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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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宗在与朝臣斗争得同时，却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的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武宗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哄着武宗高兴，因此很受武宗的宠信，并逐渐的掌握了大权，号称“立地皇帝”。
　　正德三年（1508年），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的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蒙元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
　　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1507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新宅既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而是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所以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武宗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豹房之内，美女如云，但武宗似乎仍不满足，令左右广为进献。武宗风流好色，甚至强抢孕妇。其实武宗强占孕妇，另有一番打算。原来武宗虽阅女无数，但无一儿半女。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于是就想借此瞒天过海，却最终为大臣所阻止。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武宗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顾左右说：“真是一棚大烟火。”世间还有这等皇帝！要知道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利和尊贵的地位。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武宗的义子钱宁、江彬等人。武宗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一百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卖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得好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的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他毫无惧意，拔之而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武宗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武宗。武宗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武宗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武宗更是毁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居住。
　　江彬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旷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还有江彬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贴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此时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的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英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反叛。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已无南下的必要，但武宗不为所动，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然而，到达山东临清后，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黑老婆，殿亦俗呼为黑老婆殿。此次南巡，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的安息着武宗。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英州大败小王子，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后人评说了。　（许文继）　

　　北京的后海，如今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休闲文化旅游区，各具风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迩闻名。在古代，包括后海在内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构成的内城城市水系，不仅是北京得以营建国都和皇家园林的基础，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就生长于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后海的人情风物，我们就不能不感怀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别号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标示了李东阳的出身之地。说起来，今天提起李东阳，人们多会联想到湖南茶陵。这是因为他祖籍茶陵，当时人们多以茶陵称呼他，他的传世文集名为《怀麓堂集》，取怀念岳麓的意思，而后人将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称为“茶陵诗派”。其实李东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过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东阳说自己“楚人而燕产”，他真正有感情的故乡还是北京，还是后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东阳为何会生长于北京？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颇有一段周折。据李东阳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肃临洮人，后来迁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来。到了明初，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迁居北京。有一种说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乱中参加了义兵，后随军移驻北京。但这很可疑，因为所谓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军至某地所登记的户籍，一般被视为贱民。况且当时的北京不仅不是首善之区，还是国家的军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动乱的局势下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论如何，李东阳的家庭出身非常贫贱是无疑的，要不是北京后来成为首都，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留下李东阳这个名字了。李东阳的祖父李允兴参与了靖难之役，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他调入禁卫军“金吾左卫”，当了一个制造军器的小军官。大概由于有些工匠手艺，李允兴后来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来，开始做起了小买卖，这时已经是明英宗正统时期（1436…1449年）。这便是李东阳生长在西涯的缘由。
　　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并未考取科第，但已经成为了读书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为生，所以他对东阳的教育很重视。景泰年间（1450…1456年），不足十岁的李东阳成为京中著名的神童，还先后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见。关于他小时候跟景帝的见面，传记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颇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都说，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写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觉得很好奇，就召见他来表演，还赐了他菓钞若干。野史中则将这个故事演绎为景帝让他写“麟、凤、龟、龙”等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划完，惹得皇帝龙颜大悦。又有一次，景帝召见他和比他大两岁的神童程敏政，在过大殿门槛时，他个子太小迈不过去。于是太监取笑他，说：“神童脚短。”他应声就说：“天子门高。”这个神童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十六岁中举，十七岁成进士，不仅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蜚声中外，还“立朝五十年”，历事三朝皇帝，最终当上内阁大学士。朝堂风云屡经变幻，他都能从容应对，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
　　然而，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历久不衰并非易事，换来的可能是身后的毁誉参半。李东阳在世时，就被很多高洁的气节之士讥为眷恋利禄，死后二百年间人们对他仍然褒贬不一。这都源自于正德年间他对宦官刘瑾委曲隐忍的那些旧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将军，完全不理儒家对皇帝的礼法约束，其中最为祸害的是宠信宦官刘瑾。李东阳与刘健、谢迁是孝宗皇帝的托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顾念先帝遗愿，并不重视他的辅臣。开始的时候，李东阳和刘健等人上疏武宗，请他远离群小（宦官），戒绝深夜游乐，勤于朝政。武宗皇帝还做做样子，表示自己会处理。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干脆对李东阳等人说：“卿等所言，皆为朕忧国忧民之事，朕当从而行之。然群小锢弊日深，不能改也。”这意思就是，我承认错误，但决不改正！　

　　面对武宗这种不合作态度，刘健、李东阳、谢迁除了连续上疏请诛刘瑾等宦官，还同时以辞职作为威胁。这给了刘瑾一个上位的机会，将托孤大臣一扫而光，仅仅留下了李东阳一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健、李东阳和谢迁等大学士在内阁和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量要里外呼应逼武宗除去刘瑾等人。结果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夺了司礼监的权，使外臣失了内应。第二天早朝，群臣刚要伏阙请旨，宫中就放出了保全刘瑾的圣旨。刘健和李东阳等人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于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惯例，辅臣乞休，必须等三到四次请求之后才能应允。可是刘瑾等人唯恐刘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长梦多，于是撺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为什么独留李东阳一人呢？其实，大学士们请诛刘瑾的奏疏是由李东阳执笔草就的，不过在内阁议事的时候他的辞令较为缓和，所以宦官们以为他并不是主事之人。况且辅臣尽去必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刘瑾也确实需要一个在朝臣和皇帝之间周旋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李东阳。李东阳又是何等无奈。
　　事实证明，李东阳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极大积极作用的。刘瑾表面上对李东阳非常礼敬，李东阳也对刘瑾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并未与他同流合污。李东阳不仅要避开刘瑾对他投来的明枪暗箭，还要时时对遭遇刘瑾迫害的正直大臣进行营救和翼护。在刘瑾被诛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东阳救护过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学士刘健、谢迁，还有后来设计除去刘瑾的杨一清。若无李东阳的弥缝其间，则刘瑾乱政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明史》称善类赖东阳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说“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这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
　　然而，一时的隐忍和委曲求全使李东阳陷入了舆论危机。在送刘健和谢迁归田的时候，东阳不禁黯然泣下。刘健正色对他说：“有什么好哭的？要是当日你与我们一起力争，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这或许是责备他的话，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又或许刘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还留有李东阳在庙堂之上，不至于使皇帝身边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无论他的意思是怎样的，士论对李东阳的保留原职都是有很大不满的。有人用“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长沙芳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的诗句讽刺他留恋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来了“伴食宰相”的恶名。李东阳的门人罗玘还曾写信给他，不仅劝他及早隐退，甚至还要与他划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门生籍。史称，李东阳看到这样的书信，“俯首长叹而已”。其中的苦涩当时又有几人能体会？
　　李东阳的一生可算位极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悲伤。李东阳兄弟四人，他是长兄，可是三个弟弟纷纷英年早逝，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然而悲伤并未到此为止。东阳亲生有三子，长子兆先，善为诗歌古文，年少而负盛名，年二十七岁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岁而殇；三子午孙，未周岁而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养老！暮年的李东阳身边只有已故四弟的儿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断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连续的丧亲，让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恋栈权力。如果有机会，他确实想离开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岁的时候曾计划在宜兴或者武进置业定居，可惜未能实现。
　　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纷争，李东阳终归是个文人，生命中的悲伤和孤单只能寄情于山水和文艺，他性格中最爱的还是吟诗为文。明初以后，源自台阁宰辅的“台阁体”诗歌流行，这种诗作内容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稳，甚少新意。李东阳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路线，处处可见真性情。他在《怀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认为文章有馆阁、山林二体，“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他身处台阁而主文柄，又喜欢“以诗文引后进”，所以对改变时代风气具有很大的作用。　

　　东阳爱作诗实已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经常因病而赋“止诗”诗，通告友人自己停止诗约，安心养病。成化十六年（1503年）领命赴应天府（南京）充当乡试考官，他也要戒诗月余，才能全力工作。诗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诗歌，让他在北京结交了很多好友，所谓茶陵诗派，实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诗人群体。可能这样才能使他不那么孤独吧。
　　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李东阳终于致仕。然而他没有回故乡茶陵，人生的最后三年，他就留在京师终老。在这段时期，来求他诗文书篆的人填塞户限，所得的润笔费据说“颇资以给朝夕”。想来他的晚年因此而不寂寞。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他卧病寿终，葬于西直门外畏吾村（今魏公村）祖冢。
　　虽然他在晚年已经不住在海子西涯，但是西涯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他多次赋诗提到对西涯故居的怀念，有“禁城阴里御河西，昨夜分明梦不迷。楼外酒帘非旧馆，沙边屐印有新泥”语，又有“城中风景梦中路，病不出游空有身。旧邻十室九易主，古寺拜年长占春”句。
　　李东阳一生诗作中，咏西涯的有很多，可令人想见当年后海附近的景色的，以《西涯杂咏》十二首为代表。其中《海子》一首有“高楼沙口望，正见打鱼船”的句子，《钟鼓楼》一首有“月黑行人断，高楼钟漏稀”的句子。今天的海子上早已没有了渔船，这座城市也不再用晨钟暮鼓来敲醒。可是，夜晚走在海子西涯的时候，透过水面上迷离的霓虹，那历史的钟漏还是会穿越时光，送来明朝的渔火。（樊铧）　

　　明代出了许多权阉，刘瑾不可以不提。历数中国古代的大贪官，刘瑾又不可不提。他是明代宦官中的“巨星”，但京城中他的遗迹却所留极少，生前他在朝阳门外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玄明宫，死后则被拆毁移做他用。如今可能只有朝阳门内俗称“刘瑾庙”的地方，与他还有些关系。
　　刘瑾，今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伺候。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会接踵而至。武宗即位后，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名太监因此得宠，号称“八虎”。刘瑾为人狡猾狠毒，成为八虎之首。他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鼓动武宗游玩享乐，深得武宗的信任，被提升位内官监，掌握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然而时隔不久，风光无限的刘瑾却经历了一次政治风波，险些丧命。原来，朝中大臣对刘瑾等人引诱年幼的皇帝尽情玩乐却不理朝政非常不满，数次上书请求处死刘瑾，武宗置之不理。这次，户部尚书韩文率领诸位大臣再次上书，措辞中肯而严厉。武宗因在刘瑾等人的伺候下长大，对他们颇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想将八人明正典刑，派宫中的司礼太监王岳等人到内阁与阁老商议着将他们安置在南京闲住。内阁大臣中除李东阳言语暧昧外，谢迁、刘健都态度坚决。王岳这个人向来忠诚正直，心中憎恶刘瑾等人的行径，就把大臣们的意见都转告给皇帝，并说大臣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武宗见群臣意见一致，也无可奈何。韩文等人商议，决定于第二日伏阙面争，务必将刘瑾等人除去，然而吏部尚书焦芳却将此计划告知刘瑾等人。刘瑾见大势不妙，遂与其它人于当晚找到武宗，环跪其旁，痛哭流涕，哭诉十几年来他们对武宗的忠心与恩情。武宗为之感动，决心有些动摇。刘瑾见状，指出害他们的人是王岳，王岳想勾结朝臣除去刘瑾等人，目的是为了限制皇帝的自由。生性叛逆顽劣的武宗顿时大怒，当夜命人收拿王岳，令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由此形势大变。第二天，群臣已知事不济矣。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乞休，武宗只批准谢、刘二人，独留李东阳。刘瑾掌权后，借故将韩文罢职，其他合谋者多被排挤出朝廷，同时让焦芳入阁。群臣与刘瑾的第一次斗争，以刘瑾的完胜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刘瑾权倾朝野的开始。
　　宦官专政成为明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罢丞相、设六部，逐渐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之事把持在皇帝一人手中，群臣尚不能参政议政，宦官就更不得干政了。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参与政事。宦官干政始于正统朝，如王振、曹吉祥等人，后来有成化朝之汪直、正德朝之刘瑾、天启朝之魏忠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明代宦官主要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刘瑾此次反败为胜，一跃登上了司礼监的宝座。明代内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具有代表皇帝“批红”的权利。每日皇帝亲批数本外，例由司礼监太监分批，然后交给内阁执行，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皆因执掌司礼监而权倾朝野。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以皇帝的名义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在一番威慑镇压之下，刘瑾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王公大臣莫敢逆其意志，多私谒其门，见面之时行跪拜大礼。凡内外奏章，先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