群众的支持。但到了1993年大选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拉合尔、拉瓦尔品第、费萨拉巴德、木尔坦等工业城市的选民都投人民党候选人的票，而这次却偏爱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最近几年谢里夫以一个崭新的城市实业家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990年谢里夫上台后，力主经济改革，取消限制，实行自由化、私有化，使巴基斯坦经济有了一定改观，引起世人瞩目。他的穆斯林联盟也代表了新兴的工商实业家及与他们相关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而这个阶层是城市的主导阶层。
贝·布托的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地主势力起支配作用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广大农村，成为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政党。贝·布托在议会中的席位不代表城市中心——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如果巴基斯坦城乡两极分化日渐扩大，有可能造成“衰落的封建地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直接冲突”。
农村——城市分化上的变化反映了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组合。虽然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谢里夫成为1993年大选中受公众欢迎的领袖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他在城市地区崛起的事实或许会对贝·布托的人民党政权形成更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军队也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巴基斯坦独立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军队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真正的掌权者，没有军方的支持，谁当政也不能持久。1993年大选前军队之所以不支持谢里夫，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谢里夫野心太大，难以驾驭。由于军队迫使争吵不休的总统和总理双双下台，对贝·布托重新上台起了关键作用。贝·布托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军方的关系，贝·布托在1990年被赶下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贝·布托表示，在国家安全和其它有关事务上，军队可直接在内阁里发表意见。
更为重要的是，第八次宪法修正案仍是军队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撒手锏”。该修正案尽管引起诸多争议，并导致两位总理被解职，引起全国政局的动荡，但军队仍表示支持该修正案，使得议会内无一政党能争得
2／3的多数票对其否决或修改。反对党领袖谢里夫十分明白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他曾扬言，如获军队默许，他有能力推翻贝·布托政府，这确是肺腑之言。这也说明了贝·布托政府政治地位的脆弱性。
二、难解的家族纠纷
贝·布托除了面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还面临着更使她尴尬的本家族成员从内部发出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和其在世的唯一的弟弟穆尔塔扎·布托都宣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前总理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为了躲避齐亚·哈克军政府的政治迫害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流亡16年后，于1993年10月回国，并同16年来一直在国内领导人民党坚持斗争的姐姐贝娜齐尔展开激烈的政治角逐，试图取代贝娜齐尔成为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得到了他们的母亲、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夫人的支持。但贝·布托却得到了家族中最后一位成员——妹妹萨娜姆的坚决支持。穆·布托在1993年10月的省议会选举中，参加沙赫德·布托委员会竞选，得到了信德省的一个席位。11月4日，当他从沙特阿拉伯的迪拜乘埃塞俄比亚班机到达卡拉奇机场时被捕。他被指控是涉嫌1981年劫持飞往喀布尔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班机的秘密组织佐勒菲卡尔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齐亚·哈克统治时代，就曾以却机罪名被缺席审判。’
1993年12月17日，一个特别法庭指控穆·布托犯有从事暴动和企图用暴力颠覆政府罪。卡拉奇速审特别法庭的法官说。“法庭的起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卷入了这种案件。”该法庭对穆·布托提出四种指控：暴动罪，即暴力推翻政府罪、散布仇恨情绪和叛国罪以及煽动反国家行为罪。
穆·布托对法庭的指控表示不服。在指控穆·布托的同一个月，贝·布托把她母亲努斯拉特·布托调离人民党领袖职位，并在该党自1967年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内部选举中当选为人民党主席。此前贝·布托一直担任人民党的并列主席。努·布托对此极为愤怒，她说自己将对贝·布托在党内搞的这场政变发起挑战。她谴责这位总理，称这次选举不过是掩盖她夺权行为的一个幌子。
努·布托在谴责她女儿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同时，声称这一权力本应由他的唯一活着的儿子穆尔塔扎继承。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贝·布托那么惧怕她的弟弟。”在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许多穆·布托的支持者说，作为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长子，39岁的穆·布托应该继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努·布托要求贝·布托停止使用布托家族的名字，而改用她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的姓。“取消她使用布托的名字，然后让我们看看她能干什么。”这位愤怒的母亲对新闻记者如是说。这位布托家族的女家长还重申，她拒绝女儿的支持者到她丈夫佐·阿·布托的墓前表示敬意。63岁的穆·布托动情地说：“我们不邀请我已故丈夫的敌人到这里，即使是警察打我，或用催泪瓦斯赶我，我也将阻止他们。如果他们抓我，我仍然坚持这么做。”
母女俩蕴蓄已久的对立情绪，终于在巴基斯坦这个第一家族中爆发出来。
努·布托在谈到布托姐弟之间的分裂时说道，1988年，当贝·布托首次被选为总理时，努斯拉特要求她赦免穆尔塔扎，因为自从他被驱逐出境后，曾组织恐怖主义集团反抗齐亚·哈克政权，但贝娜齐尔拒绝这样做。她说，因为军方与她有许多纠葛，不方便。1993年，当谢里夫被迫离开总理职位，巴基斯坦人民党有希望赢得选举时，努斯拉特又提出过赦免的问题，但那时，穆尔塔孔已被判流放。
1994年1月5日，贝·布托政府派出警察包围了位于信德省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的布托家族的墓地，不许外人进入。这一天是佐·阿·布托66岁诞辰纪念日。贝·布托这一天要来这里凭吊她父亲，为了避免与母亲和弟弟发生对抗她采取了上述措施。然而，300名穆·布托的支持者以纪念佐·阿·布托诞辰为名前往墓地。努·布托一直在寻求与女儿对抗的机会，当她和300名支持者突破警察的封锁线一起行进到墓地时，警察向他们投掷催泪弹并开火。有1人当场死亡，至少7人受伤。然而，支持者仍不断高喊口号：“穆尔塔扎是我们的领袖！穆尔塔扎是我们的英雄！打倒贝娜齐尔！”
贝·布托随后来到父亲的陵墓前凭吊。她站在父亲的墓前，心情极为沉重，她没有想到在共同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一同咽下了那么多苦涩的泪水之后，她与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弟弟竟再也无法平安愉快地相处了。弟弟的顽固对抗立场使她难堪而又愤怒，母亲的偏袒更使她难以下咽。贝·布托在父亲的墓碑前放上一大束红玫瑰后，久久地位立在那里
事后，贝·布托拒绝对这起冲突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她知道，这是一场悲剧，无论对布托家族还是对她来说，都是这样。
1月6日，努·布托在拉卡纳说，她的女儿只有恢复她在人民党的领导职务，家族内讧才能结束，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然而，除了和母亲、兄弟的关系僵持外，贝·布托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她得到了党内所有的议员的支持、贝·布托与母亲和弟弟之间激烈的冲突已成为巴基斯坦传播媒介的头条新闻，对于贝·布托来说，这既是一个令人窘迫的私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卡拉奇的监狱中，穆·布托一直要求被释放，但他被拒绝保释，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必须通过他母亲进行。直到1994年6月5日，在缴纳了100万卢比的保释金后，穆·布托才被卡拉奇打击恐怖活动的特别法院宣布允许取保释放。
出狱的第二天，穆·布托便向他的姐姐提出了挑战。6月6日，穆·布托在其住宅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她完全感到失望了。”他指责政府贪污腐败，预言贝·布托当总理的日子长不了。他发誓一定要担任真正的人民党的领导人。努·布托仍然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她说：“当我的丈夫在监狱时，他从未要求贝娜齐尔继承巴基斯坦人民党，她侮辱老党员并攻击他们的自尊。”
穆·布托和他母亲的计划是试图获得巴基斯坦人民党中不满贝·布托的所有成员的支持。作为佐·阿·布托在世的唯一的儿子，穆·布托仍能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落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同情。姐弟俩之间的矛盾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裂痕反倒越来越深。
1995年3月15日，穆·布托在其住宅外举行大会，组建反对党。会场上悬挂着书写反美口号的横幅，如“美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美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和“美国是杀害阿里·布托的凶手”等。大会通过了要求贝·布托辞职，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决议。努·布托在一封向人民党1500多名持不同政见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宣读的信件中，提到由她儿子担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临时主席。
布托家族中这场纠纷的实质是穆·布托在母亲的支持下，企图取代他杰出的姐姐贝娜齐尔通过卓绝的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权力和荣誉，而这无论在贝娜齐尔还是在巴基斯坦绝大多数人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贝·布托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誉做出了种种不懈的努力，但穆·布托却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布托家族内的这场难解的纠纷已构成了对贝·布托的一种令人窘迫的挑战，这对贝·布托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三、久禁不绝的毒品问扬
巴基斯坦的毒品问题成为贝·布托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的一种危及社会的严重犯罪问题。由于毒品问题与政治腐败交互滋生，极为棘手，因而成为对贝·布托政府的又一个严重的挑战。
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实施反对毒品生产和贩卖的政策。为了加强禁毒、反毒的力量，巴基斯坦政府从1982年起从美国寻求反毒财政援助，到1993年初；这种反毒专项援助累计已达4090万美元。
后来美国修改了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宣布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未能有效控制毒品的生产和贩卖，从而决定美国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停止对其提供各种援助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4月成立的马扎里看守政府更加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反毒斗争，将1993年定为反毒斗争的“圣战年”。7月组成的考莱希看守政府在组织选举时，规定毒枭不得参加全国大选。
贝·布托于1993年10月重新上台执政后，深刻认识到毒品问题对巴基斯坦社会的严重危害，极为重视反毒斗争，并把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力图净化整个社会。她在重新执政不到一周后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对《阿拉伯新闻》记者说：“我的政府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我们要把巴基斯坦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希望我国有一个清廉而又高效的政府。”贝·布托深知政客卷入腐败的事实，因此她特别强调要“恢复”总理检察组，以便既对一般人对政治领导人的腐败案件进行调查。
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巴基斯坦贩毒分子的贩毒活动甚为猖獗，贩毒分子的贩毒收入高达8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1992—1993年度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预算中发展费用1270亿卢比的两倍。吸毒人数从1979年的可忽略不计增至1993年的200万人，在不到100名巴基斯坦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
巴基斯坦所处的“金新月形地区”输往美国的海洛因占世界输往美国海洛因总量的60％，占世界输往欧洲海洛因总量的80％毒品生产、加工和贩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巴基斯坦的社会结构，使巴基斯坦社会中崛起了一个新阶层，人们称之为毒品贵族阶层，他们中的头面人物被称为毒品大王。由于毒品生产和赎卖迅速发展毒品贵族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其头面人物便开始在政权组织中谋取权力或寻找代理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仅同巴基斯坦的政界人物有着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加入到政客的行列，并能从一个方面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左右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社会。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反毒斗争形势是十分严峻和复杂的。
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已有好几百年的鸦片种植历史，鸦片是该省唯一的“经济作物”。目前统治该省鸦片生产和贩卖的是两大集团，一个是阿佛里迪集团，另一个是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
阿佛里迪集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贩卖集团，从事鸦片生产、收购、加工和贩卖活动，并为从事上述活动的其它集团和个人提供贷款。这个集团仅在开伯尔专区就有10Q个提炼海洛因的实验室，其毒品贩卖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还远销欧美各地。该集团头目是80年代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马利克·瓦利·汗，他曾在1960—1965年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86年退出政界，1990年死去。其继承人、阿佛里迪集团的新领导人马利克·穆罕默德·阿尤布是目前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在1988年全国大选中，他支持纳瓦兹·谢里夫的伊斯兰民主联盟。贝·布托上台后下令逮捕他，但他却巧妙地逃避了追捕。1990年贝·布托被解职下台后，他重新活跃于政坛，要求洗清前人民党政府对他的所谓诬陷。阿佛里迪集团的另一个头目是瓦里斯·汗，他在1988年大选中从开伯尔地区选入联邦国民议会。
西北边境省另一个贩毒集团即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活动于该省的低地即山间盆地。这个集团同巴基斯坦政界、军界和实业界都建立了广泛而牢固的联系。巴基斯坦军队兵源相当多的来自巴丹族人，而大多数巴丹族军人都属于优素福斋和卡塔克两个部族。
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省份，其面对阿拉伯海的海岸线是毒品贩运的重要通道。由于该省同伊朗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山口很多，难于控制，是毒品大王们出入的方便之门。不少人认为，势力强大的布格蒂部族大地主、俾路支省前省长纳瓦布·阿克巴尔·布格蒂是俾路支省海洛因贩卖者、毒品大王们的真正的“慈父”。他运用自己同军方和政界要人的密切关系，使该省对毒品贩卖者的追查和突击抓捕改变方向，甚至将被捕的毒贩保护起来，因而从中获得巨额“酬谢费”。1991年4月，巴基斯坦麻醉品控制委员会曾向联邦政府提供一份俾路支省73名毒品大王的名单，其中包括1名国民议会议员、4名俾路支省议会议员以及该省许多大地主和名人。
富饶的旁遮普省，也是海洛因走私、贩卖的重要地区。该地区毒品大王当首推拉合尔普拉扎电影院的老板哈吉·伊格巴·贝格。他控制了巴印边界梅洛因贩运线，与政治家们的联系甚为紧密，其中尤以同人民党创始人之一马利克·迈拉吉·哈尼德的关系最密切。1988年哈尼德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又作为人民党候选人当选议长。
当地报纸透露，哈尼德的竞选费用全是贝格提供的。1990年贝格被人民党政府逮捕后，哈尼德积极保释贝格。贝格极力否认他走私海洛因或印度大麻等麻醉品，他声称这是巴基斯坦报界对民众的欺骗。
旁遮普省另一个毒品大王是属于卡什米里迪加的索黑尔·齐亚·布特，他是贝格的门徒。他通过同前总理谢里夫联姻而成为这位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亲戚。
如同毒品大王们坚决拒绝说他们同政治家有联系一样，政治家们也矢口否认他们与毒品大王们有任何瓜葛。
巴基斯坦的毒品生产和贩运已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经营毒品获得的“黑钱”已渗透到执法机构，收买警察和执法人员。毒品贵族阶层力量日渐强大，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已挤身到国家权力之中。人们常说，统治今日巴基斯坦的是总理、总统和军队“三驾马车”，而印度人则认为支撑巴基斯坦社会的不仅是三驾马车，而应当是“四根支柱”，即除总理、总统和军队外，还应加上毒品贵族。毒品贵族在巴基斯坦政权结构中是否已取得这样的地位尚可讨论，但这个阶层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左右着巴基斯坦政治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巴基斯坦边远山区和部族地区正是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猖撅的地区，而恰恰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反毒政策几乎得不到执行。
贝·布托政府再次执政后，加强对贩毒的打击力度，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同毒品犯罪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1994年，巴基斯坦共查获约200吨走私毒品，逮捕了4。8万名与毒品走私有关的案犯。尽管这样，巴基斯坦的毒品贩运仍相当猖獗，各种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使贝·布托难以实现短期内将巴基斯坦打扫干净的愿望。打击毒品贩运仍是贝·布托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象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巴基斯坦国内的毒品问题也与政治腐败问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和毒枭相互结合和利用，给肃毒斗争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肃毒斗争进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贝·布托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影响到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毒品问题也是贝·布托政府必须正视和认真对付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
困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多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也仍是贝·布托政府不得不处理的又一棘手问题。它同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其它挑战相比，其危害性丝毫也不逊色。而且，自贝·布托再次执政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暴力事件在巴基斯坦全国都有发生，而在全国最大的城市——信德省的卡拉奇尤为突出。
1994年11月，为平息暴力活动执行巡逻任务已有两年的军队撤出卡拉奇市。治安任务由当地警察接手后，暴力活动死灰复燃，死亡人数陡然上升，仅11月一个月内该市便有250人死于非命。
1994年12月23日，警察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4具巡警的尸体。同日，一名正在举行婚礼的新郎被人开枪打死。
1994年一年中，卡拉奇市类似事件几乎每日都有发生。在街头骚乱中丧生的有800多人，一共有1500人被害，财产损失达10多亿卢比。暗杀、绑架及街头政治冲突使人们失去安全感，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有钱人或者远走国外避祸，或者院墙高垒，花重金雇佣私人保镖，一切社会活动皆无法正常进行，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
进入1995年，卡拉奇仍不平静，一幕幕惨剧在这里上演，血腥笼罩着卡拉奇
2月25日，卡拉奇市什叶派穆斯林在一座清真寺朝圣时，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的袭击，有20人被打死。被激怒了的年轻的什叶派穆斯林发誓要进行报复。到傍晚时已约有1万名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一个公园里为死难者举行葬礼，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戴面具的青年男子，公然挥舞着自动步枪和手枪。在前往参加葬礼的路上，这些年轻人向商店投掷石块并至少点燃了两辆汽车。
3月2日，卡拉奇市再次发生教派冲突，7名逊尼派穆斯林男子在家中被持枪者杀死。据分析，这是对2月25日发生的枪杀什叶派穆斯林事件的报复。
至此，1995年卡拉奇市已有400多人死于不断升级的宗教派别冲突。但血案仍在一桩接一桩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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