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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牙海盗-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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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嘛，那种男女之间的尴尬事，她怎会有胆量给师父兄弟们启齿？嘿嘿，目的达成。
以后可爱的乙凤要骂要打要杀尽管冲我来吧，金牙全部接招，乐意奉陪之至。骂我打我杀我都要当面不是，我武功高强侍卫众多，乙凤要小心了，不要再次落入我魔掌，不然谁也没有二次好运，我一定不会放过再次落入虎口的羔羊。大腿异常柔软白嫩的羔羊。
殷勤地吩咐下人拿热毛巾与乙凤姑娘敷脸，不然红肿着美目怎么去见师父？她师父文瑜若见到爱徒这般委屈模样，一时护犊心切，冲上来与我拼命怎么办？接招还是不接？要知道文瑜毕竟是朝鲜国的方面大员，与他闹翻，我这明朝一地方小吏面上须不好看。虽然我天朝上国的一个小官也比蛮夷小邦国家重臣金贵，可这话只能在心里鄙视蛮夷，却不能说出来伤了别人的自尊心不是？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善良爱国的人哪，真的不想因为男女之间这点小事给朝廷外交带来什么麻烦，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对文瑜师徒，还是尽量用怀柔的政策吧。
再说，文瑜可不是什么好招惹的主。他是朝鲜有名的武术高手，门下弟子三千。我可不想面对三千门徒的刺杀。
中午我在澳门海关衙门宴请朝鲜人。我特意叫上在海关办公的安娜，我的亲密女友参加，算是家宴吧，气氛缓和一点。安娜职权范围就是负责对外交涉办理事务，理该出席，再说，宴席上有位落落大方的优雅女士调剂，大家都轻松些不是？
官场上的事情不就那样。文瑜做官做到高官，岂有不会虚文应付之理？我俩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亲切拥抱，互相说些仰慕之极的恭维话，宾主之间甚欢。其实，我俩一面都未见过。我能感觉到文瑜笑得象个向日葵，犀利的眼神却一直在仔细观察我。我同样谈笑风生，同时仔细揣摩打量这个对手。文瑜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面皮白净，胡子修得飘逸儒雅，未开口先笑，怎么看，都是个和气无害的书生，最适合最外交。然而和他熊抱握手之后却能感受到，他绝对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武者。还有那眼神，闭合之间虽然极力掩饰，却神光乍现，一看就是一个内功精神的古代绝代高手啊。他是这样的人呵，一见面你觉得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心里瞧不起他，然而交谈几句后你马上就能感受到他儒雅的风度，尊敬的礼节，认为他是一个可亲近的长者。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尊贵的气度，话里自然而然带出的威仪，是那种长期身处高位的人才有的气质。而且举手投足之间才可以观察到他有武人强悍的一面。
只有我这种级数的高手，才可看破他实在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术高手。这种不外现的高手，才是真正的高手，一旦出手就会让你痛哭流涕为什么和他对着干，因为他的出手，绝对是可怕的攻击，威力十足。
我不禁对文瑜重视起来。从文瑜眼睛里，我也看到敬佩的意思。这就叫猩猩相惜。
简略地说了和他弟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情。我尽量轻描淡写他徒弟的过失，突出我的处置不当之误，姿态其实真的难能可贵，放得很低。是因为对乙凤性骚扰之后愧疚的心态在作怪。但文瑜不可能知道我和他女徒弟之间的秘事，所以他因我的低姿态和宽广的心胸感动。我对他的态度，其实是很难得的，又是设宴招待，又是亲自赔礼道歉，朝鲜毕竟是一弹丸小国，当时，大明的官员总是高高在上，即使是我这种级别的地方小吏，对他们都是上对下的心态，绝对地，不肯与蛮夷之人平等交流。他们是藩属，是异邦，而我们是泱泱中心大国，对待小国化外之民，态度自然不会客气。是以文瑜感动。知道是乙凤先挑起事端更刺伤我后，他大为震怒。看着一团和气的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动粗。跳了起来，对两个男徒拳打脚踢，乙凤也挨了两耳光，象是发泄一般。奇怪的是三个徒弟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似乎师父这般体罚早已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
这个文瑜，算是叫我见识到朝鲜人的暴躁脾气，军管作风。刚才文瑜给乙凤那两耳光下手很重，打得我十分心痛，还有莫名的气愤。这粗暴文瑜，难怪乙凤会想着法的逃出来。
三个徒弟都跪下来向师父认错，我趁机大力讲情，坚决不接受文瑜要求三个年轻人向我赔礼道歉的说法，年轻人，最好不要强迫他们向你低头，不然他们会记仇的。我一一扶起他们，善加安抚，诚恳地与他们互相致歉、和好。当然在扶起乙凤时我的手又趁机停留多一会儿，不知她察觉与否我又占她便宜，抑或感觉到我手掌的温暖？
纷乱之中，乙凤自然没有机会也没有胆子说出受辱之事。
文瑜也趁机借坡下驴，大家重新欢笑一堂。
第三卷 抗倭60年代 第三百零三章 … 通商
更新时间：2009…4…3 15：11：37 本章字数：5790
朝鲜国有良港京城，特产高丽参丝绸陶瓷器丝织品，大宗货物总要寻找贸易地，而离京城最便利的贸易港无非杭州泉州和长崎。长崎是倭寇之地，小倭寇岛上连年征战，消费能力着实不行，虽然垂诞朝鲜国的丝绸和人参，却是以抢居多。朝鲜同样面临严重的倭患，也为抗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相对于恶劣的倭人，朝鲜国的另一个邻居，一个强大却温和得多的大明国，自然成为朝鲜贸易公关的重点。
但大明虽然对小国朝鲜采取怀柔政策，禁海之策却是毫不动摇，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外通商。朝鲜若想和大明贸易，惟有朝贡一途，所谓朝贡，不过是双方皇家互通有无的通商行为而已。这是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虚荣心的变种说法而已，而且朝贡间隔的日期几乎以“年”记，制度僵化，更于民间通商无益，远远满足不了双方贸易的需要。
但现在通商事宜出现了一个转机。沿海捷报频传，倭患灭减，龙颜大悦，特批澳门小岛为经济特区，试行重开外贸之国策。也就是说，杭州泉州祈州这些比澳门更优良的大港，突然之间地位反而没澳门重要了。只有澳门有模糊的对外通商权力。这一权力垄断无形提高了澳门进行国际贸易的地位，各国趋之若骛。
朝鲜高官文瑜也正是为此而来。三个劣徒的事情不过是捎带。
他的到来，正合我心意。澳门经济要发展，必然离不开对外贸易，万事金银为本；大力鼓励对外贸易，第一步就是要与东亚各国搞好关系，建立稳定互惠的贸易网。而且这些日子与李华梅，俞龙戚虎刘豹，还有邓子龙广东十虎这些官方的民间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接触，探讨东南沿海倭患严重的根本原因。对倭患的认识也深刻了一层。心里自然有了想法。
十四世纪初的日本人就像现在地中国人记恨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一直记恨于元帝国自建国初以来地三十多年间持续多次派兵进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灭亡金国，讨伐南宋，征服高丽后，统一世界的心绪大开。听人说日本列岛是富饶之地，遂派水师攻日，最后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万，由对马海渡海进攻日本。因渡海时遭遇风暴而无功惨败返回。虽然元军屡次进攻日本都由于大海隔绝，部分登陆的元兵虽勇猛，但后继部队跟不上和后勤供应不上而失败，但确给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由此引起中日两国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互不往来，直到元朝灭亡，大明朝兴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带着大明朝封赐玺书，欲与日本重修关系。
日本实力最大的足利义满源良怀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赐玺书，在通商利益的引诱下。在明朝军事实力的威慑下做出选择。主动向大明皇帝上表，请求两国修好和建立朝贡通商关系。
朝贡进行了一百五十四年。第一次倭乱起。
起因是日本方面几个贡使争相贿赂明朝市舶司官员，失宠地一方借着招待宴会的座次问题向自已的同胞发作了起来，双方打了起来。后来追杀同胞到大城绍兴不得入。心怀愤恨的倭寇回途开始报复中国人，驻浙明兵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涟，百户刘恩，胡源，先后被杀，首次倭乱就此开始。
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地矛盾，使自已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
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地，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地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
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
“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
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
倭乱起，实因明朝施政不当之故，强行禁止民间通商利益所趋，是为不智。
其二，没有诚信的经商手法再给倭患添油加薪。
当明政府放弃市舶管理后，民间自行走私经商陷入了无序之中。一些玩得大的中国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货款，找借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货的大把戏。他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已的货了，这样你地货整个都作为利润装进了他地腰包。这种把戏又玩到了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这样被拖欠货款的日本倭人因行为属于走私而无官方通关及居住许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岛上，等待索要货款。而中国的许多欠款奸商等倭人来讨货款就避了出去，让倭人们多次空跑。而卖给从商的明朝地方官员的货物也是同样下场。
在来华通商的日本商人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富豪大户，但也有不少在国内生计艰辛赊货来华的普通商人，还有多家集资的大户，还有是不惜风险借贷购货来华地冒险家。因为海上时有海盗出没。故这些人都在货船上带有兵器防身，他们一般都是把货在华卖掉，再从中国购一些日本市场上紧缺的中国货带回在日本市场卖给日本老百姓，以获得利润。一旦货物被骗，或货物被收而货款要不回来，这经商的资金链条就断了，也无法回国归还赊帐和借款。而长期居住海岛上等待中国商人还款时也还要吃要喝，等无吃无喝了。出路只有一条，与那些欠债的中国经商官家和奸商们拼命。
“自罢市舶后，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没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泊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当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复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绘取尔金宝以归。因盘据岛中不去。”
这些奸商真是骗人骗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货款吗！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货来，你送上第二批货，我还得让你再送第三批货，不送就不给你第一批货钱。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想出了办法，只好说自已的货是日本国王的，国王说了；要不回钱，就别回来。这简陋的办法根本就蒙吓不住黑了心地中国官商和奸商。
而此时的明政府是不闻不问，这种****一起坑骗倭人货款的卑鄙经商行为导致倭乱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沿海适合居住地岛屿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债的倭人，也有许多对日做出。被骗的内地华商。他们的货也被自已的同胞骗了，可他们不敢告官，因为禁商通告发布后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认账吃亏返回日本不再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外，许多倭人不甘心被骗。既然中国政府不保护正当地商人利益，他们就只好自已来索回欠款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形成大股倭寇，或推举有见识的华人做首领或让华人海盗为头，利用海岛做根据地，在用武力讨要货款的同时掠夺沿海居民，并大杀欠账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终酿成大规模倭患，造成倭寇为乱中华四十年的局面。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明军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明政府只好让俞大猷和戚继光另组训练明军进行围剿。
倭人作乱，其实本也形不成大气候，因为虽然中国的官奸商们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使他们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毕竟都是商人出身，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许多中国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队伍，成了倭寇。因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再加上在明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府的人纷纷加入了倭寇队伍之中。这些人做为中国人，既了解当地地理，更了解大明的腐败和政府运作机制和明军地作战特点。这就使倭寇战力大增。在戚俞二位英雄未参战之前地平倭作战中。明军在这些处于绝路的倭华人混合组成的队伍面前不堪一击。当时各股倭寇各自为战。这些无家可归的倭人在加入他们队伍的华人帮助下，在战场上经常取得胜利。
以一五五二年四月攻浙江台州，破黄岩，掠桑山定海的当时最大一股倭寇为例，这股倭寇的头目是个中国人，叫汪直。安徽省人，因事亡命海上，成为这只势力最大的倭寇头子。倭人对他特别佩服，很尊敬他，听从他的指挥。愿为他赴汤蹈火。
倭寇本都是日本的农民商人出身，不懂战阵兵法，虽勇但憨，不怕死。因为他们回国也是死路一条。日本国内地债主们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既是那些不负债的也破了产。他们一上战阵，就脱光了身子，只穿一条耙大的短裤，挥着日本的三尺宽弯之刀拼命向前。因此才有“倭寇勇猛”之说，其实只是被逼到绝境才会“勇猛”。
说起来也见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国人做他们的首领。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这股实力最大。其次是徐海。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国人指挥的倭寇队伍，为害甚烈。这些身为中国人地倭头，金冠龙袍，海岛称王。他们攻城掠地，专杀富豪奸商和从商的官吏，也掠夺百姓入伍以扩充他们的实力，很有点农民起义军的味道。
说他们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他们地头子是华人，队伍中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华人，他们好像是专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队伍。倭人在这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倒像抗战时期日军中的伪军了，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如果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各个派遣军司令和大多数基层官佐都是华人会怎么样？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战争了，改叫抗击华人指挥的日籍雇佣军战争了。
其实与明军在战场上作对的战场指挥和计谋对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已地同胞，是同胞在指挥，在出谋划策，是多数华人同胞与少数倭人在一起向明军冲锋陷阵。
都说真倭只有十之二三，华人占十之六七。这些华人中的有军事知识之人为之出谋划策，侦知官兵虚实，为倭寇当向导，也竟一时使明军落花流水，无可奈何。倭寇的兵锋在一五五五年深入内地，到南京，攻无锡，苏州，到安徽。这也许是汪直想回老家看看。在这个时期对倭作战中，明军败多胜少。
一股倭寇在攻打福州时，福州巡抚阮鸽怕守不住城池，便以行贿的办法，从国库中取出数万两银子送给倭寇，并为他们打造了六艘大船，让他们乘船从海上离开福州，这也算当官的为民保了一方平安吧。
当时沿海各地及成倭寇的天下，他们出入如无人之境，许多地方官知道明军保护不了他们，倭寇所来只为钱，于是他们就准备好钱，这一股拿钱走了，那一股又来了。
倭寇掠夺几乎所有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其中以江浙沿海受害最深，这两个地方也是当年骗倭人货物最狠最多的地方，故倭寇报复也最凶。
有人说：中日两国奸商多，中日商人做生意才是棋逢对手。
戚继光俞大猷训练的新明军投入围剿后，明军对倭作战形势才有了根本变化。其实戚继光也很无奈委屈，捉住的倭寇，审问时常被倭人反问得理屈词穷，漂亮的爱国口号在中国官奸商们作出具体卑劣事实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戚的爱国军人们除了审军情外，只审武力索款抢钱时杀了几人？抢了多少钱？源由一概不问，源由是政府的事，军人只管杀头。戚本人因对倭患起因情况非常了解，杀掉这些人，戚继光时常内心非常不安。倭寇该死，中国那些奸商恶霸就不该死吗？可面对大明政府中强大的腐败势力，他无能为力，只能用爱国主义来安慰自已。
前世的教课书和史书在谈到“倭患”这一历史现象时，老是说倭寇可恶，可那些腐败的大明政府官员和那些为官从商的奸商和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下的各类奸商们就不可恶了吗？
并非为倭寇辩护，来我中国抢劫，不管什么理由，该死！
并非为汉奸辩护，帮助倭寇攻击祖国，更加可恶，更加该死！不管是打着什么替天行道伸张正义的旗号。
只是有感于：是明朝政府施政的弊病加人性的弱点造成了东南众多无辜百姓的诸多不幸和痛苦。
如果海禁放开，倭寇一定失去中国部分下层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援助，倭患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那么近半个世纪。
如果制定严格的贸易通商规则，以法行商，提倡诚信，严厉打击奸商，是否能重新建立我中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良好声誉？是否这才是‘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真正王道？
如果国内政策清明，民生富裕，秩序安定，是否就少了许多“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厨的人”之类的“从倭”？而这些人，才是越来越严重的“倭患”真正的制造者，主力。我们可否用法纪拉他们一把，不让他们成为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
如果这一切明朝政府能够做到，那么我金牙愿做一个为大明守海疆掠财富的提督，相当于西方拥有“国家私掠证”的武装舰队司令；否则，我宁愿做回一个无拘无束的海盗，自由地完成我的爱国理念。
爱国，但目无国君，心存小民，才是金牙真正的性格。若时势逼我，我将毫不犹豫做回海盗。但现在明朝对外政策有所松动，为了东南千万仍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金牙愿意屈就明朝统治下的一澳门小吏。
前提是通商和法制。不遵守规则的人，我必然以海盗的血腥手腕镇压之，乱世必用重典。
而这一切，从澳门开始。从与朝鲜高官文瑜艰苦卓绝又精彩无比的商业谈判开始。
第三卷 抗倭60年代 第三百零四章 … 中朝联合对日商战
更新时间：2009…4…3 15：12：37 本章字数：4615
“你们的丝绸陶瓷器丝织品我们不要，这些泉州杭州都有出产，又不需交纳关税，我们自然国内采购。我们只要高丽参。”
到了谈判桌上，我立马恢复奸商嘴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朝鲜高官文瑜说。
文瑜立刻就皱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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