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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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後，一九五○年十二月在“镇反”运动中，大舅被捕，被判了十年劳改，服刑期满後辗转从东北黑龙江的劳改营回到南昌老家。几年後，“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又再度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批斗，未几，因承受不了打击，服农药自尽身亡。远在台湾新竹的外婆，因为音讯隔绝，对发生在长子浩若身上的悲惨结局，茫然不知。　　　　
　　陪同大舅妈从台湾回大陆的长子修纯，随即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也被扣上“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劳改，一九八六年获得平反。　　　　
　　南京父子曾会面　　　　
　　一九四九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老总统”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引退。美国政府更在关键时刻抽身，发表“白皮书”，使得恶化中的局势更是一　千里；几经慎重考量，最後认定只有台湾这片土地仍可固守。父亲更在紧要关头，竟日追随“老总统”，参与整个“政府”东迁的计划，挑起了无比重担。正是焦头烂额之际，却还能惦念到两个双胞胎儿子的安危，曾明确指示王升如何亲自妥适照应外婆带领家人尽速赴台。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　　　　
　　父亲只知道王升陪着我们从南昌逃到了厦门，厦门之後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从军舰抵基隆靠岸到选择新竹市落脚，并不是父亲的交代。当时他可能自顾不暇，就是有心也难有馀力。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於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後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於和父亲在什麽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得什麽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叁年九月叁日於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转述。　　　　
　　二舅与王升不合　　　　
　　外婆算是经国先生的岳母，一九四九年来台，一九六二年过世，在台湾整整住了十二年。在四千多个日子里，她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两个月後，二舅舅　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没办法，只有把从大陆带出来的所有首饰细软，全数拿出来变现，才勉强买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房子。有关费用全是父亲要王升在我们离开南昌前，交给外婆的盘缠和安家费，里面有大头银洋和黄金金条，一共勉强凑到二十万左右的新台币，买下那幢只适合做生意并不适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买卖的点子是随兴而起的，没有详细地思考或规划，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来，不到两叁年，从开委托行、卖烟酒杂货、代售《香港时报》、《青年战士报》，到开碾米厂，转行好几次，没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钱全赔尽了并开始举债；加上他刚愎的个性，後来又和王升不睦，还和当时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闹翻、吵架，甚至於对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亲侄儿，外婆要我们喊他表叔，当时他官拜陆军上校，穿上军装来到新竹时显得非常神气，《新新闻》杂志社董事长周天瑞就是他长子。　　　
表叔周仲超曾经在一九五四年带天瑞、天琪两兄弟，到新竹来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兄弟，小时侯见面的情形，相信他会依稀记得。当时我念初二，他比我们小几岁，可是他们的衣着很光鲜体面，还穿着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们心生羡慕。上校军官的生活在当时至多只属中等，但和我们在新竹过的日子相较，就风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玮两兄弟就像是大城市里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乡下小孩。外婆对於有这麽一位上校侄儿，颇觉骄傲，且军官有固定月薪，经济状况看来就宽松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无法相处，後来几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亲透过王升过年过节一年叁次送来的生活费用，也因此中断。於是，在日子几乎快撑不下去时，二舅只好硬着头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万一千元应急，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笔小数字。根据外婆说，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当借款到期，展延了几次仍无法还钱，後来连利息也止付了，为此，表叔还来过新竹讨债。由於无法解决，和二舅发生过口角，当然不欢而散，随後二舅被告到法院。当然表叔也是克勤克俭才会有点积蓄，看在和外婆这一层难得的亲戚关系上，才冒险将辛苦钱借给二舅，却没想到後来会血本无归，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外婆来说，夹在一个事业有成的侄子和一个举债度日的儿子中间，真是苦不堪言，难怪外婆会有到庙里去住的念头。　　　　　　　
难民岁月”　心志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於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叁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後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　　　　　　
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词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麽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藉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叁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後，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作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　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叁、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於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後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於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眼全瞎，直到二○○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麽会这麽久还没结束？　　　　
　　连浴室都没有的窘境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叁地生出来，他後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叁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就颇费周章，後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後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薰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　　　　
　　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後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後，然後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麽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麽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麽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乾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二舅的几个孩子，当时分别在小学、国中念书，比我小八、九岁，都已有了记忆力，包括现在创业有成的两个表弟章修纲和章修绩，以及考取律师的表妹章修璇等，都是一同走过这段艰辛路。修纲和修绩是台北医学院药剂系毕业，白手起家，和同学一起创设“瑞安药厂”，目前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业绩不差；修纲还是“生宝脐带血公司”的董事长，在开发脐带血的领域里，已是首屈一指。他们都很清楚地记得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婆未曾找蒋家接济　　　　
　　宋时选一定不会把那天亲眼看到的惨状，向父亲报告，因为他不敢。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叁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麽想？又该会多麽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後才渐次告结。　　　
二舅後来由於沉重的债务，只好把中央路的房子贱卖掉，先搬到城北街，最後迁到郊区靠近青草湖的明湖路，但是景况不仅未见改善，更由於眼睛失明而每况愈下。修纲、修绩几个表弟妹们，持续受了好几年生活上的折磨，幸好他们均知努力，天资又不错，大学毕业後因为没钱出去深造，就决定在台北创业。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回想起过往种种，一定仍有不少感慨。　　　　
　　外婆在二舅与表叔因借款而兴讼期间，可以说心都碎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会常在半夜被外婆的起床声吵醒。外婆有坚毅的个性，她始终咬着牙在苦难中撑下去，我没听过她说过任何一句话要二舅舅去台北找蒋家接济帮忙。　　　　
　　外婆从南昌到新竹，像是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在这新环境里，不仅语言不通，习俗有异，少了昔日的亲朋好友，更没有专门服侍她的　人。外婆幼时念过私塾，知书达礼，缠过小脚，思想保守。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外婆曾建议二舅舅以大专毕业的学历，凭本事去考公职，找一份固定的薪水，家计才能稳定，在当时台湾大专生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非难事。但二舅舅对重拾课本兴趣缺缺，执意开店，却愈做愈赔，最後负债累累，又和王升不睦，才让整个家庭陷入愁云惨雾当中。　　　　
　　隐姓埋名的日子　　　　
　　外婆为了把我们拉拔大，付出了所有心血，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欠缺过亲情的爱，或感受过是没有爹娘的孤儿。念国小时，外婆曾叮咛我们若是有同学问到，怎麽没见过你们的爸爸妈妈时，就说爸爸当县长，还在大陆，现在生死不明，别的就不必多说。同学们对外婆传授我们编造的说辞也不觉有异，因为当时在同学当中，有不少的家庭也是这样支离破碎，对这种讲法早就见怪不怪了。　　　　
　　到新竹住定後，二舅舅为我和孝慈到市公所办理户口登记，使用的学名是“孝严”和“孝慈”，但仍沿用“章”姓。另外把孝慈和我的年龄刻意拉开相差一岁，孝慈登记的一九四二年出生是正确的；我则多报了一岁，为一九四一年出生，旨在蒙混外界，不要把我们看成是双胞胎。刚到台湾时，有关户籍的申报，由於制度不完备，登录的内容很马虎，根本不需缴交证明文件，随意填写即可。　　　　
　　必须刻意借由“不实登录”的方式，来掩盖若干事实的做法，可以看出外婆和舅舅内心的压力有多大，真的深怕“蒋家关系”会让这两外孙受到无辜的伤害。出於这种无以名之的恐惧，章家大小在新竹过的是一段隐姓埋名的日子。　　　　
　　再不见“女婿”身影　　　　
　　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後，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後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後，父亲还在一九四叁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一九四九年在厦门军舰上向外婆道别，是最後一次见面，此後就再也没在她眼前出现过了。外婆虽然读书不多，仍是明理之人，当然知道他担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处境也日益困难；但是外婆的痛苦处境，身为“女婿”的经国先生竟被完全瞒住，直到贫病而终，都未再见面，她就是有话想跟他说，也只能抱憾九泉了。　　　　
　　二○○叁年九月，我曾偕美伦专程前往赣州参访。这是先父母定情之地，一草一木在我眼中均别具意涵。我们专程去到父亲工作长达六年的行政专员公署，地址是米汁巷一号，全幢大楼只剩下面街的一扇大石门；随後驱车到他和方良女士、孝文、孝章一家人住过的小洋房旧居，维修得不错，保持了原貌。　　　　
　　在我的提议下，台办系统人员另外陪我去到一九四○年，外婆和先母居住过的那幢座落在“大开新路四十叁号”的两层楼民宅。当天路口围了不少闻风而来的好奇民众，因为他们听说蒋经国的儿子今天会出现。在人群中，有位五十来岁个子瘦小的中年人，突然挤出人群走过来很兴奋地要和我握手，我并没有让维护安全的公安人员阻止他，他自我介绍姓王，是原来这幢民宅所有人的儿子，他很激动地跟我说：“我爸爸在世的时候，是你外婆的房东我爸爸好多年前还偷偷地跟我说，你父亲蒋经国从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这里来看你母亲和外婆。”　　　　
　　赣州很多人都知道，六十年前母亲在专员公署上班和到“青干班”受训期间，曾到“蒋公馆”去帮忙照顾过孝文、孝章，而且教他们认字，也教过方良女士唱平剧。到今天赣州老一辈的还在谈论着。　　　　
被遗忘了的“贵族”　　　　
　　外婆一家人在慌乱中来到台湾，父亲和章家的直接联系就愈来愈少，有关生活费用的提供，完全假手王升和宋时选，曾任“救国团”主任的李焕先生反倒没有参与。　　　　
　　外婆在新竹过世一个星期後，王升穿着军装到新竹来，在家里十分简陋的灵堂行礼，并转交一小笔治丧费用给二舅，仅此而已。他鞠了躬交代几声，留下一包钱，就离开了，未做多留，显然和二舅舅间的嫌隙依旧。　　　　
　　外婆走在人生道路尽头的最後几年，就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贵族，不仅昔日光环全失，一度还要在　饿和生死线上挣扎。父亲对她如此凄凉的晚景，竟未能为力。外婆生前虚有不可一世的“女婿”，到头来没有沾到一丝荣耀，反而被打乱了原本纯　的生活节奏，一下子被推落到一个她永远不能理解的政治黑洞，让她在迟暮残年、病痛缠身时，连医院都不敢住，药也买不起。经国先生的“岳母”，就是在凄风苦雨里，忧郁而终的。那些早年就晓得外婆茹苦含辛所抚养长大的双胞胎，就是经国先生亲生骨肉的乡亲们，怎麽敢相信章家的境遇，竟然会如此曲折和凄凉？　　　　　　　
第四章　母亲的悲苦·坚贞的爱情　　　
我流着泪追问外婆，母亲是怎麽死的？外婆难过得直摇头，只重复地哭着说：“你们娘死得好惨哟！死得好惨哟”　　　　　　
神秘的王姓医师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後分别向懋兰和亚梅阿姨转述，那天上午母亲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医师由一位护士推着药车陪着进来，说是要为母亲打针，也没说是什麽针，或是母亲害的是什麽病，直接撩起母亲的袖子，就扎进左手腕血管，打完针随後一言不语地迅即离去。几分钟後，母亲还在用右手按着左手打针处，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叫了一声：“不好了，我什麽都看不见了”随即昏了过去。　　　　
　　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着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阿姨接到电话後，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後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恐惧上医院　　　　
　　到底什麽是“血中毒”？又为什麽好端端地会“血中毒”？毒从哪里来？医院没有人做进一步的解释。当时在桂林陪伴母亲的两姊妹，都是二叁十岁的妇道人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敢去问，“血中毒”是母亲患的急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还是由於那位自称姓王的医生打了“那要命的一针”造成的？　　　　
　　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和二舅都曾很认真地叮嘱我们，不要在外面随便打血管针，二舅还说，如果把空气注入血管就会要命的。是不是他们探听到母亲就是被自称王姓医生的人注入药剂或大量空气而死亡？我问过一位刘姓内科大夫，是我竹中同学，关於空气注入血管的问题，他肯定地说只要注入五至十CC进入肺部後，就会阻塞血液循环造成缺氧死亡。外婆与二舅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这反映出他们相信母亲是在打针时被害，但不能确定被注入何种毒液，连注入空气也在他们怀疑之列。　　　　
　　四十年後，当时在桂林任职广西省卫生处处长的翁文渊，被问到母亲可能死因时，就质疑说，桂林医院的设备和杨济时院长等医生，依大後方的水准，都算是一流的，怎麽会无法救治看似罹患急性肠胃炎的母亲？又怎麽会送到医院不到半天，就猝然而逝？他说，当然有问题。其他在桂林事後闻讯的人，均表示难以置信。但是，没人敢公开作声。　　　　
　　母亲系被害身亡，我早有所感。从小就觉得外婆和二舅对医院有莫名的恐惧和对医生强烈的不信任等异常行径；在念中学时，就感受到他们长期因母亲在医院被害的阴霾所折磨，甚至害怕那些害死母亲的一夥人，为了“斩草除根”，迟早会赶来新竹趁机谋害这两个孩子。从懂事起，我和孝慈就察觉到外婆和二舅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乏安全感，天天活在随时有被人加害的疑虑当中。　　　　　
为爱情付出代价　　　
母亲被诊断死亡後，很快便被推进太平间。在家里照顾我们的懋兰和亚梅阿姨，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信息，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懋兰阿姨还是鼓足勇气，赶到医院见了母亲最後一面。等她哭着回来後，亚梅阿姨才也单独赶到医院，看到断气多时的母亲竟然已静静地躺在太平间，怎麽也不敢相信，早上她还可以自己走到医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兰阿姨真的吓坏了，深信这是一桩谋害，有不祥之感，连夜收拾简单衣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不平静的桂林，丢下亚梅阿姨一人看顾这对没爹没娘的双胞胎。　　　　
　　亚梅阿姨後来带着我和孝慈赶到万安，一见到外婆，就抱头痛哭，进到房内哭诉说，叁姐死得很凄惨，到医院太平间看到她露在床单外的脸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几近黑色，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