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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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己的表白：
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他指出：
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
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
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
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
［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查禁归查禁，郭靖、黄蓉这些人物却早已深入人心。
在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流入。但在十多年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的。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均为盗印。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冒“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甚至色情作品。
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庸作品全集》，这是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转几十年，金庸的作品终于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出版发行了。
海外早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十册的《金学研究丛书》，开“金学”研究之先风。大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了各类研究著作。三联书店整套推出了新版《金庸全集》，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金庸热和武侠热。现在，“金学”热潮已漫卷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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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情圣
神雕大侠的形象，
因了一种至情至性，
散发出特殊的光芒。　　　
《神雕侠侣》的面世，在金庸的创作历程中，具有着里程碑的作用。尽管它只是《射雕英雄传》的续书，但它的精神实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它可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一次重大的，酝酿性的转折。
最主要的不同，是郭靖和杨过的迥异。
杨过一出场，引起了一片哗然。
正如梁羽生的金世遗一面世，也引起不少非议一样。当时的读者，喜欢心目中的英雄是完美无缺的。
这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悖论吧？
纵观中西文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伟大的作品之所以留存，一定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刻划了人性，还加上流丽的文采。也就是说，基本条件是写实：反映时代的写实，人性描写的写实、文字功力的写实。浪漫的纵情，只是一瞬而灿的才华，古典的抑制，才是扎扎实实的成就。
但问题在于，左一个写实，有一个写实，一味写实下去，观众又不一定买账。正因为现实中只有石屎森林，他们便想在小说中寻找海市蜃楼；正因为生活中没有彩虹，他们便盼望在小说中能实现愿望。倘若小说中的故事也跟现实中的生活一样，他们干嘛还要去通宵达旦地看小说？
况且，什么时候，什么空间，都会有人在呼唤英雄，期待英雄，需要英雄。
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是难煞了小说家。
金庸同样也面临着挑战。事过境迁，我们不知道他当时都想过些什么。
抽象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如果有也只存在于表盘的刻度上，而且必须凭借表针的奔跑。
如同小说中的人物要凭借故事，历史要凭借史实，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小说和历史，正是因了人物与人物、史实与史实的时差。
两个新年之间的每一个日子，就像一根根羽毛不断地脱落飘逝，加深着人类对时间的感受。当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各种事故与故事填充，时间就神秘地转换成了感受，就只有感受了。
所以，在我们的感受中，对杨过的形象和过去的读者所感受到的应该是不同的。
有许多人就不喜欢金庸让杨过这样出场：
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俚曲，跳跳跃跃的过来，见窑洞前有人，叫道：“喂，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么？”走到李莫愁和郭芙之前，侧头向两人瞧瞧，笑道：“啧啧，大美人儿好美貌，小美人儿也挺秀气，两位姑娘是来找我的吗？姓杨的可没这般美人儿朋友啊！”脸上贼嘻嘻，说话油腔滑调。
郭芙小嘴一扁，怒道：“小叫化，谁来找你了？”那少年笑道：“你不来找我，怎么到我家来？”说着向窑洞一指，敢情这座破窑竟是他的家。郭芙道：“哼，这样脏的地方，谁爱来了？”
其实这样去写杨过的“第一次”，充满了张力，留下了相当大的写作空间，想来金庸也是煞费了苦心，才想到了这么一个开头的，既有承前，又有启后。
杨过是郭靖的故人之子——杨康和穆念慈的孩子。
杨康是个什么样的人，《射雕英雄传》已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和郭靖，几成了《射雕英雄传》中并驾齐驱的男主人公。对他的品性与下场，读者也应该了如指掌。杨过的血液，若没有附着几分他父亲的风流轻薄和邪气，读者也不会相信。更兼他因为父母早丧，自幼一人流浪于江湖市井之中，又沾染了一身流氓习气。
童年的际遇会影响人一生的命运，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杨过在坎坷艰难的童年生活中养成了自立精神，是以他的偏激、执拗、心胸狭窄等相伴而行的。他说出“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加倍地对他不好”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话，实在也是纯属自然的。
这当然跟郭靖完全不同，郭靖是一个多么仁厚的人，即便是对他的敌人，同时也是江湖英雄们的劲敌欧阳峰，他仍然网开一面。
那一次，聪明跳脱的黄蓉实在忍受不了欧阳峰的歹毒，在蒙古设计将他冻结在四五丈长的大冰柱里，许多蒙古兵纷纷跑去观看。这时郭靖就站出来说话了，口气中有着对黄蓉的责备：“自古道，士可杀不可辱。此人虽然奸恶，终究是武学宗师，岂能任人嬉笑折辱？”当下命士卒将冰柱遮住，任他亲贵大将亦不许进帐而观。
要是换了杨过，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会像黄蓉一样地对待欧阳锋，或者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俩其实是同一路的人。因此，黄蓉能在许多方面让郭靖言听计从，但碰上了杨过，她却只能对他束手无策，只能处处防范他，并有意无意地阻碍他。这也是黄蓉在《神雕侠侣》里让人不理解、不喜爱的主要原因。
杨过的所作所为，是对郭靖那种儒家大侠精神的一种公然的挑战和反叛。有人这样评判：
按照杨过少年时的表现，他完全应该归入邪徒一类，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侠。因为他与郭请几乎处处相对立，相矛盾。郭靖心怀宽广，杨过心胸狭窄，郭靖愚钝朴实，杨过机灵狡诈；郭靖端方正直，杨过倔傲偏激。杨过居然拜西毒欧阳锋为义父，进而在桃花岛上用蛤蟆功打伤武氏兄弟，甚至在全真教中做出了最为正派使道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欺师叛祖，反叛出门做了古墓派的传人。后来又公然对抗礼教大防，要娶他的师父小龙女为妻……此人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是处，与“侠”的标准更是南辕北辙。　　　
但金庸却很偏爱这个人物。
为了写好杨过，金庸不惜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性放到一个夸张、极端、激烈而残酷的焦点场面里去，使得人性的善恶两面更尖锐而突出、深刻而特殊地表现出来。
——杨过和郭芙青梅竹马，本应有一个美好的将来，郭靖亦看好他们，亲口将郭芙许婚给他。但因为郭芙的骄横和杨过的愤激，加上黄蓉的阻挠，这一段情终归“流产”。后来还发展到性格不合，气质不投，水火不容而如同仇敌的地步。轻率的郭芙最终打骂并举，一刀下去，使杨过年纪轻轻便成独臂。
——杨过跳达不羁，巧言甜语，风流潇洒，迷倒了不少女孩子。好不容易和小龙女相遇相爱，从不自知到自知，但却困难重重。每每旧劫将去，新劫又至，离别的时间更长达十数年之久，期间惨酷的遭遇真是不堪言说。这么一对金童玉女的璧人，今天被认为是天造地设，而在当时，谁会可怜杨过孤儿断臂之苦，又谁怜小龙女非错而失贞之哀？
小说的情节越是具有张力，人性的善良以及挣扎在善恶间、正邪间、成败间的可歌可泣越发可以显现出来。就像用聚光镜集中阳光的力量，足以造成焚烧。
事实上，悲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天天都在发生，战争、仇杀、流血、死亡、天灾、人祸、饥口、干旱，这些活生生的事件，其残酷性远远超过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只是凭借这些强烈的情节去表现出在生前死后，成败荣辱间的人性。所以，成功的武侠小说，根本不会使人感觉到表面化和夸张，反而让人觉得非常深刻与真实。“武侠，只是手段；人性，是小说表现的重心，才是永恒不变的。”也武侠小说作家的温瑞安如是说。
金庸也认为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应是过分的离奇和巧合。他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夸张神化，人的性格总应当是真实的。
杨过与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应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间独居；杨过如不是至情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去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巧合变幻，窍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到底，总是由各人本来的性格而定。
性格就是命运。
世事纷纭，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把握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选择就是正确的呢？选择真能归本于命运吗？或者说命运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
金庸是一个很强调东方色彩下的传统理念的中国文人，在他的笔下，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现出能够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现出难以抵御的魔力。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它们早已存在于他脚下的大地，它们决定着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文人对待家国的态度。任何人，意识到也好，意识不到也好，谁也无法让自己完全摆脱它的制约，而只能在一个巨大影子的笼罩下生存和发展。
那是一片浩渺的大海，那是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空间，一切都将被汇入其中，一切都将被卷入其中无声无息地消解。
所以，当年的读者实在不应对杨过的性格耿耿于怀。
人世，这才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最为根本的需求，他们以文学、以艺术、以不同的手段，一点点地表现着自己，一点点地发挥着自己，并由此获得一种内心的充实，或者人生价值的体现。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纯哲学，顶多是半哲学，半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