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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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不改月之证。其陋殆不足与辨。然其他论说，乃转胜所作之《本义》。盖《本义》由误从孙复之说，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凿其文，务求圣人所以贬。即本条无可讥弹，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遂至於支离轇轕，多与《经》义相违。此书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
　　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然则《本义》之失，失於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若此书所辨订，则未尝尽不中理也。弃短取长，固亦未可竟废焉。
　　△《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学撰。是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颣。
　　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於啖助、赵匡（案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仝与啖、赵同时，盖亦宗二家之说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变本加厉，罔顾其安，至是而横流极矣。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此真妄构虚辞，深诬先哲。至於褒贬之义例，则左氏所见原疏。公、穀两家书由口授，经师附益，不免私增，诚不及后来之精密。端学此书，於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通志堂经解》所刊，有《本义》，有《或问》，而不及此书。据纳喇性德之《序》，盖以残阙而置之。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
　　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补其文，遂复为全帙。吴本於《左氏》所载诸轶事，每条之下俱注“非本义，不录”字。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俾从删削，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旧焉。
　　△《春秋谳义》·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备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於《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阐，别标曰《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谳》则委曲恕纪，不从程子之说。而全书之内，於朱子无一异辞，其宗旨概可见矣。恭读御题诗注，以程朱之重佁目之，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以“谳”
　　为名，亦经御题严辟，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春秋》者。以其谨守旧文，尚差胜无师瞽说，故仍录存之，而敬述圣训，明正其失如右。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无从校补，亦姑仍之焉。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简，庐陵人。明杨士奇《东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举於乡，擢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寇乱，守节死。时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时，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薈萃成编。
　　《自序》谓：“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
　　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於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谓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雠；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僣；书筑蛇渊囿，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馀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
　　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是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著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於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於《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谓：“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曰：“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阙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於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於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经》以立教，端学之著书主於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谓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有《周易文诠》，已著录。是书有汸《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稾，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著是《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於汸，犹汸书也。
　　汸《自序》曰：“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春秋师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常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馀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说》，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传补注序》曰：“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又称：“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为文十馀通，以见虚辞说《经》之无益。”盖其学有原本，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旨。汸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二《序》及《行状》附录於后。《行状》载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盖即所谓为文十馀通者。朱彝尊《经义考》又载有《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惟赖汸此书，尚可识黄氏之宗旨。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矣。
　　△《春秋属辞》·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传》初稿。又因《礼记·经解》之语，悟《春秋》之义在於比事属辞，因复推笔削之旨，定著此书。其为例凡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其说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本，而亦多所补正。汸《东山集》有《与朱枫林书》曰：“谓《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
　　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又有《与赵伯友书》曰：“承笔削《行状》，作《黄先生传》，特奉纳《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熟《行状》，又观《师说》，则於六经复古之学，艰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细看《属辞》一过，乃知区区抱此二十馀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传注家，以徼名当世之谓也。其书参互错综，若未易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於杜撰”云云。其论义例颇确，其自命亦甚高。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语见尔康《春秋辨义》），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顾其书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今并录之，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
　　《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是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於杜解，为功於《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至杜预《释例》，自孔颖达散入《疏》文，久无单行之本。
　　《永乐大典》所采录，得见者亦稀。陈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录，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锁匙》·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其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
　　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召伯赐命称天子、称赐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疑汸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於并行也。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著录。是书前有克宽《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盖兼为科举而设。
　　吴澄《序》俞皋《春秋释义》所谓以胡《传》从时尚者也。陈霆《两山墨谈》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一证。然能於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以宁撰。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於道。事迹具《明史·文苑传》。
　　史称以宁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今《胡传辨疑》已佚，惟此书存。考三正叠更，时月并改。《经》书正月系之於王，则为周正不待辨。
　　正月、正岁二名载於《周礼》。两正并用，皆王制也。左氏发《传》，特曰“王周正月”，则正月建子，亦无疑。自汉以来，亦无异议。至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为夏正，世无信其说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程端学作《春秋或问》，遂坚持门户。
　　以梅赜伪书为据，而支离蔓引以证之，愈辨而愈滋颠倒。夫《左氏》失之诬，其间偶尔失真，或亦间有。至於本朝正朔，则妇人孺子皆知之，不应《左氏》误记。
　　即如程子之说，以左氏为秦人，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异说纷纷，殆不可解。以宁独徵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至於当时帝王之后，许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见於长葛之《传》。诸侯之国，亦或用夏正。故《传》载晋事，与《经》皆有两月之差。
　　古书所记，时有参互。后儒执为论端者，盖由於此。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训》、《泰誓》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据。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而《周礼》正岁、正月之兼用，仅载郑《注》数语，亦未分析畅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证尚为未密。然大纲既得，则细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钩玄》·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霁撰。光霁字仲濂，泰州人。张以宁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荐为国子监学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传》附载《张以宁传》中。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於史，以宁长於经。素宋元史稿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门人石光霁作《春秋钩玄》”云云，则此书犹以宁之传也。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者则书之以示褒贬。因考《周礼》经注，详录吉、凶、军、宾、嘉五礼条目。其有五礼不能尽括者，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之类，则别为杂书法以冠於首。每条书法之下，采集诸《传》之词，以切要者为纲，发挥其义者为目。大概以《左传》、《公》、《穀》、胡氏、张氏为主。义有未备者，亦间采啖、赵诸儒之说，而总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称张氏，即以宁也。史称以宁长于《春秋》，著有《春秋胡传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赖光霁能传其说。是编所引以宁之言为最多，尚可见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无撰人名氏。言“啖、赵之《纂例》，详於《经》而略於《传》。《纂疏》、《会通》之书，备於《传》而略於《经》。兹能损益其所未备。”其称许颇当。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数，疑传写者所合并。今从彝尊之说，仍析为四卷著录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内府藏本）
　　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国《春秋传》，高宗时虽经奏进，而当时命题取士，实兼用三《传》。《礼部韵略》之后所附条例可考也。《元史·选举志》载延祐科举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国《传》定为功令。汪克宽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国为主，盖遵当代之法耳。广等之作是编，即因克宽之书，稍为点窜。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发凡》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给可糜，赐予可邀，天下后世讵可欺乎”云云，於广等之败阙，可谓发其覆矣。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有明二百馀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至於元代合题之制，尚考《经》文之异同。明代则割《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亦谓之“合题”。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皆广等导其波也。迨我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於胡《传》谿刻不情、迂阔鲜当之论，始一一驳正，颁布学宫。我皇上又刊除场屋合题之例，以杜穿凿。笔削微旨，乃灼然复著於天下。广等旧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备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后见芟芜除秽之功；必经歧径之迷惑，而后知置邮树表之力。存此一编，俾学者互相参证，益以见前代学术之陋，而圣朝经训之明也。
　　△《春秋经传辨疑》·一卷（内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号慎斋，兰溪人。弘治丙辰进士。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官至兵部员外郎。朱国桢《涌幢小品》则称其登第后为兵部主事，仅两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读书丧明而卒。其学问行谊，不后於章懋，而以有传有不传为惜。所述本末甚详，知《经义考》以传闻误也。是书前有《自序》，题“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弘治壬戌二月《跋》，云“是岁品以儒学生教授於陆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国桢所纪品以成化丙午始举於乡，是书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称曰儒学生。其登第在弘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仅满两考之岁。盖《序》作於未第时，《跋》作於致仕后也。《春秋》三《传》，《左氏》采诸国史，《公》、《穀》授自经师。草野传闻自不及简策之记载，其义易明。是编论《左氏》所载事迹凡九十三条，於三《传》异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驳《公》、《穀》，盖由於此。然於宋师围曹，则疑《左氏》所载不甚明晓；於华元出奔晋一条，亦有疑於《左氏》：则亦非坚持门户，偏党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盖传钞旧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录而存之矣。
　　△《春秋正传》·三十七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此书大旨以《春秋》本鲁史之文，不可强立义例，以臆说汨之。惟当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皆可得。因取诸家之说厘正之。其曰“正传”者，谓正诸《传》之谬也。其体例先引三《传》，次列诸儒之言而以己意为之折衷，颇与刘敞《权衡》相近。中间如论隐公不书即位，则谓以不报故不书，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论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则谓若以称爵称人有褒贬，则人卫可矣，人蔡何为？其不人宋又何为？决非圣人之义。其论卫人立晋，则谓卫人者，他国称之之词，诸说皆不足泥。其论滕侯卒，则谓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