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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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校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訑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
　　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业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区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屈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謏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吴师道曾序跋
　　《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著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后出者求备邪？
　　夫灭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忼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详于被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于郑，则音不纯；置薰于蕕，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晃子《读书志》，列于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
　　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书也，考事变，究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
　　吴师道姚序跋
　　（一）
　　顷岁，予辨正鲍彪《战国策注》，读吕子《大事记》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书。考近时诸家书录皆不载，则世罕有蓄者。后得于一旧士人家，卷末裁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语。其自序云，尝得本于孙朴之子慤。朴元祐初在馆中，取南丰曾巩本，参以苏颂、钱藻、刘敞所传。并集贤院新本，上标钱、刘校字，而姚又会稡诸本定之。每篇有异及他书可证者，悉还于下。因高诱注，间有增续，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大与鲍氏率意窜改者不同。又云，访得《春秋后语》，不为无补。盖晋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赖此而见其一二，讵可废耶？考其书成，当绍兴丙寅，而鲍注出丁卯，实同时。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称道；而姚氏殆绝，无足怪也。
　　宏字今声，今题伯声甫，待制舜明廷辉之子，为删定宫，忤秦桧，死大理狱。弟宽令威、宪令则，皆显于肘。其人尤当传也。
　　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既据以校鲍误，因序其说于此。异时当广传写，使学者犹及见前辈典则，可仰可慕云。至顺四年癸酉七月吴师道识。
　　（二）
　　右此序题姚宽撰，有手写附于姚注本者。文皆与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详，考其岁月则在后，乃知姚氏兄弟皆尝用意此书。宽所注者，今未之见，不知视宏又何如也？因全录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吴师道识。
　　陈祖仁战国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于博士。吴君之乡，则有丁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诣生，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祖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脩，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曰：“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赤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勿辞！”祖仁窃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诸身，其居官也本诸家，其训人也本诸己，其安时也本诸天，文其余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为上，而后之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计为高，而后之为计者，莫能高也。
　　周衰，列国兵争，始重辞命，然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彬彬焉先王流风余韵存焉！坏烂而莫之存者，莫胜于战国。当时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被；而游谈驰骋之士，逆探巧合，强辩深语，以斗争诸侯，矜詟妻子。虽其计不可行，言不可践，苟有欲焉，无不售也；苟有隙焉，无不投也。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偾。由此观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是《策》自刘向校定后，又校于南丰曾巩。至括苍鲍彪，病高注疏谬，重定序次，而补阙删衍，差失于专；时有议论，非悉于正。故吴君复据剡川姚宏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以成此书。其事核而义正，诚非鲍比。古书之存者希矣，而诸儒于是书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则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也。予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宏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仪陈祖仁序。
　　钱谦益高诱注战国策跋
　　《战国策》经鲍彪殽乱，非复高诱原本，而则剡川姚宏较正本，博采《春秋后语》诸书，吴正传驳正鲍注，最后得此本，叹其绝佳，且谓于时蓄之者鲜矣。此本乃伯声较本，又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天启中，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积薪自哂。要之，此两本实为双壁，阙一固不可也。崇祯庚午七月曝书于荣木楼，□翁谨识。
　　陈贻典古本战国策跋
　　（一）
　　《战国策》世传鲍彪注者，求吴师道驳正本已属希有，况古本哉。钱遵王假余此本，系眺宏较刻高诱注，益得之于□翁宗伯者。不特开卷便有东、两周之异，全本篇次前后，章句烦简，亦与今本迥不相侔，真奇书也，因命友印录。
　　此册原本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宜并存之，一时末遑也。□翁云：“天启中，得此于梁溪安氏，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寻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复问如耳。戊戌孟春六日录校并识，虞山陆贻典。
　　（二）
　　庚寅冬，□翁绛云楼灾，其所藏书，俱尽于咸阳之炬，不谓高氏本尚在人间。林宗叶君印录一本假余，较此颇多是正，而摹写讹字，猝未深辫，并一一校入，尚拟借原本更一订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毕记。
　　（三）
　　己亥春，从钱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过毛氏目耕楼，借印录高氏本，校毕，此书始为全壁云。敕先。
　　卢见曾刻姚本战国策序
　　汉末涿高氏诱，少受学于同县卢待中子干，尝定《孟子》章句，作《孝经》、《吕氏春秋》、《淮南》诸解，训诂悉用师法，尤精音读。其解《吕氏春秋》、《淮南》二书，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之法，盖反切之学，实始于高氏，而孙叔然炎在其后。今刻二书者，尽删其说，为可惜也。高氏又尝注《战国策》三十三篇，世无其书。前明天启中，虞山钱宗伯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声校正本，后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称完善。
　　曩余读吴文正公《东西周辨》，谓《战国策》编题，首《东周》，次《西周》，而今鲍彪本误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战国策》为鲍氏所乱久矣。及余再莅淮南，属友人于吴中借高注考之，叹文正之辨，为不可易。高注古雅，远胜鲍氏，其中编次，亦与鲍氏迥异。两汉传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郑氏。继郑氏而博学多识者，唯高氏。益其学有师承，非赵台卿、王叔师比也。惜《孟子章名》、《孝经解》不传，而此书于绛云一炬之后，幸而得存，为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审择于高、鲍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乾隆丙子德州卢见曾序。
　　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序
　　桑老顾千里为予言，曾见宋椠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予心识之。厥后遂得诸鲍绿饮所，楮墨精好，盖所谓梁溪高氏本也。千里为予抉卢氏雅雨堂刻本一过，取而细读，始知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历刻，而实失其真，往往反从鲍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卢、陆谁为之也？夫鲍之率意窜改，其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诸姚氏本之中，是为厚诬古人矣！金华吴正传氏重校此书，其自序有曰：“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大于厥疑。”知言也哉！后之君子，未能用此为药石，可一慨已！
　　今年命工，纤悉影橅宋椠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吴氏本互勘，为之《札记》，凡三卷，详列异同，推原卢本致误之由，订其失，兼存吴氏重校语之涉于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末备。大旨专主师法乎阙疑、存古，不欲敬取文从字顺；愿贻诸好学深思之士。吴氏校每云“一本”，谓其所见浙建括苍本也。今皆不可复得，故悉裁之。宋椠更有所谓梁溪安氏本，今未见，见其影钞者，在千里之从兄抱冲家。其云“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异。然皆较高氏本为逊，故不复论。嘉庆八年八月八日吴县黄丕烈撰。
　　顾广圻战国策札记后序
　　黄君荛圃刻姚伯声本《战国策》及所撰《札记》既成，属广圻为之序。爰序其后，曰：
　　《战国策》传于世者，莫古于此本矣！然就中舛误不可读者，往往有焉。考刘向《叙录》云：“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是向书初非不可读者也。高诱即以向所定著为之注，下迄唐世，其书具存，故李善、司马贞等征引依据，绝无不可读之云。逮曾南丰氏编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时题记类称为舛误。盖自诱注仅存十篇，而宋时遂无善本矣。伯声续校，总四百八十余条，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诸本，既皆祖南丰，又旁采他书，复每简略，未为定本，尚不能无刘原父之遗恨耳。厥后吴师道驳正鲍注，用功甚深，发疑正读，殊有出于伯声外者矣！今荛圃之《札记》，虽主于据姚本订今本之失，而取吴校以益姚校之未备，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备也。见于不可读者，已稍稍通之矣。后世欲读《战国策》，舍此本其何由哉？
　　广圻于是书，寻绎累年，最后于《叙录》所云“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与韩非、太史公诸家抵牾，职此之由，无足异也。因欲放杜征南于《左氏春秋》之意，撰为《战国策释例》五篇：一曰“疑年谱”，二曰“土地名”，三曰“名号归一图”，四曰“诂训微”，五曰“大目录”。私心窃愿为刘氏拥篲清道者也。高注残阙，艰于证明，粗属草稿，牵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载籍，博访通人，勒为一编，俾相辅而行，未始非读此本之助也。谂诸荛圃，其以为何如？嘉庆癸亥十一月元和顾广圻。
　　于鬯战国策注序
　　《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今学者固无人不读《战国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鲜。夫国朝诸儒，其能究古籍远迈前贤矣，而从事于《战国策》者，元和顾氏徒托空言，使其欲放杜征南释例有成，必大可观。今则惟推吴黄氏《札记》恪守家法，然不过严字句之异同；高邮王氏《杂志》，摘条立案发明，恨其太少；金山顾氏，能为《编年》；阳湖张氏、歙程氏，专门舆地。类皆具策书之一体者，五人而已矣。若夫林氏《战国纪年》、黄氏《周季编略》、顾氏《七国地理考》等书，亦为读《策》者之助，而作者不专为此书发也。自汉高氏至于宋有鲍氏，自宋鲍氏至于元有吴氏，落落三家。吴氏之后，绝无闻有继起巍然成—家者。至于姚氏，存古之功足多，若其所著，即黄氏师法之所取，亦仅在字句异同，实不足副此书之全量。见吴氏既知姚氏之能存古，鲍氏之窜乱古本，则奚不即补注姚氏之书，顾乃依鲍窜乱之本，而必欲节节为之辨驳，亦可谓舍其康庄，而争步于蹊间者矣。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鲍氏缀补之勤，吴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
　　鬯不敏，初欲掇鲍、吴两家之注，入之高注之本，俾古本存而义亦备，且义备然后古本赖以久存，于是采录之际，不能不旁征他籍，即不能无意为取舍进退于其间，送成《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别补姚氏《序录》一卷，作《年表》一卷，附之高本，存于姚氏，至今又分两刻。卢氏之刻不及黄氏之善，故一仍黄刻，其误文不加改，厥文不加补，羡文不加删，错文不加乙，一切具于注中。诚以家法所在，虽读者病不便，不顾矣。意拟他日宜为一塾课本，凡应改、应补、应删、应乙者，悉为雌黄；且易分国而通为《编年》，如陆陇其《战国策去毒》之例，与此本相辅而行，兢兢乎蹈鲍氏窜乱之辙，未敢也。惟是其书既介经终史始之间，则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经，可以注史，然后可以注此书。末学疏浅，乡居又艰获佳籍，即经目遗忘亦多，时有不安，辄意改易，顾此失彼，遂相牵动，抵牾纷坛，知不能免，夫恶敢仰承三家之绪哉？后有作者，得比而审决更定之，则幸甚！光绪三十有四，（宣统初立之年）十有二月十日南汇于鬯香草序。
　　吾朝无国策注家，而日本却有之。鬯所见关修龄《高注补正》、横田维孝《正解》、平井鲁堂《讲义》三家。《讲义》不足云，关、横田两家虽学浅，而于虚义理所在时有体会，间出武断，颇可摘取。至于《策》学之难，首在年纪、地理两大端，彼固茫乎其未辩也。尚有谭周者，却主姚氏之本，又有碕明允《通考》，两书并未之见。横田书中有引碕哲夫说，即明允也。鬯又记。
　　所得旧刻《国策》，单鲍注残本，存西周、东周、齐、楚、赵、韩六卷，书首序叶已失。其赵策“以正殷纣之事”，“殷”字厥笔作“股”，避宋宣祖讳，而他处“殷”字又不阙笔，盖元以后翻宋本也，故其阙笔已校补，而偶失一未补耳。亦小有讹，然不讹者多，合之吴本，间有异。此真鲍本，非如黄《札记》以至正乙巳本为鲍本，未免差尔。十一日又记。
　　战国策注二十三卷孔昭焕家藏本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
　　旧本题汉高诱注。今考其书，实宋姚宏校本也。
　　《文献通考》引《祟文总目》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巩校定序曰：“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为毛晋汲古阁影宋钞本。虽三十三卷皆题曰高诱注，而有诱注者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与《崇文总目》八篇数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两卷，合前八卷，与曾巩序“十篇数合。而其余二十三卷，则但有《考异》而无《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续“宇。其偶遗”续“字者，如《赵策》一”郄疵“注、”雒阳“注，皆引唐林宝《元和姓纂》；《赵策》二”瓯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后语》；《魏策》三”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与宝在诱后，而《淮南子注》即诱所自作，其非诱《注》，可无庸置辨。盖巩校书之时，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诱书适有其十，惟阙第五、第三十一。诱书所阙，则官书悉有之，亦惟阙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诱书足官书，而又于他家书内摭二卷补之。此官书、诱书合为一本之由。
　　然巩不言校诱《注》，则所取惟正文也。造姚宏重校之时，乃并所存诱《注》入之。故其自序称“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知为先载诱《注》，故以“续”为别。且凡有诱《注》复加校正者，并于夹行之中又为夹行，与无《注》之卷不同。知校正之时，《注》己与正文并列矣。
　　卷端曾巩、李格非、王觉、孙朴诸《序》、《跋》，皆前列标题，各题其字。而宏《序》独空一行，列于末，前无标题。《序》中所言体例，又一一与书合，其为宏校本无疑。其卷卷题高诱名者，殆传写所增，以赝古书耳。
　　书中校正称曾者，曾巩本也；称钱者，钱藻本也；称刘者，刘敞本也；称集者，集贤院本也；无姓名者，即宏《序》所谓“不题校人”为所加入者也。其点勘颇为精密。吴师道作《战国策鲍注补正》，亦称为善本。是元时犹知《注》出于宏，不知毛氏宋本，何以全题高诱？考周密《癸辛杂识》称贾似道尝刊是书，岂其门客廖莹中等皆媟亵下流，昧于检校，一时误题，毛氏适从其本影钞欤？近世扬州所列，即从此本录出，而仍题诱名，殊为沿误。今于原有《注》之卷题高诱注，姚宏校正续注原《注》已佚之卷，则惟题姚宏校正续注，而不列诱名。庶几各存其真。
　　宏字令声，一名伯声，剡川人。尝为删定官，以伉宜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盖亦志节之士，不但其书足重也。
　　案《汉艺文志》、《战国策》与《史记》为一类，历代史志因之。晁公武《读书志》始改入子部纵横家，《文献通考》因之。案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则《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