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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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质啃校�而误作士衡；东方朔以来来为枣，本约略近似，而遂造｛来来｝字：均病微疏。然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如辨逄姓之“逄”音“皮江反”，不得读如逢遇本字，证之《汉隶字源》“逢”字下引《逄盛碑》通作“逢”。则姓氏之“逄”虽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证颜师古之讹。又若辨“甪里”本作“角里”，与角亢字无异，亦不用颜师古恐人误读，故加一拂之说。证之汉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甪里实作“角里”，与此书合。则知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
　　△《古文四声韵》·五卷（刑部郎中汪启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举贤良方正。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文庄。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吾衍《学古编》，称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有《序》并全衔者好，别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据全祖望《鮚崎亭集》，有是书《跋》，称借钞於范氏天一阁，为绍兴乙丑浮屠宝达重刊。盖即吾衍所谓僧翻本也。此本从汲古阁影写宋刻翻雕，有庆历四年竦《自序》。卷首题“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谓前有《序》及全衔者矣。其书以四声分隶古篆。全祖望《跋》，称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简》，未尝多一种，实即取《汗简》而分韵录之，绝无增减异同，虽不作可也。其说固是。然《汗简》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猝不易寻。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易於检阅。此如既有《说文》，而徐锴复作《篆韵谱》，相辅而行，固未可废其一也。惟其书由杂缀而成，多不究六书之根柢。如“寴”，即古“亲”字也。“亲”字下既云古《尚书》作“”，又别出一“｛穴亲｝”字，讹从宀为从穴。云即古云字也。“云”字既云《说文》作“”，“云”字下又云王存乂《切韵》作“”。《目目》即古瞿字也，“《目目》”字下引《汗简》作“”，“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以及朝黾、闻、协叶之类，不可殚数。“龛”字引古《尚书》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并於“戡”字，而自为一条。是由不知古文，误以一字为二也。“澄”即“澂”字之别体。“澄”字下引《云台碑》作“”，“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彩”即采字之别体。
　　采字下引《云台碑》作“”，“彩”字下引《义云章》作“”。以及桐｛同木｝、崇崈、窥闚、謩谟、仙仙、员圆、熙、奉捧、准准、帽冒、竟竞之类，不可殚数。是又由不辨俗书，误以一字为二也。《覃韵》之函，乃函盖字。《咸韵》之函，乃函谷字。而并引《南岳碑》作。《仙韵》之鲜，乃腥鲜字，於古当从三鱼。《狝韵》之鲜，乃鲜少字，於古当从是从少。乃并云古《老子》作“”，颜黄门说作“”，古《尚书》作“”。
　　说文训“┅”为大，训“荒”为荒芜，本为两字。而以古《尚书》之“荒”字、《籀韵》之“┅”字，并列“荒”字下。是不辨音义，以二字合为一也。”
　　亖”字并出《说文》。乃惟云“”字出《说文》。”
　　”字则云出《贝邱长碑》”、古《老子》。“亖”字则云出《天台经幢》。“”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乂《切韵》。“镏”字出《说文》，“庿”字出《仪礼》，“法”字、“”字、“飌”
　　字、“篡”字出《周礼》，乃并云出崔希裕《纂古》。“氵不”字出《荀子》、《公羊传》。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随所见而捃摭也。“篑”字《说文》本作“臾”，乃云出《唐韵》。“梦”字《说文》本作“”，乃云出《汗简》，“烧”字《说文》本作“烧”，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类，全与《说文》相同者，亦不可殚数。是并不辨小篆也。至於“室”
　　字云《季札墓铭》作“”，《季札墓铭》无“室”字。“怕”字云古《孝经》作“”，古《孝经》无怕字。益杜撰矣。他如“、銕、諐之类，相连并立，犹云一篆文，一改篆为隶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雁”字下云：“《籀韵》作雁”。则全作隶书，点画不异，更不解其何故？读是书者亦未可全据为典要也。所列韵目，据《自序》云：本唐《切韵》、《仙韵》下增一《宣韵》，与徐锴《韵谱》同。
　　《覃》、《谈》二韵列於《麻》后、《阳》前，《蒸》、《登》二韵列於《添》后、《咸》前，与颜元孙《干禄字书》同。盖唐制如是。至《齐韵》之后、《佳韵》之前增一《栘韵》，与二书又不同。殆《唐韵》亦非一本欤？是则不可考矣。
　　△《类篇》·四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司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韵指掌图序》，亦称光尝被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书后有《附记》曰：“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镇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则光於是书特缮写奏进而已，传为光修，非其实也。书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称四十五卷。末一卷为目录，用《说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编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二曰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四曰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五曰变古而失真者皆从古。六曰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九曰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考《集韵》所收，并重文为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书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较《集韵》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韵》所遗皆载者，盖《集韵》重文颇为杂滥，此书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故所删之数多於所增之数也。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於《说文》，此书又增於《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钱塘人。绍兴中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
　　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作二十卷，与今本同。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钟鼎法帖》十卷。卷数互异，似传写脱二字。然吾邱衍《学古编》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与振孙之说亦符。盖当时原有二本也。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蒐辑较广，实多出於两书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载比干墓铜槃铭之类，未免真伪杂糅，然大致可称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一类考之，若箕鼎及维扬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铭，济南鼎之出於向氵幡刻本，皆非旧图之所有。至其笺释名义，考据尤精。如《考古图》释虿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虿立。”此书独从《博古图》，以为商鼎。夔鼎铭五字，《博古图》云：“上一字未详。”此书以上一字为“夔”字。父乙鼎铭亦五字，《博古图》云：“末一字未详。”此书以末一字为“彝”字。又如《博古图》释召夫鼎铭词有“午刊”二字，此书作“家刊”。《博古图》释父甲鼎铭作“立戈父甲”，此书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图》所云立戈、横戈形者，此多释为子字。其立说并有依据。盖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尚功所著，别有《钟鼎篆韵》七卷，盖即本此书而部分之。今其本不传，然梗概已具於此矣。旧刻久佚，此本为明崇祯中朱谋垔所刊，《自序》称购得尚功手书本。虽果否真迹，无可证明，然钩勒特为精审，较世传写本为善云。
　　（案：此书虽以《钟鼎款识》为名，然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
　　改隶《字书》，从其实也。至《博古图》中之因器及铭者则宜入《谱录》，不在此例。《隋志》并石经入《小学》，以刻文同异可资参考之故。然万斯大《石经考》之类，皆但溯源流，不陈字体，与小学无涉，今仍附之《金石》焉。）
　　△《复古编》·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有撰。有字谦中，湖州人，张先之孙。出家为道士。是书根据《说文解字》，以辨俗体之讹。以四声分隶诸字，於正体用篆书，而别体、俗体则附载注中，犹颜元孙《干禄字书》分正、俗、通三体之例。下卷入声之后附录《辨证》六篇：一曰联绵字，二曰形声相类，三曰形相类，四曰声相类，五曰笔迹小异，六曰上正下讹，皆剖析毫釐，至为精密。然惟以《说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隶书，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隶者，则曰“隶作某”。亦颜元孙所谓“总据《说文》，则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也。《楼钥集》有此书《序》，称其尝篆杨时踵《息菴记》，以小篆无“菴”字，竟作隶体书之。知其第不以俗体入篆尔，作隶则未尝不谐俗。钥《序》又记其为林摅母撰墓碑，书“魏”字作“巍”，终不肯去“山”字。陈振孙所记亦同。然考此书“巍”字下注曰：“今人省山以为魏国之魏。”不以为俗体别字。是其说复古而不戾今，所以为通人之论。祝魏校等之诡僻盗名，强以篆籀入隶者，其识趣相去远矣。此本为明万历中黎民表所刊，字画颇为清析，惟不载钥《序》。然钥所云陈瓘、程俱前后《序》，则皆相符，盖犹从旧本传刻者也。
　　△《汉隶字源》·六卷（内府藏本）
　　宋娄机撰。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具《宋史》本传。其书前列考碑、分韵、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汉碑三百有九，魏晋碑三十有一，各记其年月地里，书人姓名，以次编列，即以其所编之数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礼部韵略》二百六部分为五卷，皆以真书标目，而以隶文排比其下。韵不能载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终焉。其文字异同，亦随字附注。如后汉《修孔子庙礼器碑》内韩明府名敕，字叔节，欧阳修谓前世见於史传，未有名敕者。而此书引《繁阳令杨君碑》阴亦有程敕，以证《集古录》考核之疏。
　　又若曲江之为曲红，引《周憬碑》；“遭罹”之为“遭离”，引《马江碑》；“陂障”之为“波障”，引《孙叔敖碑》；“委蛇”之为“祎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磔为书家模范已也。
　　△《班马字类》·五卷（内府藏本）
　　宋娄机撰。前有楼钥《序》，称为《史汉字类》。案司马在前，班固在后，倒称“班马”起於杜牧之诗，於义未合，似宜从钥《序》之名。然机《跋》实自称“班马”，今姑仍之。其书采《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以四声部分编次。虽与《文选双字》、《两汉博闻》、《汉隽》诸书大概略同，而考证训诂，辨别音声，於假借、通用诸字，胪列颇详。实有裨於小学，非仅供词藻之挦撦。末有机《自跋》二则，辨论字义，亦极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睂之类，可以不载者亦有。如“璇玑玉衡”本《尚书》“袀服振振”本《左传》之类不得以《史》、《汉》为出典者。与“几至刑措”之几，“不茹园葵”之茹，音义与今并同者，一概捃拾，未免小失简汰。又袁文《瓮牖闲评》纠其引《史记·礼书》“不禀京师”之禀当从示，不当从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之禀当从禾，不当从示，二字交误：亦中其失。然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是一篇，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固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
　　△《字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从周撰。从周始末未详。据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称为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宝祐甲寅虞兟刻书《跋》，亦但称得本於了翁。均不及从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书以《说文》校隶书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为字六百有一。
　　其分部不用《说文》门类，而分以隶书之点画，既乖古法；又既据隶书分部，乃仍以篆文大书，隶书夹注，於体例亦颇不协。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两点类，而下三点内又出水字、火字，旁三点示字类又再出水字，下四点内又出火字、水字。
　　如此之类，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至於干字收於上两点类，独从篆而不从隶，既自乱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类，臣字、巨字、楶字收於自字类，东字收於里字类，并隶书亦不相合：均为乖剌。然其大旨主於明隶书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隶，犹颜元孙所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宋人旧帙，流传已久，存之亦可备检阅也。卷末别附纠正俗书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
　　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减”必作“沾减”、“规矩”必作“规巨”、“心膂”必作“心吕”、“镫炷”必作“镫主”、“袒裼”必作“但裼”、“负荷”必作“负何”、“巾帨”必作“巾帅”、“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虽於古有据，而今断断不能行。其前《题词》，有“《复古编》、《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从周之语。又虍字类虚字条下，既称“今别作墟，非是”，而又出“虚作墟非”一条，指为《字通》所未及。使出从周，不应牴牾如此。其或后人所窜入欤？
　　△《六书故》·三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戴侗撰。考《姓谱》，侗字仲达，永嘉人。淳祐中登进士第，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其所终则莫之详矣。是编大旨主於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
　　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其论假借之义，谓前人以令、长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意而生，非由外假。若韦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借为豆麦之豆：凡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者，然后谓之假借。说亦颇辩。惟其文皆从钟鼎，其注既用隶书，又皆改从篆体。非今非古，颇碍施行。元吾邱衍《学古编》曰：“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如本音睘，加宀不过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书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氏解字引经，汉时犹用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镑锺黎锯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钟鼎文。卵字解尤为不典。六书到此，为一厄矣”云云，其诋諆甚至。虽不为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据，亦有不可尽泯者。略其纰缪而取其精要，於六书亦未尝无所发明也。
　　△《龙龛手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辽僧行均撰。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卷首僧智光《序》，题云“统和十五午丁酉七月一日”。沈括《梦溪笔谈》乃谓“熙宁中，有人自契丹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取以刻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按此本为影钞辽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纪年实作统和，不作重熙，与晁公武所说相合，知沈括误记。又《文献通考》载此书三卷，而此本实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称四卷，则《通考》所载，显然误四为三。殆皆隔越封疆，传闻纪载，故不免失实欤？其书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序，各部之字复用四声列之。后南宋李焘作《说文五音韵谱》，实用其例而小变之。每字之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则又行均因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之例而小变之者也。所录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馀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馀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馀字。於《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沈括谓其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殊属不然。不知括何以云尔也。括又谓契丹书禁至严，传入别国者法皆死。故有辽一代之遗编，诸家著录者颇罕。此书虽颇参俗体，亦间有舛讹。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学家所宜宝贵矣。
　　△《六书统》·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杨桓撰。桓字武子，号辛泉，兖州人。中统四年以郡诸生补济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书，监察御史，终国子监司业。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至大丙申其子守义进於朝，诏下江浙镂版。前有翰林直学士倪坚《序》，又有国子博士刘泰《后序》，而桓《自序》为尤详。大旨以六书统诸字，故名曰“统”。凡象形之例十、会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转注之例十有八、形声之例十有八（案《周礼注》作谐声，此作形声，盖从许慎《说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会意、转注、形声四例，大致因戴侗《六书故》门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则桓以意钩稽，自生分别。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钟鼎文，次小篆。其说谓：“文简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数少，不足於用。文字备用者莫过小篆，而讹谬於后人之传写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证之，悉复其旧。”盖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纰缪亦即在於是。故其说至於不可通，则变一例；所变之例复不通，则不得不又变一例。数变之后，纷如乱丝。於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声指形，有以声指意。一假借也，有声义兼借，有借声不借意，有借意不借声，有借谐声兼义，有借谐声，有借近声兼义，有借近声，有借谐近声，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体，有非借而借。辗转迷瞀，几於不可究诘。盖许慎《说文》为六书之祖。如作分、隶、行、草，必以篆法绳之，则字各有体，势必格阂而难行。如作篆书，则九千字者为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偭而改错，其支离破碎，不足怪也。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则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於此。置之不录，则桓穿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书之中，录此一编，以著变法所自始。朱子所谓“存之正以废之”者，兹其义矣。
　　△《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钱塘人。初宋淳熙间，有杨文昺者，著《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峄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是书。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谓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削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峄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於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曰文几行，行几字，童文阙文几字者，即朱彝尊据以编《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谓阙文几字者，仍第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衍是书同作於元时，其音释亦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拓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所正《诅楚文》二字，“绊”
　　之为“缝”，其说於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遝”之为“遂”，则“遝”、“遂”二字，《诅楚文》石本、版本皆无其文，不知衍所据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亦足广异闻耳。
　　△《字鉴》·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长洲人。自署吴郡学生。其始末则无考也。文仲从父世英，以六书惟假借难名，因辑《类韵》二十卷。以字为本，音为干，义训为枝叶，自一而二，井然不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