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教授的发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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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女人抓住那条颤动的肉，把它切成小块，撤上辣椒和盐，卷到饼里，送到赴宴人的嘴边。长着栗色胡须的欧洲人道了声谢，但回绝了给他献上的那一份。他解释说，法律禁止我们欧洲人吃生肉，所以我们得等着吃烤羊羔肉。突然，他用俄语对我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我的同胞。您也别吃这生肉。这些黑人因为吃生肉而饱受大钻虫和绦虫之苦。若不是他们每个月都用当地的一种驱虫植物——苦苏花的花和果——把自己的肠胃清理一遍，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大概早就死于这些寄生虫了。”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忠告，也讨了一块烤小羊肉。我的这位同胞嚼着烤羊羔肉，像一个颇有教养的阿比西尼亚人那样大声地吧唧着嘴巴。

　　说老实话，我可不认为会吧唧嘴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

　　当所有的人都吃得尽兴时，又端上来当地一种劲头很大的费杰酒。伊安让人从酒杯里给他手掌心倒点儿费杰酒，把它喝了下去，证明这种饮料无毒，在此之后，才请客人喝。

　　那道可怜的“菜肴”还在继续哀嗥。吼声打破了田野和山谷的宁静。从邻村开始有客人赶来了。牛的临终哀鸣成了请客人赴宴的号角。客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也加入了活剥生吞牛肉的行列。很快，牛的一半全被剥光。牛的四条腿痉挛地乱蹬着，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此都熟视无睹。只有孩子们对牛的吼叫和垂死挣扎狂喜不已。

　　伊安很快就醉了。他一会儿唱起一首活像饿狼嚎叫的颂神赞美歌，一会儿又不出声地咧开嘴已，不知对着什么偷笑。

　　终于，这令人恶心的宴会结束了。那个“俄国人”起身来，冲我点了下头。我也赶忙学着他的样子站起来。他谢过主人，还跟主人讨那颗牛头要带回去。，

　　伊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吩咐一个年轻人把牛头割下来，但“俄国人”从小伙子手中拿过刀子，自己下开了手，他的动作出奇地干净利落，大家不由全都啧啧连声。倒霉的牛停止了吼叫，很快腿也挺了。

　　我认为我的同胞这样做是出于怜悯，不忍再让那头动物继续遭罪。

　　“来认识一下吧，”他伸手和我告别时说道。“瓦格纳教授。请赏光光临寒舍。就在那儿，看见了吧？”说着，他指了指村边的两个大帐篷，即将燃尽的篝火的微光照亮了它们。

　　我对邀请表示感谢后，我们就分手了。

　　二、林之死

　　第二天工作一结束，我就去拜访瓦格纳教授。

　　“可以进去吗？”我站在帐篷前问道。

　　“哪一位？有什么事？”有人用德语应道。

　　帐篷的门打开了一点儿，从门缝里露出那个火红头发年轻人的脸。

　　“啊，原来是您哪。快请进，”他说道，“瓦格纳教授此刻正忙着呢，不过他马上就有空了。”

　　于是，这个饶舌的德国人先跟我聊开了。

　　他姓雷舍尔。亨利希·雷舍尔。他是图尔纳教授——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助手。而图尔纳是瓦格纳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他俩——图尔纳和瓦格纳——一起来到非洲。瓦格纳教授是到刚果河流域研究猴子的语言，而图尔纳和阿尔贝特·林还有向导到提格雷省考察。

　　“图尔纳和瓦格纳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分的手，也在那儿约好了见面的地点，”雷舍尔继续讲道。“图尔纳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个基地。我就等在那个城里。图尔纳把搜集到的植物给我送去，我把它们制成标本，用显微镜对它们进行研究。瓦格纳教授和图尔纳答应在夏天雨季来临之前回来，您是知道的，雨季一般在七八月间。　瓦格纳教授及时回去了——是在6月底。他带回去一大堆行李和几乎整整一座动物园。您是没听见那些猴子叫哇！瓦格纳教授说他在刚果的一座树林里遇见一个探险的英国爵士，爵士不久就死了。瓦格纳教授只好把死者的东西照管起来：他决定把死者的行李和几只猴子交到死者亲戚手中。

　　雨从6月底就断断续续下起来了。　要是图尔纳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热带暴雨困在山里的危险，他就该抓紧时间回来了。我们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终没有回来。林也没有露面，　他是我和图尔纳的联系人，管送采集到的植物。7月过去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连我们那么好的帐篷都禁不起冲刷，漏雨了。但在它里面待着还是比在当地人的房子里好些。大家越来越对图尔纳教授、阿尔贝特·林和向导的命运担忧，难道他们都死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8月初了——一大早我就在瓢泼大雨的哗哗声中隐隐约约听到帐篷的帆布外面有一种既像是呻吟又像是狗叫的声音。

　　您是知道阿比西尼亚城里的街道上有多少狗的。而夜里豺狗和鬣狗也常跑进城来。要知道它们和狗是这个像个大村庄的肮脏城市里仅有的清洁工和防疫员。

　　模模糊糊的呻吟声又响了起来。我赶紧穿上衣服，走出帐篷。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的身体。

　　这就是阿尔贝特·林，可他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啦！他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烂烂，勉强才挂在身上没掉下去。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脑袋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我把林拖到帐篷里。

　　瓦格纳教授什么时候也是不睡觉的，因此他立即听到我的帐篷里好象不对劲。看到伤员之后，瓦格纳教授立即进行急救，想让他苏醒过来。但是，不幸的林的灵魂看来已经升天了。他的力气只够他爬到我们的帐篷门口，瓦格纳教授给他注射了樟脑，想使心脏恢复跳动——可惜劳而无功。

　　“你等等，我怎么也得让你开口！”瓦格纳教授说完跑到自己帐篷的门帘后面，一会儿拿着一支注射器回来了。他给林打了一种什么液体，于是死者睁开了眼睛。‘图尔纳在哪儿？’瓦格纳教授叫道。‘他还活着吗？’‘活着，’林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答道。‘去帮……他……’林又失去了知觉，就连瓦格纳教授也束手无策了。

　　“他失血过多，’瓦格纳教授说，‘就算我们能从猴子身上抽血给他输，也不行了，林的头骨被打……穿了，脑子受了伤。我们恐怕从他口中再掏不出什么来了。唉，他就是再活上5分钟也好哇！那我就能知道我的朋友图尔纳在哪儿了。’

　　“我们埋掉他的尸体吧？’我问道。

　　“当然，’瓦格纳教授回答，‘不过我先得解剖它一下——也许我们从中能得到些情况。帮我把尸体搬到我的实验室去。’

　　尸体很轻，一个人就能把它弄过去，但像拽死狗一样拖死人，未免对死者有点儿不恭。我俩把死者抬过去放到解剖台上。我出去了，瓦格纳教授开始解剖。若是林的父母知道，大概是不会让他解剖的。林的父母都非常迷信。但他们住得很远，而瓦格纳教授……反正他也不会听我的什么劝告而自行其是。

　　直到那天的傍晚我才又见到瓦格纳教授，当时他走出自己的帐篷，从旁边帐篷我们的仓库里拿了个什么罐子，‘您了解到什么了吗？’我问道。

　　“我发现林头骨上的伤口边缘不齐，在他头发上找到一小块淤泥，身上有许多青斑和出血处。林很可能是在哪一条峡谷里遇上了洪水，被这股洪水冲走了。他的身体曾撞在石块和岩壁上。他不知用什么办法从洪水里挣扎出来，爬到了我们这儿。他的身体壮得惊人。头上受了这样的伤之后，他起码又走了好几公里。”

　　“那图尔纳教授呢？”

　　“关于这一点我知道的和您一样多。但林已经说过他还活着，等待着我们的救援呢。我们必须立即赶到提格雷省，去找图尔纳。”

　　“这毫无意义，”我反驳道，“提格雷是古老的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大省，有成千上万的阿姆巴、成千上万条峡谷，我们上哪儿去找图尔纳？”

　　此刻雷舍尔向我问了一句：“我说得对吧，是不是？”

　　“你们的那位瓦格纳教授，”他继续讲道，“经常犯点儿傻。他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我不想去，尽可留在亚的斯亚贝巴。可我当然得答应跟他一道去啦。就在当天，说得准确些就是晚上，我们埋完林就上路了。我们把已故爵士的所有猴子和行李全留在了亚的斯亚贝巴，两个人轻装上阵。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瓦格纳教授离不了他的实验室。所以他带了一个相当大的帐篷——您已经看到了。而我为自己带的就是这个。”

　　“那你们找的结果如何？”

　　“当然毫无结果啦，”雷舍尔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我觉得他对瓦格纳教授的态度不大友好。

　　“我家里有未婚妻在等着我呢，”雷舍尔不打自招地说道，“可怜的林！他也有个未婚妻。”

　　三、会说话的大脑

　　就在这时，挡在门口的帆布帘子撩开了一些，瓦格纳教授出现在门口。

　　“您好，”他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道。“您干吗坐在这儿？到我那儿去吧。”说完，他拥抱了我一下，领我到他的帐篷里去了。雷舍尔没有跟来。

　　我好奇地打量着瓦格纳教授的野营帐篷实验室。

　　这里的仪器设备说明，瓦格纳教授进行着各种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无线电台和玻璃的、瓷的化学器皿并排放着，显微镜既有光学的，也有电子的。还有好多仪器的名称我也说不上来。

　　“请坐吧，”瓦格纳教授说。他自己也坐到塞在两张摆满仪器的大桌子之间的小桌子前的行军椅上，开始了书写。与此同时他用一只眼珠瞧着我，跟我聊上了。

　　令我吃了一惊的是，我觉得他对我的了解好象要比我对他的了解多得多。他列举了我的一串学术著作，还做了些评论，其中肯与深刻又令我大为惊讶，可从他的专业来讲，他是个生物学家而不是化学家。

　　“请问，您能不能帮我做件事？我觉得我们不久就要在一口锅里搅马勺了。”

　　“搅什么？跟谁？”我本想问一声，但忍住没张口。

　　“您已经看到了，”瓦格纳教授继续说道。“亨利希·雷舍尔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虽然他狗屁也发明不出来，却是个规规矩矩的分类学家。他是个在科学领域中收集积累原始材料的人，终日碌碌，为未来的天才准备嫁衣而已，而天才的一个想法就能使成千上万至今还是莫名其妙的问题迎刃而解，把部分结合成整体，建立起完整体系。雷舍尔是科学的仆人。但问题并不在于此。各司其职嘛。他就是那个层次的产儿。他是那种自以为是、规规矩矩的德国小市民爹妈的规规矩矩的乖儿子。星期天早上得细声细语地唱赞美诗，午饭之后，喝上一杯按他可敬妈妈的方法煮的咖啡，还要照规矩饭后一支烟儿——抽支雪茄。难道我就没注意到在我解剖林的尸体时他怎么向我翻白眼吗？”说到这儿，瓦格纳教授突然笑了。“幸亏他没看见我后来干了些什么！我不仅开了林的颅，还取出了他的大脑，打算解剖。我从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取出林的大脑之后，我用绷带把他的头包好，然后就跟雷舍尔一道把这具没有脑子的尸体给埋了。雷舍尔在墓前念了祷文，这才一本正经地离开。而我开始研究林的大脑。”

　　在亚的斯亚贝巴找不到冰来保存大脑。当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里，但我的实验需要完全新鲜的脑子。于是我决定无论如何得保证大脑存活，用我发明的一种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维持它的生命！这样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一个活脑子。我还从它上面切下薄薄的一层做成显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难的就是给大脑一个‘颅骨’，以保证它不受感染。您会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把脑子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开始向它输送养料。我给它受伤的部分彻底消了毒，开始医治。根据脑组织开始结疤来看，大脑仍然活着，就像被切下来的手指在人工条件下活着一样。

　　在对大脑进行研究时，我一刻也没忘记我朋友图尔纳教授的命运，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于是我就带上林的大脑和我的流动实验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图尔纳的踪迹。他是在人相当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里购买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当地居民口中打听到消息。我和雷舍尔匆匆赶路，几天之后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决定对林的大脑进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着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时，一个想法制止了我。要是脑子活着，它会感到疼痛。我的手术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儿？我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脑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会上被生吞活剥的牛的命运吗？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种惨状了吗？

　　我犹豫起来。到了最后，大概还是科学兴趣战胜了恻隐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毕竟不是个活生生的人，而只不过是一块‘肉’罢了。

　　人道主义者反对活体解剖。然而10只‘饱受折磨’的实验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吗？还有我们吃的肉呢？

　　管它呢！总之，我又把手术刀凑到脑子跟前，可又停住了。

　　有一个新的，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想法，迫使我谨慎从事，再等一等看，这种想法最终会从下意识的黑渊里浮出来，到达意识的表层。

　　几秒钟之后，我的意识里出现了这一想法：

　　“既然林的大脑还活着，那它不仅仅是只能感到疼痛。思维——是大脑的职能之一。如果林的大脑还能思维会怎样呢？他能想什么呢？能不能想办法知道这一点呢？能不能和大脑建立联系呢？要知道林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图尔纳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呢。我能不能从林的脑子里掏出这个秘密呢？如果这个实验成功，那就是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也许还能拯救我的朋友，”

　　“是阿姆巴吗？”我笑着提示道。

　　瓦格纳教授想了一下，很快也笑着答道：“对，是阿姆巴，不过不是阿比西尼亚的阿姆巴，而是抽彩一抽两中。一举两得。可以指望实验在科学方面得到很多有趣的材料，所以我就狂热地开始了工作。而工作还真不少。应该发明一种和大脑进行交流的方法，它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未必能感觉到什么，这大概比不懂火星人和月球人的语言时就跟他们打交道容易不了多少。

　　我还得告诉您一个秘密：林在‘囫囵个儿’时也不聪明。有一回图尔纳告诉我，林曾经叫吃人生番抓住过，却活着回来了，而和他一起被抓的两个被吃掉了。

　　“这是因为，”图尔纳开玩笑地解释说，“吃人生番们发现林太笨，怕吃掉他后自己被愚笨传染了。生番们吃人不是因为饿，而是想通过吃肉获得被吃的敌人的勇气。”

　　“这样看来，”瓦格纳教授继续说道，“我是在跟一样非常难对付的材料打交道。但困难永远不能阻止我。”

　　在研究中我是这么想的。大脑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化学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射出无线电短波。我在两年前就组装了一台可以接收电波的仪器，用它可以接收大脑进行思维时放出的电波。我甚至还发明了一架可以自动记录波动曲线的仪器。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曲线翻译成人的语言呢？这就非常之困难了。我敢肯定，就是同一个想法，也会因人的心情不同而用完全不同的曲线表现出来。

　　“显而易见，应该掌握的既不是全部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单个的词语——应该走另外的途径：跟大脑商定一种字母，编制一份特殊的字母表，大脑在想到某一个字母时，应该产生一种清晰的，不同于其他字母的电波，并在我的仪器上变成可见图形。总之，我找到的是一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徒在不知道狱中暗号的情况下，跟隔壁牢房的犯人通过敲打墙壁而建立联系的方法。

　　但这一切还是后话。首先得确定林的大脑是否能发出电波，换句话说，它是否在进行‘脑力’劳动，还是它的全部生命只在于细胞的生理存活。从理论上讲，大脑应该能进行思维。

　　我制造了一台十分精密的仪器，把它跟大脑联结起来。因为大脑只能发出极为微弱的电波。为了不使它由于在空间传播而变得更弱，我决定尽可能把它所放射出的全部电能统统收集起来。为此我给林的大脑罩上了细金属丝做的网，用导线把它和我的仪器联结到一起。盛着林的大脑的匣子和大地是绝缘的。这台仪器收集到的电波再传给非常灵敏的自动记录仪。一根细针再把变化刻到一条涂着特制清漆的移动电影胶片上。我不过把电影胶片当成普通的记录用材料了。

　　噢，该叫雷舍尔看看我干的这种事！他见到这种亵渎神明的行径一定会愤怒地咆哮起来。”

　　瓦格纳教授不说话了，我急切地望着他，想提个问题，又怕发问会打断他的思路。

　　“是啊，”瓦格纳教授又讲了起来，“仪器接收到电波，针在胶片上根据波动记下了像速记符号一样的曲线。林的大脑在思维。但它到底想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加了7道封印的秘密。　您知道，我的记忆力好得出奇。胶片上记录下的东西现在全在我的脑子里。我把破译这份莫名其妙天书的任务交给了我大脑的左半球，也就是更好的那一半脑筋。”

　　商博良①在着手释解埃及象形文字时，对其所知一点儿不比我多，但他成功了。为什么我就不能破译林大脑的象形文字呢？我想。但它们很久没向我屈服。我还没办法读懂这些象形字，但我已经确定了哪些符号出现了多少次。特别经常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符号：

　　它代表什么意思我还不晓得。但相同符号的重复已经给下一步的工作以某些支点。我望着胶片上曲曲弯弯的线条，想着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①　商博良，1790…1832，法国人，埃及学的创始人，曾制定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则。】

　　外部世界再不会给林的大脑造成什么印象。它现在像一个又聋又瞎的人，处于永久的黑暗和寂静之中。但它能在回忆中生活。也许胶片上的这些曲线——是大脑对亲爱的姑娘的回忆……

　　假如我能破译这些曲线，大脑的内部世界——‘灵魂’的最后栖身之处就对我敞开了。

　　这对科学是极为有益的。但我现在求索的不仅仅光是科学目的，还有一个颇为实际的目的：我得问问林的脑子，图尔纳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了。也就是说，首先得让林的脑子理解我，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大脑进行机械刺激。我打开了‘颅骨’，开始用戴着消毒指套的手指压迫大脑表层，一开始是轻轻一点，然后压得时间长一些。这就相当于一点和一横，　换句说就是摩尔斯电报码里的字母‘a’。整个的摩尔斯电码林可能不知道。但‘一点一横’的意思他大概还是知道的。我像拍电报似的断续做了几次，然后就开始教德语字母表的下一个字母。第一堂课让脑子记住a、b、c、d四个字母就相当不少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观察胶片。在上这独特的一课时，胶片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曲线和线条，波幅也规律得多了。我认为这是我的信号已经被大脑接收到。也许它被这种按压吓着了，也许会把这当成自己生病了。不管到底是什么吧——大脑总算有了反应。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反复给大脑上课，直到它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刺激为止。但愿它能理解人家想要它干什么！

　　遗憾的是，我这个非凡的学生是个大笨蛋，图尔纳说的没错。

　　我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大脑对我的‘一点一横’的按压所发出的信号用电波做个回答——在胶片上有个明显的反应。后来，由于模仿这个或那个字母的信号，或是模仿在受到按压时产生的相应感觉，大脑可能不由自主地获得了用信号向我一个接着一个发出字母信号的能力，这样它就有可能开始和我交谈了。

　　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一困难重重又极需细致耐心的工作的每一阶段了。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我的顽强和发明精神都经受了无数巨大的考验。但耐心和孜孜不倦的辛劳终于战胜了一切。林的大脑最终说话了。

　　几天之后，林的大脑开始重复我发出的字母讯号，也就是说，想这些字母，它发射出固定的电波，在胶片上变成特定的符号。我开始打乱次序‘口授’字母，大脑一点不错地重复了它们。事情办妥了。

　　不过，大脑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它能把字母连成词，理解其意义吗？我‘口授’了一个字‘林’，等着大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它重复一遍。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胶片上显示的信号是：‘我’。林显然是在回答：‘是的，我是林。’这个回答令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在那一瞬间我甚至要认为，吃人生番们不愿意吃林的脑子是大大失算了呢，他的想象力比我预期的要强得多。

　　以后的事就好办一些了。又经过几次实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