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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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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看你来了。”9月29口贝娜齐尔等人到达萨希瓦尔之后，临时借信房屋的女主人惊惶失措地跑来告诉她。
“这所房子已经被宣布为拘留所。从现在起你在这里被拘留15天。”地方官对贝娜齐尔说。
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房子被警察包围了，电话线被切断，水电也被限量供应，通向四邻的道路全被封锁，不准住户离家外出，连房屋的男女主人也被拘留。贝娜齐尔愤怒地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女警察在门厅里站岗。
1977年9月29日，24岁的大家闺秀贝娜齐尔第一次被捕，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我的女儿一直只习惯戴首饰，现在她将为能戴上监狱的锁链而感到骄傲。”在卡拉奇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布托夫人情绪激昂地说。
9月30日，齐亚·哈克宣布取消选举。不久贝娜齐尔被解除拘留。
1977年I0月24日，拉合尔高级法院开始时指控布托犯有合伙谋杀罪一案进行审理。贝娜齐尔和母亲及其他人民党党员积极投身于为布托洗刷罪名的活动中。他们在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借用一间没有家具设备的住房，作为布托受审期间人民党的临时办公处和开会地点。他们每天派一人到法庭听审。
法庭审理是不公正的，从法官的挑选、证人的出庭、直到案件的审理程序都对布托不利。前来参加听审的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约翰·马修斯被不公正的审理所震惊。他后来对一名英国记者说：“我特别关注的是当证人正在作出有利被告的回答时便马上被法官团打断。他们总试图把话接过去，以便迫使证人改变他的证词。”辩护律师们更加不满，因为他们所作的任何反驳以及证人说的有矛盾的证词都没有写进长达700多页的证词记录中。
一天早上，贝娜齐尔到达法院时，无意中听到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卜杜尔·哈利克正在向证人简单交待他们需要说的证词。
“这就是你们的公正吗？”贝娜齐尔怒不可遏。人群开始聚集在她周围。
“把她带走。”哈利克命令警察。
“我不走！”贝娜齐尔喊道。
“带走她！”哈利克再次吼道。
正当警察向贝娜齐尔靠近时，走廊里传来了人们的议论声，布托正从监狱里到这儿来。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受到欺辱和被拉出法院而痛苦，贝娜齐尔让步了。
据《民族报》载，美国前检察长拉姆齐·克拉克以观察员身份目睹了对布托的审讯。他后来写道：“案子完全是根据几名证人的口供起诉的，他们被拘留起来，直到做出口供才得以释放。这些证人反复编造和改变口供，不能自圆其说，而且相互矛盾。”
布托的律师在后来的辩护中又出示了开枪时子弹飞行的弹道报告。这份报告表明，按照开枪人所说的射击地点，根本找不到汽车上的弹孔；而且，实际开枪的人是四个，不是检察当局说的两个，此外，在现场找到的子弹壳也不是作证词的“被告人”所说的他们使用的联邦安全部队的枪弹。
“我们打赢这场官司了。”布托的一位律师的姐姐兴奋地对贝娜齐尔说。
在法庭休息时，贝娜齐尔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爸爸，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贝娜齐尔高兴地对父亲说。
“你不会明白，不会，他们决定杀掉我，不管你或者别人带来什么证据也没用。他们要借我不曾干过的谋杀这一案件来杀掉我。”布托温和地对女儿说。
其实，对布托的指控不仅仅是谋杀，还有贪污，挪用公款为人民党成员购买摩托车和自行车，给自己在拉卡纳和卡拉奇的私人住宅装空调设备和利用驻外使馆为他自己购买食品和衣物等。
面对这些指控，贝娜齐尔日复一日地埋头查阅家庭帐簿，把律师需要的材料急忙送去，然后再回来查找下一步需要的材料。贝娜齐尔把反驳指控的材料编成小册子，以后又合订成一本题为《布托：谣言与真实》的书，书中简述了关于布托的谣言，并且与真实情况进行对比。在贝娜齐尔看来，父亲是清白的，她说，父亲把每一项开支都入了帐，连1973年去泰国旅行时用24美元买的一块布的收据和1975年用218美元买的意大利墙纸浆糊的收据都有。他甚至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付花镜，尽管作为总理地享受免费卫生保健。
“我们应该号召人民起来罢工、示威或者搞其它活动。”贝娜齐尔有些沮丧地对人民党的领导人说。
“在制定好党的行动路线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们表示反对。
“我们到墓地去祈祷吧。”贝娜齐尔又建议。贝娜齐尔的建议得到了支持，人民党成员开始聚集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和墓地吟诵《古兰经》，为布托的释放进行祈祷。
正当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为了布托的获释而奔走时，她们又一次被捕。
1977年12月16日，为了暂时消除听审的疲劳，母女俩到拉合尔的卡扎菲体育场观看板球比赛。当她们走上看台时，观众认出了她们并且向他们欢呼和鼓掌。正在此时，队员突然从场上跑掉了，在他们刚才站着的地方出现了三排跪伏在地的警察。
一阵气浪扑面而来。“催泪弹！催泪弹！”耳边响起了人群尖锐的叫声。
入群一片混乱，蜂拥奔向出口。贝娜齐尔感到好像有什么重物擦脸掠过，接着便喘不过气来，也看不见东西。四周烟雾迷漫，警察挥舞着棒子，辟头盖脸打下来。
“妈妈，你在哪儿呀？你没事儿吧？妈妈！”贝娜齐尔凄厉的喊叫声在混乱的人群中显得那样微弱。
贝娜齐尔终于发现妈妈弯腰倒在看台的铁栏杆上，听到喊声才抬起头来，只见她头上伤口血流如注。”
“去医院，我们要赶快把妈妈送到医院。”贝娜齐尔喊叫着。
“不！”布托夫人平静地说，“我们先去见军法管制执行官！”
鲜血从布托夫人脸上不住地往下，染红了她的衣服。“送我们到军法管制执行官那里去，”布托夫人镇定自若地对司机说。
布托夫人一行到达军法管制执行官官邸门口，门区一看，大吃一惊，哪里还敢阻拦。
“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将军！”布托夫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旁遮普省军法管制执行官伊克巴尔，“你们就是在这一天在达卡向印度军队投降的。今天你看到我脸上淌着血应该感到羞耻。你不认识荣誉这两个字，将军，你只知道恬不知耻。”
伊克巴尔被布托夫人辟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弄得不知所措。布托夫人傲然地转身离去。到了医院，布托夫人头上的伤口缝了12针。
下午，贝娜齐尔在家中被捕，布托夫人在医院也被捕了。
贝娜齐尔被关押在拉合尔那间没有家具的房子里，布托夫人被关在医院。一个星期后，布托夫人被押来与女儿关在一起，她们在拘留中度过了1978年新年。
探监的时间到了，又过去了，贝娜齐尔心急如焚，她不知道父亲正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而1978年新年伊始，迎接人民党的是一次大屠杀。人民党号召把1月5日布托的生日定为民主日，木尔坦市的克劳尼纺织厂工人准备罢工，在民主日那天举行游行。在民主日的前三大，军队关闭了这家纺织厂的大门．然后爬上房顶向下面的工人开枪，据说打死打伤几百名工人。
盛传外面的暴行日胜一日，贝娜齐尔母女却只能在等待中度日。到15天拘留结束的那天，行政官进来了，却不是来祝贺她们自由了，而是宣布继续拘留15天。
1月中旬，贝娜齐尔终于被释放了，她立刻飞回卡拉奇，半夜里回到克里夫顿70号。深夜两点钟，正在熟睡的贝娜齐尔被惊醒，原来警察已经包围了房子。
“我们给你定了早上7点钟去拉合尔的机票。”一个军官说，“你被禁止进入信德省。”
“为什么？”贝娜齐尔吃惊地问道，“我刚赶到这里是专为回答你们当局对我的指控的。”
“齐亚将军准备陪同英国首相卡拉汉看板球比赛。”军官解释说。
“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贝娜齐尔十分奇怪。
“军法管制执行官不想出现任何麻烦。你可能会去看比赛。所以他命令你马上离开。”军官颇有耐心地解释。
贝娜齐尔又好气又好笑，仅仅因为她可能会去看比赛就要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更可气的事还在两天之后。那天，贝娜齐尔与朋友在拉令尔住宅中吃午饭，警察又一次光顾。
“你被拘留五天。”负责拘留的军官对她说。
“为什么？”贝娜齐尔莫名其妙。
“今天是达塔·萨赫市逝世纪念日。”军官神情木然地说，“你可能会去他的墓地。”
哦，又一个“可能”，仅仅出为“可能”，就得拘留她！贝娜齐愤怒之极，但又无可奈何。
1978年2月初，贝娜齐尔一被释放，就马上赶去见父亲。因为被拘留，她已错过了三次与父亲见面的宝贵机会，而对父亲的审讯也进入了关键时刻。
贝娜齐尔为搭救父亲而到处奔走，布托夫人也奔波于旁遮普省各城市，并在卡苏尔市的穆斯林圣人布巴·布拉·沙的圣陵进行祈祷。
“我想让你去信德省。”布托对来探监的女儿说，“你和妈妈一直在旁遮普省活动。请人民党的积极分子帮助安排你到信德省去。”
“儿行千里母担忧。”贝娜齐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起程了，可布托夫人很为女儿担心，她毕竟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柔弱女子。她托人送来一张便条，叮嘱贝娜齐尔要小心从事，“不要指责或批评齐亚·哈克，而要集中谈诸如物价上涨之类的问题。你一定要到那里举起党的旗帜，管理好党务。”为了安全起见，“你去的时候要乘坐‘奔驰’牌汽车，这种车牢固安全，加速快。”
2月14日，贝娜齐尔遵照父亲的指示开始在信德省内地的首次出访。由于《平等报》刊登了贝娜齐尔出发的消息及所要途经之地，因此贝娜齐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乘坐的汽车在前呼后拥的人群的簇拥下缓缓而行。在海得拉巴市，贝娜齐尔站在相互毗连的屋顶上俯视下面蜂拥而至、挤成一团的人群，大声说到：“兄弟们，尊敬的父老们，我带来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主席对你们的问候。一切反对布托的罪恶行为也就是反对人民的罪恶行为。”
贝娜齐尔一路宣传一路潜行，当他们正要驶离桑克尔市时，突然遭到军车的前后阻截，他们被押送到一所房子里，在刺刀尖下度过了一夜。
“你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区行政官对她们说。
“你有命令吗？”贝娜齐尔问道，“我要看命令原文。”
区行政官无言以对。
“他是当局派来威胁咱们的。”同行的人民党领导人说。“咱们继续前进吧。”贝娜齐尔毫不畏惧。
第二天，贝娜齐尔一行到达纳瓦布沙阿市，在那里举行了旅途中最大的一次集会。但当汽车开到凯尔普尔市与纳瓦布沙阿市的交接处时，他们发现道路被安全部队封锁了。这次安全部队持有书面命令。
2月18日，当局把贝娜齐尔从纳瓦布沙阿市遣送到卡拉奇，并且禁止她离开该市。贝娜齐尔又一次失去了每两周一次同父亲见面的机会。
贝布托传第五章 父亲遇难
第五章 父亲遇难
1978年3月，贝娜齐尔听到消息说拉合尔高级法院将宣判父亲死刑。她听后精神恍惚地把消息告诉了在拉合尔的母亲和信德省及卡拉奇的人民党领导人。军管当局惧怕在宣判布托死刑时会出现骚乱，便在主要城市增加军队巡逻，并大规模逮捕人民党党员及人民党的同情者。甚至妇女也遭逮捕，有些怀里还抱着正在吃奶的婴儿。
3月18日清晨，贝娜齐尔也被拘留了。当凌晨4点半她听到“警察找你来了。”这句话时，贝娜齐尔突然想跑，跑去找妈妈，可她已被拘留在拉合尔，想去找爸爸，想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萨米妞那里，去律师那儿，或是去米尔、沙·纳瓦兹或萨娜姆那里。她再也不能独自一人来忍受了，她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真主啊，救救我们大家吧！贝娜齐尔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来回走动，嘴里反复嘟哝着这句话。
傍晚，法官宣布了对布托的判决，他被判处死刑。就在此时，布托的一条卷毛犬突然死了。这条狗一分钟前还好好的，可是一下子就死掉了。第二天，那条母狗也没有任何病症地死了。贝娜齐尔的那只暹罗猫第三天也死了。这令贝娜齐尔惊奇不已。
此时，贝娜齐尔正在病中。几天前，她感到耳朵里不停地响着喀塔喀略的声音，搅得她烦躁不安，整夜都不能入睡。但一想到父亲面临的危险，她更加心神不安。
前几天，贝娜齐尔去探望父亲，父亲已被打入死牢。牢里潮湿发臭，厚厚的水泥墙透不进一丝儿光线。一张床被铁链牢牢地挂在硬地上。父亲已被关在这里24小时了，他被铁链锁在床上，脚脖子上留下了被链条磨破的伤痕。床边挖了一个没加盖的坑，这就是为已经判刑的犯人提供的唯一的厕所设备。坑里发出了阵阵恶臭，令人作呕。
“爸爸”，贝娜齐尔双眼噙着泪水。
“你是怎么进来的？”父亲微笑着问。
贝娜齐尔给父亲作了解释，并告诉父亲说：“呼吁齐亚从宽处理的国家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中听到的。勃列日涅夫写来了信；华国锋在呼吁信中谈到了您缔造的与中国的亲密合作关系；阿萨德从叙利亚发来了呼吁；还有开罗的安瓦尔·萨达特、伊拉克总统、沙特政府、英迪拉·甘地和参议员麦戈文。实际上除了卡特总统外，全都发来呼吁。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巴基斯坦当局从轻判决；英国的150名国会议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此外还有希腊、波兰、大赦国际、联合国秘书长。澳大利亚和法国。爸爸，齐亚这一招行不通。”
“消息令人鼓舞。”父亲说，“可是，我们不必上诉。”
“不，爸爸，你一定要上诉。”贝哪齐尔说。
谈话中布托乘看守不注意，把一张纸条塞进了女儿手里，“真主知道我是无辜的”，布托对女儿说，“我要在真主最后审判的那天在他的法庭上起诉。现在你可以走，探监的时间快结束了，你要自己决定什么时间离开，不要让他们来催。”
贝娜齐尔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回到家，她打开父亲的纸条才面写着驳斥对她的非法拘留时应说的要点。
贝娜齐尔遵照父亲的指点，写了一份控告对她进行非法拘留的起诉书。
6月14日，律师给贝娜齐尔带来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一法基尔·乌德·丁法官在一审裁决中判决对她的拘留理由不能成立。贝娜齐尔因此获释，她终于有机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1978年6月底，贝娜齐尔在卡拉奇的中东医院做了第一次耳部和鼻窦手术。
病愈后，贝娜齐尔又积极投入了营救父亲的活动中。她曾要求“大赦国际”了解对父亲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和父亲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但当局表示拒绝。
贝娜齐尔及所有关心布托的人向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递交了上诉书。
“我不得不尊重我妻子和女儿的意见，这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而且还有更崇高的理由。”布托在写给前巴基斯坦总检察长和他在最高法院辩护团的负责人叶海亚·巴赫蒂亚尔的信中说，“她们母女俩在这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起重任。她们有权代表我发表讲话，并表明政治见解。”
1978年5月，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布托的上诉。布托的律师住在福莱什曼旅馆，贝娜齐尔等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时刻关注着审理情况。
贝娜齐尔夜以继日地在福莱什曼旅馆工作，整理出布托亲自写的对当局不实之词的辩护词，布托希望把辩护词递交最高法院。每天贝娜齐尔和朋友都在赶着誊写律师从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带回来的布托的手稿。他写在纸的正反两面上的字非常难认。8月正值炎热的斋月，布托在牢房中既斋戒又写辩护词，艰难可想而知。律师把打印好的稿件带去给布托，他修改后再带回来重新打印。贝娜齐尔等把布托的辩护词的最后定稿—一秘密代号为“雷吉”——送到拉合尔的一家秘密印刷厂印刷。
但在辩护词递交到最高法院之前，印出的稿件落到了当局手中。为了重新赶制出递交给法院和散发给外国新闻界的辩护词副本，人民党的工作人员挑灯夜战，影印了这份长达300页的辩护词。
辩护词递交到最高法院后，首席法官下令禁止发表，但此时几份副本已流传到国外。后来辩护词在印度以《如果我被谋杀》为题出版成书，十分畅销。
由于贝娜齐尔在政治斗争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和为人民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1978年9月，2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当选为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9月的一天，布托对来探监的女儿说：“我想叫你去一趟西北边境省，我们要使人民保持高昂的士气。你去的时候带着那顶毛泽东主席送给我的帽子，它放在克里夫顿70号的衣帽间里。你演说时戴上它，然后搞下放在地上，并且对群众说：‘我父亲说，他的帽子应该始终放在人民的脚前。’”
但贝娜齐尔更担心的是父亲的身体，他日渐消瘦，牙床已变紫，有的地方已感染了，他还常发烧。
布托对女儿能否抗住这一切打击颇为担心，他歉意地说：“萍姬，我真不愿让你再去冒任何风险。如果他们变得更加疯狂，你可能会重新被捕。我从一开始就感到担心，但是我又想到成千上万人正在为我们的事业受到鞭笞和折磨”殷殷父女情溢于言表。
贝娜齐尔赶忙安慰父亲说：“爸爸，别说了。我知道，作为父亲，你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可你不仅是我的父亲，你还是我的政治领袖，就像你是那些正在受折磨的人的领袖一样。”
布托又叮嘱女儿说：“你要小心，你将进入部落地区，别忘了那里很守旧，你在演说时，有时头巾爱滑下来，想着再披上。”
实事证明布托的担心有点多余。贝娜齐尔一行到达西北边境省和部落地区，每到一处，她都能同恪守“对恶人毫不留情，对客人热情款待”信条的巴丹人促膝畅谈。
“巴丹人以爱护尊严闻名。我父亲不仅在为自己的尊严，也在为祖国的尊严进行战斗。”贝娜齐尔对巴丹人说。尽管贝娜齐尔只会讲乌尔都语，不会说当地的普什图语，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巴丹人能听明白。巴丹人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在那些地区，对妇女约束极为严格，但对贝娜齐尔，一个女人，他们没有苛求。国家的痛苦，布托家庭的不幸和所有人的痛苦，使大家超越了性别的禁锢。人群用普什图语高呼：“欢迎，欢迎，欢迎贝娜齐尔！”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释放布托。一个叫阿齐兹的男人为抗议当局审判布托而自焚。而第一个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当局对布托进行迫害的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名叫帕尔维兹·雅各布。这两个人生前贝娜齐尔都见过，她为他们的死深感悲伤。以后几周又有5个人自焚身死，他们以这种最为强烈的抗议方式反对当局对布托的迫害。人民党发动了强大的群众运动，抗议对布托的审判。
贝娜齐尔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活动收获很大，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1978年10月4日，贝娜齐尔在木尔坦机场被军警逮捕，押解回拉瓦尔品第。她和母亲再一次被拘留。
为了躲避军管当局的迫害，布托的二个儿子米尔·穆尔塔扎和沙·纳瓦兹及小女儿萨娜姆都去了国外，只留下长女贝娜齐尔在国内坚持斗争。但米尔和沙兄弟俩为了搭救自己身陷囹圄的父亲，都放弃了学业．在国外领导反对军管当局的斗争。
米尔在英国努力地工作着，不时会见来访的外国政府人士，向他们介绍巴基斯坦国内的真实情况以及布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审判。他还组织领导了旅居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抗议判决布托死刑的示威游行。为了筹措活动经费，米尔卖掉了贝娜齐尔在牛津大学时用的那辆小汽车，用卖车钱在伦敦印制了布托的辩护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发。为了使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迫害，米尔还亲赴美国，在纽约呼吁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压力，挽救布托的生命。
布托对儿子在国外的活动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正日渐成熟，不愧为布托家族的人；担心的是他们还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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