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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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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颜场长？是颜哲吧，我知道他，县革委胡主任临走前还对我提起他。但他咋会当上了场长？”
我反应很快，立即解释说：“赖场长和庄副场长牺牲在前，当时火线上选举颜哲当了场长。他牺牲后大伙儿又选了我。”
张副主任眼眶红了，显然被我们的“前赴后继”所感动。他哑声说：
“很好，颜哲和你都很好。”
就没再问下去。
另一件事是他们发现了岑明霞的婴儿，到农场的当天就发现了。这点没有办法，无法避免的，水灾刚过，道路不通，我没有能力把母子俩藏到农场外的地方。这个小不点儿现在是全场人的打心锤，大伙儿川流不息地来看他，争着想抱抱他，而岑明霞、孙小小等则严密地保护着他，说孩子太小，不能乱抱的。这儿成了灾后农场最热闹最温馨的地方，救援组当然不可能不发现。
张副主任把我拉到一边，阴着脸问：这是咋回事？我已经事先想好了回答，照实说：
“是赖场长作的孽，全农场没有不知道的，老魏叔――魏主任生前也发现了，他原本要向上级汇报的，但被洪水耽误。”我低声加了一句，“不过，赖场长已经牺牲了，我不想再责备他。”
我这番话大部分是真实的，只有一处谎言：老魏叔向上级汇报不是被洪水耽误，而是被颜哲强行阻止。张副主任盯着我看了很久，不再追问。此后，救援工作组里似乎形成了秘密的共识，那就是不再追究抗洪烈士赖安胜的作风问题，以后没有任何人再问起婴儿的事。他们离开农场时，岑明霞非常不识时务地呆在路口。那会儿她已经能下床了，在路口的树荫下抱着婴儿哄睡，低声唱着催眠歌，用手玩着婴儿的小耳垂，脸上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但救援队全体成员齐刷刷地扭过脸，视而不见。送行的我看着这一幕，几乎忍俊不禁。
不久张副主任带队重回农场，召开一个追悼大会，追认八人为烈士。不过我怀疑这是障眼法，因为这么大的事，县知青办竟然没来人，也没上县里的报纸，这是不正常的。我的怀疑没错，这个追认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也就刮过去了，此后八个人并没有享受烈士待遇。
追悼大会之后马上宣布了解散农场的命令。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农场除了库房和场长室外，已经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如果要保存农场，只能是从头重建。但那时知青下乡的潮流已经过去，开始安排知青回城了，哪个领导会这么傻，在这个当口儿投入大笔资金来挽救这个垂死的农场？何况解散了农场，那场死亡八人的事故就更容易掩盖。
张副主任宣布，鉴于知青农场毁于洪水的特殊情况，县领导在招工指标上做了很大倾斜，农场将有一半知青马上被招工，我、王全忠、何子建、刘卫东、崔振山等都在招工名单中。剩余的知青暂时安置到其它知青点，在招工问题上仍继续对他们倾斜，估计明年能全部回城。对一般知青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想想岑明霞及另两个女知青甘心献出贞节，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甚至庄学胥那么起劲地攫取权力，也不是为了在此处发达，而是能被早日招工，能挑选一个好的招工单位。但对于今天的农场知青来说，解散农场的决定引发了真正的痛苦之潮，说是“泪飞如雨、哭声震地”一点儿也不夸张。没等散会，大家就把我团团围住，哭着拉我，拥抱我，说他们舍不得我，舍不得这个集体。有人还说：郭场长你别走，咱们都不走，再把农场建起来！咱不在这儿也行，俺们都跟着你，去新疆，去北大荒，去西双版纳，都行！甚至连老农们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郜祥富和老肖老泪纵横地说：秋云，郭场长，你可不能走哇，你走了谁管我们哩。
公社领导们吃惊――不，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绝对想不到，一个19岁的女知青能博得大伙儿如此衷心的爱戴。在其它公社的知青点，开始招工也就意味着知青团体的崩解，为了自己能早点走，互相倾轧、告密、陷害，什么样的手段都能使出来。哪儿见过眼前的景象？他们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个近乎失控的局面，震惊中开始有担心，因为他们隐隐感到，这个小集体的向心力过于强大，似乎不大正常，发展下去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
处于漩涡中心的我则非常尴尬。这个场面当然很动人，我也很想融进去，与他们同样哭泣，同样倾泻爱意。可惜我的身份是上帝，是他们中唯一的清醒者。我知道这一切都缘于他们身上还未失效的蚁素，而这些蚁素大概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时间。等它失效后，我这群纯洁的“子民”们仍会跌入原来的肮脏，像岑明霞的卑鄙、崔振山的无赖、孙小小的放荡、庄学胥（他已经死了）的奸诈，当然也有郜祥富和老肖的忠厚、老霍的忠诚、王全忠的富于正义，等等。他们此刻对我的感情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但――这样真挚的爱心大半是缘于某个玻璃瓶内微黄色的油状液体，想到这儿，我感到悲哀，甚至作呕。
我无力继续扮演上帝（没有从颜哲那儿学会制造蚁素的本领），也没心思扮演它。这几个月来，“清醒者的痛苦”已经让我受够了。于是我平静了情绪，对他们最后一次使用了蚁王的权威。我说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服从上级的安排。这次上级在招工名额上已经非常照顾，咱们不要辜负上级的心意。至于我，是肯定要带头回城的。
大伙儿当然会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他们红着眼眶，抽咽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会场。
张副主任显然非常满意我的处理，过来同我紧紧握手，赞赏我识大体，有领导能力。我疲倦地说：别瞎夸我了，我天生不是当头头的料，如今当这个代理场长只是误打误撞赶上的。不过，既然我站在这个位置，就要为大伙儿负责。我对张副主任谈了两点，一是八个死者的抚恤金，即使他们不属于在国家名册的烈士（张副主任迅速看我一眼，我俩心照不宣，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谈），也希望能尽量解决一点抚恤金。张副主任爽快地答应了。二是对剩余知青的招工，希望能把今天的承诺落实，这里特别是岑明霞，她有孩子，招工肯定比较困难。张副主任想了想，说：
“按政策，已婚知青不属招工范围。像她这种情况，虽然未婚，但有一个私生子……这样吧，你劝她赶紧把孩子送人，对外瞒着这件事，招工时我尽量关照她。”
我想张副主任说的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想起这个孩子――想起他身上所寄托的颜哲的希望――心中不忍，但只能这样了。我真心地说：
“谢谢张副主任。张叔，你是个好人，和老魏叔一样好。”
张叔动情地说：“谢谢你这句话。秋云你真不容易啊，危难关头，一个19岁的小姑娘能撑起这个场面。秋云我早就知道你，胡主任和大老魏不止一次提起过你。他们也很器重颜哲，可惜他牺牲了……秋云你很能干，我敢说，就凭你在这场洪水中的处事能力，这辈子一定能成大器。”
我忽然想起老魏叔对颜哲的同样评价，止不住心酸。不过我掩饰了这一点，莞尔一笑：
“张叔你眼力大大地不行，我这辈子肯定碌碌无为，我已经算过命啦。”
一个月后我就回城了，在街道上一个麻绳社当工人。临走前我尽我所能安排了农场的善后，其中对岑明霞的劝说最难。她一听我劝就痛哭失声，说她舍不得孩子，她宁可留在农村，独身一辈子，也要把孩子养大。孩子也确实逗人爱，虽然生下来时不足月，但在奶水的滋养下吹糖人般地长胖了。会用黑眼珠追随大人，大人一逗，就漾出一波模模糊糊的、非常甘甜的笑纹。模样也俊，明眉大眼，只有嘴巴偏大，能看出赖安胜那个蛤蟆嘴的基因。我在劝岑明霞时，小家伙无意中摸到了我的一个手指，就用小手紧紧地攥着，那温暖的小手让我的心隐隐作疼。
我同样舍不得把小家伙送人，但为了岑明霞的前程又只能狠下心肠。我尽力劝了，虽然没劝通她，并不着急。我知道此刻岑明霞还处于蚁素的控制之下，等蚁素的作用消失，以岑明霞的精明凉薄，决不会让这个孩子影响自己的前途。想到这里我不免黯然：从啥时候起我变得这样清醒？对世态炎凉看得这样透？这种看透其实是把双刃剑，与其说伤害别人，不如说伤害自身。至少说，我想回到以往那种透明温馨的少女心境，是再也不可能了。
临走我到八座坟上烧了纸，那时我已经想到，我走后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我洒泪祭奠了魏叔，谷姨，还有林镜，默祷他们在九泉下安息。至于其它四个“原来的恶人”，我为他们是流不出眼泪的，特别是这次横祸间接同他们的“由善返恶”有关。但我也原谅了他们，同样作了祷告，愿他们来世做个好人。最后我来到最东边的那座空坟。颜哲至今没有半点音信，洪水过后我曾在附近暗地打听过，没有发现与颜哲相象的无名尸体，没有发现他的木匠家什。也许他真活着？也许他又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甚至是跑到国外），在那儿重新创建他的利他社会？
不过，不管他是死是活，都和我无关。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理想，都与我无关了。我很平静地在他的坟前三鞠躬，彻底了结了我与他的缘分。第二天，我和被招工的知青们一块儿坐卡车回北阴。我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里边除了随身衣物外，另外有一个白茬杨木箱子，就是老霍在洪水中抢救出来的那个。我把箱中的钱取出来交给老霍，把箱子带走了。这个箱子曾承载着颜哲的理想，装函着场员们的纯洁无私，我把它带走，多少是个念想吧。农场里没被招工的知青，还有老肖、老初等老农，都聚在农场的砖桥旁，与我们洒泪相别。我没有看见郜叔叔，别人说他钻到半塌的牛屋不出来，不想见这个伤心场面。我让卡车等一下，爬下车厢，到牛屋找到他。一见到他，两人都泪如泉涌。我们就这样哭着，一直到分手，没有说一句话。
第三章 蚁素
生物基因的本性是自私的，因为只有自私的基因才能抉取更多的资源，使其本身延续下去。但自私的基因经过群体进化炉火的冶炼，也会表现为光芒四射的利他主义。首先是生物中普遍存在的母爱父爱，因为生物要想延续自己的基因，必须爱护其后代，这是一种缩小的利他主义。而在蚂蚁、蜜蜂这类单雌繁衍的社会性昆虫中，由于同族群个体的基因极端相似，保护同族群的其它个体即意味着保护自己的基因，因而利他主义得到极大的强化和放大，以至成为这类生物的优势天性。
这么说来，蚂蚁社会的利他主义实际并不是最深层面的天性，而只是“自私天性”的一种显态表现，而其它生物的利已天性，包括科莫多龙的杀婴行为、鲨鱼幼崽在母体内的骨肉相残、人类的互相残杀等，其实只是同样的自私基因的另一种显态表现而已。
我们从感情上喜爱蚂蚁的利他主义，憎恶人类或鲨鱼的贪婪和残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批评上帝（大自然）的设计思想。无论哪一种天性都成功地延续了各个物种，从上帝的角度看，这就是成功的设计。
其实我们不必因蚂蚁的伟大天性而对人类过度菲薄。既然我们推崇蚂蚁社会的利他主义，既然我们能对自身的劣根性一代一代地作出反省，那就证明――利他主义仍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天性中。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1 蚂蚁朝圣
2006年，55岁的郭秋云离开北阴市一高中的讲台，办了退休手续。比她大五岁的丈夫高自远几乎和她同时从工厂退休。人生真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正剧就结束了，以后只剩下余兴节目。想想临招工前红星公社革委会张副主任对她的评价：你这一辈子一定会成大器，秋云不免摇头，看来这个算命先儿比刘伯温袁天罡差远了。当年知青农场出来的人，颇有几个混成了气候，有在省城当副厅长的，有成大款的，有当作家的，可惜她不在其列；比如颜哲当年的好友王全忠就混上了市委副秘书长，那个官衔很风光，其实是个苦力活，二三十年来都是给一把手写材料，在文字迷宫里打转，从甘蔗渣一样的官样文章里努力嚼出点新味儿。开会时替一把手拎皮包端茶杯，做得娴熟有致。王全忠虽然职务不低，还保持着往日的忠厚，看见农场的老伙计去找他，总要站起来迎接的。他如今大腹便便，那是吃公家宴请吃出来的；办公室里摆设精致，硕大的台湾红木办公桌上放着V字形的国旗和党旗，还有一个漂亮的水晶地球仪，昭示着主人的身份。秋云记着他同颜哲的友情，常去看他，但后来不怎么去了。因为有一次她同王全忠聊起了农场的大字报风波，聊起了给他减工分时颜哲的仗义执言。但王全忠竟然忘了评九分这件事！不是作假，不是怕秋云有求于他而有意否认当年的受惠，而是当真忘了。可他当年在农场时却以记性好著称，能记住所有知青的生日。当然，在秋云的启发下，这件事还是回忆起来了，弄得这个厚道人很难为情，尴尬地连连拍脑袋：
“写了二三十年的八股文章，我这脑子真给弄坏了，成猪脑子了。”
以后秋云就不怎么找他，她与王全忠的生活之路已经分岔，既然如此，干嘛非要把别人拉回他已经忘却的往事中？互相记着往日的友情就行。
何子建和刘卫东在外地，不怎么样，只混了个副科级小头头。冬梅和阮月琴都已退休，当上了专职奶奶或外婆。当然更多人处于社会最低层，甚至每月拿170元的低保金，三餐尚且无继。不久前在街上碰见黄瞎子，秋云几乎不敢相认，因为从外貌上看，他至少比同龄人得初来时，我在小巷中穿行，寻找这稚嫩的朗读声，不一会晕头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大了20岁，衣着则落后了20年。秋云同黄瞎子打了招呼，站路边聊了几句。临分手时黄瞎子说：秋云姐，不是你喊我，我决不会主动喊你。郭秋云问他为啥，他辛酸地说：
“咱混得不像人样呗。两年前我在街上碰见岑明霞，珠光宝气的，我喊了她，她看我半天，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从那以后，我再不主动和农场的人打招呼了。”
秋云笑了。不久前她听冬梅说过一件事：岑明霞曾自得地对冬梅说，知青农场里的男知青倒是出了几个人物，女知青中恐怕就我一个混出个人样了。秋云对黄瞎子说：
“别拿我比她，我既没发财，也没做官太太。咱们都是平头百姓，以后尽管来找我玩。”
实打实说起来，郭秋云比黄瞎子这些伙伴强一些，但也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学教师，一辈子过得死巴巴的。现在两口子退休了，准备换个活法。郭秋云办完手续，甚至没把学校的东西抱回家，教科书啦参考书啦全送给同事，这样做是有象征意义的，表示她要和24年教学生涯彻底割断。丈夫也是同样心态，退休后立即交1600元钱报了驾驶学习班，是那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学员，每天兢兢业业地学开车，晒得像个非洲黑人。他准备买一辆私家车，带老伴出去游玩，他说趁咱俩还能跑得动，抓紧时间玩。这时候不玩还等啥时候？
他们原来住在秋云学校的家属宿舍里，现在搬回秋云父母家了。因为一中现在仍是重点学校，如今的独生子女都金贵，好多家长办了提前退休在这儿给儿女陪读，所以房租被炒得很高，教师的房子租出去很合算。再说秋云父母这儿的房子非常宽敞。36年中，秋云爹妈一直在替颜家守着房子，后来颜哲一直没露面，他们就搬进颜家。改革开放后，眼看周围的居民新居一幢幢冒出来，这个空着的大院子不知道让多少人眼红，但秋云爹说咱是替颜家守房子，咋能私自动“主家”的东西。十年前他才想通，说秋云你愿盖就盖吧，真要是颜家人回来，咱们还给他，只让他们把盖房子钱还咱们就成。于是全家人在这个院子里合力盖了新楼，上下二十多间。盖房时秋云大姐没出钱，但出了力。她家境不好，丈夫死得早，儿子下了岗，很想给儿子在北阴市区留下一套房产。但秋云爹年纪大了，固执得简直不通情理，非要把房产全写在秋云名下。也许他潜意识中，还是认为秋云和颜哲有特殊关系，这块白捡来的房产“暂存”在秋云名下，等颜家人回来时也好交待。秋云咋劝也不行，最后弄得大姐和爹翻了脸，说：
“出力时记着老大，有好处只记着老小，爹你太偏心了！”
那天秋云回家，80岁的老爹正用力杵着拐杖，点着白发苍苍的脑袋，狠歹歹地说：
“大妮子变了，钻到钱眼里出不来了！她不想想，咱们咋能分颜家的房产！那不让邻居们捣断脊梁筋！”
秋云妈苦笑着对秋云说，这个老东西现在真是一根筋，老糊涂了，他如今只记得一件事：不能让外人说咱霸颜家的财产。秋云很替大姐抱屈，但也不敢放话说给姐姐分房产，毕竟还不敢确定颜哲是生是死啊。文o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铆在墙上。第九层楼道高于我的视线，所以没看见什么。在对面五层楼的革后国外来过一封信，信封上英文夹着非常稚拙的中文，是颜夫之的叔伯姐姐来打听颜家人的下落。秋云爹立马让秋云回了信，说了颜家的情况，也说明颜家还留有房产，请颜家人来处理。但那边没有再回信，看来没把几间破房子看在眼里，既然颜家已经没有后人，那边也断了念想，不再联系。
从此大姐不怎么回家，对爹生分，对小妹也生分了。秋云很难过，想想当知青时大姐冒着霹雳闪电瓢泼大雨去看她，困在半路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再想想那冒尖一碗香喷喷的炒鸡蛋，一直到几十年后，口齿似乎还留着当年的香味。那时的情意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也许是当年的美味给她的印象太深刻，很长时间里秋云觉得炒鸡蛋是天下第一美味，儿子带着小孙孙来了，她总忘不了给孙儿炒鸡蛋吃。后来生活好了，全家人都不吃她的炒鸡蛋，说吃得多了有股鸡屎味儿。秋云先是骂他们作孽，但吃的次数多了，怎么连她自己也有这个感觉？这时她总是留恋当年的胃口，也感念大姐的情义。她想，如果颜家人再不出现，这些房产真归了自己，她打算给姐姐分一半。现在这话只能闷在肚里，省得让老爹生气。
她在这些房子里专意留了两间，把颜家老宅的旧物保存在里面，像外文书、几把太师椅、一些生物化学上用的瓶瓶罐罐，甚至还有颜家的枣木棒槌、烧柴灶时用的桐木风箱等，这些东西已经有资格当文物了。有时闲暇，她会打开这间房子，在满屋尘土中回味往事。随着颜哲出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她想，这些旧物恐怕永远找不到主人了。
昨天把车买到手，低档车，四万九的QQ自动档。高自远笑说他坚决选这个车，是要支援民族工业，实则他俩的积蓄只够买这种车。买了车，第一趟出游到哪儿？郭秋云本来想去当年的知青农场，自从1970年初离开那儿，36年没去过一次。但想到丈夫与那儿没啥瓜葛，再说那儿也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回忆，所以就没提。
不过后来他们的第一次出游仍是去了那儿，这是崔振山促成的。
崔振山当年招工是招到旧城县，后来扔掉公职，独自一人来北阴市发展，办了个机械厂，现在已经是名噪一方的企业家。郭秋云和他很少往来――她和所有农场知青都很少往来。没错，当年她在知青中间是蚁王，是牧羊人，有崇高的威信，一呼百诺。但这种威信除了她个人的感召力外，更多的是借助于蚁素的作用。当蚁素的作用逐渐消退时，那些曾在梦游状态下仰视她的知青们，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说是敌意，至少是不快的感觉吧。这种心理是很微妙的，但它确实存在。郭秋云对此早有体会，所以，除非对方主动，她一般不和别人交往过深，就像黄瞎子一样。
至于对崔振山的冷淡，还要加上另外的因素。崔在创业期间很有些比较那个的行为。十年前，他的公司干出第一台产品后，帐面上只剩下4毛钱，产品卖不出去就要破产了，而他主攻的那个客户却迟迟不松口。当时崔振山咬咬牙，带着一个本家侄女去了，用那姑娘的贞节换来了第一份合同，公司从此起死回生。公司原是几个合伙人合办的，但公司站稳脚跟后，他却以种种方法，包括向警方匿名告发某人嫖娼等，陆续把几个合伙人赶走，独霸了这个公司。郭秋云听说过这些传言，心想自己和他到底不是一类人啊。不过，尽管这样想，郭秋云并没有感受到道德上的优势，眼下这个社会，“好人”常常和“无用”划上等号。世道变化太快，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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