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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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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虏恢�
过后很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有勉强走回注射室而是休克在路上，耽耽搁搁的，说不定一条小命就报销了。可惜，在蚁素问题上我忘了这个可以类比的教训。那次从喷洒程序上说正好有一点巧合：喷了第一批号蚁素的赖安胜等三人又和其它人同时接受了第二批号蚁素的喷洒，后者完全覆盖了前者，于是把其中的矛盾掩盖起来。所以我和颜哲当时都没想到，不同“批号”的蚁素之间有着小小的差异。
而且，正是这个小小的差异造成了后来的血案，最终成了溃堤千里的蚁穴。
4 女知青怀孕
第二天是打麦。像割麦一样，打麦也是农活中的重头戏。实践证明，颜哲说的“水会自动填满低凹处”的话一点儿不错。那天早饭后，虽然不再有人派工，但所有该去打麦场的劳力都去了。颜哲也早早赶去，拎个桑叉准备“撂垛”。打麦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把麦捆打碎，有人负责朝打麦机里喂麦，有人负责用桑叉把打麦机里喷出来的麦秸推到麦秸垛前，两人用桑叉把麦秸挑到垛上，即俗称的“撂垛”，再有一个人在垛上负责把挑上来的麦秸摊平，最后结出圆锥形的垛顶。麦秸是黄牛冬天的食物，堆成垛是为了防雨。打出来的麦粒则另有人负责运走，摊到麦场里晒干。
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撂垛的艰难。从表面看来，把轻飘飘的麦秸挑到垛上一点儿也不费力，但长时间的重复动作使你肌肉酸痛僵硬，而麦秸垛越来越高，挑起来也越来越难。大团的麦秸如浪涛般不停息地涌来，你稍一放松，它们就会集成大堆，锈在一起，撂起来就更加困难。在农场里，撂垛向来是棒劳力的活，颜哲是当然选手之一。每次看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只能趁打麦机偶尔被麦秆塞死的片刻，拄着桑叉大口喘气，我真为他心疼。
不过今天颜哲没能干这个活，他刚站定，就被两人挤走了，一个是赖安胜，一个竟然是崔振山。虽然有昨天会上崔振山的那番话，但颜哲还是不大相信他能干这活，站旁边怀疑地观察着。但这两人确实干得很好，虽说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颜哲撂垛时从容多了。后来随着麦秸垛越来越高，他们也开始拄着桑叉喘气，但脸上仍洋溢着劳动的快乐。
整个场上都洋溢着这种快乐和幸福。向打麦机里喂麦的是岑明霞。这个活儿不需要大力气，但要手疾眼快，这正是岑明霞的强项――想想她纳鞋底是怎样一个快手！我在旁边解麦捆，一边干活，一边欣赏着岑明霞的动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样潇洒写意，揽过我递过去的麦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进打麦机，干得既快，也不会塞死机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头发也湿透了，脸上因汗水而粘满了细小的麦秸屑。但她脏兮兮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
整个农场运转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不，这个比喻不好，所有机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农场却是自动运转，自我管理。其实应该这样比喻：农场运转得像高效的蚂蚁社会，只有劳动者，不需要管理者，没有任何内耗和无用功。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的地位比较尴尬――颜哲。今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拎起啥样的活，都会很快有人走过来，把他的活接下来。半晌休息时，他把我拉一边，尴尬地苦笑着：
“糟了，出了一点纰漏，是无法修正的错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
我吃惊地问出了啥纰漏，颜哲说：
“可能是蚁素的一个附加作用吧，人们都把我当成了蚁王，会自动地阻止我干活。”
我立即想起六岁那年，庄学胥带我们挖开蚁巢后的情景：十几只工蚁拽住蚁后躲起来，不让它身涉险地。没错，保护蚁王这种指令一定深藏在蚂蚁的信息素中。我不禁大笑，小声揶揄他：
“对，蚁后是不干活的，只负责繁殖。你把这个任务担起来得了。”
颜哲面红耳赤，他真的很尴尬。说起来，这种尴尬其实是缘于他的成功。他的蚁素很有效，如今农场成员的行为都受深层次的利他主义的支配，绝非劝说、解释、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所以，不论他怎样解释，“不许蚁王干活”这个潜在的规则也不容改变。但如今这儿不需要脱产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蚁后那样专司繁殖，这样他岂不是成了废人一个？
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干木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齐师傅八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既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刚填完膘的狗熊。
但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但人们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
“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有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铁锁等，它们怎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
“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它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每天啥时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但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今年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
“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但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我看着她，也像颜哲那样往深层次思考，我想蚂蚁社会中一定也有技艺超群的个体吧，一定有的，在自然界，差别是绝对的。那么，这些技术超群的蚂蚁，也和普通蚂蚁一样享用定量的食物，它们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打击？或者说，缺乏激励规则的社会，是不是会导致平庸占主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更佩服蚂蚁社会的高明设计。
我想啊想啊，得不出结论。也许，这种思考是颜哲这样的人特有的专利。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思考下去，因为正在微笑的岑明霞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呕得满面胀红，眼中盈出泪水。我忙跟过去，正好过来送稻秧的赖安胜也急忙跑过去。我关切地问：咋啦？咋不舒服？我去喊卫生员吧。岑明霞摇摇头，说不用了，忽然有点恶心，这些天已经呕过很多次了。这时孙小小忽然笑着喊：
“明霞姐你别是怀孕了吧，怀孕的女人都要呕吐的。”
我吃一惊，心想自己的反应实在太迟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呀，反倒是傻呼呼的孙小小最先反应到。那会儿我非常尴尬，几乎不敢看岑明霞。未婚姑娘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丢人的事，何况她的身份是女知青？鉴于当时严厉的法律，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要蹲大牢的。我替岑明霞脸红，也替赖安胜担心，这些天来，我对他的恶感已经全都消失了，我不希望一个好人落得个悲惨下场。
奇怪的是我为之羞愧或担心的这两个人，在蚁素的作用下，都抛弃了正常人的思维规则。岑明霞并没有脸红羞愧，赖安胜也并没有恐惧担心。他们听了孙小小的话后，都恍然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脸上漾出更加灿烂的笑容，那是为人母和为人父的喜悦。这种喜悦应该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蚁素也遮蔽不住。
赖安胜小声问：“你真的怀孕了？”
岑明霞点点头说：“一定是了，两三个月没来例假。”
然后很陶醉地用手摸肚子。那儿当然不会有胎动，但她已经在预先聆听胎儿的呼唤了。
孙小小大声向别人宣示这个喜讯，周围的男人女人都围过来，很有兴趣地盯着岑明霞的肚子。我面红耳赤，逃一般离开这里。我在场长室找到正在看英文书的颜哲，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颜哲也傻眼了，他比我更清楚“女知青怀孕”的严重后果，同样不愿赖安胜有那种下场。何况这事一捅出去，就会彻底破坏他刚开始的社会实验！我俩关在屋里商量很久，想不出可靠的办法。打胎的办法不是没想过，但在当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社会规则下，干这件事太难，超出两个知青的能力。颜哲一向对自己的智力自负，但在这种事上，他的“只会走正道”的智慧没有用处。我比他强一些，但今天也想不出其它的出牌方法。
天晚了，田里的人们收工了，他们踩着夕阳，说说笑笑地走回农场。不少人簇拥着岑明霞，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尤其是孙小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不用说，全场人都知道了岑明霞怀孕的“喜讯”，他们身上洋溢着更加浓郁的幸福。
我俩透过场长室的窗户，心情复杂地盯着他们。往常我俩非常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也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眼光，欣赏场员们脸上的幸福，看着他们，我们自己也不酒自醉。但今天这种表情让我俩啼笑皆非。我们在为闯祸者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捂住这个裂缝，而当事者却浑然不知眼前的灾祸，还在一如往常地“幸福”着。最后，颜哲咬咬牙说：
“那――就让她生下来吧。分娩前让她一直待在农场里，咱们把这个秘密捂住。”
我大吃一惊，疑虑地看着他。颜哲解释说：
“秋云你听我解释。如果把岑明霞送到县医院去流产，哪怕找到可靠的关系，也很难保证不泄露秘密，那赖安胜就惨了，咱们的社会实验也肯定泄密。再说，看看岑明霞的欣喜表情，她会同意流产吗？肯定不会。他们喷过蚁素后，只受‘利他本能’的控制，不会有这种世俗的担心，而‘繁衍后代’应该是利他本能的第一目标。”
颜哲苦笑着加上一句：
“其实，蒙昧者最幸福，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清醒的上帝，是最痛苦的啊。”
我对他这种“清醒的痛苦”深有同感，这会儿我真后悔不该留在“外边”陪颜哲。但对他的决定我还是坚决反对，我说：
“你的担心不错，但不管咋说，也不能让一个未婚姑娘生下私生子呀，那会毁了她的一生。”
颜哲说下边的话时，显然颇为犹豫。看来他不想对我说得那么深，那么直白。但犹豫良久，还是没有瞒我。他说：
“我决定让她生下孩子，还有更深的考虑。秋云，也许你对我的这些考虑有反感，希望你认真听我说完，并且――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请你不要站在女人本能的高度、而要站在哲理的高度思考问题。行不行？”
他执拗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是“女人本能的高度”，什么是“哲理的高度”，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这才往下说：
“我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我爸爸一再说：蚂蚁的利他主义社会是内禀稳定的，他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蚂蚁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机制，可以自动产生足够的蚁素，在族群内部形成一个自我激励的闭环，从而把利他社会永远延续下去，不需要一个上帝来监管和校正。这种自稳定机制正是利他社会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再看咱们的社会实验，从目前情况看相当成功，但你别忘了，它与蚂蚁社会相比，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镜像不对称――咱们的小型利他社会需要一个外部的监管者，一个上帝。上帝为他们注入蚁素，随时校正运行中出现的误差。可是，如果一个利他社会不得不依靠外部监管者，那是非常不可靠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怎么保证一定有这么一个上帝？不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保证能随时产生一个尽责的上帝。”
我不禁悚然。这些天来，我一直陶醉于农场的幸福感中，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计划原来还有这样大的疏漏，甚至是本质的、不可校正的疏漏。我对颜哲更佩服了，他确实比我站得高，想得远。颜哲皱着眉头继续说：
“还有更可怕的前景呢，那就是这个利他社会之上，可能出现一个恶的、自私的上帝。因为上帝本人并不受利他素的约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自我约束，但这就更不可靠啦。一旦他心存恶念，那他就会把他控制下的、高度纪律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你――想想这种前景吧。”
我更加悚然，也更看清了我和颜哲的距离。这些天，我非常投入地帮他创建这个利他社会，但实际上我是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可怕的陷阱，也没想到我绝对信服的颜哲其实一直如履薄冰。我仰脸看着他，目光已经不是钦佩，而是敬仰。想想吧，他其实就是这个微型利他社会的上帝，可以为所欲为的，但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清醒，保持着强烈的自省意识。这太难得了。颜哲看到了恋人的敬仰之情，心情放松了，笑着说：
“好在这个难题并不是完全无解，我爸爸发现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什么途径？”
“生物在进化中会根据环境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形态，或行为方式，并且能够把这些变化纳入本能中，这称为获得性遗传。有关例证非常多，比如英国的一种蛾子在多煤灰的环境下，能在几代时间内把体色加深，形成保护色；又比如食肉的熊猫在环境变化时逐渐改为食用箭竹。其实，拉远了说，生物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在进化中逐渐产生的，并慢慢固定下来，变成能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本能。”他强调说，“非物质的动物行为，可以通过物质形态传给下一代，对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想不通。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完全相信。你接着说。”
“所以我爸爸相信，虽然人类利他社会开始时只能由外部管理者创建，但经过若干代之后，也会把利他习性固定下来，变成族群本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手段尽量把这个时间段缩短，比如，不超过五代就能固定。”
我沉默了。我太迟钝，到这会儿才悟到他这番长篇大论最后指向何处：“你是说――有意在这个微型社会中开始繁衍后代，然后研究后代会不会把获得性的习性变成本能？”
“对。岑明霞的儿女将是第一个，甚至可以说，咱们创建的利他社会从婴儿降生那一刻才算真正开始。所以，这其实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她本人的最大荣幸。这个婴儿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冒一些险也值得，即使让婴儿母亲做出一些牺牲也值得。”
我又沉默了。我从刚才“哲理的敬仰”中掉下来，掉回到我那 “女人的低级本能”。颜哲说得非常对，他的设想既目光敏锐，又非常宏伟。但不管怎样，把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预先定为一个实验品，这个做法使我产生本能的反感。我不是说我的反感有什么道理，甚至可以说它简直简直地没道理，可它就是横亘在我心里，无法消除。但我无法反对颜哲，我那肤浅的思维根本无法抵抗他锐利的思想。停了很久我才说：
“那个婴儿――不可能有利他天性吧。别忘了，怀上这个胎儿时，赖安胜和岑明霞还都没有喷蚁素，还是恶人。”
“你说得对，但至少怀孕期间岑明霞已经是新人了，胎儿的本性不光取决于父母的基因，也取决于孕期的母体激素。另外，在孩子出生后，我想定期为他喷洒蚁素，强化他的利他天性。”他说，“当然，如果在父母都变成好人之后再怀孕，那会更好。以后吧，以后再让他们生下第二胎，两者可以做个对比实验，那样更有说服力。”
“这就比较好玩了，”我神经质地笑着，“比较好玩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成为新社会的始祖，至于赖安胜和岑明霞呢，这么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新人类高祖’啦。上帝真会开玩笑，让纯洁无瑕的新人类从这俩恶人的恶行中繁衍出来，就像污泥中长出莲花，从粪堆里长出灵芝。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摇摇头，“我这句话说错了，那俩人早就不是恶人了，变成君子了。我说这话，只能说明我心底太狭隘。怪我没喷蚁素。”颜哲看看我，没有再说任何话。他太聪明，尽管我努力遮掩，但我此时阴暗的心理瞒不过他。他只是吻吻我，与我告别。临别时我忽然起了一个随意的想法：这么多天来，颜哲一直没有要求幽会时的“亲热”，我似乎也失去了这个欲望。是不是因为做一个时刻清醒的上帝，心理负担太重，以致让性欲枯萎了？我不知道。
5 老魏叔
关于那个可能要出生的孩子，我俩没再商量过，没做出“是”与“否”的任何决定。我们只是关照大家：把这个消息对外保密，在孩子出生之前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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