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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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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鲁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绝深究这一点。
在绵延数月的辩论、要求与反要求中，杰特鲁德的律师玩着小孩子式的把戏。他们所喜爱的消遣是，要求开庭审理，这样艾萨克就必须到庭参加；然而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取消了开庭，艾萨克等于往返白跑了500多英里的路程。这种把戏玩得太多了，以至于审判终于在1973年11月16日举行时，艾萨克毫无准备而有点吃惊。那一天，终于达成了协议，艾萨克与杰特鲁德正式离婚。
艾萨克极力颂扬自己离婚时的慷慨之举。他公开声称，他想多给杰特鲁德点财产，以至于连他的律师都认为如果那样就给得太多了；而且，他甚至让他的律师不要再为削减赡养费争论不休了。他说，他没有听取自己律师的意见，而是坚持要求杰特鲁德接受自己最初提出的非常慷慨的建议。
所有这些，听着实在不像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可信。实际上，他的这番声明与他好友们回忆起的夫妇俩之间的争吵恰恰相反。最有说服力的是，据艾萨克自己透露，离婚的法律费用就花掉了他5万美元。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能如此宽容大方地坚持给杰特鲁德一笔多于她所应得的钱，那这笔诉讼费确实是大得可笑了。
在长达3年半的离婚大战中，艾萨克与他的新伴侣必须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法律和经济上的争执所带来的痛苦。艾萨克刚做完甲状腺手术不久，珍尼特便发现自己的左边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进医院做了探测手术，医生发现了肿块，为她做了乳房切除。
从手术中醒来后，这个消息令她万念俱灰。艾萨克坚持陪在她身边，并称自己必须是她看到的第一个人。这是珍尼特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认定，这种毁形意味着艾萨克将离开她，投向别的更年轻、更健康的女人。
艾萨克安慰她，说她简直是在说傻话，他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还说他爱她至深，只要他一脱身就马上娶她；但他的话并没起什么作用。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声称，如果她是个歌舞女郎，如此悲伤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只乳房可能意味着她将失去平衡，从而影响她的事业，但事实却是她不是歌舞女郎，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个幽默起了作用。几天来，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并慢慢开始习惯了这种情形。
两人共同度过了手术的难关，并一起克服了随之而来的心理与生理的痛苦，这无疑使他们更加亲近，对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这并不是与离婚同时进行的最后一场感情战。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这次是蛛网膜下出血——一种以脑外膜为中心的内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萨克正在波士顿。下午他给珍尼特打电话时，觉得她说话有点含糊不清，颠三倒四；但她让他放心，说只是没睡好觉有点累了。艾萨克信以为真，也就没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电话中发现她已完全语无伦次时，警钟才响了起来。这位患者设法从珍尼特口中问出了她的医生名字，开始打电话求援。珍尼特马上被送往医院。艾萨克也随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赶回纽约来陪她。
当时还不能确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脑手术，但最终医生决定不做。她在医院里住了近三个星期，进行各类检查。直到第六个星期，她才觉得好些。
然而，这次事件仍不是灾难的终结。8月，珍尼特出事后的两个月，艾萨克的母亲安娜·瑞琪尔去世了。当时，马上就是她的78岁生日，且几乎刚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尔一直没能从失去朱达的悲伤中走出来，甚至还希望自己能早点死。尽管艾萨克为失去了母亲深感悲痛，但终究不像1969年父亲的去世对他的影响那么大。艾萨克知道，死对母亲来说，其实是种解脱。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艾萨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为了使这一年有个圆满的结局，1973年11月，又发生了不幸之事。就在离婚将最后判决，即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婚姻将要结束的前几天，罗宾得了重病。
1973年夏，罗宾去了佛蒙特的温德汉姆大学，在那里过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为自己患了重感冒，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她住进了校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白血球数很低。杰德鲁德赶到学校，把罗宾带回到波士顿，并去儿童医院做了诊断检查。白血球数很低的说法自然使艾萨克以为他的女儿患了血癌，但经过全面检查，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罗宾服了大量的青霉素，在医院住了几天后病情就开始好转。
罗宾不得不呆在家中修养一段时间，因此也就无法完成温德汉姆大学的学业。她与父亲谈了此事。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索，她最终决定不再返回温德汉姆大学，而于1974年进了波士顿大学。
1973年底，在与珍尼特共同处理完他的一系列家庭问题后，艾萨克开始认真考虑再婚的可能性了。11月底，他正式向珍尼特求婚，珍尼特接受了。几天内，他们就已开始计划婚礼。两人都对举行宗教仪式毫无兴趣，也不喜欢市政大厅毫无情趣的登记仪式。他们决定在珍尼特的寓所举行婚礼，日子定在1973年11月30日。
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艾萨克总是满怀温馨。那是个浪漫的时刻，从珍尼特的客厅望去，能清楚地看到夕阳正从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往下坠去，灿烂的余辉将道道金光洒入屋中。道德文化协会（艾萨克与珍尼特都与此协会有关系）的爱德华·艾里克森为他们举行了仪式；他们的两位朋友艾尔和菲利斯·巴克做了证婚人。仪式开始前，珍尼特将电话的听筒摘了下来，结束后她刚挂回上去，铃声就响了，是奥斯汀·欧尼从波士顿的豪顿·米弗林出版社打来的。他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出版社打算接受珍尼特的一部科幻小说《第二次试验》。这是她首次尝试卖小说，能被接受，真是令她大喜过望。这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这对夫妇未来共同生活的一个美好开端。
珍尼特与艾萨克的结合，可谓是珠联壁合。她从不干涉他的工作方式，知道艾萨克是个工作征，一天必须在打字机旁呆10个小时以上，与他需要氧气和食物一样自然，她尊重这个事实。她鼓励艾萨克更多地参加社交活动，使他走出了自我封闭。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他的旅行恐惧症。
但即便是珍尼特，也没能把艾萨克拉上飞机，尽管两人一块儿发现了仅次于飞机的最好方法——乘船旅行。
在此之前，艾萨克已经意识到不用坐飞机就能环游世界的可能性。1973年夏季，他曾乘坐“堪培拉”号前往非洲海岸看日食。接着在这一年末，他又与珍尼特搭上了“QE2号”去看“科浩泰克”结星。但，真正的突破是在他1974年对英国的访问。
这次旅行是由门撒国际①组织的。该机构认为这是让阿西莫夫为它做宣传的好机会，同时他还能在英国促销自己最新小说《诸神》。这本书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重返科幻小说界的标志。在此之前，阿西莫夫的飞行恐惧症一直是他访问欧洲的绊脚石，但现在他有了乘船旅行的新爱好，没什么能阻止他了。
①门撒国际（MENSA），系一国际组织，成立于1946年，其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验中居前2％。——译注1974年6月5日，QE2号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门撒国际的史蒂夫·奥德尔前来迎接。他是他们在此逗留期间的导游。他们参观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去了斯通亨格，乘车游览了考茨沃兹，在牛津小住了几天，并随一个旅游团游览了伦敦。阿西莫夫在查林克罗斯路的福尔斯书店举办了一个签名售书仪式。在仪式上，阿西莫夫在英国平装书的出版商黑豹出版社的代表，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说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出版的任何一种书。在伯明翰，阿西莫夫发表了一次与门撒国际组织有关的演讲，阿瑟·克拉克在演说开始前替他做了介绍。
有一段时间，阿西莫夫私下里曾怀疑过智商理论的价值，但门撒国际这个组织对他很友好，尤其在英国时给了他很多关照。
艾萨克一直都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亲英分子，但这次旅行让他觉得如果自己生来是个英国人，那该有多么惬意啊。他一直喜欢住在城市，热爱在纽约那种紧张、热闹的生活，但实际上，欧洲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同样令他感到舒适。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是历史迷，在未曾亲自游历旧世界前，艾萨克就曾研究并撰写过有关欧洲历史的著作，而珍尼特则煞费苦心地收集与欧洲历史有关的资料。对两人而言，英国都蕴藏着众多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当离别之际到来时，他们真希望此次旅行能安排得长一些。
就在这次旅行中，阿西莫夫首次对人文主义产生了兴趣。这种思想流派将人类文化与成就放在哲理思考的第一位，完全摒弃了宗教式迷信的观点。
人文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坎贝尔式的理想者或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文主义并不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生命或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种族，但它极为强调人的思想与创造力。它摒弃任何以为人类是由某位不明之神创造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西莫夫对人文主义抱有严肃的态度。他经常发表与其相关的演说并写文章甚至整本书来探讨。晚年时，他成了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主席，担任此职务一直到他去世。
自然，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受到其政治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在一生中，他的社会、政治与哲学观点的主体始终是连贯的、一致的。
阿西莫夫深信，教育与知识是最重要的，并坚信把持政权者的无知是世界产生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他为许多人对科学的无知感到悲哀与震惊。他认为，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种无知就更骇人听闻了。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在他以施教为乐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渴望，即将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讲授给听讲者。
在阿西莫夫的演说及众多非小说类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人口已经过剩，这种倾向继续与否将是影响未来的关键，关系到未来世界是充满了灾难与饥荒，还是能够健康发展，使其居民享有安稳舒适的生活。在他的小说中，他也强调了这一主题。《钢之洞》描绘了地球大都市的恶梦及由于人口过剩、食物短缺而造成的必须由计算机来控制的管制局面。在此书中，阿西莫夫认为人口过剩、食物短缺几乎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
阿西莫夫引起人们警觉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作为世界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他尽心尽力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通过在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工作，通过他的作品及他在电视、广播讲座中频繁露面的机会，他不断探讨、分析有关未来世界的重要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他以此方式加入了由爱因斯坦、伯纳德·罗素等伟人开创的事业。他有着与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实行全球裁军，运用科学来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防止新问题的出现。
虽然阿西莫夫并未公开卷入政治，但他是个安坐于扶手椅中的激进的民主党人。在所有的政治家中，他对尼克松最为痛恨，甚至宣称如果魔鬼撒旦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宁可投撒旦的票也不会支持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前几年，阿西莫夫对尼克松就已有疑问，事发后，更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尼克松罪有应得。
尽管他未曾支持哪个政党，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阿西莫夫还是讲政治的。他参加过旨在揭示人口过剩问题的“非双亲日”游行。当田纳西州的原教旨主义团体试图在公立学校废止进化论的教育时，他也参加了为此进行的多场战斗。他认为，不论是在何处，也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打败无知都应是自己的责任。
1974年秋天，回到纽约后不久，阿西莫夫夫妇开始考虑搬出珍尼特的公寓。
珍尼特看中了西六十六街上的一套住宅。这是个理想的居所，位于一座33层大厦的顶楼，是纽约最封闭的住宅区之一。房屋宽敞、宁静，靠近博物馆，还能俯瞰中央公园的美丽景色。
一位出版商曾介绍说，80年代末，他到同一街区去看一套现代得多的公寓住宅，带他参观的房产商指着街对面比他们低许多层的一间顶楼房屋说：“那是阿西莫夫夫妇的家。”这位出版商目瞪口呆地回答道：“哦，我以为是一个室内足球场呢。”
艾萨克对搬迁并非很热心，但承认这是必须进行的。珍尼特希望能有个大点儿的家，而且楼上新搬来的住户喧闹异常。艾萨克每天仍去克伦威尔，但那个地方也出现了变化，业主正将它改建为一座住宅楼，原很宁静的酒店里施工噪音不绝于耳，也令人很烦躁。
直到第二年春，他们才安排好了种种搬迁事宜，那时阿西莫夫正在写一篇新的科幻故事，这就是他最著名的《活了二百岁的人》。这部作品于搬迁前夜在克伦威尔封笔，这也是他在这家酒店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随后，他废弃了这个办公室，将他心爱的书房及价值无限的手搞搬到了新家。
阿西莫夫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他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他去世，前后近20年时间，这是他在一个地方住过最长的时期。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世界科学名人了。他在宴会与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说的酬金达到了很高标准，并经常应邀上电视。自从1957年第一次在有线电视节目上露面以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月，这位“好医生”都要上电视谈谈科学新动向。1974年，他甚至被载人《大英百科全书》，阿西莫夫，艾萨克的名字和科幻小说界的其他伟人，如亨纳恩和克拉克等，一块儿被列在了“科幻小说”这一条目之下。
阿西莫夫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他的许多小说，包括《钢之洞》、《赤裸的太阳》和《我是机器人》等的电影版权都被好莱坞购走，但始终未被拍成电影。其中《我是机器人》这部作品差点儿上了银幕。
1977年，好莱坞制片人约翰·曼特利、爱德华·刘易斯和麦尔德雷德·刘易斯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购买了这部机器人小说集的电影版权，并请哈兰·艾利森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次购买行动是在《遭遇第三类》与《星球大战》引起全球轰动没多久进行的。当时，这两部电影使科幻小说风靡了全世界。这部电影的预算是3亿美元。艾利森写出了长达200万字的剧本，但拍摄计划却很快因艾利森和制片人意见不统一而告吹。艾利森不喜欢新近泛滥成灾的《星球大战》式的科幻电影，而好莱坞需要的则是更多类似的影片，而不是艾利森改编后的那种很前卫的剧本。阿西莫夫本人很欣赏由艾利森改编后的剧本《我是机器人》。与其产生拍摄念头一样，好莱坞以同样迅疾的速度取消了计划。
除那次应邀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不快经历外，阿西莫夫从未与好莱坞打过交道，其主要原因在于他顽固地拒绝旅行。但在那时，凡是初涉科幻小说领域的人都会想到艾萨克·阿西莫夫。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畅销程度来看，他是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
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积极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参加社会与政治问题辩论，频繁地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并享有高产作家的美誉。他经常接受邀请，为科幻片的拍摄做顾问；但因不愿动驾前往加利福尼亚并从未考虑过要搬到那住一段时间，他的参与最多不过是与制片人草草聊上几句。
《星际艰旅》的制片人吉恩·罗登伯利在60年代初与阿西莫夫成了朋友。他在拍摄科幻系列片时，经常向阿西莫夫请教。罗登伯利经常与影片的摄制人员发生争执。这些人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常常对他剧本中的一些科学观念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每逢此时，罗登伯利便给他这位著名购朋友打电话求援。当那些被他视为伙计的人都敢怀疑他的想法时，不难想象罗登伯利所感受到的愤怒与挫折的程度。阿西莫夫是他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并且总是让他旗开得胜。
阿西莫夫非常喜欢《星际艰旅》，并在70年代参加了许多这部影片的影迷聚会。这些“旅行者聚会”在当时曾风靡一时，阿西莫夫偶尔也以星际发言人的身份出现，为怪异的“旅行者”们做些表演，有时参加聚会的人数竟高达数万。
伍迪·艾伦可能是第一位来找阿西莫夫的电影制片人。在其影片《沉睡者》尚处于计划阶段时，有一次，艾伦邀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希望能检验一下剧本中的科学问题，以保证其想法的可行性。阿西莫夫让他尽管放心。两人聊了有一个小时，这是阿西莫夫最后一次见到艾伦。事后，他连封感谢信也没收到。
与此类似，保尔·麦卡特尼也来找过阿西莫夫。两人在纽约见了面。麦卡特尼说明了他正在构思的一部电影的创意，讲的是一群外星人假扮成一个著名流行乐队的故事。他问阿西莫夫是否能简单起草一个剧本。阿西莫夫同意了。期限未到，阿西莫夫就早早交了稿，但被退了回来。此次阿西莫夫的劳动成果得到相应的回报，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
阿西莫夫与电影界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在1975年，史蒂芬·斯庇尔伯格请他出任其新作《遭遇第三类》的技术顾问。两人初次在纽约见面时便一见如故。尽管阿西莫夫认为这部片子不错，但他还是谢绝了斯庇尔伯格的邀请。
一些人对阿西莫夫对电影界的态度感到惊讶，但从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他在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时曾经历过重大的挫折。阿西莫夫从不善于与人共事，在其事业中也极少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必要卷入电影界。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了，无意再因到处奔波或因往返于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他并不需要钱，而且在科幻小说界已享有极高的声望，卷入电影界根本不会使他的名声再提高到哪里去。另外，他也不觉得在电影圈内工作有什么乐趣。
他曾宣称：“我讨厌好莱坞，总是想方设法躲它远点。”①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电影界真的不合我的口味。”②他说自己并不为未涉足电影界而感到后悔。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第50页，纽约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②《欢乐永存》第717页。
70年代初，因健康出问题后，在珍尼特的敦促下，艾萨克同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他开始控制体重并越来越注意营养。在珍尼特的坚持下，他们还经常一起去度假。1976年他们离开纽约，搭乘QE2号前往加勒比海旅行，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两周。自然，艾萨克并未完全放弃工作。他每天至少写作两个小时，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创作整个假期都将自己关在屋里，也不像他呆在家时那般刻苦了。
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急转直下。自1971年甲状腺手术以来，他的健康出现第一次恶化是1977年的冠状动脉栓塞的发作。
这其实是个警告，但奇怪的是，直到事件结束后，艾萨克才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发作。
1977年5月，艾萨克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做系列公开演讲。当演说进人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时，病情发作了。刚开始他以为是肾结石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病症曾一直困扰着他。
他认为，疼痛可能是由于临睡前在酒店的卧房里吃了块油腻的奶油蛋糕而引起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凌晨时，一阵剧痛又将他惊醒，这次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将葬礼安排及所希望的悼念仪式都一一向珍尼特做了交代。
天亮后，疼痛消失了，他不顾珍尼特的反对，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行事。尽管当时他感到极为疲乏，甚至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但他仍一边演说，一边声称：“我没时间得心绞痛。”
回到纽约数天后，由于珍尼特的强烈抗议，艾萨克终于去看了医生并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几天前他感觉到的剧痛确实是一次心脏病发作，只是比较轻缓，让他走了一次运。
几小时后，艾萨克便被送往医院，接受更严格的检查和观测。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头几天住在特护病房，接着又搬进了单间，处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被强制关了两个星期后，艾萨克简直要疯了。他终于说服医生，在严格的监督下允许他每天工作一小段时间。这才使他的日子好过了点。珍尼特每天都来看望他，第二周，拉利·阿什米德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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