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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１９８４-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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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在她身旁蹲了下来。他把那个纸包撕开一角。
“这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莓叶。”
“最近茶叶不少。他们攻占了印度之类的地方，”她含含糊糊地说。“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背去，只要三分钟。走到床那边去坐着，别到窗口太近的地方。我说行了才转过来。”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看着薄纱窗帘的外面。院子里那个胳膊通红的女人仍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地忙碌着。她从嘴里又取出两只夹子，深情地唱着：
“他们说时间能治疗一切，他们说你总是能够忘掉一切；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仍使我心痛象刀割一样！”
看来这个女人把这支废话连篇的歌背得滚瓜烂熟。她的歌声随着夏天的甜美空气飘了上来，非常悦耳动听，充满了一种愉快的悲哀之感。你好象觉得，如果六月的傍晚无休无止，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她就会十分满足地在那里呆上一千年，一边晾尿布，一边唱情歌。他想到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党员独自地自发地在唱歌，真有点奇怪。这样做就会显得有些不正统，古怪得有些危险，就象一个人自言自语。也许只有当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才会感到要唱歌。
“你现在可以转过身来了，”裘莉亚说。
他转过身去，一时几乎认不出是她了。他原来以为会看到她脱光了衣服。但是她没有裸出身子来。她的变化比赤身裸体还使他惊奇。她的脸上除了胭脂，抹了粉。
她一定是到了无产者区小铺子里买了一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脸颊上抹了胭脂，鼻子上扑了粉，甚至眼皮下也除了什么东西使得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她的化妆并不熟练巧妙，但温斯顿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想过一个党内的女人脸上涂脂抹粉。她的面容的美化十分惊人。这里抹些红，那里涂些白，她不仅好看多了，而且更加女性化了。她的短发和男孩子气的制服只增加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在怀里时，鼻孔里充满了一阵阵人造紫罗兰香气。他想起了在地下室厨房里的半明半暗中那个老掉牙的女人的嘴。她用的也是这种香水，但是现在这一点却似乎无关重要。
“还用了香水！”他说。
“是的，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去弄一件真正的女人衣裙，不穿这捞什子的裤子了。
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
他们脱掉了衣服，爬到红木大床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了衣服。在此以前，他一直对自己苍白瘦削的身体感到自惭形秽，还有小腿上的突出的青筋，膝盖上变色的创疤。床上没有床单，但是他们身下的毛毯已没有毛，很光滑，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床又大又有弹性。“一定尽是臭虫，但是谁在乎？”裘莉亚说。除了在无产者家中以外，你已很少看到双人大床了。温斯顿幼时曾经睡过双人大床，裘莉亚根据记忆所及，从来没有睡过。
接着他们就睡着了一会儿，温斯顿醒来时，时钟的指针已悄悄地移到快九点钟了。他没有动，因为裘莉亚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她的胭脂和粉大部份已经擦到他的脸上或枕头上了，但淡淡的一层胭脂仍显出了她脸颊的美。夕阳的淡黄的光线映在床角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开得正欢。下面院子里的那个女人已不在唱了，但自远方街头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他隐隐约约地想到，在那被抹掉了的过去，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一男一女一丝不挂，躺在这样的一张床上，愿意作爱就作爱，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觉得非起来不可，就是那样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外面市廛的闹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正常。肯定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时候。裘莉亚醒了过来，揉一揉眼睛，撑着手肘抬起身子来看一眼煤油炉。
“水烧干了一半，”她说。“我马上起来做咖啡。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你家里什么时候断电熄灯？”
“二十三点三十分。”
“宿舍里是二十三点。不过你得早些进门，因为——嗨，去你的，你这个脏东西！”
她突然扭过身去到床下地板上拾起一只鞋子，象男孩子似的举起胳膊向屋子角落扔去，动作同他看到她在那天早上两分钟仇恨时间向果尔德施坦因扔字典完全一样。
“那是什么？”他吃惊地问。
“一只老鼠。我瞧见它从板壁下面钻出鼻子来。那边有个洞。我把它吓跑了。”
“老鼠！”温斯顿喃喃自语。“在这间屋子里！”
“到处都有老鼠，”裘莉亚又躺了下来，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宿舍里甚至厨房里也有。伦敦有些地方尽是老鼠。你知道吗？它们还咬小孩。真的，它们咬小孩。在这种街道里，做妈妈的连两分钟也不敢离开孩子。那是那种褐色的大老鼠，可恶的是这种害人的东西——”“别说下去了！”温斯顿说，紧闭着双眼。
“亲爱的！你的脸色都发白了。怎么回事？你觉得不好过吗？”
“世界上所有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是老鼠！”
她挨着他，双臂双腿都勾住他，好象要用她的体热来抚慰他。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有好几分钟之久，他觉得好象又回到了他这一辈子中不断做过的恶梦之中，梦中的情况总是一样。他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前，墙的那一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可怕得使你不敢正视的东西。他在这种梦中总是深感到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因为事实上他知道黑暗的墙后是什么。他只要拼命努力一下，就可以把这东西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就象从自己的脑子里掏出一块东西来一样。他总是还没有弄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就醒来了，不过这东西有些同刚才他打断裘莉亚的时候她正在说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老鼠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咱们不让它们呆在这里。咱们等一会走以前，用破布把洞口塞上。下次来时，我带些石灰来，把洞好好地堵上。”
这时莫名的恐惧已经忘掉了一半。他感到有些难为情，靠着床头坐起来。裘莉亚下了床，穿好了衣服，做了咖啡。锅子里飘出来的香味浓郁而带刺激性，他们把窗户关上，深伯外面有人闻到，打听是谁在做咖啡。加了糖以后，咖啡有了一种光泽，味道更好了，这是温斯顿吃了多年糖精以后几乎忘记了的东西。裘莉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抹了果酱的面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随便看一眼书架，指出最好怎么修理折叠桌，一屁股坐在破沙发里，看看是不是舒服，有点好玩地仔细观察一下座钟的十二小时钟面。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凑着光线看。他把它从她手中取过来，又给它的柔和的、雨水般的色泽吸引住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裘莉亚问。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东西——我是说，我认为从来没有人把它派过用处。我就是喜欢这一点。这是他们忘掉篡改的一小块历史。这是从一百年以前传来的讯息，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辨认。”
“还有那边的画片——”她朝着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一点头。“那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吗？”
“还要更久。大概有两百年了。我说不好。如今什么东西你都无法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
她走过去瞧。“那只老鼠就是在这里伸出鼻子来的，”她踢一踢画下的板壁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一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却林顿先生教他的那只歌有几句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点留恋地唱道：“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把这句歌词唱完了：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这下面怎么唱，我已忘了。不过反正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是一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是一把斧子砍你脑袋！”
这好象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暗号。不过在“老巴莱教堂的钟声”下面一定还有一句。也许恰当地提示一下，可以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是谁教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教我唱。我八岁那年，他气死了——反正，他不见了。我不如道柠檬是什么，”她随便又说一句。“我见过橘子。那是一种皮很厚的圆形黄色的水果。”
“我还记得柠檬，”温斯顿说。“在五十年代很普通。很酸，闻一下也教你的牙齿发软。”
“那幅画片后面一定有个老鼠窝，”裘莉亚说。“哪一天我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咱们现在该走了。我得把粉擦掉。真讨厌！等会我再擦掉你脸上的唇膏。”
温斯顿在床上又懒了一会儿。屋子里慢慢地黑了下来。
他转身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玻璃镇纸。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不是那块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这么深，可是又象是空气一般透明。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第5节
赛默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默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默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的臭气薰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象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象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竞相比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厘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公尺。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公尺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进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象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座满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些店铺遭到洗劫；接着有谣言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投扔，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家屋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裘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为了图凉快，身上脱得光光的。老鼠没有再来，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是脏还是干净，这间屋子无异是天堂。他们一到之后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流着汗作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他长胖了，静脉曲张溃疡消褪，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拉开嗓门大骂。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幽会地点，几乎象是自己的家，因此即使只能偶一相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却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同却林顿先生聊一会。那个老头儿似乎很少外出，甚至根本不外出，此外，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
他在黑暗的小店堂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穿着一件平绒上衣，弯着背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踱来踱去，神情活象一个收藏家，不象一个旧货商。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件破烂或者那件破烂——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只是请他欣赏欣赏。听他说话就象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只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角的母牛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柯克罗宾的惨死的。“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不以为然地笑道。但是不管哪一只歌谣，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桓在他们的心中——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象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就不会有灾难临头。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他感到，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停止了。他们常常耽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曰梦。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而不会被发觉。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期顿和裘莉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躲了开去，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到一家工厂去做工，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而不被人发觉。他们两人都知道，这都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自杀，他们也无意实行。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星期算一星期，虽然没有前途，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象只要有空气，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确有其事，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他告诉她在他和奥勃良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要到奥勃良面前去对他说自已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很奇怪，她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她善于从相貌上看人，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大家，几乎每个人，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只要安全无失，都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她不相信有普遍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她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要把那些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她也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在法庭外面从早到晚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咒骂果尔德施坦因总抢在别人之先。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的主张是什么，她却一无所知。她是革命后成长的，年纪太轻，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象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她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论怎么说，党是不可战胜的。它将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个样子。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这叫他大吃一惊。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飞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气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头，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汁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巳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记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刹？”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撤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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