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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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明·富兰克林的书《赢得解放的风筝》后，又开始他的历史作品题材的创作了。
　　这又是一本引发作者与编辑之间矛盾的书。该书是与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签的合同。阿西莫夫与这家设在波士顿的出版社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并且为它写了许多成功之作。问题出在按计划，《赢得解放的风筝》将被编人一套系列丛书，投放到少儿市场，阿酉莫夫的手稿显然不符合要求。
　　几乎是刚收到手稿，丛书的编辑斯德林·诺斯就将稿件退给了阿西莫夫，并给整篇文章做了修改。阿西莫夫怕他与斯沃斯基之间的旧事再重演，当即决定收回原稿，并给他在豪顿·米弗林出版社里最熟悉的一位编辑——成人非小说作品编辑奥斯肾欧尼打了电话。欧尼很快意识到问题与阿西莫夫的写作无关，只是他的作品与系列丛书中其他作品的风格不相符合。为了不使它白白流失掉，欧尼决定单独出版这本书。
　　正由于此，《赢得解放的风筝》成了阿西莫夫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虽然没赚到什么钱，而且是他所著的最默默无闻的书之一，但他本人却对它情有独钟。这完全是一部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编辑的痕迹——这对阿西莫夫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他如此渴望掌握对自己作品大部分的编辑控制权，这正是他过分自信的又一表现。尽管他将这种对自己能力的强大信心归结为“毫不谦虚”，但这其实是他人格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方面。在他眼中，没人能比他更好地写出有关科学的作品，因此他憎恨编辑对他的作品进行删改，他认为过是一种干扰。在有了与斯沃斯基的经历后，他发现很难罚对非小说类作品编辑产生信心；但说到小说，阿西莫夫多少松了口气。他知道小说更重观点，因此也愿意承认，旁观者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尽管《赢得解放的风筝》没能创造什么经济效益，但在其他意义上，它却独具重要性。阿西莫夫写此书时感觉很好，结果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按同样的方式写一系列历史书。第一部是《希腊人》，仍由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出版。阿西莫夫总爱向人夸耀奥斯汀·欧尼是如何接受了他创作《希腊人》的想法并跟他签了合同的。但欧尼接着申明，他只想要一本关于希腊人的书，而不是两本，一本关于希腊人，一本关于罗马人；如果《希腊人》情况不错，他才可以考虑让他写另一本书。
　　两个月后，《希腊人》出版了，阿西莫夫径直去找欧尼。欧尼觉得这本书确实不错，并对最近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受到鼓励的阿西莫夫提醒他曾说过看《希腊人》情况如何再决定是否写部罗马人的作品。
　　欧尼记起了这事，他让阿西莫夫放心，并说他随时都可以开始写那部有关罗马人的著作。听了这话，阿西莫夫马上从包里一把拽出已经完稿的《罗马共和国》，扔在欧尼的桌子上。欧尼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不禁哈哈大笔，接受了书稿。
　　阿西莫夫纯粹是由于无法抗拒在创作《希腊人》的同时撰写罗马人的诱惑。当时，他已对自己的能力及作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有了充分的信心，因此也敢于冒这个险。然而，即使出版社不接受这本书，他仍愿意写，这对他来说乃是一种乐趣。
　　虽然，阿西莫夫的历史书和文学评论的销路不如他的科普系列那么好，但还是不错的，因此他的出版商，尤其是豪顿·米弗林与双日出版社，决定继续出版这类书。阿西莫夫在完成《罗马共和国》之后，又接着写了《罗马帝国》、《埃及人》、《近东》、《黑暗时代》、《英格兰的形成》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60年代内完成的。在70年代早期，他又写了其他几部作品，这些书从法国历史开始，一直写到了美国的历史和康士坦丁堡的历史。
　　对于60年代末的阿西莫夫来说，他几乎对写历史着了迷，他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说：
　　从1939年到　1949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幻
　　小说作家；从1949年到1958年，我仍然自认为是个生物化学家；从1958年到1965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普作家。现在我不知道该把自己看成什么，我的兴趣是历史。①
　　①哈维·安罗森的文章载《新闻周刊》，1967年3月18日。
　　阿西莫夫在创作系列历史书、大型百科全书《神奇的旅程》及偶尔也来几篇科幻小故事和其他各种非小说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定期发表专栏作品。这本杂志被通称为F＆SF。这一新任务开始于1958年，那时他在一本短命的杂志《冒险科幻》上发表了四篇作品，而这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密尔斯同时也在给《幻想与科幻》杂志兼职。《冒险科幻》杂志倒闭后，他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写一个每月4，000字左右的专栏，内容不限。阿西莫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地球与月球表面的大气灰尘。在那以后的数百篇文章中，他几乎无所不写，从数学难题一直写到了女权运动——全凭阿西莫夫的高兴。这本杂志的销路一直不错，直到今日仍势头不减当年。阿西莫夫一直坚持着他的专栏写作，直到1991年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写第400篇文章为止。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使他痛苦万分，因为他对数字的追求是那么的狂热，而且写作又能给他带来欢乐！
　　就是通过这个固定的专栏，阿西莫夫创立了自己友好、坦诚地直接诉诸读者的风格，并频繁地运用于写作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介绍栏中被称为“好医生”，后来阿西莫夫就极为可爱地用此称谓来称呼自己。
　　定期专栏有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使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界中还保留了点影响。这本杂志基本上是面向科幻小市场的，因此阿西莫夫的名字仍然留在了读者们的心中。
　　阿西莫夫从《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获得的另一个收益，则是他每季都精明地将专栏文章收集成书，交给双日出版社出版。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一收益，因此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事实与幻想》，是从他的第31篇作品才开始挑选，最后收集了阿西莫夫喜爱的17篇文章。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专栏文集，几乎是每年一本，直到他去世。最后一本文集为《极限II》，由杜鲁门一塔利图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阿西莫夫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他确实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些文章并且应该将它们收集成册，冠以如《阿西莫夫谈天文学》或《阿西莫夫谈数字》这样的书名；但另一方面，此时的阿西莫夫对自己出版书的数量的狂热追求已占了上风。摘自《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的文集使他所出之书的数量大增。虽然，到他去世时阿西莫夫所出的书总数已达467本，但这多少带有点欺骗性，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诗集与科幻小说集重新组合成的再版（《三角》是个例外。该书由双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是由《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和《宇宙之流》合订而成的小说集。由于书中未曾加一个字，阿西莫夫觉得把它列为新书，名不正言不顺，让他很失望）。正因为他在1964年对《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作了如此之多的改动，结果他把《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也列人了新书的名单。
　　阿西莫夫对自己所出著作数量的狂热追求是他一种非常奇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成了尽人皆知之事。在他事业的相对早期，出了可能有四五十本书后，他的高产就已经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1969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做了总结，给阿西莫夫访谈录冠以这么一个标题《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7，560，000个字的人》①。
　　①刘易斯·尼科尔斯的文章载于1969年8月3H的《纽约时报》。
　　旁人不一定能真正理解阿西莫夫对数字的狂热。早在1957年12月，在离开波士顿大学前，他已出版了24本书。就在那时，他首次萌发了要写100本书的念头。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杰特鲁德时，她颇不以为然，一针见血而又苦涩地说道：
　　有一天，艾萨克，当你感到生命快到终点时，你会想起自己竟在打字机边花了那么多时间，你会为自己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一切快乐感到惋惜，你会为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只为写100书感到后悔，但那时，什么都已经太晚了。①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言部分第14页，波士顿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自60年代初起，阿西莫夫不仅以他的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闻名天下，他的创作量之大也让他声名远扬。70年代中，他在纽约参加一个狂欢晚宴时，碰巧遇见了流动陆军外科医院的爱兰·爱尔德。当阿西莫夫做了自我介绍后，爱尔德看着他，嘲讽道：“你好啊，怎么不在家里写书呢？”
　　甚至，阿西莫夫的惊人出书量还被写人了一部科幻小说之中。在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合著的《效仿》中，有这么一段对阿西莫夫对数量之狂热的有趣讽刺：
　　“你看过阿西莫夫早期创作的亲犹太人诗作
　　吗？《犹太人被放逐前》，就是他在2000多年前写的那部作品？”
　　“孩子，我有个规矩，从来不看古典作品。我只听说过那个指导编纂了《阿西莫夫的银河百科全书》的阿西莫夫，这个书名也太狂妄了。”
　　“我说的就是他。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他
　　狂妄呢，毕竟是他写了这部书啊。”
　　基因雕刻家猛地打了个冷颤，并把手放到了
　　她的裙子上，说：“什么，所有的　5000册都是他写的？”
　　“小心你的指甲——是的，他是个工作狂。这可怜的家伙，没有别的事干。当他们创造出永生的程序时，他已89岁了。如果你有兴趣，数据库里还有一篇回顾他的作品，叫《作品　6000》。”①阿西莫夫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作品6000》，但早在1969年，他的《作品100》倒是出版了。
　　1968年秋天，阿西莫夫与奥斯汀·欧尼及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的其他几位编辑在波士顿共进午餐时，首次产生了写一部书回顾阿西莫夫出版的前99本书的想法。他们谈到了他所出书的总数。阿西莫夫指出他刚收到第97本书《黑暗时代》的样本，另外还有7本书正在印刷中。这时欧尼建议，第100本书应该特殊点，可以是前99本书节选片段的合集，其间穿插对作者的一些个人看法，将这些片段连接起来。
　　自然，阿西莫夫很喜欢这个主意，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一位虚荣透顶、妄自尊大的作家——比如，我本人——都会愿意写这种书的。”②①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效仿》，这段文字亦可见于布莱恩·艾尔迪斯与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伦敦帕拉丁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品100）第15页。
　　这本书于1969年10月出版，当时阿西莫夫已写了100多本书。他的新作有的业已付印，继《作品100》之后即将出版。
　　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在波士顿为这本书的发行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当阿西莫夫满面春风地与波士顿的朋友们周旋时，他一定又在暗暗地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多少书了。他马上就要过50岁的生日了，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他共写出了100多本书，私下里，他可能在梦想着将这个数字翻一番，以便在10年之后，能参加另一个庆祝他《作品200》的出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便是在阿西莫夫最狂妄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360多部作品的出版。
　　
　　　
　



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1970年7月4日，一个周五的傍晚，阿西莫夫独自回到了纽约。他住进了克伦威尔酒店。这是他来纽约时常住的地方。但与往常只住一两个晚上不同的是，这次他打算长住一段时间。
　　第一个晚上他极为孤独。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应该离开与杰特鲁德在一起时那种死水一潭的生活，离开波士顿那令人恐怖的闭塞；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呢？写作是他的避难所，但现在，书房正由一个运输公司打包运往纽约，要几天后才能到。他不能在周末去出版社，正值法定假日，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朋友也已纷纷度假去了。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可怕的夜晚，也是他自25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第一夜以来情绪最低落的一个晚上。
　　珍尼特再一次将他从悲惨的沮丧之境中拯救了出来。尽管她已机警地意识到杰特鲁德的律师可能会对她在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破裂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她还是提出艾萨克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前，可以暂时搬到她在中央公园西区80号的寓所内，但艾萨克决定不急着接受邀请。于是他只能在克伦威尔酒店度过第一夜，但他一夜未眠，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未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了珍尼特的门前。
　　这一举动将两人的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在度过了孤独的星期五之夜后，艾萨克与他的这位密友共享了一个美妙的周末。他们在中央公园漫步，从周六早上一直谈到晚上；周日，他们又开车去了威斯彻斯特（珍尼特的父母住在那儿，但那时他们恰巧不在）。愉快的周末治愈了离异给阿西莫夫带来的心理创伤。周末过完时，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随时可以迎接这个世界及未来的种种挑战；而有着自己心理学事业的珍尼特也得回到她的病人之中。
　　当意识到自己不能马上开始写大部头的作品时，阿西莫夫开始陷入了烦躁不安之中。他担心自己因为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太深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在克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迷信想法后，他强迫自己写了一个乐观的科幻故事，起名为《最伟大的资产》。虽然原定的杂志拒收这篇作品，阿西莫夫却在当天将它卖给了坎贝尔。他又开始写作了。
　　艾萨克与珍尼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呆在珍尼特公寓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克伦威尔酒店。经过一个多月的两地奔波，珍尼特最终建议艾萨克搬到她的寓所，而将酒店的房间当做办公室。克伦威尔可以作为他的邮件地址，还可以把他的书房也设在那儿。珍尼特的公寓离酒店并不远，地方也足够两人住。艾萨克很快意识到他可以将自己的两台打字机各搁一处，万一突然有了灵感，写起东西来也很方便：这是个好主意。阿西莫夫接受了她的邀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1970年夏天，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意识到，两人坠入了爱河。当8月尚未结束，艾萨克到纽约还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就公开了两人的关系。艾萨克带珍尼特出席了朋友们共进晚餐，其中有些人是她认识的。很快，他们便与戴瑞斯夫妇、本·波瓦、拉利·阿什米德及其他朋友一起出人于公众场合了。艾萨克的朋友们都接受了这个新安排，并与珍尼特相处得很融洽。
　　拉斯特·戴瑞尔与艾萨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坎贝尔任《惊奇》杂志编辑时，他们就一起为这份杂志撰稿。拉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与艾萨克关系非常好，但在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戴瑞尔于1971年再婚，妻子朱迪·琳·本杰明也是艾萨克多年的好友。她在进伯兰亭图书出版公司前曾在《银河》科幻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像艾萨克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与艾萨克之间是一种公私兼杂的关系。
　　70年代初，艾萨克又焕发了青春。朋友们开始注意到他比以前似乎愉快多了。当然，他一贯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信心十足地吹口气，掩饰自己所有的压抑——他自以为这是个有效的办法，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好友们都知道，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已是何等糟糕，逃离波士顿的生活束缚，对他来说有多必要。与珍尼特在一起，艾萨克又找回了自我。
　　珍尼特的爱情给艾萨克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但新的风暴又来临了。70年代，艾萨克虽然获得了解放，并与珍尼特两情相悦，但这个年代对他而言的确是个多事之秋。
　　麻烦是从1971年7月约翰·坎贝尔的逝世开始的。尽管从50年代末，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就已渐渐疏远，但两人仍有书信来往，并且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未因为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受到影响。阿西莫夫一向憎恶伪科学，而坎贝尔却情有独钟，与红极一时的流行作家罗恩·哈伯德创立的戴安纳提克斯宗教团体及类似的一些组织过从甚密；同时月西莫夫坚决反对坎贝尔的政治、社会理论。坎贝尔是极端的亲英派沙文主义者，阿西莫夫则是憎恶尼克松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减轻阿西莫夫在听到好友噩耗时的悲伤。
　　坎贝尔死于主动脉破裂，当时他正看着电视，享年61岁。成年后，他一直是个大烟鬼，且深知自己患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症，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一些好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阿西莫夫读了赞美诗第二十三节，然后众人回到坎贝尔的家中喝了杯闷酒。
　　阿西莫夫说听到坎贝尔去世的消息时，他的悲痛仅次于两年前他的父亲朱达死时他所经历的悲痛。他第一个声称，他的文学成就应归功于坎贝尔并称赞他是“我的文学之父”。
　　33年前，阿西莫夫认识了坎贝尔。尽管近15年来，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没多少，但他知道，他欠这位《惊奇》杂志编辑的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轻时曾得到坎贝尔的指导和启迪，也许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坎贝尔去世后不到6个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甲状腺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这是他活到52岁以来，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却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认为的死后的难堪，他担心人们会嘲笑他只活了52岁，以为他是个病秧子。
　　手术非常成功（尽管他在开第一刀时给大夫背了一首关于他喉咙被割开的打油诗，令大夫紧张万分）。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出了院，又回到了打字机旁边。主刀大夫曾嘱咐他好好休息，但艾萨克就是艾萨克，他抗拒不了自己生命中两项最大的诱惑——写作和做爱。出院后第四天，他就回到了设在克伦威尔酒店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受到珍尼特的“人身束缚”，他可能回去得还要早。
　　艾萨克并不认为手术后做爱会危及健康。他开玩笑地告诉大夫，做爱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适。大夫却不理睬他这一套，甚至发了脾气。艾萨克这才答应老实点。
　　尽管艾萨克经常用开玩笑或讲滑稽故事的方式排遣焦虑（甚至于在做危险手术过程中），但他确实曾病得不轻。如果甲状腺继续肿大，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手术进行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他与杰特鲁德围绕离婚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艾萨克声称，双方应该好合好散，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与已分居的妻子展开拉锯战。
　　几乎在艾萨克从西纽顿家中搬出的同时，两人便开始办离婚了。初始时一切看起来都还很顺利。艾萨克提出给杰特鲁德一笔钱，杰特鲁德与其律师都认为是合理的。但没过多久，不知何故，杰特鲁德突然认为原先给的钱数不够，并解雇了原来的律师，重又雇请了另一位，更加咄咄逼人。当这位律师冻结了艾萨克从豪顿·米弗林应得的收入以待裁决时，事情变得很棘手了。
　　艾萨克不服裁决，最终使得法庭改判。他并不是非要钱不可，但出于原则，他重新向法院起诉。他一向辩称自己应该得到家中大部分财产，因为钱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则称在他写书时，是她一直在维持着这个家并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完全有权要求分得一半家产。可阿西莫夫似乎不认为杰特鲁德的要求是合理的。
　　战争继续进行着。在艾萨克的经济与法律文件细节作为证据公开后，新闻界获得了他的个人档案。一家波士顿报纸披露，艾萨克每年能赚20多万美元。“只不过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竟有如此惊人的收入，媒体将这一事实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电台广播的一条新闻。
　　为办离婚手续，艾萨克不得不经常返回波士顿，不仅耽误了工作，也打乱了生活秩序。这对他的事业很不利。令他痛恨的是，与杰特鲁德没完没了的争吵使他无法保持惊人的创作量。但艾萨克喜欢战斗，为了原则，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在这方面，他似乎有着非常奇怪的道德准则，并不认为欺骗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在商店里别人多找了他一分钱，他会马上还回去。
　　艾萨克称，自己根本没有通奸行为。这只是因为杰特鲁德没找到证据。她的律师无疑是想通过指控艾萨克有通奸行为，使案子对她更有利，从而得到更多的财产。但艾萨克一定已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对方根本无法指控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鲁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绝深究这一点。
　　在绵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