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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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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劫持活动都是不好的，无论是劫持一架飞机还是劫持一个国家。”贝娜齐尔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时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是谁劫的飞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劫机。但她却因此被捕，而且由于发生了劫机事件引起了当局在全国展开大逮捕。在事件发生后的五天里，当局以劫机事件为借口，大肆镇压支持“恢复民主运动”的浪潮，每个与“恢复民主运动”或人民党稍有联系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据“大赦国际”公布的数字，估计在1981年3月被齐亚·哈克政府逮捕的人数超过了6000人。
“我母亲在哪儿？”贝娜齐尔被捕后质问警察。
“卡拉奇中心监狱。”他们回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贝娜齐尔又问。
“你母亲那儿。”他们回答。
贝娜齐尔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却没有见到母亲。她在这里呆了五天，没有替换的衣服，没有梳子、牙刷和牙膏，什么都没有。由于过度紧张，贝娜齐尔得了妇女病，需要吃药，但却找不到医生或女人诉说。
3月12日夜，一位慌张失措的警长来告诉贝娜齐尔：“今天夜里两点半钟把你送走，你先作好准备。”
“把我带到哪儿去？”警长没有回答。
“我母亲现在什么地方？”依旧没回答。
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贝娜齐尔曾经听说过，棘手的案犯有时会在夜里被拉到荒野处死了事。他们的尸体被埋掉后，狱方才通知犯人家属说，犯人因越狱而被击毙或已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封信是否已交到法院。那是贝娜齐尔刚来时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抗议对她的逮捕，并要求允许她出庭作自我辩护或聘请律师的信。她把信交给了一个看守。贝娜齐尔在心里祈祷：真主保佑，如果他真把信送去了，至少有人知道我现在何地和我是从什么地方被抓进来的。
夜里两点半钟，一辆载着女警察的囚车开来把贝娜齐尔带走，后面是坐满士兵和警察的押送车。汽车在寂静的街上飞驰，车窗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贝娜齐尔在竭力估计着汽车在什么地方行驶。突然，车身猛一斜停住了。“把她放在跑道上”，对讲机里一个声音命令道。贝娜齐尔长长地出了口气，“感谢真主！这不是荒野，而是机场，可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呢？”
早晨6点钟，贝娜齐尔才被押上了飞机，5名女警察前呼后拥着她。
“我们去哪儿？”贝娜齐尔忍不住问女乘务员。
“你现在被捕了，不许和别人讲话。”女警察严厉地说。
少乘务员递来一张报纸，这是贝娜齐尔自被捕后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报上没有“恢复民主运动”的消息，全是关于劫机事件的报道。劫机者要求释放55名巴基斯坦政治犯。劫机者自称是一个叫“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成员，其本部设在喀布尔。消息称，贝娜齐尔的弟弟米尔·穆尔塔扎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贝娜齐尔被关押在苏库尔监狱里，她对当局把人民党特别是把她和母亲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连在一起的情况一无所知，她正努力争取被释放。律师为她起草了反对拘留的起诉书，贝娜齐尔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的那封信也送到了法院，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3月底4月初，报上的消息越来越搅得贝娜齐尔心神不安，劫机事件和对米尔的指控仍是头版新闻。一篇报道称，米尔在被采访中承认对劫机负有责任；另一篇报道又说他否认与劫机有关。甚至有人影射说“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是人民党的武装组织。贝娜齐尔对此不屑一顾，她认为人民党的行动原则是采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并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革。
4年之后，贝娜齐尔就此问题同弟弟米尔发生了争论。12年之后，在她再度任总理时，她弟弟因劫机事件被起诉并被缺席判处死刑，但贝娜齐尔最终赦免了他。
“他们正在用刑讯逼一些人说你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牵连，”监狱监察长在巡视苏库尔监狱时告诉贝娜齐尔。
“可我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凭空捏造。”
监察长同情地摇摇头，走了。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将被转移到卡拉奇。”4月16日清晨，也就是贝娜齐尔被关进苏库尔监狱五个星期后，女看守对她说。
“为什么？”
“你身体不好，我们要把你送到卡拉奇。”
到了卡拉奇机场，警察告诉贝娜齐尔，他们将送她回家。贝娜齐尔听后欣喜若狂，但警察把她押到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一位自称医生的女人给她看了病，并告诉贝娜齐尔，说怀疑她得了癌症，需要进一步确诊。然后，警察又送她到卡拉奇中心监狱，说是去看布托夫人。
“妈妈！妈妈！”贝娜齐尔边喊边冲向卡拉奇中心监狱招待室。“妈妈，萍姬来了！”
室内悄然无回声，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第二天，警察把贝娜齐尔送到一座庞大的公共医院里，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给贝娜齐尔做完了手术。贝娜齐尔不知道她几乎被谋杀在手术台上。几年以后，贝娜齐尔才从在伦敦过政治流亡生活的前人民党政府部长贾姆·萨奇·阿里那里得知，当贝娜齐尔被送进医院时，他接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
“想点办法吧。”对方在电话里说，“他们打算在手术台上把她除掉。”阿里立即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贝娜齐尔的生命正受到威胁，抢先把当局的阴谋计划公布于众，贝娜齐尔因此才幸免一死。
劫机事件被越炒越热。1981年4月28日米尔被列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通缉犯。军法管制副执行官来狱中视察时，特意来看贝娜齐尔。
“为什么要监禁我？”贝娜齐尔质问他。
“因为‘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副执行官回答。
“我与这个组织毫无关系。”
“要由法庭裁决你和‘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体育场爆炸事件以及拉拉·阿萨德的关系。”
两天后，骇人听闻的谣言纷至沓来。《战斗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称，“材料证明，布托妻女知晓该事件的原委。”
“看来，我们又在做一场恶梦”。贝娜齐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首先是‘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和米尔的事使我们大为震惊，现在当局又在千方百计的把我们平白无故地卷进去。这看来是多么荒谬，但他们是另有企图的。他们过去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父亲的，现在他们又在重复世人皆知的骗局。也许他们仍认为人民不会知道这是骗局。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真相。但是军事法庭怎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呢？齐亚从政治上击败不了我们，他现在要从肉体上来彻底消灭我们。”
贝布托传第七章 坐穿牢底
第七章 坐穿牢底
1981年5月，炎热的苏库尔监狱室内温度达华氏110至120度，汗水把吹进来的沙子粘满了贝娜齐尔的全身。她的皮肤开始龟裂，脸上长满了疖子，头发也一把一把地脱落，苍蝇、蚊子、黄蜂、臭虫等潮水般涌进牢房，在她的脸上、腿上又叮又咬。为躲避虫子叮咬，贝娜齐尔用被单裹住全身，但又热得受不了。
“请给我一个杀虫的药喷子行吗？”贝娜齐尔请求监狱当局。
“噢，不行。”他们拒绝说，“那东西有毒，我们不想让你出事。”
贝娜齐尔的耳病又犯了，汗水浸入耳内，使得耳内的炎症加剧。
“你被单独关在牢房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狱医查看了贝娜齐尔的耳朵后说，“很多像你这种情况的人也都臆想有各种疼痛，可是实际上都没有病。”贝娜齐尔对此半信半疑。
5月23日，布托夫人从卡拉奇中心监狱给女儿写来信，告诉她如何防暑。贝娜齐尔依母亲说的方法，每天早晨把一罐子水从头上浇下解热。尽管没有电扇，但牢外面吹进来的热风吹干她衣服的这一小时她感到特别舒服。可是，水流进了她的耳朵，炎症又加重了。
“你又在假想着耳病。”狱医继续安慰她。他个是耳科专家，他这样说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装作诊断不出病。
为打发日子，贝娜齐尔集中精神练习刺绣，还坚持每天原地跑250步，弯腰40下，摆动手臂，做深呼吸20次。贝娜齐尔不再为孤独的监狱生活焦灼不安，她确信自己已适应了监狱生活。她在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入狱之后，我觉得一小时是那样漫长，每度过一小时比度过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还要困难，然而我已经过来了，‘适应’这个词用得不对。我不能去适应一个我憎恶的环境，去适应就是去屈服。我是对付下来了。每一时刻都是过得极慢，但总是要过去的。只有真主才在这一磨难中帮助了我。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贝娜齐尔的拘留生活应在6月12日中午结束，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将被释放，还是被继续拘留，或者面临死刑判决。“死神终于来到，但我毫不惧怕”，她在日记中写道，“当局的野兽们只能消灭人的肉体，但是消灭不了他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将会永世长存。民主必然胜利，我们将得到永生。现在至少我将离开那间孤独、单调、非人居住的牢房了。”
6月12日上午11点，军法管制副执行官的命令下达了，贝娜齐尔在苏库尔监狱将被继续拘留到9月12日。但对贝娜齐尔的待遇提高了，她的牢房里放进了一台电视机、一架收音机、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空调机。贝娜齐尔受到“A”级待遇，但这并不能让贝娜齐尔放心，她总觉得这是阴谋。
“我拒绝接受‘A’级待遇，我不参与你们制造的谎言。”贝娜齐尔对监狱长说。
在苏库尔被拘留的第四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贝娜齐尔被允许去卡拉奇看望母亲。布托夫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认为她很可能染上了肺病，这令贝娜齐尔对母亲日益担心。“真主永存。”贝娜齐尔回狱后就不停地祈祷。8月的第四个星期三，牢房的门又被打开了。
“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女看守说。
贝娜齐尔边收拾东西，边不停地祷告：“真主啊，叫他们把我送回克里夫顿70号我的家里吧！”但押送她的车队却直驶卡拉奇中心监狱。她被关进了母亲住过的那间牢房。在此之前的7月，布托夫人因吐血而获释。
贝娜齐尔住进了为高级政治犯保留的A级牢房，但却享受不到优待。牢房左右两侧是客厅和厨房，但却被锁上了。“厕所”没法冲洗，大群蟑螂和苍蝇在里面活蹦乱跳，唯一的水桶里也漂浮着不少死昆虫。
尽管环境恶劣，但贝娜齐尔可以享受家里的饭菜。当局允许家属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给贝娜齐尔送饭来。刚开始，贝娜齐尔一打开饭盒，看到母亲精心制作的蘑菇乳鸡、羊肉串和烤鸡就禁不住抽搐。不久，布托夫人获准来看贝娜齐尔。看到母亲还活着，贝娜齐尔才松了口气，但也为母亲的苍老、憔悴、行动紧张而吃惊。
布托夫人告诉女儿，她在监狱中咳嗽得很厉害。开始她以为是灰尘引起的，但后来咳起血来，经过几次检查，狱医和当局对她说她可能得了肺结核。而她自己的医生认为情况还要糟糕，她身体虚弱，不能做支气管切开手术来最后确诊，但医生说不排除她患上肺癌的可能性。
贝娜齐尔紧紧拥抱母亲，安慰她说：“恐怕不会是肺癌，等做完手术再说。”
“医生认为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布托夫人说，“如有可能，可到国外去治疗。”
“你应该尽快去。”
“亲爱的，你可怎么办？我怎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呢？”
作为母亲，布托夫人怎能忍受将与她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女儿留在这个充满险恶的国度呢？贝娜齐尔也大为伤感，总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当母亲把妹妹萨娜姆和弟弟沙9月都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更感绝望。父亲被囚禁时，提醒他们不要让自己显得还很快活，而现在亲人们好像对她被关在牢里已经不在乎了。他们跟平常一样过日子，还要举行结婚庆贺，似乎她根本不存在似的。贝娜齐尔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仿佛世界上的人已抛弃了她。
报纸上已不再提及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联系的说法。一位女看守曾悄悄告诉贝娜齐尔，她听说已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消息燃起了贝娜齐尔争取释放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消息使贝娜齐尔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怀疑巴基斯坦正在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因而实施禁止核扩散政策，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齐亚·哈克深知如果在此时再提出对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的指控，可能会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而最终失去所有援助。但现在，齐亚·哈克利用苏联军队在巴基斯坦身边这一资本，使美国再也不把巴基斯坦的核计划视为妨碍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里根政府为了与苏联抗衡，提出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总额共32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贝娜齐尔认为，美国为使巴基斯坦抵御苏联的威胁将它对人权及民主等问题的关心割裂开来，美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关心远远胜过它对人权和民主等问题的关心。美国的援助加强了齐亚·哈克的统治。
贝娜齐尔开始做长期过拘禁生活的准备。她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牢房狭窄的走廊里来回走一小时，即便没有食欲，也强迫自己吃下克里夫顿70号送来的饭菜。
当8月过去9月来临时，贝娜齐尔又有些乐观了。萨娜姆定于9月8日结婚，贝娜齐尔要求当局允许她去参加婚礼。
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了。“你立即就走，你获准参加你妹妹的婚礼了。”看守对贝娜齐尔说。
熟悉的大门打开了，克里夫顿70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贝娜齐尔百感交集，她原已深信再也见不到这幢房子了，不是它被充公，就是自己在监狱被悄悄绞死，再也回不来了。然而，现在自己真真实实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人们发现了贝娜齐尔，纷纷向她奔来，将一串串花环挂在她脖子上，花环快要盖住她的耳朵了。贝娜齐尔急忙说；“留着给参加婚礼的客人用吧。”他们却说：“不，不。这些花是为你准备的，你能回来，我们有多高兴啊！”
贝娜齐尔充分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她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戚拥抱，尽情地哭呀、笑呀。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同新婚的萨娜姆聊到天亮，然后又同母亲和亲戚谈笑。贝娜齐尔擦洗了卧室的四壁，希望洗刷掉她曾经经历的屈辱。
“他们不会把你送回监狱了，是吗？”表弟阿卜杜尔·候赛因问道。
当婚礼正进行时，一个家仆跌跌撞撞闯进来说：“警察在门口。”屋里顿时死一般寂静。贝娜齐尔以为这是冲自己来的，可管家说他们找母亲。
“让他们进来。我不想看到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警察破门而入。”布托夫人平静地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警察一进门，布托夫人便问。
警察显然也知道他这时来很不是时候，他的出现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他怯生生地递给布托夫人一则军法管制今。那不是逮捕令，仅是禁止布托夫人去旁遮普省。贝娜齐尔和客人们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婚礼中，律师穆吉布告诉贝娜齐尔，他明天一早要去见信德省内务秘书，他将要求当局把她留在克里夫顿70号，因为她的拘留期只有一星期了。
贝娜齐尔对这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客人们走后，她便收集了一些报纸杂志，并准备了清洁巾和杀虫药，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贝娜齐尔给哈佛和牛津时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写了封信。布托夫人曾告诉她，彼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主管南亚事务，他最近来过巴基斯坦，调查美国的安全利益问题。他曾要求到卡拉奇中心监狱去探望贝娜齐尔，但当局没有给他任何答复。
“呆在这儿。”当贝娜齐尔端着茶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布托夫人对女儿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听听穆吉布带来的好消息。”不一会儿，穆吉布回来了，他告诉贝娜齐尔，内务秘书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他说除非她承诺不违反政治禁令，要不然还得去监狱。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贝娜齐尔重又回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三天后即9月13日，一位狱吏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又毫不意外的通知：区军法管制执行官下令将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中心监狱的拘留期延长三个月。
贝娜齐尔开始每天做祷告，现在她希望祈祷能帮助她获释。她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9月30日，但没有实现。她又把希望寄托在10月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巴基斯坦的日子。
贝娜齐尔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撒切尔夫人还是反对党领袖时，贝娜齐尔和父亲在拉瓦尔品第总理府见到了她。当贝娜齐尔任牛津辩论社主席时，在伦敦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再次见过她。
然而，一场意外的事发生了，并引起了又一次大逮捕。
1981年9月25日，齐亚·哈克政府的一名部长乔杜里·扎胡尔·伊拉希在拉合尔遭到伏击，他被打死。同车的前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毛尔维。穆斯塔克·侯赛因受了伤，他曾宣判布托的死刑。
贝娜齐尔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陡生几丝快感。“现在他的妻子、女儿和家人将明白悲伤是怎么回事了。”贝娜齐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高兴，因为穆斯林不为别人的死而高兴。生与死掌握在真主手中。但当我得知坏人没能逃脱惩罚时，心里还是觉得得到了一丝安慰。”
暗杀发生的第二天，米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这起事件是由“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干的。于是各种报纸充斥着恐怖主义分子、谋杀犯、政治刺客等标题。当局又一次开始大逮捕，人民党的一个又一个年轻领导人被捕。据报载，仅哈里普尔监狱就关了103名年轻人，另有200名被关在附近的城里。
在这恐怖气氛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巴基斯坦。她在走访了设在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后，给齐亚·哈克颁发了证书，称赞他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
贝娜齐尔深感失望，甚至于愤怒。她不知道彼得·加尔布雷思回到华盛顿后，就提出了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参议院每次开会涉及到巴基斯坦时，他和佩尔参议员都将人权问题和贝娜齐尔被拘禁的案件提出来。他们认为那样可以最终形成足够的压力，使齐亚·哈克当局最终释放贝娜齐尔。
“看来齐亚总统正在对被处死、或者说被谋杀的前总理布托的遗蠕和女儿掀起仇恨运动。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已就布托家人被监禁和虐待的问题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过交涉。”佩尔参议员质问助理国务卿。佩尔参议员还劝说同僚们修正议案：“在批准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之时，国会希望巴基斯坦迅速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4年后，当贝娜齐尔流亡国外时，曾到美国，对为她获释作出努力的佩尔参议员和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表示感谢。
11月26日，报纸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仍在继续，警察已逮捕了几百人。”贝娜齐尔开始做恶梦，她梦见弟弟米尔秘密回到巴基斯坦。他越过阿富汗山口，渡过印度河，回到克里夫顿70号，躲在碗橱里。军人袭击了她家，就在他们打开碗橱看到米尔时，贝娜齐尔惊醒了，她深深地为弟弟担心。
结束拘留的日子到了，但贝娜齐尔知道当局不会释放她。12月11日，延长拘留的命令到达了，然而，佩尔参议员的动议显然在巴基斯坦起作用了。两星期后，副监狱长突然光顾贝娜齐尔的牢房，对她说：“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早晨5点45分警察送你去拉卡纳。”
1981年12月27日，贝娜齐尔又一次回到了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尽管院墙内外驻有准军事部队的士兵，但毕竟是家，这让贝娜齐尔感到亲切。尽管当局许诺她每两星期可见三个客人，但实际上只有母亲布托夫人、妹妹萨娜姆和姑姑玛纳能获准来看她，而且不许谈政治。
每过三个月，当局便照例来宣读一次对贝娜齐尔延长拘留的命令。贝娜齐尔对那句话已倒背如流：“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认为，为了防止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从事违犯军法管制有关规定的行为，或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利益，或为有效地执行军法管制令，有必要对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拘留。”这不断延长的拘留使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软禁生活。
贝娜齐尔越来越为母亲着急。自从布托夫人去卡拉奇中心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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