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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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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戎未胧�
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十分亲密。简问我，她死亡的具体时刻将由什么决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许她觉得自己像我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内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从来没有从事任何职业。抚养六个孩子已经够她辛苦了。
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个皮肤硒得黝黑、举止放荡、闲得无聊但并非不快乐，我们俩都不认识的十岁男孩会出现在斯格达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砾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港，他眼望前方，但并不专注什么特别的东西，如鸟、船或其他别的东西。
离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斯格达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里，我们曾养育了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我姐姐的三个儿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们的女儿伊迪丝和她当建筑师的丈夫约翰·斯奎布，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威尔和巴克。
我告诉简，那个男孩闲来无事，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拣起一块石子。他会将石子扔过港口。当石子划着弧线碰击水面时，她的寿期也就结束了。
简真心真意地愿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满神奇色彩的东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为教友会教徒被带大，但在斯沃思摩尔度过了幸福的四年之后，她不再参加教友的聚会。同亚当结婚以后，她成了圣公会教徒，而他还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相信天堂、地狱以及所有这类东西。为此我感到高兴。
为何如此？因为我爱她。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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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用墨水在纸上讲故事的人，并非说他们还顶什么用，要么是扫射者，要么是单击者。扫射者小说写得很快，杂乱无章，曲里拐弯，成文再说。然后，他们非常用心地进行修改，对别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处，一一进行修正。单击者写作时落笔谨慎，逐字逐句，确切无疑之后才进行到下一句。
收笔之时。文章已成。
我是个单击者。大多数男人是单击者，大多数女人是扫射者。作一次同样的呼吁：该有人对这方面作一点研究。
也许有些作家、不论哪种性别，天生就会成为扫射者或单击者。最近我访问了洛克菲勒大学，那里的研究者正在寻找，并且已经发现越来越多主导着我们这样或那样行为的基因，就如时震以后重播造成的现象那样。甚至在那次访问之前。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我和简的孩子、艾丽和吉姆的孩子，虽然长大后各不相像，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别无选择，成了他们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
六个孩子都相当不错。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六个孩子都有无数机会使自己过得相当不错。如果你能相信报上读到的、电视上和信息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会发觉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看来，善于扫射的作家虽然发现有人滑稽，有人悲惨，觉得这种状况很妙，值得一书，但却不首先去想想人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活着。
单击者表面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词造句，但事实上他们也许正在冲破门墙围栏，从有刺的铁丝网中劈出一条通道，冒着炮火和毒气，探索一些永恒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世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如果单击者们不满足于单击作家伏尔泰①所说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②，那么余下的便是我准备讨论的人权政治。让我以我和特劳特参加的那场欧洲战争中的两个故事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之后，德国人投降了。几天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德雷斯顿南面一孤立区域，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尚未由苏联军队占领并维持秩序。我就在这一地区，并在小说《蓝胡子》中对此作过描述。成千像我这样的战俘已被释放，另外还有手臂上刺着标记的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疯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赛人，应有尽有。
请你注意：人群中还有德国士兵，仍然携带着武器但已威风扫地，准备向除苏联军队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别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同他们中的有些人谈了话。奥黑尔后来当了律师，为原告也为被告出庭辩护，但现在他已归天。在那时，我俩都听到德国人说，美国人现在必须接替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对付不信上帝的共产党。
我们回答说，我们不敢苟同。我们期待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变得更像美国，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审判和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等等。反过来，我们也应做到他们声称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面：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务和机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诸如此类。
奥卡姆剃刀。
当时的奥黑尔和我其实不比孩子大多少。我们走进了春天的乡村里一间没有设防的谷仓。我们正寻找食物——任何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的却是一个躺在干草堆上身负重伤、显然即将死去的德国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残忍的纳粹党卫军上尉。直至近几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远的某个地方负责严刑拷打、组织屠杀死亡集中营里的受害者。
像所有党卫军队员和所有死亡集中营幸存者一样，这个上尉的手臂上也应该文着一组数字。要说战后命运的嘲弄吗？这种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奥黑尔走开。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说他期待着死亡。我们对他无动于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恶。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清了清嗓子，表示还有话要说。又一次碰到了临终遗言的事。如果他临死有话要说，除了我们他还能讲给谁听？“我浪费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说。
你想谈时震？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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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总以为我十分了不起。她错了。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会主义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剧作家肖伯纳①——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说，如果大家认为他聪明，那么他真的十分可怜那些被认为愚钝的人。他说，他活了那么久，现在终于学得聪明了，能够胜任办公室打杂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伦敦市决定向肖信纳授勋章，对此他表示感谢，但他说他早已为自己受过勋了。
要是我，我就会接受。我会发现这其中出现的创造世界级笑话的机会，但我决不会因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让别人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就让这成为我的墓志铭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将过的时候，我曾问自己，是否有哪些我过去曾拥藏而现在该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亲的兄弟——毕业于哈佛大学没有子女的保险推销员亚历克斯叔叔。我十几岁还在做飞机模型、还在手淫的时候，他让我读高层次社会主义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纳、诺曼·托马斯、尤金·德布兹和约翰·多斯·帕索斯。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历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②那样。
但是我仍然喜欢在我们刚得到解放时我和奥黑尔对德国士兵讲的话：美国要更社会主义化，要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证我们的孩子不挨饿受冻，不担惊受怕，能学文识字，受到教育。
好运不断！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讲都要引用五次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1855—1926）的话：“只要还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成员。只要还有犯罪因素，我就不会袖手旁观。只要还有一个人蹲在监狱，我就还没有获得自由。”
近几年，我发觉在引用德布兹之前，先告诉听众他的话应引起严肃的对待是谨慎的做法。不然的话，很多人会开始发笑。他们这是彬彬有礼的行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们知道我爱说俏皮话。但是这也是现时期传出的一个信号，如此一个感人肺腑的山上宝训①，竟被当做陈糠烂谷，当做完全不该相信的废话。
事实并非如此。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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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基尔戈·特劳特穿着结实的丛林凉鞋，踩着掉落在她的水晶大吊灯的碎片，慢跑着经过涂写着“他娘的艺”的倒塌的大铁门和门框。既然吊灯碎片在门和门框的上面，而不是下面。如果有人起诉包工头偷工减料、那幺犯罪调查专家必须在法庭上证实，是门和门框因施工不良而首先倒塌的，而大吊灯肯定多悬了一两秒钟，才让地球引力采取它显然乐于对一切物体采取的行动。
画席里的烟雾警报器仍然长鸣不止。特劳特后来说：“也许它的自由意志乐于如此。”他在开玩笑，在逗乐，这是他的习惯。他嘲笑的是那种认为任何人、物，重播也好，不是重播也好，会有自由意志的想法。
佐尔顿·佩帕被消防车撞倒时，文学艺术院的门铃却默不作声。又是特劳特说的话：“门铃以其沉默说。‘这次不作评论’。”
我已经说过，特劳特走进文学艺术院的时候，他本人则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同时还在祈求犹太—基督教的神灵：“醒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快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
他后来在离宫坦言，虽然那天下午和晚上他成了英雄，进入文学艺术院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假装自己是时空连续体中的保尔·里维尔①，”但事实上，“这个举动纯粹出于胆怯。”
他其实是在寻找一个躲藏的地方，想避开来自半个街区外的喧闹和城市其他地方传来的猛烈的爆炸声。朝南一英里半靠近格兰特墓地的地方，一辆环卫局的巨型卡车由于缺少有效操作，一头撞入了一幢公寓楼的门厅，继而闯进公寓楼主管的套间，把煤气灶撞翻。这幢六层楼房的楼梯井和电梯通道里满是从断裂的煤气管中溢出的甲烷，到处弥漫着一股臭鼬的气味。这里的大多数住户靠社会救济。
接着，咔——轰隆！
“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故。”基尔戈·特劳特后来在离宫说。
这位老科幻作家后来坦白说，他想把身佩武器但全无意识的达德雷·普林斯弄醒，这样，他本人就不必再奔波忙碌。“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着火了！着火了！”他对着普林斯喊叫。
普林斯纹丝不动。他眨了眨眼睛，但这和我打翻鸡汤面后的行为一样，是条件反射，不是自由意志。根据普林斯自己的说法，他当时惟一想到的是，如果他动一动，就会回到一九九一年，再次被送进阿西纳纽约州最高安全防卫成人教养所里。
不难理解！
于是，特劳特暂不去理会自己承认尚未找到numerouno①）的普林斯。一个烟雾警报器在狂呼乱叫。要是这幢建筑起火，那么火势将不可控制。因此特劳特必须找到一个可供老人蹲下躲避的地方，在那里呆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平息下来为止。
他在画廊的烟灰缸里发现了一支仍在燃烧的雪茄。虽然在纽约县的任何公共场所抽雪茄都是违法的，但这支雪茄并不构成、也许永远不会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雪茄放在烟灰缸的中间，所以燃烧着也不会掉落到其他地方。但是烟雾警报器嚎叫不休，好像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末日已经到来。
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综合了那天下午他应该对烟雾报警器说的话：“胡言乱语！别惊慌失措，你这个没头脑的胆小鬼。”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廊里除了特劳特没有其他任何人！
是不是美国文学艺术院里常常有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出没？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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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昨天，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一封写得不错的信，署名杰夫·米哈里奇，从姓氏来看，好像是个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人的后裔，他现在厄巴纳的伊利诺大学物理专业学习。杰夫说他高中时很喜欢物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但自从进大学物理系后，却麻烦不断。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在学校总是出类拔萃，已经习惯。我总以为，只要真心想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在回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也许应该读一读索尔·贝洛①的传奇式流浪冒险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我记得小说结尾时主人公的悟识是，不应该去寻求使人痛苦的挑战，而应做些我们生就能力范围之内的自然而有趣的事情。
“至于物理学的魅力是无可置疑的：高中最有意思的两门课是机械原理和光学。然而，在游戏般的定律和原则之外，这类智力游戏依靠的是天生才能，就如吹法国号和下国际象棋一样。
“我在不同的演讲中谈到过天生的才能：‘如果你走进一个大城市——大学就是一个大城市——你免不了会撞见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守在家中，守在家中。”
换一种说法：不管一个年轻人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他，或者她，在同一个领域早晚会遇上高手，用句比喻的话说，让人给开一个新粪门。
我小时候有个朋友叫威廉·H。C。“蹦蹦跳”·费利，现在已升了天，死于四个月前。他在高二的时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打乒乓球战无不胜。我本人打乒乓还有两下。但我不跟“蹦蹦跳”打。他发球旋转十分厉害，不管我怎样想办法接球，我知道这球肯定会飞上我的鼻尖，或跃出窗口．或逃回乒乓球厂，但就是不会落在球台上。
但是“蹦蹦跳”三年级的时候，同我们班一个叫罗杰·唐斯的同学打乒乓球。“蹦蹦跳”后来说：“罗杰给我开了个新粪门。”
三十五年以后。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大学讲演，不料在听众中间发现了罗杰·唐斯！在那边罗杰成了个生意人，也是老年人网球协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干将。我们旧事重提，谈到他打乒乓球给了“蹦蹦跳”一个教训，我对此表示敬佩。
罗杰很想知道那次较量后“蹦蹦跳”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蹦蹦跳’说，你给他开了个新粪门。”
罗杰感到非常得意，当时赢了对手后他也许也是这种神情。
我没有问，但是这个外科手术比喻罗杰也许并不陌生。
此外，人生本来就是达尔文的实验，或者如特劳特喜欢说的是“烂屎一缸”，罗杰本人肯定也不止一次像“蹦蹦跳”那样，离开球赛时自尊扫地，让人给做了肛门造口术。
在重播进行到一半，又一个秋天临近的八月的某天，又有消息传来：我的哥哥伯尼患了无以逃脱的致命的癌症，已处于晚期，医治肿瘤的三大经典法宝——手术、化疗和放射疗，都已无济于事。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在起电和雷暴研究方面世界上无人可及。
伯尼现在仍然感觉良好。
也许现在谈死为时太早，但等他死后——但愿此事不会发生——我想他的骨灰不应该同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和约翰·迪林格一起葬在皇冠山公墓里。他们俩属于印第安纳，但伯尼属于全世界。
伯尼的骨灰应该撒在雷暴云砧的顶上。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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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就这样，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罗杰·唐斯现在在科罗拉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我则在这里——长岛的南岔。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妻子简·玛丽·考克斯的骨灰埋在马萨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尔村，在一棵鲜花盛开的樱树的根中间，上面没有标记。从我们的耳房可以看到樱树的枝叶。耳房是推倒后由特德·阿德勒从地面重新建起来的，完工后他曾问：“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我和简的婚礼上给我们做傧相的是本杰明·希茨，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现在妻子已去世，一个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今年春天，他同我的一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表妹约会了几次。她是个寡妇，住在马里兰的海滨。我的姐姐死于新泽西，我的哥哥虽然还不愿撒手西去，但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也己岌岌可危。
我的童年朋友戴维·克雷格——就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德国坦克中的收音机停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家伙，现在在新奥尔良搞建筑业。我的表妹艾米在肖利奇高中物理课上曾是我的实验搭挡。我从战场归来时，是她父亲对我说的我已经是个大男子汉了。她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在离戴夫①大约只有三十五英里的东边。
四海为家！
为何我们中那么多人要离开我们的祖先亲手建起了城市呢？在这里，我们家族的名字得到尊重，这里的街道和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学所说的，这里确实有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为何离乡背井？冒险精神！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逃脱一种巨大的拉力。那不是无处不在的地球的引力，而是来自皇冠山墓地的牵扯。
皇冠山已经擒获了我的姐姐艾丽，但它没有得到简。
它也得不到我的哥哥伯尼。它也得不到我。
一九九○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学做讲座。他们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我作完演讲回到旅馆，按老习惯到酒吧去喝点掺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样晚上我就能像孩子一样酣睡。我喜欢这样酣畅的睡眠。酒吧里全是些当地老人，志趣相投，看上去相处十分友好。他们笑声不绝。他们都是些喜剧演员。
我问酒吧招待，他们是些什么人。他说他们是詹斯维尔中学一九四○年的毕业生，在这里举行五十周年聚会。
这样的聚会真是难能可贵。我也是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届的，每年的老同学聚会总不去参加。
这些人就好像桑顿·魏尔德《我们的小镇》中的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剧作。
我和他们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纪，都还记得过去的日子。那时上不上大学，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你仍然能够有所作为。那时我对我父亲说，也许我不想像我哥哥伯尼那样当个化学家。要是我去一家报社工作，可以为他们省下一大堆钱。
请你明白：我只有学我哥哥学过的同样课程，才有资格进大学。父亲和伯尼两人对此意见一致。任何其他方面的高等教育都被他们俩称为装饰品。他们嘲笑当保险推销员的亚历克斯叔叔，因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装饰性的。
父亲说最好我去同他的好友弗雷德·贝茨·约翰逊谈谈。他现在当律师，年轻时曾为现已停刊的民主党报刊《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当过记者。
我同约翰逊先生很熟。父亲以前带我同他一起在布朗县打野兔，打鸟。后来艾丽吵闹得太厉害，我们只得放弃。
他背靠在转椅上，在办公室里眯着眼睛问我打算如何开始当记者的生涯。
“是这样．先生，”我说，“也许我能在《科尔弗公民报》找到一份工作，干上三四年。我很熟悉那个地方。”科尔弗是印第安纳北部马辛古基湖边的一个小城。过去我们在湖北有一栋度夏的村舍。
“接下去呢？”他问。
“积累了经验之后，”我说，“我就能在一家更大的报社找个职位，也许在里奇蒙德，或者科科莫。”
“再接下去？”他问。
“为这样的报纸干上大约五年后，”我说，“我想我应该可以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起冲击了。”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他说，“我要打个电话。”
“没关系。”我说。
他坐在转椅上旋了半圈，背对着我打电话。他说话声音很轻，但我也没打算偷听他说些什么。我想反正与我无关。
他挂上电话，转回来面对着我。“祝贺你！”他说，“你可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去工作了。”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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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我没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社工作，而去了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学院在纽约州的伊萨卡。从此以后，我就像《欲望号街车》里的布兰奇·杜波伊斯一样，生活中常常依赖于陌生人的善心。
现在，在离离宫的海滨野餐会只有五年之遥的时候，我想像着如果我同我父母和祖父母一样。与高中同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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