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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1879-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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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点点头，说：“梁先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睁眼看世界，尤其是当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国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样，无知地向列强十一国同时宣战。”
张之洞捋了捋胡子，站起来问梁启超：“依梁总长之见，破除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泰西各国呢？”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就像满清朝廷，爱国志士应该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袁世凯这时站起来，笑着说：“俺听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总统当年教诲俺们新军‘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经述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我们当政者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泰西各国，与古代的帝国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摇摇头，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也就是说，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总统，你说是吗？”
“嗯，我同意梁总长的观点。”李经述站起来说：“一国是否强大的根本因素，在于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文化革新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容易像1793年法国大革命一样，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会上，结果却难以落地生根，导致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国家却乱了套。”
容闳并不服气，转头对梁启超说：“梁总长力主传统的文化道德，那你给我举例子说说，中国传统的道德**中哪一些现代社会还需要？”
梁启超说：“我不多说，就说‘报恩’、‘明分’和‘虑后’三种观念，就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赖以维系不堕的本源和支持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报父母恩、报师恩、报别人的滴水之恩，这一传统思想，是万万不可丢的。‘明分’，则是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维系纽带，是一国中常有秩序的伦脊，即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安于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社会才不会乱，才可以进行逐渐改良。‘虑后’所考虑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观念。中国人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为中心的祭祖与传宗接代来寻求永恒。因此有无后代的问题，如孔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
冯国璋这时点点头，站起来说：“梁总长说得有道理，报恩和明分这两点，日本社会就比中国要做得好。这两个传统中国人决不能丢。”
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容闳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别着急，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连总统的权力也要限制吗？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李经述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人性恶论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点，防范人的弱点，建立防止人性的恶发挥作用的制度。历史现实和理论一再证明，以这种人性恶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所谓好人政府，虽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纯洁，但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极其*和堕落的。面对人性的本质，我们宁愿承认其恶的一面然后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盗铃地躲避它，否认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时，我们宁愿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这将是我们政府以后改革的总体原则，是我们根治*的灵丹妙药！靠道德是绝对管不住官员*堕落的。我们把官员想象成坏人，用制度让他们不能贪，贪不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在保护他们。”
第166章出兵南洋
容闳和梁启超对于宪政争得面红耳赤，容闳偏向于西洋的政体，而梁启超偏向于研究如何在传统文化道德基础上，走改良的道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建立起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遏制政府官员的**。盛宣怀等人也议论纷纷，李经述站起来平息了的争论，说：“此次宪政改革，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我大体上同意梁启超总长的刚才说的，虽然明文的宪法我们早就有了，但宪政是要有制度保障的，需要落实宪法中保障民权的具体条文。”
容闳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一直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实现美利坚式民主，见李经述、盛宣怀、徐世昌、张之洞、段祺瑞、席家栋等人都支持梁启超的观点，内心有点失落。李经述见他脸色有点不好看，便提议说：“大家静一静，我们请容议长来给大家讲一讲泰西各国宪政的主要内容，中国可以结合具体的国情，看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利用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我们都可以借鉴。”
容闳穿一身黑色燕尾西服，站起来咳嗽了两声，说：“过去多年，我主要呆在美利坚合众国，我就以美利坚的制度为代表，给在座的讲一下宪政内涵。人类民主政治的历史，最早追溯至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意指人民的权力。当时城邦的公民大会，由年满十八岁的全体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国家政策有最终决定权，而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大家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而近代泰西的民主制度，则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原则基础上，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简单的‘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直接民主。政府实行分权统治以相互制衡，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少数人或任何个人的专政，最典型的就是美利坚的三权分立政体。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张佩纶一向对容闳宣扬的美利坚的制度不感冒，这时站起来插了一句，道：“容议长一直认为民主制度很好，民主的古希腊，为何只持续几百年就灭亡了呢？”
对这样的问题，容闳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时想了想，回答张佩纶说：“民主不是万能的，从历史上看，野蛮制度有时会征服文明制度。比如满清入关，灭掉大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两人又有点剑拔弩张，李经述说：“今天我们暂且不辩民主的优点和缺点，这要说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请容议长继续说宪政的内涵，越具体越好，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制度。”
容闳点点头，说：“宪政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司法**，以宪法为纲领，任何法律出台前，国会都要有违宪审查，国家最好成立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
梁士诒点点头，说：“根据我们一路的考察，泰西各国都注重宪法的权威。他们宪法法院的**官，多是法学界权威，由总统任命，是终身制，任职没有年限限制。除非他们严重渎职，才会被弹劾。”
张佩纶说：“也就是说一旦当了**官，到死都是**官？那么根据权力制衡原则，谁来监督他们？”
梁士诒回答说：“国会、媒体都可以监督他们。”
李经述说：“建立宪法法院，出台新法律前进行违宪审查，任命终身**官，这些中国都可以借鉴。依法治国，这是我们执政的底线。几千年来，中国以德治国，**的官员总是拿道德忽悠老百姓，今后我们要依法治吏，请容议长继续说。”
容闳说：“政府的一切开支要经过国会讨论，这样可以防止官员乱花纳税人的钱。”
席家栋说：“的确是这样，这一条今后可以形成规矩。现在政府的手头有钱，能够自由支配的钱也多，花在科技、教育、卫生、国防方面的开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李经述点点头，说：“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理应接受监督。”
容闳说：“这第四点，就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徐世昌说：“这一点倒和中国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很相似，‘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传统的有益地方的乡镇自治制度，也可以被写入法律。”
李经述说：“确实是这样，政府应该简政放权，不能什么都管，道德层面上的东西，交给社会就可以了。政府主要负责法律。”
容闳接着说：“我们还要搞自由市场，政府少干预工厂企业的经营活动。”
盛宣怀说：“这七八年，我们政府搞的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吧，商人成立工厂，到政府登记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审批。政府考核官员，也主要是看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为了吸引商人去投资，官员都快把商人当‘老爷’了，各地政治协商会议，除了士绅地主，商人也参加，商人议政，这在中国亘古未有。”
梁启超说：“我们的政府没有禁止官员从商，这样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结和**。另外，泰西各国的公司制度、股票制度、专利制度，中国也应该大力学习，中国不能老是靠卖矿产资源和丝绸茶叶瓷器赚钱。”
席家栋说：“确实是这样，好的制度才能诞生良性的市场，政府的税收才会滚滚而来。另外，政府应该做好市场的监管工作，虽说‘无商不奸’有点过了，但我们不能把商人的本性想得太好，毕竟，贪婪是人的本性。”
李经述点点头，问梁启超：“这次考察，还有什么新鲜事？”
梁启超说：“我原以为搞宪政就要搞全民选举，人人都有选票，但我考察发现，泰西各国虽然都有民众选举，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在美利坚，黑人和华人就没有。不少国家有规定，交了多少税以上才有选举权，而且妇女很多地方没有选举权。美利坚的人权宣言，英文原文是‘rightsofman’，似乎男人有选举权就可以了。”
张佩纶挺着发福的肚子，站起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参与政事，确实会误国机，就像慈禧太后。”
张佩纶的话音刚落，从容闳身后冲出一名中年女子，冲过来一把揪住他长袍的衣领，杏眼怒睁，掌掴了他一耳光，反驳道：“你们这些议员大人，晚上打麻将，白天开会打瞌睡，发言打官腔，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高见？”
这一巴掌打得张佩纶两眼直冒金星，质问她道：“你是哪来的泼妇？”
那女子也很硬气，说：“我乃国会妇女的代表，唐群英。”
唐群英是将门虎女，1871年出生，是原湘军提督、振威将军唐星照之女，典型**的湖南妹子，她四岁缠足时，刚开始以为男女都缠足，忍痛接受，没想到哥哥们居然不缠，她一把拆掉了裹脚布，要求跟哥哥一样。此后，她一边读书，一边骑马练剑。父亲唐星照感慨说，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二十岁时，唐群英嫁给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而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曾国藩的表侄，两家是邻居，一见如故。不久，唐群英的女儿夭折，丈夫病故。她没有按照封建礼教为夫守节，而是回到娘家读书练武。后来，她创立了妇女参政联盟，争取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李经述对妇女参政，并不反对，所以议会中是有妇女代表的，唐群英为首。
梁启超最后说：“此次考察，我们还有一个收获，泰西各国，新闻被称为第四权力，社会舆论监督很发达。”
“嗯，很好。”李经述点点头，说：“政治的民主与良好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施行民主政治之前首先教会人们什么是民主。人们在理解国家制度、认知社会文化的同时，参与国家的构建、社会的组织、法律的制定和文化的传承，报纸现在主要的任务，我觉得是教育人民。当然，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是可以放开的。不过新闻自由必须是讲究责任的，所以请国会先制定新闻法，再放开舆论监督。并且，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允许媒体再讨论，不允许媒体煽动社会暴力。”
此次报告会讨论了三天三夜，取得了很多成果，李经述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些政策很快出台，梁启超为首的考察团四处宣讲，中国的政治走上了良性的轨道，国家活力进一步增强，社会日趋稳定！
不过，三个月后，印尼殖民者竟然不顾中国的崛起，开始出现排斥华人的浪潮，大量华侨伤亡，华侨们的妻子，女儿，数以千计的中国女人被侮辱。李经述得到消息，当即大怒，正好，从英国订制的六艘一万五千吨级的巡洋铁甲舰已经到了天津港，天时地利，他决定出兵南洋，占领印尼，为印尼的几百万华侨出一口气！当然，印尼丰富的矿产，还有众多人口，也可以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殖民财富。
李经述将段祺瑞和刘步蟾等人叫到总统府，商量对印尼用兵的计划，出兵南洋。
在无垠的太平洋中，透过淡如轻纱的晨雾俯瞰，海天相接处很多似有似无的白线，漂浮着一万多个大小岛屿，那便是荷属印尼群岛。印度尼西亚当时的首府是雅加达，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著名的海港，位于爪哇岛西北部沿海。十七世纪晚期，荷兰先后与英国、法国交战，在海上荷兰败于英国，在陆地荷兰败于法国，从而衰落。1810年，法国还吞并了整个荷兰，直到1813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荷兰才重新获得**，但到1830年，比利时又脱离荷兰**。荷兰到1848年成为君主立宪国，明显实力大不如以前，对印尼的控制能力很微弱。1902年，荷兰正处于二十二岁的威廉米娜女王执政时期，不过当时君主立宪制在荷兰很不得人心，民众反抗情绪很大，国内政治势力尖锐对立。
当天到总统府开圆桌会议的除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步蟾等军方高级将领，还有外交总长伍廷芳、内务总长阮忠枢等。
伍廷芳当时对欧洲列强会干涉中国出兵南洋表示担忧，他说：“以保护华侨的名义对印尼用兵。英国人、美国人不会有意见，但是德国就不一定了，西班牙因为古巴战争，法国因为最近中国收回法租界。对我们也怀有旧恨。搞不好我们就得面对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四国的舰队。”
印尼是岛国，这次作战主要就是海军，李经述问刘步蟾：“以中国现在的海军实力，拿下印尼有把握吗？”
刘步蟾回答说：“在南洋地区，现在主要是英国殖民地比较多，占领着槟榔屿、新加坡、文莱和马六甲。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在南洋地区的军舰，加起来也没超过二十五艘。我们现在可以调到印尼去的战舰可以有五十艘左右。只要英国支持中国，封锁马六甲海峡，即便要打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四国舰队。北洋舰队也没有问题！”
李经述点点头，他想起历史上日本曾凭借海军优势，在爪哇海打败了以荷兰海军少将杜尔曼为指挥官的荷美英澳四国的联合舰队，一个多月就拿下了印尼。只要英国和美国支持中国，拿下印尼还是有很大的把握。他问刘步蟾：“你估摸着还要多少陆军配合登陆作战？”
刘步蟾说：“根据前期的侦察情况来看，如果中国取得爪哇海海战的胜利，陆军可以在坤甸、东万律、山口洋、邦戛等四个地方同时登陆，荷印政府在岛上的守军也就一万人左右，我想一个军足够了。”
李经述点点头，问段祺瑞陆军的备战情况。段祺瑞回答说：“陆军现在有三个军三十万人可以赴南洋作战。”
李经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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