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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克苏鲁神话ⅱ－恐怖人间 作者:[美] 斯蒂芬·金 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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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夏洛茨维尔收到了我定购的两份手稿影印件。我把一份寄给了安德罗尼科夫，因为我答应过他，另一份我准备交给学校图书馆。我花了些时间借助放大镜仔细地阅读了影印件，还读了纽博德的书和曼利的文章。那种“不好”的感觉没有出现。但几个月之后，当我带着我的侄子去看手稿时，我又体会到了同样的感觉。我的侄子什么都没感觉到。
我们在图书馆时，我认识的一个人把我引见给了阿弗雷尔·梅里曼，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他的作品被大量收录在“泰晤士与哈得逊”出版的那种昂贵的艺术图书中。梅里曼告诉我说，他最近给一页伏伊尼赫手稿拍摄了一张彩色照片。我问他，我是否能看看。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去他的饭店房间找他，并且看到了那张照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那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想看看一张彩色照片会不会给我带来那种“不好”的感觉。没有。但却有些更有意思的事。非常巧，我对梅里曼拍摄的那页手稿熟悉极了。因此，当我仔细看那张照片时，我确信它在某些细微之处与原件有差别。我盯着它看了好久才明白了为什么。照片的色彩——用梅里曼发明的一种方法冲印的——比手稿原件的要稍稍“丰富”一些。当我间接地看某些字符时——把目光集中在紧挨着这些字符的上面一行——它们似乎变得“完整”了，就好像墨水留下的退色的痕迹又显形了似的。
我尽量不表现出我的兴奋。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严加保密，就好像梅里曼刚刚给我提供了一条与一处神秘宝藏有关的线索似的。我有了一种“海德先生”的感觉——狡诈，和一种贪婪。我若无其事地问他，要把手稿全都这么拍下来要花多少钱。他告诉我说要几百块。随即我便有了主意。我问他，如果我再多出些钱——出1000块——他是否愿意给我做大幅的“放大”手稿——放大到4倍。他说可以，我便当场写了张支票给他。我本想让他边做就边陆陆续续地把照片寄给我，但又觉得这样可能会引起他的好奇。当我们离开图书馆时，我对我的侄子朱利安解释说，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让我做那些照片的——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无意义的谎言。我为什么要撒谎？难道手稿有某种不明的影响力害得我成了这么一个人？
一个月之后，一个挂号包裹寄到了。我把书房门锁上，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拆开了包裹。我从一摞照片中随意抽出一张，把它举到亮的地方。我真想为我所看到的东西欢呼。许多字符似乎都变得“完整”了，就好像那些字符分开的两半被羊皮纸上一个稍暗的区域接合起来了。我一张张看着。毫无疑问。彩色照片以某种方式把连显微镜也看不出来的斑点显现出来了。
接下来的就是重复性的工作了，但也用去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照片被一张接一张地粘在一个大制图板上，然后进行描摹。摹图被悉心地转画到厚绘图纸上。然后我不紧不慢地把那些“看不见”的部分描出来。当一切都完成后，我把它订成了一个大的对开本，然后着手进行研究。我已经写出了多一半字符——当然，是它们原尺寸的4倍大。现在凭借着精心的侦探性工作，我能够把其余的差不多都写全了。
经过10个月的工作，我才允许自己考虑我的一项主要工作——破解密码。
开始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字符是完整了——但它们是什么？我的一个同事写过一本解读古代语言的书，我给他看了一些字符。他说它们与晚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有某些相似之处——在那个时期，所有类似于“图画”的字符都消失了。我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我就是命好。我的侄子要回英格兰去，他让我给他几张伏伊尼赫手稿的照片。我打心眼儿里不愿意，但又不能拒绝。我一直对我的工作严加保密，给自己找出的理由是，我不过是想确保不会有人窃取我的想法。最后，我认定，不让朱利安对我的工作产生好奇心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尽可能地不要拒绝他。所以，在他启程前两天，我送给他一张印有一页手稿的照片，还有我做出来的另一页手稿的“完整”版。我表现出很随意的样子，就好像我对那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
10天后，我收到了朱利安的一封信，这封信让我为自己所做出的决定而感到庆幸。在船上，他和“阿拉伯文化协会”的一个年轻会员成了朋友，那人是去伦敦工作的。一天晚上，他偶然给那个人看了照片。那张伏伊尼赫手稿的照片原件没有引起那个阿拉伯人的注意；但当他看到我的“完整版”时，他马上说：“啊，这是某种阿拉伯文。”不是现在的阿拉伯文；他不认识那些字。但他确信手稿源于中东。
我赶快跑去图书馆找了一本阿拉伯文课本。我一眼便看出，那个阿拉伯人说的对。伏伊尼赫手稿之谜解开了：它好像是用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写的。
我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学习阿拉伯字母——虽然我不懂它的意思。我准备着手开始研究阿拉伯语。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学6个小时，在大约4个月后我就应该能够熟练地讲阿拉伯语了。然而情况表明，这项工作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掌握了字母之后，我把几个句子译成了英文，结果发现手稿不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而是一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混合体。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某人费尽心机地想要把他的思想隐藏起来，避开偷窥的眼睛。随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都是阿拉伯人。如果一个阿拉伯医生要写一部手稿，最可能的情况不就是他用阿拉伯字母写拉丁语和希腊语吗？
我激动得吃不香、睡不着。我的管家不停地告诉我说我该休假了。我决定听她的建议，做一次海上旅行。我要回布里斯托尔看看我的家人，并且把手稿也带上，在船上我可以工作一整天也不会被打扰。
在开船前两天，我发现了手稿的标题。手稿的标题页已经遗失了，但在第14页上的一个附注显然是针对手稿本身的。手稿的标题是《死灵之书》。
第二天，当我在吃饭之前坐在纽约的阿尔冈昆酒店大堂里喝着马提尼的时候，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的老朋友、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的福斯特·达蒙。我们是在几年前认识的，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州采集民歌，因为我很欣赏他的诗作和他关于布莱克的著作，所以我们从那时起便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我很高兴能在纽约遇见他。他也住在阿尔冈昆酒店。我们自然是一起吃的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问我正在做什么。
“你听说过《死灵之书》吗？”我笑着问。
“当然。”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你听说过？从哪儿？”
“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你说的不是那个吗？”
“究竟谁是洛夫克拉夫特？”
“你不知道？是我们普罗维登斯当地的一个作家。他死了大约30年了。你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此时我依稀想起了一件事。当我去普罗维登斯查看惠特曼夫人的房子时——为了写我的书《坡的影子》——福斯特曾经提到过洛夫克拉夫特，他大概是这么说的：“你应该读读洛夫克拉夫特。他是坡之后美国最好的恐怖小说作家。”我记得我说，我认为比尔斯应该得到那个称号，然后就把它抛到脑后了。
“你是说‘死灵之书’这个词实际上是出自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
“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
“你觉得洛夫克拉夫特是从哪儿得到它的？”
“我一直认为那是他杜撰的。”
我顾不上吃东西了。这是一个谁都无法预见的新情况。因为，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读懂伏伊尼赫手稿的人。我是吗？那两个17世纪的学者怎么样？他们中有谁破译了手稿并且把它的名字写出来了吗？
显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查看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看看福斯特记得对不对。我感觉到自己在祈祷他记错了。吃完饭，我们坐出租车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家书店，在那儿我找到了一本平装的洛夫克拉夫特小说集。在我们离开书店之前，福斯特很快地翻了翻那本书，用手指指着其中的一页：
“在这儿。‘阿拉伯狂人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写的《死灵之书》。’”
是在那儿，不容置疑。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努力表现出我的震惊。但回到酒店后不久，我便找借口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想读洛夫克拉夫特的那本书，但无法集中精神。
第二天，在开船前，我在布伦塔诺书店找洛夫克拉夫特的书，找到了两本精装本和几本平装本。精装本是《破碎屋》和《文学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在第一本书里，我找到了一大段说明《死灵之书》的文字和几条引文。但那段说明指出，“尽管书本身和它的大多数翻译者以及它的作者都是虚构的，洛夫克拉夫特在此运用了……他的技巧，把真实的历史事件放进许多纯粹虚构的传说当中。”
纯粹虚构……或许那只是一个名称上的巧合？“死灵之书”。不是一个很难造出来的词。我越想越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因此，在那天下午上船之前，我心里已经感觉很自在了。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读着洛夫克拉夫特的书进入了梦乡。
我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我开始渐渐被这本新发现的书深深地迷住了。我知道，我的第一印象不过就是，洛夫克拉夫特是一个创作恐怖故事的好手。也许是因为我在翻译伏伊尼赫手稿上所做的工作使我改变了对他的认识。或者，也许那只是因为我认识到洛夫克拉夫特曾经特别地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神秘的世界着迷——较之于果戈理和坡这些作家还要特别。他使我想起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作家，虽然缺乏文学上的技巧，但可以靠他们的素材所具有的绝对的真实性来打动人。
我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很快便完成了我的伏伊尼赫手稿译文。在译文还远未完成前，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手稿只是一个片断，其中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是没有用密码表达出来的。但最让我震惊的是——我有时很难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想要冲到走廊里，和我遇见的第一个人说说话——出现在手稿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知识。纽博德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手稿作者知道的显然比一个13世纪的修道士——或伊斯兰教的学者——可能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在用一长段晦涩难懂的文字讲了一个“神”或魔鬼——即一个充满了星星的涡旋——之后，紧接着又在下一段里写道，物质的主要构成是在有限的个体中的能量（他用了希腊文的“动力”和“能量”以及拉丁文的“活力”等词）。这似乎明确地预见了量子论。人的种子被描述为是由能量单元组成的，每个单元都赋予个人终生的特征。这听着当然很像是在说基因。在一段谈及Sefer Yezirah，即《犹太神秘哲学的创造录》一书的正文中，有一幅人类精子的绘图。从几处轻慢地提到雷蒙德·拉尔的《魔术》的地方，可以印证书的作者是罗杰·培根——一个与拉尔这位确定无疑的神秘学家同时代的人，但在一处正文里，他提到自己时用了Martinus Hortulanus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马丁·加德纳。
说到底，伏伊尼赫手稿是什么呢？它是一部著作的片断，这部著作声称全面而科学地描述了宇宙：它的起源，历史，地理（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精确的构造和隐秘的深度。我手上的这部分涵盖了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理解。有一部分内容非常具有知识性，但从其它的内容看，它就像是一本典型的中世纪的巫术、神学和前哥白尼猜想的大杂烩。我模糊地感到，这部著作可能有好几个作者，或者我手头的这一部分是某本书的摘抄，而马丁·加德纳对那本书并不完全理解。书中经常提到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塔斯和“祖母绿料板”，还有克利奥帕特拉的一本关于炼金的书，《金石》，以及灵蛇“Ouroboros”，还有一颗神秘的、叫做“Tormantius”的行星或恒星，据说那里是那些令人敬畏的神的家园。书中还多次提到了一种“吉延”语，从上下文看，显然与荷马的出生地、爱琴海上的希俄斯岛没有关系。
这使我确定了下一步探寻的方向。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文学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中有一小节写的是阿瑟·马臣，我偶然发现其中提到了“齐延”语与一种巫术祭仪有某种联系。另外还提到了“道尔”、“伏拉”和某种“阿科洛字母”。那种字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伏伊尼赫手稿里有一处提到了“阿科洛碑文”。起初我以为阿科洛是犹太教神秘哲学中的一个驱魔用的词“阿格拉”的某种讹用；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现在所考虑的假设是这样的：伏伊尼赫手稿是一部比它要长得多的、叫做《死灵之书》的著作的一个片断或是一个摘要，可能起源于犹太教神秘哲学。《死灵之书》的全本有可能还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某些秘密团体，诸如瑙恩多夫臭名昭著的卡梅尔教堂，或博格斯写过的特龙兄弟会可能仍在口头传诵着书里的那些内容。19世纪80年代，马臣曾在巴黎呆过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和瑙恩多夫的信徒、以做黑巫术而著名的阿比·布兰有过接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他的书里能看到《死灵之书》的踪影了。至于洛夫克拉夫特，他也许是偶然发现了它，或是亲耳听过口头传诵，也说不定他就是从马臣那儿知道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还会有几本《死灵之书》深藏在阁楼小屋里，或许说不定就在另一个意大利城堡的另一个箱子里。如果我能找到它，并把它和我翻译的伏伊尼赫手稿一起出版的话，那该是多大的成功啊！哪怕是我能确切地证明它的存在呢。
这就是我在大西洋上度过的5天里始终占据着我的头脑的白日梦。我一遍又一遍读着我译的手稿，希望能发现某个线索来引导我完成这项工作。但我读的次数越多，越觉得糊涂了。读第一遍时，我还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能感觉出那是某种隐晦的神话，虽然从未被明白地表达出来，但能从各种暗示中推断出来。等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一切会不会都是我想像出来的东西。那本书像是溶化到了互不相关的片断里似的。
在伦敦，我白白地在大英博物馆里浪费了一周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巫术作品中寻找提及《死灵之书》的地方，从巴兹尔·瓦伦丁的《金丹》到亚历斯特尔·克劳利的著作。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在E·A·希区考克的《炼金术要点》（1865年）里找到的一个对“现已难以获得的亚克罗药片的秘方”的脚注。但书里没有在别处提到那些药片。“难以获得”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说人们已经知道那些药片被毁掉了呢？如果是这样，希区考克是如何获知的呢？
阴沉的伦敦十月天和疼痛不止的喉咙所造成的疲惫不堪几乎使我想坐飞机回纽约去了，但就在这时，我的运气来了。在梅德斯通的一家书店里，我遇见了安东尼·卡特神父，他是卡迈尔教派的男修士，一个小型文学杂志的编辑。他曾在1944年见过马臣——就在这位作家去世前三年，后来又用他的一期杂志专门介绍了马臣的生活和工作。在我陪他一起返回离塞文诺克斯不远的小隐修院时，他一边稳稳地以30迈的速度开着那辆小“奥斯汀”，一边详尽地给我讲了马臣的事，最后，我问他，就他所知，马臣是否曾和秘密团体或黑巫术有牵连。“哦，我怀疑这点，”他说，我的心一沉。又走错了一条路……“我觉得他把他的出生地梅林科特附近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传统都搜罗出来了。那里曾是罗马征服时期志留人的地盘。”
“传统？”我尽量把声音放轻松。“什么样的传统？”
“哦，你知道。就是那类他在《梦幻山》里描述的东西。异教徒的祭仪和类似的东西。”
“我以为那纯粹是虚构的。”
“哦，不是。他曾经对我暗示说，他看过一本书，里面揭示了发生在威尔士地区的所有可怕的事。”
“在哪儿？是本什么样的书？”
“我不知道。我没太在意。我觉得他是在巴黎看到的——或者可能是在里昂。但我记得给他看那本书的那个人的名字。斯代斯拉夫·德·瓜伊塔。”
“瓜伊塔！”我不禁抬高了声调，他差点儿没把住方向盘。他略带责备地看着我。
“没错。他加入了某个很荒谬的黑巫术团体。马臣假装很认真的样子，但我敢肯定他愚弄了我……”
瓜伊塔与布兰和瑙恩多夫的黑巫术教派有牵连。这又是一条重要线索。
“梅林科特在哪儿？”
“在蒙默思郡，我想是。离南波特不远的某个地方。你想去吗？
我的思路肯定已经显现出来了。我看不出否认这点会有什么好处。
神父没再说什么，一直把车开到了小隐修院后面绿树成荫的院子里。他把车停好后，瞥了我一眼，温和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介入太深。”
我模棱两可地哼了一声，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几个小时之后，当我回到我的饭店房间时，我想起了他说过的话，那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他认为马臣用他的“异教徒的祭仪”愚弄了他，他为什么还要警告我不要介入太深呢？莫非他真的相信那些东西，但又要对别人守口如瓶吗？做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当然一定会相信存在着超自然的邪恶……
临睡前我查阅了饭店的“全英火车时刻表。”9点55分有一班从帕丁顿去纽波特的火车，2点半可以在纽波特转车去卡里昂。10点5分，我已经坐在餐车里了，喝着咖啡，看着伊令沉闷的、烟灰色的房屋一点点让位给米德尔塞克斯的绿色田野，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激动。我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说，在我走到这步的时候，我有一种清晰的直觉，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事就要发生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稍稍有些沮丧，尽管有伏伊尼赫手稿在挑战着我。也许是因为我对手稿的内容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吧。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幻想——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具有很健康的幻想——但我觉得所有这些关于黑巫术的谈话像有辱人格的胡说八道一样——贬低了人类的智力和他的进化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但在这个灰色的十月的上午，我感觉到了别的东西——当福尔摩斯叫着“华生，游戏开始了”并摇醒他时，华生经常体会到的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游戏里都会有些什么。但我已经开始体会到了它不好玩。
当我看厌了风景之后，我打开书包，拿出了一本《威尔士指南》和两本阿瑟·马臣的书；小说选集和自传《遥远的事》。那本自传使我期待着能在马臣的那部分威尔士里找到充满魔力的土地。他写道：“我将永远把我能生在格温特郡的中心看作是降临在我身上的最大的幸运。”他所描述的“神秘主义者的古冢”、石山“圆润、起伏的宏伟山势”、深深的密林和蜿蜒的河流，听上去就像是梦境中的风景。实际上，梅林科特是传说中的亚瑟王的宝座，而丁尼生的《国王的牧歌》就是以那儿为背景的。
我手上的这本《威尔士指南》是我在查林十字路上的一家旧书店里买的，它把南波特描述为一个“在一片惬意的、起伏的、华丽的、由树和草地构成的风景里的”小乡村集镇。在换车时，我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决定去镇上看看。10分钟足够了。无论它在1900年（《指南》的出版时间）时有多迷人，现在它已然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镇，有的只是林立的塔吊和随处可闻的火车和船只的汽笛声。我在站前旅馆里喝了一杯双份威士忌，以使自己能够坚强面对可能出现在卡里昂的类似的失望。但即便如此，在一小时后，当我走过一小段在南波特郊区的路程，来到卡里昂时，这个沉闷的、现代化的小镇还是给我带来了冲击。镇上矗立着一个巨大而丑陋的红砖大怪物，我准确地猜到了那是一个精神病院。切斯特顿的“尤斯克威严的低语”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条浑浊的小溪，就连此时正从板岩似的深灰色的天空中落下的雨水都没能让它的样子好起来。
3点半时，我住进了旅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没有暖气，看着卧室里的花墙纸——起码是1900年留下的一样东西——我决定冒雨出去走走。
沿着镇上的主要街道走了100码后，我来到了一个修车铺，铺子外面挂着一个手写的招牌，“出租汽车”。一个戴眼睛的矮个男子正趴在一辆汽车的引擎上。我问他是否能雇到司机。
“哦，可以，先生。”
“今天下午？”
“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你想去哪儿？”
“就想去乡下看看。”
他似乎有点儿不相信。“你是来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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