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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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六十万人就去作战，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令人十分满意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断定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有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犹如一些历史家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势上，因为，暂且不提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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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固有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那末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就是如此，法学这个历史的货币兑换处，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赞同的言语或以默许把意志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里，在论述国家和政权应该妥善地建设（假如可以妥善地建设）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说明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种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问题，它根本解答不了。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末，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拘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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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视为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径。
二、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恪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不确定、不为人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承认许多政权的兴亡，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因为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众意志，由一些人转给另一些人的不为人知的条件。
这就是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解释。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者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视为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势力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而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①、博马舍②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的细节中和他同库尔布斯基③的通信中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④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⑤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次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理解。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未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⑥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涵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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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
②博马舍（1712～1799），法国喜剧作家。
③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
④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
⑤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他鼓动起来的。
⑥抒情歌手出现于十二三世纪的德国，他们到处唱情歌，也唱十字军军歌。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向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生活与思想动机和特点。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急躁，说过如此这般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如此这般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何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为何彼此处以死刑。
假如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当代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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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少数几个人的生活并不能包括各民族的生活，因为还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说，作为这种关系的基础的，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假说，并未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也许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对法学的目的而言也许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历史上，一当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一当历史时期开始，这种理论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那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因为人民意志移交的活动是无法检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领头，那种理论总可以说，某某人所以成为事件的领导，是因为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牲口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言那群牲口之所以从这个方向或从那个方面走动、是由于那头牲口引路的缘故，这个人的答案就跟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答案一样。
“牲口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那只在前面走的牲口引导着它，所以别的牲口的意志总和都交给那群牲畜的头头。”
这就是第一类历史学家——那些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带领那群牲口的牲畜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牲口带领的方向不是一群牲口所选择的方向，所有牲畜的意志的总和就由一个头头移交给另一个头头。”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的答案。（使用这种观察方法就常常发生以下的情形：那个观察者按照他所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一边、甚至有时把落在后面的人当作带头的人。）
“假如前头的牲口不断地更换，一群牲口的方向不断地变换，那是因为，为要到达既定的方向，牲口把它们的意志移交给我们注目的那些牲口，因此，为研究一群牲口的运动，我们应当观察这群牲口周围走动的所有令人注目的牲口。”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代表的第三类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
群众意志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换一种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是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权力是权力，即是说，权力就是我们不解其含义的词语。
假如人类知识的领域只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把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加以批判后，人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不过是一个词语，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认识现象，人类除了抽象的思维，还有一个用来检测思维结果的工具——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仅是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不待说，没有权力的观念，就无法叙述人们的集体活动，而且权力的存在已经由历史和对当代事件的观察所证实。
一桩事件发生了，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出现，那桩事件好像由于他或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墨西哥去了①。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颁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波西米亚②。拿破仑一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那桩事件总与颁布命令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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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八六四年，在法军支持下，马克西米连取得了墨西哥王位。
②指一八六六年奥、普战争。
史学家们依照旧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的事务，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的意志表现上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即不能用推理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他说的话——只是表现在一桩事件上（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不承认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不能设想几句话会是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假设几句话可以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非但时常不被执行，有时竟出现与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况。
不假设神干预人类的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当作事件发生的原因。
从经验的观点来看，权力不过是存在于个人意志的表现和另一些人对履行这个意志之间的依赖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依赖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意志表现的概念，承认它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假如神发布一道命令，表示自己的意志，就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示与时间无关，也不由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但是，如果谈到命令——它是在一定时间行动的、彼此相关的人们的意志的表现，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应当重新确定：一、发生一切的条件：事件和发布命令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二、发布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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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神，才可以由他自己的意志来确定人类行动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自参与事件的。
只要重新确定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使后一道命令可以执行的前一道命令，则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是适用于一连串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来自另一道命令，从来不是针对一连串事件，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作战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系列连续的、互相关联的命令结合在一道同时下达的命令中的。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也从来未曾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万条命令，这许多命令形成一系列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时，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统治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连串事件不适宜，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适宜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知道，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上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种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未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所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条的命令中，只有几条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迷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不同的难以数计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桩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想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的最繁杂的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的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面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就发现，命令无论如何不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疏忽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出命令的人亲自参与了事件。
颁发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共同行动而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的人是直接参与的，少数人是间接参与的。
在人们为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绝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