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蒋家门外的孩子-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５靡獾厮担骸懊幌氲侥忝腔岢さ谜怊峤崾担然沟Ｐ拿环ò涯忝抢未蠖舱邸！毙⒋人淙辉凇○林卸嗖。⊙п嵋恢钡匠醺咧校硖宥蓟顾悴淮恚辶Ρ纫话愕耐в泄薏患埃鲂砸菜憧省Ｖ钡酵馄畔蛭颐峭嘎读擞泄啬盖椎氖虑獒幔⒋炔怕涞媚谙蚬蜒裕酝馍踔劣械阈咔印！ �
身世苦闷千斤重
我们念大学时，日子仍然过得很紧，每学期都是无法在指定日期缴交注册费，连每天到学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钱，都经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钱时才把一两个星期或一个月所积欠的钱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不至於每天郁郁寡欢，但除了有时在一般假日和叁五位好友偶尔聚叙聊天外，平常在比较热闹的场合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内心承受的苦闷，好像愈来愈重。
他原本在大学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算是密切，我也见过面。只是对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儿毕业後就出去留学，而孝慈无法确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学，他的初恋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件事对他是一次不轻的打击。
念完了中文系，服完兵役，他又重新回到东吴大学，通过插班考试，以无比的毅力，从二年级开始念法律系，一共花了八年，在东吴拿了文学士和法学士两个学位。法律系毕业後，申请到美国德州南美以美大学（SMU）念硕士。他心中一直想借以表达的，就是要让他第一次付出情感的唐姓女友知道：“我是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出去深造的，只是你的父母看错了。”
孝慈一口气在SMU拿了法律和政治学两个硕士，然後转到纽奥良的杜兰（Tulan）大学念法学博士。学成後，回到母校东吴教书，没几年即出任法律系系主任，表现不错，另外受到端木恺校长的提携，逐步升任法学院院长，最後出任东吴大学校长。
闯出自己的天空
孝慈在经国先生几个孩子当中，是书念得最多的一个，也是法学领域最专精的一位，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盛名。只要有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大学校长，任何做父亲的都应当感到骄傲和满足的，相信经国先生也不会例外，只是他从来没机会向我们表露过这样的情感。孝慈会走上学术和教育这条路，和“父亲是谁”完全没有关连。如同我之所以会参加“外交特考”，以“外交”为志业一样，也与父亲无关，因为我们不曾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见到他。
外婆过世後，不管是念书或就业，孝慈和我一路就像是“放牛吃草”、“自生自灭”，充满了无人闻问的风险。经国先生从来没有以父亲的身份叮咛我们，这一生该如何走，是从商？从政？从军？从事教育？从事工程？从事学术？走哪条路才能为祖国做出较大的贡献？选择哪个行业才是他所乐见？自然，我们更不敢期盼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父亲对子女有计划的培植了。
孝慈辛辛苦苦从美国念完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回来，最初只是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没有人敢说有一天他会当上校长。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科长时，也没人敢确定二十五年後，我会从钱复手中接下“外交部长”的印信。整个过程里，当然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和险阻，若不够坚强，早就被自己击垮了。更可能在进入职场之初，由於人单势薄或本身冲劲不足，在起步阶段就落後而提前出局。
假设追溯到一九七叁年冬，我在强大压力之下，接受了王升所转告的父亲要我暂缓赴美而留在台北做事的建议，未能坚持要做自己，往後的每一步，都会变成非要依赖别人的安排或施舍，而不足以成事。那次若真做了妥协，或许可以给我衣食不愁的一生，但绝不会享有从逆境奋发所激 出来的一种超俗感，也不会品尝到经由艰苦奋斗而结出来的甜美果实，更罔论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人生成就。要是这对双生子很早就被淹没在芸芸众生当中，无声无息，走不出自己的路，闯不出自己的天空，谁会去管他们是哪家的孩子？又有谁理会他们到底该姓章还是姓蒋？
从章家看蒋家
大叁暑假我曾和孝慈深谈几次，商量以後该如何面对迟早都要碰到的“归宗”问题。我们意识到，那是一件困难重重、难以突破的事，有现实面的困难，更有法律层面的障碍，真是不知该从何下手。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孤儿，远眺蒋家，它就像座落在云端的一座城堡。王升和宋时选连我们要和父亲见面的请求，都无能为力，要他们协助归宗，更不必谈了。每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他们还会尽些心力，他们的责任只止於将我们安抚妥当，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好，要我们千万别想太多，免得轻举妄动引起外界注意，以致影响到经国先生，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母亲在临终弥留之际最最挂心的，是做父亲的迄未实践他的誓言，让两个半岁大的孩子刹时变成了孤儿，日後如果被人家欺侮，叫她如何放心得下？母亲这个生前未竟的心愿，却由我们两个纤弱无助的孩子去完成，真是何其沉重。那年夏天我和孝慈讨论多次後，关於归宗的事，决定自我要求下面几点：一、绝不放弃为母亲争取名分；二、一切要靠自己；叁、要蒋家来找我们，我们不去求蒋家。
当时我们才二十岁，年轻气盛，心态上还总是站在“章家”去看“蒋家”，像是从“我家”去看“你家”，中间隔了一道墙似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和孝武、孝勇有较多接触後，才逐渐有蒋家也是“我家”的包容和感受。
善良而倔强
孝慈进到大学後身子就不很好，常有小病痛，但是他很倔强的个性又不服输，从不特别注意而去看医生。在东吴任教时，他每天清晨还到台大操场跑上几千公尺，事实上，如果我知道他已患有高血压，低压高到一百叁十毫米，我会劝他换做别的运动，因为每天一口气跑叁、五千公尺太激烈了，对他有害无益。他秉性极端善良，除天生的性格外，或许和他念完中文系有关。他对儒学钻研甚深，并求身体力行，特别强调忠、恕的实践，从一则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而动人的小故事可以看出。
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到“外交部”看我，他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右眼罩了一大片纱布。我问他发生什麽事，他笑笑说没事，只是在几天前陪同学打垒球时，不慎被一位同学的暴投，正面击中右眼，当场血流如注。幸好紧急送到荣总，总算保住了眼睛，他还连说几声“没事、没事”，我就不再追问。
过了两个月，我约他单独吃饭，他眼上的纱布不见了，但右眼看起来怪怪的。我问他怎麽回事，他只笑笑说，那只眼睛已经变得高度弱视了，二、叁公尺以外的东西几乎看不见，所以他开车特别小心，等於是用一只眼睛在开车。我要他一定去配副眼镜，他说再看看，又补充道，被垒球击伤右眼的事，没有告诉别人，连学校教授同事都不知道。我问他为什麽？他说：“如果传到那个闯祸的学生耳朵里，他该会多麽自责。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是我的好学生。”我真的被他感动。孝慈就是这麽的宽厚！他右眼几乎等於瞎了！
可老天却未必处处善待厚道纯良的人。一九九四年，当他为了协助尹衍梁在北大筹办“光华管理学院”，前往北京参访，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没想到真的就此翻覆。
我们是被欺负大的！
孝慈尽管算是顺利地出任过法学院院长、大学校长，但他看来一直是心事重重，很少开朗过。我在“外交部”期间，除了公事应酬，极少参加与工作无关的餐叙；孝慈虽在大学任教，却交游广阔，反而常常和一些学术界以外的老朋友相聚吃饭。
有两叁次在晚上十一二点，还接到他好友武越夫、黎昌意等人的电话，要我开车到餐厅去接他回家，他们在电话中说孝慈喝醉了，指名要我送他回去。事後，他们跟我说，孝慈每次在餐会上都非常随性，酒量不错，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带醉意，就会情不自禁地固定点唱一首他很喜欢的歌，唱到激动处就会落泪，然後边流泪边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作《心事谁人知》，在场的朋友看到这情景无不动容。只有我知道他为什麽爱唱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又在想些什麽？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为他写的一样，道尽了他的心酸。
孝慈和我先後自美返岛後，我们不寻常的出身也渐次在台北传开，而它源头却是来自於当时常被查禁的所谓“党外杂志”。这些杂志经常大胆地报道一些蒋家的内幕故事。有段时间孝慈常在报上写文章，或接受广播电视访问、或发表评论，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所谓的知名度也慢慢打开。却没想到引起了孝武周边一些人的侧目，向他打报告，进行挑拨，甚至建议在我们冒出来之前要采取防 。
於是，“中广”所有的节目里，突然听不到孝慈的声音，《中央日报》上也读不到孝慈的文章。当时孝武是“中广”总经理，旁边的人要如此封杀是轻而易举的。我在“外交部”任职，有关我的新闻报道，大多是和外宾在一起的活动，孝武的朋友很难干预。直到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之後，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况，才得以缓和下来。
那段日子每遇到类似排斥和打压时，就感到十分无奈，但在下意识里，反而成了上进的动力。有天孝慈感触很深地跟我说：“我们是被欺负大的！”那几年里，虽然我们看到孝武、孝勇呼风唤雨坐拥权势，却从未妒忌过他们，因为很容易看得出来那种权力的基础是薄弱的，很难持久，它只源自於一个人 担任“总统”的父亲。一座高楼，是可能一夕倾倒而变成废墟，历史上以及许多民间故事里，这种例子实在屡见不鲜。
虽然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度对我们不甚友善，但我们从未心生怨怼，只有敬而远之，尽量躲他们远一点。我们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容不下这对“庶出”之子，是很正常的，如果设身处地，我们说不定也会犯下同属人性弱点上的过失。
思母抑郁终不起
孝慈後来身体变坏，和长期不舒坦、不开朗的心境有关。我真正警觉到他身体出了问题，是在一九八九年叁月，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月前的农历新年假期，他独自到一间庙里去住了几天，有天夜里突然胸部和胃发生绞痛，痛到几乎在床上打滚，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况才缓和下来，隔天就回家了。我一听，就要他去大医院检查，若不是胃有问题，就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千万不要等 视之。他却不以为意，始终未去找过医生。万万没想到不到几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脑血管病变，就此不起。
当时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谊宾馆，事发当天清晨八点多，同行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在餐厅久候，不见孝慈下楼用餐，於是上楼敲门，久久没人回应，转而打电话进去，也没人接，警觉到情况不妙，立即找来服务员破门而入。一进门，惊见孝慈穿着睡衣，盖被仰卧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还残留着几块褐色的呕吐物渍，瞬即召来救护车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救。经诊断系脑干出血，最严重的中风！
接到噩耗时，我正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美国，在波士顿出席欢宴，晚上十点回到饭店就接到程家瑞来自北京的电话，震惊悲痛之馀，决定中止行程，拟即刻从美国径飞北京，只望能尽速赶到医院陪他。
人道特许赴北京
当时两岸间的实质交流，方兴未艾，根据“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第五条规定：“禁止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奔丧、探病”，我身为“阁员”，自在被禁之列。我心急如焚，当晚在波士顿十一点多，正是台北中午时分，我先试图向“行政院”院长连战请示，他正在“立法院”备询，无法接听电话；我转而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不幸的事，他也是一惊，我表达想尽速飞往北京的愿望。後来再次电话联络连战的幕僚转报，请能同意我在此特殊情况下前往大陆。连战随即在“立法院”提出基於人道考量，建请特许我飞往大陆专程探视孝慈，当即获得在场朝野“立法委员”一致支持。
隔天，台北时间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基於人道立场，同意‘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以个人身份前往北京”；对连战排除困难，破例放行，令我感念不已。一获知台北放行，我即从波士顿飞洛杉矶转搭国泰○○五班机返回台北。
十六日清晨抵中正机场，美伦已在入口处等候，遇此变故，感慨万千，相拥落泪，她还为我加油，要我振作，侄女友菊也在机场等候。孝慈出事当晚，弟妹赵申德即由劲松陪同搭二十时叁十分班机飞港，隔日上午才转乘港龙九○○班机飞北京。我一抵台北即在机场转机前往大陆，只比申德迟到北京一天，一路同行的还有海基会副 书长李庆平。十六日下午叁时二十分抵北京机场，大陆海协会副 书长刘刚奇和北大罗副校长均在机场迎候。
当看到前来接机的劲松，我哭了出来，没想到孝慈命运会如此乖舛？怎会舍得心爱的一对子女？他一生都在颠簸崎岖、充满不平、不公的路途上奋力打 ，几乎没有喘息的片刻，到头来，他又真正得到了什麽？如今却被病魔一拳击倒！
他吃了不少苦，为的无非是想要很光荣地、抬头挺胸地做一个蒋家之後，但是他想回蒋家的愿望，一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和不甘。後来孝慈在荣总临终时，我看见他眼角挂着一线泪水，我含泪用手将它轻轻拭去，我晓得他心中挂念的是什麽，我也清楚，那一线眼泪是为何而流。面对孝慈没有血色、苍白的脸，我告诉他请安心地走，归宗的事，我不会放弃！
心碎北京行
在飞往北京途中，友菊坐在我右手边靠窗的位子，一路上不发一语，仅短短一两天，她像是成熟了许多，显得那麽懂事。飞机快降落时，因为已是寒冬，她自己悄悄地拿出手提袋里的毛衣、围巾、手套、一一穿上，看得我好辛酸，心里想，这麽乖巧的孩子，父亲却可能快要走了，不能再照顾她，不能再替她披上毛衣、不能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孝慈若是有知，该多麽痛心？
下午四点半自北京机场驱车抵达孝慈卧病的中日友好医院，门口挤满两岸及国际媒体；我由左副院长引导，随即前往病房探望孝慈。进到病房前，申德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谈了十几分钟。她说医生告诉她，孝慈是脑干出血，无法动手术，她心里有数，他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若只设法维持生命，也将成为植物人。孝慈从前曾在无意间告诉过她和孩子，将来若有什麽意外，他宁愿选择安详地结束生命，不要变成植物人云云。我点点头表示了解，但总要再尽力看看，万一不成，则尊重孝慈的意愿。
五点多，进入加护病房，孝慈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反应，嘴、鼻都插着各种导管。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孝慈，竟然变成这种景况，心都要碎了，我泪流不止，一下子想到了可怜的外婆、母亲，如果她们天上有知，该多麽心疼。申德望着孝慈，淌着泪喃喃自语地跟我说：“孝慈一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一直活在压力和无奈的情绪当中，唯一能让他高兴的，只有由他自己一砖一瓦独力建立起来的家庭！他爱孩子，孩子更爱他”
桂林祭母祈愿
我想到葬在桂林的母亲，不管是否迷信，我觉得一定要去一趟，求母亲能够保佑孝慈好起来。我和申德商量後，便由李庆平和刘刚奇陪同，於第叁天十八日上午飞抵桂林，经安排在下午叁时，驱车来到离桂林仅二十分车程，座落在市郊凤凰岭的母亲墓地。
我含泪将我和孝慈两家九口的照片放在墓前，随即焚香祭拜。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桂林，也是第一次向母亲上香，却是由於孝慈发生意外重病而来，心情激动万分，跪在墓前，低声祈求母亲务必帮助孝慈苏醒过来，能够继续为祖国服务、为家庭子女打 我早已满面是泪，难以自已。
在我这次到桂林前不到一年，一九九叁年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孝慈依照当时有关规定，辞卸了“国大代表”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党政职务後，以单纯的大学校长身份，获准赴大陆扫墓，来到母亲坟前。当时，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孝慈抵达当天，天气非常晴朗，隔天扫墓时却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当孝慈哭着跪在地上，念着亲自撰写的《祭母文》：“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顿时倾盆大雨，衣服湿透，脸上泪水和雨水混杂难分，在场不少人跟着掉泪。事後很多人都追忆说，孝慈的孝心动天，老天都陪着落泪。
北京方面对孝慈的医疗照应，是尽了全力。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日友好医院立即成立医疗小组，包括来自协和、北京等一流医院二十多位脑神经科权威，由左焕宗副院长为首，於十四日当天中午十二时为孝慈举行会诊。荣总派来协助的吴进安医生都认为，这已是最强大的阵容，也是北京能够动员的最大能量。
我在陪伴孝慈期间，就听到有人说，孝慈所受的诊治和待遇，是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了。在医院外好奇围观的民众也知道，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要员在接受治疗，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便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孙子在医院里。”申德以及劲松、友菊对北京方面的协助和努力，都认为没有话说，也非常感谢。
相濡以沫兄弟情
我一口气专程飞了二十五个小时从美国来到北京，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在孝慈有难的时候在他身旁，不管他听不听得到我的呼唤、晓不晓得我的焦虑，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北京的医院里。一想到先母在桂林医院临终前孤独无助的一幕，就是要付出再多的代价，我一定要陪孝慈走完最後的一程。
我和孝慈很少分开过。最初，还有外婆依靠，外婆过世後，两个孤孤单单的双胞胎，几乎像弃婴一样，被放置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闯荡，虽贵为蒋家骨肉，却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最起码的关心或呵护；两人只有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起在苦难中成长，感情就格外浓郁。对於新竹那段艰苦岁月，孝慈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叁日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那段剥花生充 的日子》，以流畅的文笔做了平实动人的描述。我特将这篇散文，附在书後，作为了解孝慈心路历程的一个注脚。
我的青少年时期成长环境，和绝大多数的外省子弟截然不同。从六岁多起，就住在新竹市区中心，整条街上左邻右舍是清一色做买卖的本省乡亲，只有我们一家外省人，闽南话是从小在与邻居玩伴一道玩耍时自然学会的；另外，饮食习惯和台湾孩子更没有两样，一直到现在，我还会主动想去吃路边摊的小吃，比方说米粉汤、卤肉饭、肉羹、肉圆、鳝鱼面、润饼等等，这些都是自小就爱的“古早味”。我在许多方面很早就融入了当地习俗，这也是为什麽最初听到什麽“地域观念”而不解，且压根底我就反对什麽奇奇怪怪、十分荒唐的“省籍情结”？
外婆在世时，和住在新竹街上的邻居处得很好，尽管她连一句闽南话都不懂，国语也不会，只会说江西家乡话，却能用微笑，甚至比手划脚来沟通。每次遇到地方上的“大拜拜”，邻居们会用大碗公装一些炸蔬菜、炒米粉、白切鸡什麽的，一碗一碗送给外婆品尝，外婆则会做一些米酒酿、粉蒸肉、包子之类的外省菜肴回赠。外婆尽管语言不通，但从未因而造成什麽摩擦或不快，她自己不会说闽南话，但要我和孝慈跟玩伴在一道时多学闽南话，甚至学客家话。
我们俩从小就是在这样对省籍包容的正确观念下成长的，这是为什麽孝慈和我从小对台湾这片土地不仅没有隔阂，而且有自然的情感，有时我用闽南话和中学同学聊到那段日子时，觉得自己是新竹人。
血泪成史
孝慈从小比较内向，遇到委屈也不多话，了解身世之後，私下会有点自怨自艾，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的压力却使他对归宗之路感到消极而不抱希望；他曾幽怨地说，若不够努力，将来有可能落得像外婆一样，在新竹隐居一辈子，终生难见天日。但是，这股压力，又成了我们抗拒现实的力道与奋发打 的支撑点。
孝慈在美国杜兰大学念博士时，必须利用寒暑假找不同的机会打工赚钱，来贴补学费。他先後在餐厅先做带位生（Bus Boy），再做服务生（Waiter），也在仓库佩着手枪担任过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