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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改变命运-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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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维·利说可以在10分钟内给舒瓦普一样东西，这东西能使他的公司的业绩提高至少50％。然后他递给舒瓦普一张空白纸，说：“在这张纸上写下你明天要做的最重要的六件事。”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用数字标明每件事情对于你和你的公司的重要性次序。”这花了大约5分钟。
艾维·利接着说：“现在把这张纸放进口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张纸条拿出来，做第一项。不要看其他的，只看第一项。着手办第一件事，直至完成为止。然后用同样方法对待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直到你下班为止。如果你只做完第一件事情，那不要紧。你总是做着最重要的事情。”
艾维·利又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你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深信不疑之后，叫你公司的人也这样干。这个实验你爱做多久就做多久，然后给我寄支票来，你认为值多少就给我多少。”
整个会见历时不到半个钟头。几个星期之后，舒瓦普给艾维·利寄去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信。信上说从钱的观点看，那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后来有人说，五年之后，这个当年不为人知的小钢铁厂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钢铁厂，而其中，艾维·利提出的方法功不可没。这个方法还为舒瓦普赚得一亿美元的利润。
艾维·利这个价值2。5万美元的方法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只做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方法人人都应该去尝试，每天写出你要完成的六项最重要的事情，并按照重要性排列，先专心做完第一件，然后做第二件。只消一个月，你就会发现，你的学习效率提高了不知多少倍，你居然完成了许多看起来要花两三个月才能做完的事情，而且时间也突然变得好像花不完一样。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感觉，那么请立刻行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种方法能让你做出选择，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最值得做的事情上，而不会被琐事干扰，而实际上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是花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的。你养成了只做重要事情的习惯，就等于获得了比别人多出一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拿破仑·希尔归纳了四条做不值得做的事情的坏处，十分经典：
1．不值得做的事情会让你误以为自己完成了某些事情；
2．不值得做的事情会消耗时间与精力；
3．不值得做的事情会浪费自己的有效生命；
4．不值得做的事情会生生不息。
所以，《论语》说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意思就是说，就算是一些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恐怕它们会妨碍我们做更重要更长远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君子是不会去做的。
台湾作家李敖在《选与落选》中谈到人生的选择，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深刻：
“你的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你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你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你最应该做的‘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你的生命。”
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童话作家王尔德有一次对一位来伦敦寻求发展的作者说：“我知道有好些人，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但是几个月后就崩溃了，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余光中在《如何谋杀名作家》中不无刻薄的把给作家写信的读者也作为“名作家谋杀团”的成员，“回信，可以剥夺他们的时间，不回信，可以鞭打他的良心，无论如何，对于谋杀名作家，总是有贡献。”在生活中，类似于回信的琐事实在太多，看起来有一定做的价值，但你忘了，其实用这些时间你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勇气在一开头就予以“封杀”的话，它们就会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直到把你的所有时间和精力耗费得干干净净。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经济学上的基础概念……“机会成本”，意指你放弃某种机会而造成的潜在损失。比如你投资十万元去开一家杂货店，每个月可以赚两千元，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呢？如果单纯从帐面的“成本…受益”来看，每个月进货需要一万，卖出去一万两千元，收益大于成本，当然值得做。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可以花十万元开一家手机专卖店，每个月可以赚五千元。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去开杂货店吗？显然不会，因为你只有十万，选择了开杂货店，就等于放弃了开手机专卖店，也就是放弃了每个月五千元的收入。所以，你开杂货店的帐面成本是每月一万的进货，而实际上还有一个隐藏的“机会成本”……即放弃赚五千元的“机会”的成本。二者相加是一万五，大于杂货店每月受益一万二，成本大于收益。所以，一个明智的商人都不会去开杂货店而去开手机专卖店。
同样，我们的时间有限，你选择了做某件事情，就隐含了你放弃做别的事情。“做别的事情”就是你的“机会成本”。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标准，不是“某件事有没有价值”，而是“某件事是不是最有价值”。做没有价值甚至负价值的事情的人是傻瓜，做有价值的事情的人是庸才，唯有只做最有价值的事情的人才是人才。
正因为我们只做最有价值的事情，而不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总会感觉到痛苦……因为你放弃的东西其实是有价值的。你不去杀人放火而来读书学习，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你放弃的东西没有价值；但要你不去学习音乐美术而来学习化学物理，就需要意志了，所谓“丢车保帅”“壮士扼腕”，其间既有勇气，更有智慧。正如李敖所说：
第42节：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你所面对的是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你的选择，寄以前瞻；对你的拒绝，砍掉反顾。注意我用的动词是砍掉，有很强的意志在内。
这就好象是摊开菜单，这一次，你选了红烧明虾就不得不拒绝干烧明虾、吉列明虾，你吃红烧明虾的时候，也不能再想干烧明虾、吉列明虾多好，你的胃口没那么大，一如你的生命，没那么长。
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使你认为选红烧明虾最好；意志是什么？意志是使你砍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的沾恋与矛盾；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吃了红烧明虾泻了肚子，坐在马桶上还在笑。”
第二章第四节二、时间安排的几个重要原则（二）下面智者、勇者、达者，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方为合理安排时间之最高境界。
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融洽的与人相处、团结协作确实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更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获得成功。”
……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万珍珠
一、“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把事情做好的方法有很多，但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因为这不可能，也没必要。
有人问孔子：“听说某人住在某地，他的邻里相亲全都很喜欢他，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答道：“这样固然很难得，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能让所有有德操的人都喜欢他，让所有道德低下的人都讨厌他，那才是真正的君子呢。”
孔子关于君子的具体标准也许并不适合现代人，但有一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要做滥好人，不要试图去赢得所有人的欣赏，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做事情，道不合不相与为谋。
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这样总结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与两千年前的孔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不可能同时得到所有人的喜欢。”我认为是极为明智的。如果你希望和每一个人都搞好关系，最后你付出了很多时间去给别人帮忙，不欣赏你的人仍旧不欣赏你。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做到：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大部分人都很欣赏你，很少或基本上没有人讨厌你，你的为人处世就算是很成功了。
那么，我不妨再把人性说得险恶一些，以前不知在哪里看到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这样：“有些人是这样，你帮了他十次忙，九次成功了，有一次没帮好，他就记你这一次，你费了那么多力，最后还是得罪了他。”这句话也许有点恶毒，不过，世界上确实有不少人，你越是努力和他结交，努力给他帮忙，他越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反之，如果你认真学习工作，在学习上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了，又不狂妄自大，自然能赢得别人的敬重。
然而即使你做得再完美无缺、也没有招惹任何人，仍然会有人看不惯你，仍然会有很多不利于你的传言。对某些心胸比较狭隘的人来说，你不需要招惹他，你在某方面比他优秀，这就已经招惹他了。也许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但倾向于相信对某个优秀人物不利的传言却是大多数人都有的阴暗心理。这种情感几乎是不自觉的，比如在我们班上有某个同学成绩一直和你差不多，某一次考试你考的差极了，于是在别人谈论他的时候，如果你得知他也考的跟你一样差，你就会感到一种心理的安慰。而如果有人说他虽然考的不错，但却是靠作弊得来的，你虽然不至于去添油加醋或者四处宣传，甚至还会说一句“不会吧”，但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理会完全不自觉的感到一阵满足。
我并不认为一个人有这种“幸灾乐祸”的感受就在道德上有多大缺陷，它应该是一种正常人的正常的心理反应。但这种心理反应，已经足够为流言蜚语提供生存的沃土了。更何况还有很多不正常的心理存在，所以说别人坏话的人，总是能够找到知己，各种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的谣言，总会有人来传播。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因为有少数几个人说你坏话而心有不安。其实对你不满的人未必是坏人，只是他们不欣赏你，而且多少有点爱搬弄点是非、说点闲话而已，也不能说有什么大错。
但其实反过来一想，无论你怎么做人做事，总是有人欣赏你，让所有人喜欢是件不可能的事，想让所有人讨厌也不那么容易。你做任何事情，来自外界的评价都是两方面的，所以不要只看到杯子有一半是空的，还应该看到它还有一半是满的。对于别人的批评，要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没有必要影响自己的心情；对于看不惯你的人，如果他发现了你的缺点，应该勇于改正，如果是误会，应该解释，解释不清，就不去解释，不妨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尤不可得，就鄙而远之。你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用来潜心学习还不够，哪里来那么多功夫去向每一个对你有看法的人解释误会呢？你的家人是爱你的，你也有那么几个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朋友，做人无愧于心，又没有违法乱纪，这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和精力，还是用来好好学习要紧。如果你为了澄清某一句流言，改变某一个人对你的看法，而花了太多的时间，影响了学习，最后高考失败，伤心难过的是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感到高兴的则是那些制造流言的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呢？
第43节：学会真诚的赞美他人
把事情做好的方法有很多，但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因为这不可能，也没必要。
二、学会真诚的赞美他人
请记住，如果你突然发现了别人的某些优点，那么不要犹豫，请立刻告诉他。没有比这个更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了。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适当的赞美对方，会让你迅速获得对方的好感。
莎士比亚曾说：“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
心理学家威廉·杰尔士也说：“人性最深切的需求就是渴望其他人的欣赏。”
正因为如此，赞美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对他人真诚的赞美，正如沙漠中的甘泉一样让人的心灵受到滋润。而当你赞美他人的时候，别人也就会在乎你存在的价值，你对他人的赞美也让你获得一种不容易获得的成就感。在由衷的赞美给对方带来愉快以及被肯定的满足的时候，你也十分难得的分享了一份喜悦和生活的乐趣。
当然，仅仅赞美是不够的，你的赞美还必须是真诚的。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张的赞美，真诚而不是虚伪的赞美。毫无根据的夸奖，会让人产生你在拍马屁或者说至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实际上，对于那些喜欢别人过分夸奖的人，也未必适合和他做朋友。只有当你真的发现了别人身上的某些优点的时候，你才把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种优点并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一些细微处的赞赏可能更能感动别人。比如你发现对方今天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那就请立刻告诉她：“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
请记住，如果你突然发现了别人的某些优点，那么不要犹豫，请立刻告诉他。没有比这个更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了。
实际上，为了不辜负你的赞美，受到你赞扬的人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
邱吉尔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想要其他人具有怎样的优点，你就要如何的去赞美他。”
反之，对于别人的缺点，你也应该学会用更加委婉的方式指出，使之听起来更像是赞美而不是直接的批评。
在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应该这样，以鼓励代替批评，以赞美来启迪他人内在的动力，使其自觉的克服缺点、弥补不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种办法比你去责怪、去埋怨有效的多。这样将会让你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气氛，从而给学习和生活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
三、“作揖主义”
不明智的争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用理智分析问题，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事后他也许会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必须考虑到宝贵的自尊心而坚持说下去。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左派作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写过一篇叫《“作揖主义”》的文章，其间为人处世的思想至今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44节：当一个人说不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靶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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