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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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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豫着，拿不出明确的意见。今天我接触的新东西太多，它们汹涌而来，淹没了我的理解力。我一向信服颜哲，信服颜伯伯和袁阿姨。我也非常愿意农场变成一个干净高尚的小天地，只是，我难以排除心中隐隐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就是顽固地横亘在我脑海深处。最后我迟疑地说：
“好――吧，我陪着你。”
听见我的许诺，他非常高兴，简直喜形于色。我也很感动，单从他的喜色中就能看出，他对我确实非常看重的。
他说，眼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制造更多的利他素，要足够全农场成员用。父亲已经传授给他制造方法，就是用这种蚁素吸引和收集蚁群，再从蚂蚁身上提炼出更多的蚁素，这就像种庄稼一样，只要有了种子（爸爸留给他的这瓶珍贵的蚁素），再生产它就非常简单。这两天他一直在复习父亲传授的办法。然后他要回城一趟，因为一些必需的仪器现在保存在颜家大院里。还需要再买一些化学药品，这就用得着他父母的遗产了，那笔钱款本来就是为这件“大事”而预储的。
他这一去大概要五天时间，所以――
“这五天就偏劳你了，帮我盯着点。赖安胜那三个人不用操心，他们确实已经变成君子了。该小心的是庄学胥，还有场里那几个爱惹事的痞子，像崔振山。”
我答应了。我们在夜色中久久对望，不知不觉已到凌晨，颜哲搂紧我，像大哥哥一样轻轻吻了我的额头。他就要走了，这次分手前他没有要求与我“亲热”。我们担负的使命太重大，已经没有闲心去想男女之事。
颜哲和我来到庄学胥所在的宿舍，颜哲进去把他喊醒。庄披着衣服，揉着眼睛出来，颜哲对他交待：
“我要赶到县知青办开会，大概四五天时间。”这句谎话是为了对庄学胥起到一点震慑作用，让他误以为颜哲在“上边”有人。“农场的麦收就由你全面负责吧，有啥事可以同秋云商量，她算是我的代表。”
我发现颜哲其实也很会当官的，这番话说得很平和，但平和之中自有场长的威势。庄学胥没有说话，只点点头。昨天局势的变化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到现在怕是还没想通呢。赖安胜咋能轻易就把场长禅让，而且是让给他本来想要杀的人？站在庄学胥的角度，他肯定会以为，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犯罪的证据，逼迫他让出了场长宝座。但赖安胜现在的“快乐”不大像被胁迫的人啊。不管庄学胥是怎么猜想，反正他目前打算坐山观虎斗，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动手。所以这会儿他对“颜场长”的安排言听计从。
颜哲把场长室的钥匙留给我，匆匆走了。这儿的交通很不方便，他要步行四十里赶到县城，才能坐上去北阴的班车。我站在井台上，看着他独自走出农场，沿着新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直到那个身影融化在晨光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井台上只余下我和庄学胥，场面比较尴尬，有那么五六分钟，我俩几乎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我和他一块儿长大，关系曾相当亲密，但在文a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能生革和下乡期间，在目睹了他的种种作为之后，我早就不把他当成昔日的学胥哥了。而他显然也对我怀着敌意，因为他是把我和颜哲划到一条线上的。我们客气而冷淡地闲扯了两句，就分手了。
3 平定内乱
颜哲走后的头两三天，农场的麦收没有受影响。除了得益于庄学胥的调度外，还得益于赖安胜他们三位“新人”。他们保持着持续的炽热，仨人几乎能顶两个知青班的劳动量。有了他们的榜样，其它知青和老农也都干劲儿十足。
但逆向的潜流还是有的。像岑明霞。岑明霞曾是男知青最痛恨的人，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那时农场三天两头组织劳动竞赛，压榨着知青们本来就少的休息时间。人们乏得入骨，蹲厕所拉屎那会儿都能做个短梦，这对知青们根本不算稀罕事。刘卫东更绝，有次蹲井台上吃晚饭时竟然睡着了，手里端的碗一下子倒扣在地上。别人哄堂大笑，他醒过来还惊问：
“咋了？咋了？谁和我捣蛋？”
本来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一个小时，但总有几个积极分子提前上班。尤其是岑明霞，她的饭量小，或者是她舍不得吃，因为节余的饭票可以在分红时换现钱，全场就数她的节余最多。吃饭少当然吃得快，十分钟不到就扛着农具下地了。而棒劳力们饭量都大，这时只好阴沉地瞪着她的背影，三口两口把饭扒完，赶快随她下地。如果单是这个原因，男知青们还不会太痛恨，问题是：只要大家都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上工，岑明霞同志就该回场部拉屎了。大田里没有厕所，而知青们在这个习惯上一直没有被贫下中农教育过来，解手一定要去厕所的。但岑明霞的如厕时间太长，长得绝对超过了正常限度，屙井绳尿黄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男知青们敢怒不敢言，你总没办法钻到女厕所里催一个姑娘出来吧，那也太没绅士风度了。
但也有敢于不绅士的人。那次岑明霞又故伎重演，她前脚走，崔振山后脚跟着回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着：
“大伙儿都听着，我要去给岑明霞的屙屎掐表啦，看她到底能蹲多长时间！”
众人们哄然大笑，撺掇他去。那时知青们没有一个带得起手表的，崔振山跑厨房里拎来农场的报时闹钟，蹲在女厕所门口守着。别人问他干啥，他就嬉笑着实话实说：
“小声点，别让里边听见。我给岑明霞的屙屎掐表哩。”
这段时间中当然也有女知青上厕所，但没一个人为岑明霞通风报信，说外边有人在算计她。结果，等蹲麻了双腿的岑明霞扶着墙走出来时，崔振山得意洋洋地宣布实测数据，说岑明霞在厕所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把观测结果捅了出来，在男女知青中传得沸沸扬扬，以后岑明霞的“积极”才收敛一些。
这次赖安胜禅让场长后，岑明霞表现得“嫉恶如仇”，老是拿毒毒的眼神瞪安胜，瞪颜哲，甚至瞪我。今天她干脆破罐子破摔，不但不再提前上班，上工后也耍赖，割几镰刀就坐在地下歇着，全不在乎别人的眼神。她这么一耍赖，别人根本没办法，农场里基本是吃大锅饭，虽然也评工分、计考勤，但只要岑明霞是坐在地里而不是睡在宿舍里，你就没法说她不出勤。崔振山也跟着学样。他一向又懒又滑，赖安胜当场长时有煞气，他还不敢懒得过份，现在赖安胜下台了，庄学胥又睁眼闭眼地不抓纪律（依我看他甚至在怂恿纪律的涣散），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看着这些情况，我很着急，很担心。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也许等颜哲回来时，农场的秩序已经崩溃了，那时我该怎样面对颜哲的信任？但处在我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任场长的女友――我无计可施，只有加倍卖力地干活，来麻痹心中的焦灼。
这几天中常常想起颜伯伯生前说过的：蚂蚁社会中没有内耗，成员的劳动完全自觉，不需要教育、感化、惩罚、物质刺激，不需要工分和工头……所以蚂蚁社会是最高效的，内禀稳定的，8000万年来始终如一，太难得了！我想颜伯伯说得真对，且不说别的，单说人类社会中为了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约束像岑明霞、崔振山这样的懒人诚实劳动，需要制定多么繁琐的规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去监控，最后还是一团糟！而蚂蚁社会呢，只需要分泌一点蚁素就行了。
颜伯伯说那些话时我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才理解了。我盼着颜哲早点回来，带着那种宝贵的蚁素，或者叫利他素，把所有人都改造成新人。
第五天，农场的那股潜流更加汹涌。晚上，我偶然瞥见庄学胥拉着崔振山等三四个人聚在麦场旁，好像在嘀咕什么。在我经过时，他们的话头一下子停了，或尴尬或阴沉地看着我。我装着没看见，径直走过去。
我独自来到平常和颜哲幽会的地方，心里煎熬着，不知道庄学胥这会儿在捣啥鬼。过一会儿，庄学胥跑来找我，向我索要场长室的钥匙，说他想给公社打个电话。我估计他是想向县知青办打电话，落实颜哲是不是在那儿开会。看来他捉摸了几天后，对这件事已经犯疑了。这也难怪，一般来说，县知青办不会专挑麦忙天去召开一个长达五天的会议。颜哲的这个谎话撒得太不高明。
我当然不会让他顺顺当当打这个电话，就佯做找不到钥匙了，翻遍全身衣兜也找不到。这时我真庆幸知青农场的通讯落后，给庄学胥的行动增加了难度。我说：
“真抱歉，明明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咋会找不到啦？等我找到后给你送去吧。”
庄学胥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我在捣鬼，冷笑一声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我自个儿也觉得我的捣鬼不大光明。不过我更理解了颜哲早先的话：得有一两个人不喷蚁素，保持清醒。因为，为了完成崇高的目的，有时不得不玩一些阴谋，做一些小动作。
第二天上午是拉麦，我给老肖班长拉稍。牛把式郜祥富急匆匆地来找我，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努力镇静自己，对郜叔叔使个眼色，走到一边，避开旁人。郜祥富疑虑地问：
“秋云，我说句不当说的话，是不是颜哲没在县里开会？”
我觉得浑身血液冲到头上，一下子懵了，吃吃地问：“你这话啥意思？”
“你们在大田时，我听见庄学胥用喇叭往县里打电话，那边回话说，这几天根本没有知青会！”
他非常担心地盯着我，显然，他担心的不光是开会不开会，而是――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花头，毕竟这次权力更替太突然，谁心里都会画个问号的。郜叔叔是个厚道人，对颜哲和我一向非常好。现在连他也对颜哲起了疑心。我没法儿回答，既不想骗他，也不能说出真情，只能含糊地说：
“他确实对我说，是去县城开会呀。好在今天他就该回来了，回来再问他。”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释疑，郜祥富疑虑地、心疼地看着我。如果――那颜哲这个麻烦就大了！郜叔叔是把我当闺女看待的。农场初建时从地区黄牛研究所半买半要地弄来七头南阳黄牛，我非常喜欢它们，没事就去找它们玩，连带着和郜叔叔混熟了。这是真正纯种的南阳黄牛，而不是周围农村已经退化的、形态猥琐的杂种牛。南阳黄牛是全国最有名的役用兼肉用牛，个头剽悍，几乎有一人高，玉石一样青白色的弯牛角，硕大的四只蹄子，全身披挂着像丝绸一样光滑细密的金黄色牛毛，用手触一触，那儿的皮毛就会轻微地抖动一下，像是一片涟漪向四周荡开。它们散在草地上吃草时显得特别安详和高贵，牛尾巴悠闲地在脊背上拂着，幽深的黑色瞳孔里反射着夕阳的金光。我喜欢它们不光是因为外形，还因为它们的神态和风骨。你站在旁边时，它们会以安详自信的目光来看你，就像是你一个心意相通的平等的伙伴。它们的肩胛骨很高，便于安装挽具，这正是农学书上强调的南阳黄牛的优点之一。初春的田野里，两头黄牛用它们的肩胛并排拉着深耕犁，解冻后变得松软的黑土浪花般翻卷着。它们步伐从容，神态悠闲，那个漂亮那个潇洒啊，真是再看也看不够。
对这些黄牛我说过一句很傻的话，以后想起来就脸红。那天，我忽然发现有一头黄牛的胯间吊着两个蛋蛋，而旁边的牛没有。我忙问郜叔叔，这头牛是不是长了肿瘤？用不用看医生？其实我不至于这样傻的，如果稍微认真想一下，也许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郜叔叔跟前随便惯了，那句话没走脑子就直接蹦出来。郜叔叔很窘，对我直摇头：
“你这个妮子呀，你个傻妮子呀。”虽然很难启齿，他还是尽可能婉转地告诉我，“这是牤牛，就是公牛，是牛里面的男人。旁边那些没蛋蛋儿的是磨牛（北阴土话），就是母牛。”
我当然不至于傻得一点不透缝，理解了他的意思，羞得红着脸跑了。郜叔叔很厚道，为我保密，没把这句傻话告诉任何人。后来我自个儿忍不住，在一次幽会中告诉了颜哲。那次真让颜哲笑疯了，他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像个农村娘儿们那样使劲拍大腿。后来我跟他急眼，他才勉强止住笑，并答应我决不告诉别人。
郜叔叔也很疼颜哲。他去岗上放牛，或者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俺俩捎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几个鹌鹑蛋，用荷叶小心地包着；有时逮一只漂亮的蚰子；有时是一包酸枣。现在，他真诚地为颜哲操心，我却无法告诉他实情。
我简直不知道咋和郜祥富分的手，撵上老肖，拉上麦车的稍绳。老肖也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看看我，但没有问。老肖也是个好人，不言不语的，但知道心疼人。我俩默默地拉着麦车回去，到了打麦场。庄学胥见到我，非常客气地问：
“颜场长开会该完了吧，今晚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确信他已经知晓了实情――可能不是全部实情，但至少落实了颜哲这五天并没有在县里开会，而只要有这个裂缝，颜哲的场长位置就坐不稳了。
我不愿这么快就认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小人，就冷冷地说：
“庄副场长是急着向他汇报工作？别急，我想他该回来了。”
然后撇开他走了。
当晚，颜哲终于回来了。后来我回城探家时听爹妈说，颜哲回城五天，一直闷头钻在家里，不知道捣鼓什么，连饭都是由我妈做好了送去。一天妈去送饭，一进院子大吃一惊，那么大的颜家大院，黑鸦鸦地全是蚂蚁，地上铺满了，几乎看不见一寸地皮！细看，蚂蚁都是向一个中心走。我妈随着蚂蚁的流向，边走边看。颜哲那会儿不在，到桑园里解手去了。蚁群一直爬到颜家堂屋，爬上桌子，爬进一个大肚子长脖子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正架在火上烧，所以进去的蚂蚁不用说都被煮死了，但它们照旧不慌不忙地自动朝瓶里进。妈震惊地说这真神了！颜家一定有祖传的召唤蚂蚁的法术，因为类似的蚂蚁朝圣你爹也见过一次，那是颜教授鼓捣出来的。
颜哲走的第五天下午，我们从麦地回来，孙小小高兴地喊：秋云姐，你看颜哲哥，不，颜场长回来了！这时我看见颜哲在砖桥边等我们，披着一身金色夕阳，显得纯洁而高贵。我心中涌出难以抑止的狂喜。孙小小率先跑过去，拉着颜哲说这说那。这个15岁的小姑娘虽然已经成了赖安胜的情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妇，虽然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争风吃醋，但毕竟还保持着少女的纯真，没有忘记她同颜哲的友谊。颜哲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和大伙儿打招呼。但我心痛地发现，大伙儿看他的眼光比较陌生，包括与他关系一向很好的林镜、何子建、刘卫东、郜祥富等。他们都知道了那个消息――颜哲这五天并不是在县知青办开会，也猜到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中有花头。颜哲似乎没有看出这种情绪暗流，对我说：
“秋云，你到场长室给我开门。”
我跟他去了。我能真切感受到背后目光的压力，那是几十双目光汇成的，像锥子一样扎人。
我打开场长室的门，同他进去。没等颜哲问我，我立即讲了场里的凶险波涛。颜哲听了，一点儿都不在意：
“没事的，我已经把蚁素弄妥了，今晚喷洒完就万事大吉。没事的。”
他从隔壁的库房拎来两个农用喷雾器，蚁素大概已经灌装妥当，因为我闻到熟悉的微酸味儿。看着它们，我放下心来――但仍有些忐忑。原先那瓶蚁素是颜伯伯制造的，现在，颜哲制造的蚁素也有同样的神奇功效吗？颜哲倒是成竹在胸，笑着说：
“不妨事的，不妨事的，庄学胥翻不起大浪。走，跟我吃饭去。”
大伙儿聚在井台吃饭时，颜哲对庄学胥说：
“庄副场长，通知八点在库房开会，县里有重要精神传达。”
庄学胥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目光深处有猫玩老鼠的得意。他没有揭穿颜哲的谎话，只是问一句：
“是在库房？天这么热。”
天热时农场开群众会一般都在麦场，那儿豁亮。颜哲点点头，没有做任何解释：
“是。按我说的意见去通知吧。”
我及时向颜哲警告了农场中潜涌的波涛，但我毕竟没经验，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想到在当天的会上庄学胥就要向颜哲发难，也没想到他利用的炮手是崔振山。
农场的知青按来源说分两大块：北阴市来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和旧城县来的初中生。崔振山属于后者。他身高体胖，从外表上看比颜哲的年纪还要大。家里非常贫穷，是那种入骨的贫穷。20年的贫穷生活极大的放大了他最强大的本能――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一拃长、四指宽的肥肉片子，筷子夹起来颤悠悠的，一口吞下去――那才叫美！”
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爱打赌，而打赌内容总要和吃联在一起。一次午饭，他吃了两个馍，一碗稀饭，对于知青的粮食定量来说，这已经是最大值了。然后恋恋不舍地放下碗，说：
“娘的，再来十个馍也能吃下去。谁敢和我打赌？赌一个月的饭票。”
何子建看看他，跑食堂里抱来十个馍，摞成高高的一堆：“吃吧。”
崔振山乐得眯着眼：“真打赌？不耍赖？”
“不赖。”
于是崔振山自己又去买了两碗稀饭，据他说有稀饭冲着，吃馍更利索。也不要菜，大口大口吃起来。开始六七个馍简直是风卷残云，但崔振山显然也高估了自己的饭量，他的速度逐渐放慢，吃最后一个馍时非常难以下咽，先用手掰下一块儿，用力捏成小团，再送到嘴里，似乎这样可以少占胃的容积。那个艰难劲儿，连我们旁观者都替他难受。何子建劝他说：
“实在吃不了就算球啦，撑死了划不着。我主动降价，只要你一半赌注。”
但崔振山哪舍得半个月的饭票？仍视死如归地吃下去。他最终吃完了，这顿饭总共吃了12个馍，三碗稀饭，合二斤七两粮食，以后一直没人能打破这个纪录。
那天下午正好是扛麦包。扛麦包是重体力活，200斤重的麦包被人抬放到腰部，弯着腰，踩着梯子板，一步步爬到麦堆上，再拉开麦包的封口绳，把麦子倒出来。这个活初干还不觉得，但干了一天后，晚上瘫在床上，全身骨节都像是酥了。往常崔振山虽然满身横肉，却一贯以弱劳力自居，拉人力车时只当拉稍的，而且稍绳还老是松垂着，扛麦包这类话他自然是从来不干的。但这天下午他主动去库房，发疯般地扛麦包。晚饭也没吃，跑到堰塘里游泳，很晚才回来。即使如此，夜里他还撑得在床上穷折腾。
第二天他还阳了，追着何子建要饭票，穷追不舍，弄得何子建那些天躲着不敢见他。何子建的为人绝不赖皮，但一个月饭票太重要，一个月不吃饭早就饿死了。所以他虽然耍赖，大伙儿都同情他。后来还是颜哲几个人说合，把赌注减少为10天饭票，这事才算了结。到了月末，何子建没饭票了，每顿只敢喝一碗稀饭，可怜兮兮的，我们几个饭量小的女知青为他凑了一些。
崔振山另一次有名的打赌是吃青蛙，他说他敢生吃青蛙腿，赌两毛钱，结果他当然赢了；然后他说再赌吃青蛙头，也赌两毛钱，周围的人都笑，没人再同他赌。这时知青黄瞎子路过，因为没有目睹刚才崔振山的生猛表现，不相信他的胆量，就应了这个赌。但黄瞎子掏遍口袋只有贰分钱，崔振山知道他是真没钱，便说：
“两分钱也赌！”
把青蛙头塞嘴里，卡查卡查嚼吃了，伸手向黄瞎子要钱。
两天后他捉了一只癞蛤蟆，又满场找人打赌，说把癞蛤蟆整个连皮带骨吃完，赌五毛钱。癞蛤蟆的皮肤上有毒腺，流着黄绿色的粘液，看着都令人反胃，怎么吃？但这次再没有人敢应战，他把赌注降到两毛钱也没人应，这回算是尝到了“独孤求败”的滋味。
从本性上说，他和颜哲是两类人，自然成不了知心朋友。但崔振山没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与颜哲没有利害冲突，平素相处得还算不错。至于这次他为啥甘愿充当庄学胥的炮手，我一直想不通。只能说崔振山乐得看见天下大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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