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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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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隆庆元年（1567年）底，已经是抗倭名将的戚继光被任命为蓟镇总兵。40岁的他又来到北京。调任前，戚继光怀着一片忠心报国赤子之情，写下了“感恩怀尺疏，直欲捣祁连”的诗句，进京上疏直抒胸怀，提出用3年时间练精兵10万，积极加强北边防卫。然而入京后，他仅被任为神机营副将，神机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那里是勋戚豪贵寄生的地方，军纪松懈，懒惰成风，这样的队伍使他根本无法实现抱负。直到他的老上司谭纶担任了蓟、辽、保定总督以后，事情才有了转机，他任命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此后，自隆庆二年至万历十一年（1568~1583年），戚继光镇守北京西北蓟州达16年之久，并且施展了他的抱负。蓟州，是明朝设立的九边、也就是九个军事重镇之一的蓟镇，蓟镇负有拱卫京师，守护陵寝的重要任务，有九镇之首之称。昌就是今天北京的昌平，它成为重镇之一，是在“庚戌之变”之后，明朝特别从蓟镇里分离出昌平镇，专门护卫皇陵。保定就是今天的河北保定。虽然后来戚继光只是蓟镇总兵，但是密云和顺义在他的辖区之内。在任期间，他修筑长城，建立敌台，训练精兵，保卫京城，使蒙古骑兵16年不敢进犯。
长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现存的北京长城是由宣府镇长城和蓟镇长城共同组成的，蓟镇长城是明代长城的精华部分，而蓟镇长城的修筑与戚继光分不开，凝聚了他的智慧和汗水。
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蓟镇长城，就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戚继光在任主持军务16年，成为明朝大规模修造长城的时期，建起了完整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明代帝都的坚固屏障。他不能忘记，当年“庚戌之变”蒙古骑兵就是从蓟镇古北口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所以他特别注重边防设施建设，亲自考察边事、地形和军情，对蓟昌镇所辖原有长城普遍进行了改建和重建，还别出心裁建造空心敌台，将长城建筑艺术推进到最高峰。这种在长城沿线新修的高大坚固的敌台，作为边防军驻守的堡垒，既免于守城士卒日夜暴露于风雨中，又大大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北京长城敌台以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最为典型。司马台的敌台，甚至建到了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上，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
戚继光修筑长城的空心敌台，首先是在今天北京密云西北开始修筑的，他亲到石塘岭（今密云水库西北边）主持。据记载，蓟昌二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今昌平西北），延长2400里，犬牙交错地修筑墩台共计3000座。以敌台来说，在隆庆三年（1569年）这一年，就修筑了472座，到五年（1571年），蓟镇从山海关到石塘岭增修818座，昌镇从黄花镇到镇边城建199座，后来万历初年，戚继光又在居庸关以西增建，先后共建1337座敌台。此外还有关城、城堡、哨墙、铺房、烽墩等一系列配套的军事建筑工程。例如古北口、金山岭一带山坡平缓处，敌骑易于突破。除了设置密集的敌台外，他还在敌台两侧随山势设置了道道哨墙和层层阶梯，护卫着敌台。建筑奇特，配套设施巧妙。蓟镇东西二千里之间，但见城台耸立，蔚为大观。当年戚继光就是以它们守卫了京师北京，给百姓带来了和平与安定。至今历经近500年沧桑，这些军事防御设施仍然大多保存完好，作为建筑艺术的精品供人们欣赏。
位于燕山长城脚下的密云白龙潭，传说潭中住有一条白龙，广播雨露，为百姓耕耘造福，有求必应，极为灵验。这里山清水秀，林深幽静。〃白龙昼饮潭，修尾挂石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的诗句。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也在那里留下了著名诗刻：
紫极龙飞翼北春，石潭犹自守鲛人。
风云气薄河山迥，阊阖情开日月新。
三辅看天常五色，万年卜世属中宸。
同游不少攀鳞志，独有波臣愧此身。
石刻上苍劲豪迈的笔迹，是戚继光于万历三年十月十六日亲自书写。此诗前有序，讲到蓟镇石匣营南十里就是龙潭，这年冬天戚继光驻防在石匣，集结练兵。他在闲暇之时与将士同游龙潭，写下诗句。戚继光一向重视练兵。他不仅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和治军练兵之道，写成了军事名著《练兵实纪》，还提出“练兵先练将”，倡办武庠（军校），主张从实践中锻炼、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而且找出蓟镇守军的七大弊端，针对弊端采取措施，加强练兵，注重战术训练，全面提高战斗力。这首诗是48岁的戚继光在练兵之余到白龙潭所作，至今保存完好。可惜他所驻防的石匣营早已隐没于今天的密云水库之下，无处寻踪了。
在蓟州16年，戚继光给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定，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在密云县城东门外路北原八蜡庙院内，有戚继光镇边功绩碑，又名十面碑。十面碑共有两座，为亭式结构，分立在南北甬路的两侧，原称〃燕山勒功碑〃。碑高约5米，碑顶、碑身、碑座均为青石雕刻而成。碑身共分l0个平面，碑上镌刻着名将领戚继光、谭纶调任北方练兵驻防的事迹。碑文是万历元年（1573年）兵部侍郎，也是文学家汪道昆所撰写的。
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有一柄明代军刀，上面刻着“万历十年 登州戚氏”，是戚继光在蓟州任上所铸。也就是在这一年，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曾得到张氏赞赏和倚重的戚继光也被牵连，次年被调往广东，远离京师重地。蓟镇百姓舍不得他走，依依送别，这种感人情景被诗人陈第写入了诗篇：“辕门遗爱满江燕，不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
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蓟县关公、岳飞旁仍配有戚继光的牌位，受到人们春秋两次祭祀。
明代长城中，居庸关雄伟壮丽，山海关气势磅礴，金山岭险峻挺拔，司马台高耸入云，它们依托着群山，如波涛起伏，气象万千，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与之相联系的，是一个不朽的名字戚继光。 （万明）
北京人知道赵家楼，是因为它是东城区的一条胡同；外地人知道赵家楼，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联在一起。当年，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因北洋政府卖国，愤怒之下烧毁了位于这条胡同里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爱国学生的举动，使这条不长的小胡同，成了北京一个有名的地方。
相传，这条胡同所以称为赵家楼，是由于隆庆时期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曾经在此居住。虽然这个说法缺少进一步的佐证，但以赵贞吉为此胡同的居民，是不辱没这胡同的，因为赵贞吉在明后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字孟静，号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于敢言，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责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从古北口南下，抢掠通州后进逼北京城，京师宣布戒严，因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称此事为“庚戌之变”。在城下，蒙古致书明朝廷，要求进行通贡贸易。明世宗令礼部尚书大学士徐阶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赵贞吉官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司业事，参加了这次商讨。
从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战还是主和，怕说错了于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对不起国家，也不能耽误自己。徐阶见状，无奈之下，要取两个签名簿，准备将众人名字写上，以此上奏。赵贞吉终于耐不住性子，出班高声说：“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时以之为耻，况且如果此次允许通贡，蒙古就会入城索要不已，万一出现内外夹攻的情况，如何防御？”明确提出了主战的观点。徐阶听罢，问道：“足下一定有奇谋了？”赵贞吉说：“为今之计，请皇上出御正殿，下诏检讨自己过错，激励将帅，广开言路。少下损害士气的命令，加大赏功的力度；动员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谕诸将并监督力战。除此以外，别的都没用。”
一直等待商讨结果的世宗，很快就从旁听的宦官那里知道了赵贞吉的发言，他亲自给首辅严嵩写了手诏，说赵某人说的对，只是有的事不该涉及，并让严嵩拟诏褒奖赵贞吉。于是赵贞吉被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给赏功银5万两，令其到军前随宜处置。但在敕命里却没有给赵贞吉督战之权，也没说他可以统带军将前往军前。这个细节，给赵贞吉带来很大麻烦，而这是严嵩等人使的阴招，故意要出赵贞吉的难题。
本来，赵贞吉与严嵩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可以，二人时有往来，为诗词文字之交。但由于赵贞吉言直口利，引起严嵩不满。据说，赵贞吉在会议发言之后，就到西苑严嵩办公的地方，意在征求严嵩对此事的意见，但门房不让其进入，赵贞吉怒斥守门人。恰在此时，严嵩的干儿赵文华也去见严嵩，赵文华对赵贞吉说：“你这下完了，天下大事应该慢慢商议。”正在气愤中的赵贞吉闻言更加愤怒，他骂赵文华道：“你不过是权门的走狗，哪里知道天下大事！”史书说“嵩闻大恨，欲败其事”，赵文华更是要搞掉赵贞吉，于是在敕书中做了手脚。
由于没有旨意，赵贞吉得不到运送银子的官车，连一个护兵也没人给他派，他只好到街上雇佣民间的车子，单骑出城去犒赏军兵。当时，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来来往往，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但赵贞吉凭着勇气，硬是把银两送到总兵仇鸾的大营。他遍历各军营，传达皇上的抗战旨意，发散赏军银两，“一时将卒感奋”，士气高涨。
次日清晨，赵贞吉回城复命。随后，他把应敌方案和增加他督战之权的请求写成奏疏，但仇鸾赵文华等人找借口压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复命时只能以颁旨发赏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悦，认为，银子让你发下去了，可应敌的措施一项也没有，这就是诓骗朝廷，为自己买好。于是，命锦衣卫逮捕赵贞吉，杖责后降为广西荔波县典史，将赵贞吉赶出了京城。
从赵贞吉在“庚戌之变”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倔强刚毅的个性，和为国家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因此他虽遭贬责，但赢得了海内人士的一片赞誉，人们赞扬他“主张国是，大义凛然，令边衅不开，国势日尊”；还赞扬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议攘大患”，有功于国家。与赵贞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阴毒。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国，为己害人，他们受到后世的谴责是应该的。
因为有严嵩的阻挠，赵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户部右侍郎，但仅一个月后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个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户部右侍郎的位置，向严嵩行重贿，于是严嵩将赵贞吉再次赶走。
赵贞吉另一为人们称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学问，和出色的口才。
赵贞吉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学问得自于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后学习于王阳明和王艮，所以，赵贞吉可谓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再加上他肯于独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庆两朝的学者中极有名望。而他也乐于讲学，积极奖掖后进，言其桃李满天下并不为过，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就受到过他的影响。
赵贞吉对学术的论述颇多，思想十分丰富，但我们无法讲得太多，在这里只谈一点。他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学问，必须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华，否则就会陷于“陋”，譬如禅学，很多人对其反感认为对学问有害，但实际上它是无害的，关键是怎样学和怎样用。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学问必定支离破碎，而其人也会“滞窒昏愚”，无用于世。赵贞吉是很讲究学以致用，以事证学的，他在朝为官的种种行为，与他这个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旧例到国子监视察，当时称“幸学”。此时赵贞吉已被从四川召回，担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时还兼任了国子监祭酒（国学院院长）。皇帝幸学，照传统要由国子祭酒讲一次课，皇帝及众人聆听。赵贞吉这天讲的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后克艰”章，他的讲稿幸而保存至今，他开头是这样写的（原文）：“这是《虞书·大禹谟》篇，史臣记禹敬承于帝，而献其谋谟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艰是难”他的讲稿写的很细，条分缕析，浅显明白。通过这个讲稿，我们可以推想他当时讲课的情形。需要说的是，他这次讲课，与其他人为皇帝讲课不同，是坐着讲的，这出于穆宗的特恩。有关赵贞吉的记述，总要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
赵贞吉在讲课时，阐发精明，音吐洪亮，给穆宗留下深刻印象，当他得知赵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时，更加高兴。很快，穆宗就让赵贞吉充任日讲官，专门给皇帝自己讲课。后来，赵贞吉因与阁臣发生矛盾，自请到南京任礼部尚书。没多久，皇帝开讲筵，发现没有赵贞吉，很不高兴，对阁臣说：“去年那个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来日讲！”由此可见赵贞吉的口才实在是过人甚远。
赵贞吉不仅重视道理之学，还非常重视实用之学。当时的学者对天文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赵贞吉却颇为专业。他比较强调实地观测的结果，而对于推步的数据则不大信赖。由于他的住处离观象台很近，他经常约同好去访问切磋。可能是因为他在理学上的名气太大，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仅今天是这样，在当时就是如此。与他同时的一位在天文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叫唐顺之，当他听说赵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惊，并随即托人向赵贞吉讨教。
虽然赵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进入内阁后，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发生矛盾，特别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赵贞吉于是请求退休，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69岁时去世，赵贞吉再也没回过他在北京的住所。 （张兆裕）
目前故宫保存了一幅清绘《香林千衲》图，绘制的是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官员与僧人云集万寿寺，为皇太后恭祝七十寿诞的情景。画面中央便是金碧辉煌的万寿寺，两旁建筑错落有致。前面便是明清时期唯一的御河——长河。众多官员与僧人在河的两岸，聊天打偈，静待仪式的举行。河水潺潺、芳草连天，画面十分柔和，透着一股暖暖的气息。远方似乎木铎声声，随风而来。
这座万众瞩目的万寿寺，却并非始建于乾隆年间。万寿寺最初建于唐朝，原名聚瑟寺。但它得以重建与开始出名，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神宗的生母慈圣李太后出资捐建。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几乎便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女人的份量少得可怜。这不仅在于中国古代是一个男人主宰的社会，而且更在于中国古代正史，更是由男人来书写。所以，在数量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的女人们，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近乎于失声。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往往只能在一些笔记小说、歌曲词赋中找到仅存的一些蛛丝蚂迹。
比普通女人要幸运的是，皇宫里的女人因为贵为妃嫔，在正史中，还有一些简单的记载。那么，《明史》是如何记载重建了万寿寺的慈圣李太后呢？
李太后本是北直隶顺天府通州一个普通的民家女子。如果不是嘉靖年间裕王府的一次选拔宫女活动，她可能将如其他平凡女子那样，浣沙织布，过完平淡的一生，也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而不为人所知。但命运的安排就这样离奇地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贵为皇太后以后，关于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李伟梦到了祥云飘至他的家的传说，便广泛流传开来。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往往反映了人们对他人离奇命运的不解与羡慕，只能将之归为天命所定。
李氏被选为裕王府宫女。由于她颇有姿色，为人聪明稳重，很快便在芸芸宫女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裕王的喜爱，进为王妃，并很快为裕王产下一子。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主宰明朝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名字叫朱翊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逝世，裕王登基为帝，是为明穆宗。明穆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实际年龄尚不到9周岁的朱翊钧荣登大宝，是为明神宗，是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李氏也从贵妃变成了皇太后。
本来李氏在隆庆朝只是贵妃，不得封为太后，但由于她是神宗的生母，所以尊为太后。按照制度，生母相对于嫡母，在徽号上应有所减杀。但穆宗皇后陈氏由于无子，在隆庆年间便已迁居别宫。到了万历新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讨好神宗，于是便并尊两太后。陈氏徽号为“仁圣皇太后”，李氏徽号为“慈圣皇太后”。
由于李太后是神宗生母的原因，实际上在后宫中的权势更大。但李太后为人谦逊守礼，尽管地位已与陈太后相侔，但每逢重要节日，都要以嫡庶之礼，相敬太后。神宗也在问候生母后，须到陈太后那里问安。宫中气氛甚是祥和。两宫的融洽气氛，与两太后性格温和、善良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局面的出现，规定妃嫔必须要从普通民间选择，而不能从公侯官宦家迎娶。民间出身的妃嫔由于家无奥援，也无野心，所以往往容易满足，不易滋生事端。所以，明朝后宫尽管也存在一些斗争，但整体看来，都较为和睦，更没有发生后宫干政的现象。
神宗冲龄即位，自然无法独立处理政事，但明朝祖训禁止后宫干政的规定，也排除了李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于是，李太后便以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处理宫中事务，以内阁首辅张居正管理国家大事，自己辅导神宗，居中制衡。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便是在李太后的坚定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的。只是由于她守着本份，站在历史的幕后。随着历史大幕的卸去，她的身影也逐渐模糊，她的历史功绩，才少为人知。
神宗幼年登基为帝，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不善加管束，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太后便负责起了督导神宗的任务。神宗即位后，李太后从慈宁宫搬到了乾清宫，严格要求神宗。每个孩子都有贪玩的时候，如果神宗因此而不好好读书，便会被李太后责令长时间跪地。每到大朝的时候，李太后在天刚蒙蒙亮的五更天便叫起明神宗，让太监与宫女扶着神宗坐下，拿水为他洗脸，然后送他坐上轿子去上朝。可见，神宗尽管贵为皇帝，恐怕要比一般的官宦子弟还要辛苦得多。
习惯了前呼后拥、颐令指使，神宗难免会有一些骄奢的行为。一次，神宗在宫中玩乐，一时兴起，让太监唱首新歌给他听听。太监回答说不会。神宗一怒之下，便拿剑去刺太监。在旁边人劝解之下，神宗开玩笑似地把太监的头发割掉，以示惩罚。整个事情类似于一场孩子般的闹剧。但李太后知道后，便马上命令张居正上疏劝谏，并且让神宗下《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自己的过错。国事已毕，家法难饶，李太后又将神宗召到后宫，命他跪在地上，数落他的过错。神宗涕泣不已，请求改正过错，才算完结。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李太后几乎将神宗视为一个普通的民间子弟，严加管教，并不因为他是皇帝，而稍加宽纵。
李太后对于民间的朴素情感，是一直保留下来了的。神宗年长后，非常偶然地与一名宫女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但神宗却碍于身份，羞于承认此事，并且长期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李太后知道此事后，责问神宗。神宗回答：“他是宫女的儿子”。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十分惶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朱常洛因此被立为太子。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太后既然已经母仪天下，她们家自然也会相应尊贵起来。他的父亲李伟被封为武清伯（李伟便是明清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始建者）。但李太后对于自己家庭管束十分严格，家人曾经犯过过错，李太后便命太监亲自到家宣布罪过，将家人绳之以法，做到了大义灭亲。
代表清朝官方对于明代历史正统观点的《明史》在记载李太后这些事迹时，是带有十分尊敬与钦佩的口吻的。现在看来，李太后既能安邦定国，又能谨守本份，在她掌控下的万历前十余年，明朝国泰民安、宫内和睦，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样的太后，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可以讲是一位贤能的太后。
但《明史》对李太后并不全是褒奖，也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是针对李太后尊崇佛教而发的。“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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