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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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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人类社会的这个规则在动物中同样适用。但蚂蚁族群内经常发现多个蚁后和平共存的现象，比如日本石狩红蚁的一个蚁群竟然有108个蚁后和3亿只工蚁，而入侵欧洲的阿根迁蚁竟然有数千只蚁后共处于一个族群内。
颜伯伯说的另一点知识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说到这儿时颜伯伯相当动情，用力做着手势，声音也提高了。他说：蚂蚁可是利他主义的典范！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一点私心也没有。
他说，比如南美的行军蚁，当碰到酷暑烈日时，它们会抱成一个大团，强壮的工蚁在最外边，里边是幼蚁和蚁后。烈日会把外层的行军蚁晒焦，但它们以身体作屏障保护了内层的同族。等天气凉爽后蚁团松开，继续行军，而牺牲者就甘愿化为泥土。再比如一种蜜桶蚁，它们吃饱食物后身体胀大，然后倒悬在蚁穴的天花板上，等劳动的工蚁饿了，过来拍拍它的尾部，它们就分泌出食物来喂食。所以，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作为一种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们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这些知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太新鲜了。我爹听得连连点头，说：
“真的，虫蚁里边也有这么大学问，颜先生你不愧是读书人。小云子，以后多来颜伯伯家听他唠嗑，能长学问。”他笑着对颜伯伯说，“我家小云子生错地方了，该生到你们这样的读书人家里。我看她天生是读书人的秉性。”
我爹是个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确，我从小就和邻家的孩子不同，我爱看着花草虫蚁发愣，惊叹老天爷咋能造出这样精致的东西。我喜欢大自然的景观，冬天的白雪让我心地空灵，春天的嫩苞让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云让我情绪昂扬，甚至从五六岁起我就能感到萧瑟的秋意，常常对着满地打旋的黄叶伤情。夸大一点说，在孩提时代，我的心是与天地相通的，只是这种特异禀性随年龄而逐渐失去了。
颜伯伯说：“欢迎你们都常来玩。关于蚂蚁的知识，我家小哲知道的不少，你们问他就行。”
我高兴地拉着颜哲的手说：“小哲哥哥，以后和我们玩，讲蚂蚁的故事，行不？”
颜哲笑着点头，用标准的北京话，很平和很自信地说：“没问题，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都是从我爸这儿学的。”
颜伯伯说：“那好，你们去玩吧。”
大人们进屋去摆放家具，颜哲又接着对新伙伴们讲了很多蚂蚁的知识，比如说蚁后能生出受精卵（双倍体），孵化后是工蚁；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单倍体），孵化后成雄蚁。等等，让俺们佩服得了不得。不过我也让他知道了我的“厉害”。我拿刚才问学胥哥的老问题问他：蚂蚁侦察兵咋识路，咋知道一条大青虫需要多少“人”来拉，它回窝后咋能向“别人”说清楚这次应该多少“人”去。颜哲给窘住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知道。蚂蚁认路肯定是因为信息素，它们顺着来时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于咋通知蚁巢去多少人，应该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释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这只是我的猜想，书上没有这样的知识。”
学胥哥得意地大声说：“你不是说，蚂蚁的知识你全知道吗？”
他这明显是当面篡改，因为颜哲哥刚才只说过“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从没说过“全知道”。但颜哲没有在这点上辩解，很窘迫地思索一会儿，说：
“我只知道，蜜蜂发现蜜源后，是用圆圈舞通知巢中的其它工蜂，它舞动时的圆圈大小和强度就表示蜜源的远近和大小。至于蚂蚁是不是利用信息素来发通知，好像还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小云你真不简单，能问出这样难的问题。”
颜哲哥哥的夸奖让我很得意。晚上颜哲领我到他家，拿这个问题问了爸爸，颜伯伯竟然也不知道。颜伯伯说他以后会进行研究。“可惜我没有合适的仪器，能在不影响蚂蚁活动的情况下观察蚁巢内的情况。我想办法吧。”他说。
不过，这项研究大概没能进行，因为随之就是大跃进，顾不上这些脱离现实的研究了。然后――随之就是三年困难，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住在命。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头，激情洋溢的时代。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迈入共0、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产主义。小麦亩产5万斤，水稻亩产10万斤。全民大炼钢铁，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了，大门上的门钌铞、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各小学的操场上都建了土高炉，平素不大为人看重的小学“自然”课老师这会儿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因为形势逼得他们个个成了土高炉的设计师、建造师兼炼钢技师。《中国少年报》上满怀激情地报道过一则最大胆的创举，它一直镌刻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小学生用黄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炉，趴到地下，用嘴巴当鼓风机，竟然也炼出了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在北阴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北阴得天独厚，城南有白河流过。白河从山中流出时肯定经过某个铁矿，所以两岸的沙滩下有一层一层的铁砂。把铁砂挖出来，平铺在带坡度的沙滩上，撩起河水冲啊冲啊，较轻的沙子被冲走，较重的铁砂被提纯，从坡面上轻轻刮下来，就可用做炼铁的原料。北阴掀起了全民淘铁沙的热潮，我们的小学自然也参加了。颜伯伯和袁阿姨刚到北阴一高中报到，颜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语，实际上她是教英语的，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一高中只设俄语课，只好改行。这会儿他们尚未正式上班，就随我们小学一块去了。
几百个小学生在队旗的指引下，迎着灼人的朝阳，意气风发地来到白河边。越过陡峭的小寨门，朝下望去，天哪，河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一条白水静静地淌过，两侧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庞大的蚁群在拉一条白色的大青虫。虽然还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数男人都脱着光膀子，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低年级小女孩也脱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满眼尽是晒得冒油的黄色脊梁，如果说人群像蚂蚁，那就是黄蚂蚁了。
颜伯伯不愧是有学问人，在淘铁砂这种事上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干，而是先在附近转一圈，把我、颜哲、庄学胥和袁阿姨领到一个洄水湾处，说：
“来，咱们在这儿挖个坑试试，这个是洄水处，估计铁砂沉积较多。”
果然，几锨下去，挖出一个厚厚的黑砂层，足有四指厚。这给以后的淘洗工作省了大劲儿。很快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财富，两个男人跑过来，看着我们铺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
“你们咋恁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学胥哥忙问：
“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占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作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
“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0、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式”的小圈子，是不是太哪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翻译笑着说：
“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我悄悄问颜哲哥：
“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
“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
“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蓝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颜哲翻译说：
“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自豪，对这位“黑人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大伯”也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是三年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濡以沫。我妈蒸好野菜或豆腐渣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满不错呢。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检麦穗、遛红薯、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有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门口，停下车，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侯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走时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人发现。大姐破啼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找黄豆历险记。妈心疼地直骂她：傻，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上坏人咋办，终不成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时都不心疼，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妈得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扣着”过日子，比如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皇，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就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是一道景观，因为那时不兴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我妈经常劝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了。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全没派上用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再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颜哲：
“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说：
“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有点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虽然沦落，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打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两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香烟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结着伙子到富人家强吃强喝，叫做“吃大户”。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颜先生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来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a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还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屁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既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
“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看看丈夫的脸色，没敢责备他，只是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抉断，再用脚拧碎。我尖声喊厨房里的妈：
“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妈急匆匆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
“你干啥？发癫了不成？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
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
“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在我家平常是牝鸡司晨的，但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刺他：
“你能戒烟？公鸡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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