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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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战国策
　　作者：汉·刘向
　　内容简介：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这部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正文
　　序《战国策》一书，记载了战国时代各国的历史事实和故事传说，有史料价值，也有文学价值。至西汉末年，书中篇简有零乱缺失情况，刘向遂加以整理，定为三十三篇。尔后，历代传抄传刻，又多有讹误。虽然经过学者多次校注、辑补或改编，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何建章教授研究此书多年，曾参考有关书籍一百多种，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训诂学修养，前结前人的整理成果，写成《战国策注释》，提出了自己大量的心得体会。
　　在校勘方面，例如《秦策》一第二章：“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鲍彪注：“掘门，掘垣为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堀”古与“窟”通用，古书中“堀”多讹为“掘”。本《注释》指出，“掘门”应作“堀穴”，“掘”、“窟”、“掘”古通用：“穴”因在篆文中与“门”形近而讹为“门”。下文有“户”字，此处不应复出“门”字。
　　又如《齐策》三第一一章：“（前略）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勌之苦，而擅其功。”本《注释》认为，“见”当是“”字之误，“”同“得”。得之，才“无劳勌之苦，而擅其功”。
　　在解释方面，例如《齐策》一第二章：“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前人都把“胡貉”解为“胡地”出产的貉皮，“代马”解为代郡出产的马。本《注释》识为，“胡”和“貉”是指北方两个民族地区。“貉”同“貊”，是古代的民族名。“代马”指“代郡”和“马邑”，都是地名。原书中这几句都是指“地势形便”而言。
　　又如《秦策》三第一一章：“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国者非子孙也。”于鬯注：“‘万世’即‘后世’”，于文义不合。本《注释》认为，“万世”即“万岁”、“千秋万岁”之意，指帝王“晏驾”。古代对贵族讳言死字。
　　本《注释》中这类例证很多，既有充分证据，又符合原书内容。何建章教授善于运用横向和纵向联系的研究方法，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使注释取得了丰硕成果。
　　阴法鲁
　　前言
　　一
　　春秋后期，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动。周天子势力渐衰，各诸侯国都要求独立，想脱离周天子的“领导”，同时也为了抵御其它诸侯的侵袭，都想加强本国的势力。当时，士（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人也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和学派，对治国之道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诸侯国君为了加强本国的势力，都需要积极地招贤纳士。（《孔丛子·居卫》：“子思曰‘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各学派为了让诸侯国君采纳自己这一学派的主张，就大力进行宣传。于是产生了各个学派为自己训练“士”的大师。有的学派学生多到几百、几千。各学派的头面人物亲自到各诸侯国去宣传游说。孔丘曾到过齐、鲁、卫、宋、陈、蔡、楚等国去游说，墨翟也曾到过楚、鲁、宋、齐等国去游说。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风更盛，荀子就到过燕、齐、楚、秦、赵等国去游说，孟轲就到过魏、宋、邹、滕、鲁等国去游说。孔丘的学生原宪就说过“学道不能行（实行）者谓之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道而行之”就是这些士津津乐道的，的确也是他们主观的愿望。事实上从这些士当中产生了许多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物。当然，多数的士他们“学道”的目的，正如孔丘的学生子张那样，在于“干禄”（《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在于学做官。孔门的学生做官的就非常多。如冉求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为蒲大夫、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等等。其中最活跃的要推子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以上均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简直成了春秋时代的“纵横家”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春秋战国时期，学派共有十家。韩非在《韩非子·显学篇》里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当世最著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祖师是孔丘，墨家的祖师是墨翟。）他们互相批评、攻击，又自我标榜，其目的就是要诸侯国君不要听信别的学派的主张，而要他们实行自己这一学派的主张。代表儒家一派的荀子对墨子批评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荀子·富国》）（我认为墨子主张“非乐”，是造成天下祸乱的根源；墨子主张“节用”，是造成天下贫穷的根源。）儒家另一派的头头孟轲更谩骂墨子说：“杨氏（名家代表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据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墨翟的学说在当时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孟子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杨朱和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无法发扬。）（均见《孟子·滕文公下》）儒、墨两家的斗争简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不同“家”互相批评、互相攻击，甚至谩骂，即使同一“家”的不同派别也互相进行攻击和自我标榜。例如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孟轲一派说，他才是儒家的真传。荀子对儒家几派的批判，几乎没有一派能幸免，对孟轲这派批判尤甚（见《荀子·非十二子篇》）。纵横家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崛起的一“家”。
　　《汉书·艺文志》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当时外交官。为什么说是“从横家”呢？司马迁说：“及田常（齐简公时大夫）杀简公而相齐国（前481年），诸侯晏然（安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赵、魏、韩）终之卒分晋（前403年），田和（田常曾孙，为齐宣公相）亦亦灭齐（指姜齐）而有之（前386年），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韩非子·五蟗篇》说“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讎之忠（同”中“，心思），而借力于国也。”（群臣谈论外交大事的，不是分属于合从、连横两派，就是有互相敌对之心，而借国家的力量来报私仇。）又说“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初，各国先后皆进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李悝是子夏（孔子的学生）的学生，是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经过改革，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赵国在前403年任公仲连为相，也进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时，任用法家吴起（李悝的同学）进行了政治改革。韩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家申不害进行了政治改革。齐威王（于前357年）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秦国地处僻远，比较落后，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时，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感到诸侯轻视秦国，这是奇耻大辱），于是下令国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时卫鞅（即商鞅，李悝的学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卫鞅为左庶长（秦爵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开始进行变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即位后，虽车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废弃，继续执行。因此秦国由落后而先进，从贫穷到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雄厚的大国，并开始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秦国强大的压力，使其它六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于是各国君主纷纷争取盟国，力图联合抗秦。可是六国彼此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难坚守盟约。秦国却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从中破坏它们的团结，或联齐伐楚，或约楚攻齐，各个击破。所以，六国联合以抗秦称“合从”，与秦联合攻击它国称“连横”。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从，或连横，明争暗斗，瞬息万变。二百多年来，七国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战争，直至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为止。
　　游说诸侯的风气，春秋末期，孔、墨两家已倡之在先，不过他们当时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止兵“非攻”，，还没有象后来从横策士的那种风气。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就有“处士横议”（指春秋以后各派人物“乱发议论”）（《孟子·滕文公下》）之讥。孟子和张仪都先后游说过梁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并没有听从孟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轲……适（至）梁（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则见以为（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迂阔而不切合实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崇尚）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善），而孟轲乃述（讲论）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当）者不合（不合于游说对象的要求）。”当时人们都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动，大可以统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国家）（《韩非子·五》）当时诸侯国君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领导诸侯），或成就王业（统一天下）。从横策士正抓住这一点进行游说。苏秦说秦惠干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秦策一·第二章》）范睢说秦昭王说：“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张仪说秦惠王说：“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韩非子》初见秦同，或以为韩非作。）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辞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可以把脑袋赌上。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周末“邦（国）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这就活生生地写出了战国时期“以攻伐为贤”，从横捭阖，风云变幻的政治外交形势。《战国策》中评价苏秦相赵以后的作者说：“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秦策一·第二章》）当时一位从横家景春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无事）。”（《孟子·滕文公下》）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从横家外交活动的真实情况。
　　二
　　历代持正统儒家观点的批评家都对《战国策》加以贬低，甚至把它定为“毒草”，要大家“锄毒”。汉代刘向认为它“不可以临教化”（《战国策》书录），就是说，它没有宣传儒教，所以不能用来“教化”人民。宋代李格非说它“浅陋不足道”（书《战国策》后），因为都不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不合儒家的口味，所以斥之为“浅陋”。曾巩更认为这是一部“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子固序》）因为暴露了许多反动统治阶级黑暗丑恶的东西，所以被定为“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做反面教材，让“当世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这是一部“邪说”，这样就容易禁绝。这些批评，正可以从它们的反面来肯定这部书。《战国策》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下面就简略地就某些方面做点介绍。
　　（一）要求统治者要重视人民赵惠文王死后（前266年死），太子赵孝成王即位，其母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臣问侯赵威后。威后还未拆开齐襄王的问侯信，首先问使臣：“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臣极为不满地抗议说：“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认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邪？”（《齐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威后这种“民为本”，“君为末”的观点和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能）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辛弃疾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论盗贼劄子》）黄宗羲也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可见”民本“思想在中国源既远，流又长。赵威后重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她反对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后继续问”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威后认为，于陵子仲上不能对国君有所帮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对外又不能联络诸侯，修好邦交，这简直是给人民做榜样，带头不给国家做事；对于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杀掉？赵威后痛恨于陵子仲那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正表现了她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韩非子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说”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贪）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轻这种人，要把他们除掉）。“赵威后似乎有点干涉别国内政，其实不然。她这样公然宣称，不只是对于陵子仲和齐国的看法，而是对所有象于陵子仲这样的人及齐国的这种态度表示公开否定。
　　（二）要求为国立功，不能元功无劳享受高官厚禄赵策四记载，赵威后刚执政，秦国乘机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求以威后幼子长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进谏，威后不肯。触龙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为辞进说威后。威后醒悟，乃以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作者进一步又借子义之口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作者不仅向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宣战，而且更是对君主世袭制度大胆的挑战。这种反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张“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英明的国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绩的人，奖赏的人必定是有功劳的人。）（《商君书·错法》）荀子也提倡“尚贤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给秦昭王的上书就公开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韩非也主张“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功劳多的人要给以高的官位，尽心竭力的人要给以丰厚的奖赏。）（《韩非子·守道》）这种呼声和舆论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多少人在为此而呼吁、争取和奋斗。可是两千多年来，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或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一直在中国实行着，直到现在才算实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愿望。
　　（三）规劝统治者要“贵士”
　　“贵士”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颇有意思的对话：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颜斶又劝告宣王要“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宣王很有感慨地说：“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而且请求做颜斶的学生。（《齐策四·第五章》）颜斶是一个不畏权贵的知识分子，你看他在国王面前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态度。宣王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国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对颜斶那种轻蔑态度，而以后又那样诚恳地自我反省，甘愿当颜斶的学生。岂不发人深省。王斗对齐宣王直言正谏，批评他“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并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标榜的所谓“忧国爱民”的谎言，说“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齐宣王终于承认自己“有罪于国家”，并改正了错误，“举士五人任官”，因此“齐国大治”。（《齐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议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仅非常深刻。具体地阐明了国君对“士”的不同态度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所谓“治民者”与“被治者”的正确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正确关系。
　　（四）歌颂不畏强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秦始皇想并吞小国安陵，假意说要以五百里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绝。秦王不悦。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国。秦王说“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诸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睢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大怒，进一步威胁唐睢说：“公尝闻天子之怒乎？”唐睢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睢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举了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韩傀的聂政，刺杀庆忌的要离。然后说：“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唐睢挺剑而起。秦王不得不恐惧屈服，“长跪而谢”。（《魏策四·第二十七章》）公元前230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始皇先后灭掉了韩、魏两国。秦始皇想以讹诈手段吞并当时魏国的附属小国安陵。唐睢出使，深知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定局（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如果用一般游说之辞去说服秦始皇放弃吞并安陵的野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秦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恫吓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相对抗，即以“同归于尽”的威胁回答了对方骄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