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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豪杰去抗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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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先黍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所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领南望，不胜翘企。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叩皓（十九日）”
然后大家对所发的通电，是否留在黄河北进行了讨论。这次虽然没有遇到顽固分子的阻挠，但是随范筑先回聊城抗战的一些人还是提出了异议，激烈地辩论起来。
赵玉坡说：“咱们抗战就抗战呗，何必通电全国，何必是破裤子先伸腿呢？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今后形势变化了，在河北站不住脚了，再退走就被动了。我看，不如不通电。”
崔芳德说：“通电全国是可以的，但是时机不对头，是不是晚一些。现在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退，咱们能不能顶得住，还得瞧瞧。别说我们了，一般人也看得出来，肯定是顶不住的。”
韩行说：“日军这么强大，就凭我们保安营的这点儿力量，就连傻瓜也看出来了，顶是顶不住的。这个电报是万万不能发的，一但发出了，弄得我们进不能进，退又不能退，那不是太被动了吗！？”
面对着反对意见，张维翰坚定地对大家说：“聊城有几十个县，一千万的民众，现在各县的民众都动员起来了。小鬼子能有多少人，他要是把所有的县城，乡村都占了，最起码也得有10万的兵力，他哪里有这么多的人？别说乡村了，就是高唐、临清这样大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力量去长期占领，就是占领了，那也是暂时的。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别叫他把我们吓着了。我们就是要通电全国，鼓舞起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也为我们自己鼓劲。”
姚第鸿接着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是退走了，可是八路军又来了，有了正规部队的支援，我们还怕什么。我是坚决拥护范司令领导鲁西北人民抗战的决心，主张把电报打出去。这就叫出师有名，壮我军威。”
韩行接着又对张维翰和姚长鸿的话进行了驳斥：“你们不样这样鼓动范专员好不好，要不是你们这个样，范专员还不会下这样的决心。你们这是要陷范专员于危险之中，你们这是要挑动事端，你们的军队呢？我怎么没有见着。见不着军队，见不着和强大日军抗衡的力量，一切都是白说。”
韩行这样一说，反对通电的人又占了上风。
范筑先批评韩行说：“我也不是受什么人鼓动，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有些人光想到自己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那我们中国成了什么样子了，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人去抗日，如果都不去抗日了，我们华北和东北的张学良还有什么区别？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愿意抗日的，我们就是同志，不敢抗日的，那我也不勉强，就请自便吧！”
听到范筑先说话这样激烈，反对通电全国的人都不说话了。
范筑先在会上作结论说：“发通电表明我们的抗战决心，这是我反复考虑的。现在日本军队到处横冲直撞，中国军队除了八路军外都纷纷南退，发通电就是给那些患恐日病的分子一个教育。告诉他们中国是征服不了的，我们鲁西北人民就敢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而且我们抗战也需要人民的援助，不通电全国，抗日人民如何支援我们呢？我们在敌后抗战是有困难的，但只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动员广大的鲁西北民众起来参战，我想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下了留在鲁西北，誓死不渡黄河南的决心。还是那句话，大家愿意随我抗战的留下，不愿意的自便，我绝不勉强……”
范筑先的威信不是一时半会儿形成的，既然范筑先坚决留下来抗战，别人也就纷纷表示愿意追随范司令抗战到底。电报稿被全体通过了。
当天晚上，秘书处用长途电话将电报内容传给了六区驻济南办事处的牛连文，牛连文于第二天清早将电文送到了济南各通讯社和报馆，20日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当时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逃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专员，竟敢留在敌后坚持抗战，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
全国人民高兴了，而日本人却不高兴了，日军为了消灭范筑先和共产党合作的抗战势力，在1937年冬天，进行了两次试探性的进攻。
第一次日寇占领临清之后，在11月20日，日军派出了一个骑兵侦察小队，到堂邑和聊城进行侦察。堂邑县在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西北5公里千户营村，1943年，为纪念行乞办义学的武训将堂邑县改名为武训县，1956年3月，堂邑县建制撤销，其辖地分别划入聊城和冠县。
日本人到了堂邑后，简直是哈巴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给聊城抗日政府打了一个电话，小队长岗村大尉电话里讲：“你是什么人？我们大日本皇军来了，皇军要去聊城，你们马上准备粮草迎接皇军。要不然，皇军生气了，你们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定要杀你个鸡犬不留。”
当时接电话的是参谋长王金祥，王金祥听了心里也怪生气，心里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你还不知道老子是吃几碗干饭的。真是光着腚串门——没事找事，真是屎克郎跳到粪坑里——找死（屎）。”；但是电话里却在说：“我是参谋长王金祥。皇军来了，我们真是高兴得很，我鲁西北的民众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我们真要好好地迎接一下皇军了。”
王金祥立刻把这事告诉了范筑先。范筑先一面命令王金祥率领着警察和政工人员严密监视着日军骑兵小队，不许放他们一人一骑进城，一面组织了几十个人的自行车队，好和日军的骑兵周旋。
日军骑兵小队长岗村大尉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地来到了聊城城下，因城周围是护城河，只能下了马顺着西门小道前进。到了西城门下，看到城门紧关，大声地吼道：“谁是参谋长王金祥，我们大日本皇军来了，怎么还不开开城门。这样对待皇军，我们要生气啦！”
王金祥站在城门顶上嘿嘿一笑，说：“我也不知道你狗日的叫什么，我就叫你小鬼子吧！你他妈的吃饱了撑得，闲得没事儿，到这里来干什么，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底下岗村大吼：“八嘎！你怎么骂人啊，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我是岗村大尉，速速开城门迎接我们。要不然，你们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王金祥又是嘿嘿一笑：“噢，原来是岗村小鬼子啊！还迎接你们，狗屁——谁请你来的？弟兄们，他们说要我们迎接他们？那就别客气了，好好地迎接他们吧——”
城墙上乒乒乓乓就是一排子弹。
岗村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打又打不得，再待下去只能是挨子弹的份了，只能跳上马，领着那一队骑兵顺着河堤向北逃窜了，要不是骑兵跑得快，早就吃上子弹大餐了。
这一路上，只见到处是武装的中国人，这里一队，那里一队的，只要是见了日本人，就是放枪，虽说是没有伤到骑兵，那也是没有了立足之地，岗村只得带领着这一小队日军惶恐不安地往来时的临清方向退去。
下午四点多钟，日军退到了一个叫梁水镇的地方，这里似乎还算安全，一条土路直通村庄，土路两旁有一座座的坟头。岗村带领着士兵，先朝着坟头那边打了一阵子枪。坟头那边什么反应也没有，岗村这才放下了心，感觉到又累又乏，对日本兵们吼道：“进村去，喝点儿水，吃饭，让马歇一歇，然后再走。”
岗村这伙人放缓了马速，几十匹马“哒哒哒哒”地朝村里走去，就在这时，岗村只觉得坟头那边闪起了一片火点，自己的胸口一疼，似乎被蜜蜂蛰了一下，腿上也挨了一下，岗村大叫一声：“不好，中国人的埋伏！”刚喊出了一声，脑袋突然猛一涨，就像一个皮球被打爆了一样，脑袋迅速地膨胀，然后四分五裂地不知了去向……天地也迅速地黑了下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世界化成了无数的碎片，然后慢慢地飘去，飘去，飘向了无极的世界……
原来，这是范筑先的自行车队在和敌人的马队赛跑，他们终于跑到了敌人的前面，在梁水镇外坟地里和村里设伏。当时一阵乱枪，打倒了日本骑兵的五六个，把小队长岗村也打死了。剩下的骑兵一看，也弄不清埋伏的有多少人，立刻夺路而逃，直奔临清去了。
日军吃了这次亏，还不死心，于11月27日由高桥联队长率领步骑炮三百多人，再度进攻堂邑。
第一卷 愤怒的鲁西 第17回 管大同到寿张
范筑先亲自率领着齐子修的第三营，再加上政工队、传令队共八百多人，在党邑西北的界牌，依靠着运河，等待着敌人。日军占据了运河西边的林庄村，向运河东边展开进攻。日军是兵精火力足，范筑先是人多士气旺，双方叮叮当当，打得好不热闹，总算打了个平手。
双方打到了下午三点，这时有一个日本鬼子骑着马到附后近大杨庄村去捉鸡，他哪里知道，这里到处是中国人的侦探，到处是民团，早就被民团看到，迅速告诉了范筑先。范筑先立刻命令政工队七八个人，去抓住这个鬼子。也算这个鬼子机灵、命大，一看许多人拿着枪跑来，吓得立刻仓皇逃命，战马也不要了，但还是被我们政工队缴获。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日军一看，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况且到处是民团，天一黑，更是中国军人的天下，所以赶紧逃回临清去了。
临清日寇经过两次失败，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他们收买堂邑北边吴家海子刘桂堂匪部团长吴连杰，委任其为皇协军第一旅，补给武器弹药，使其牵制第六区的抗日部队。
范筑先在积极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加紧管理各县的工作，填补国民党县政府逃亡后的空白。11月底，管大同和20名上尉政治服务员奉命派去寿张县。
寿张县在现今阳谷县的南部，1964年被国务院撤消，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山东省阳谷县和河南省的范县。管大同20人到达了寿张县后，当时国民党县长齐思元还在任上，听说是范专员派来的服务员，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应付着把这些服务员安排到城内东北角县立第一小学内。
当时这一带经常闹水灾，这时候的第一小学经过水灾后已经墙倒屋塌，仅有一座二层的砖楼和两间小茅屋。此时正值严冬，砖楼残破，窗上玻璃全无，东北风一刮，屋里就如冰窖一般，特别是睡觉时，被子又潮又凉，就如冷铁片一般。
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挡住抗日的热情，很快的，原来冷清的街头出现了石灰水涂写的抗日标语，红绿纸的传单和抗日油印小报《老乡》也印出来了，再加上服务员的救亡歌声，使这座古城的抗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寿张的老百姓用惊愕的眼睛来打量着这批身系武装带，但都是徒手而来的青年军人。
对于这些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如何深入群众，如何组织与掌握武装，确实是新的一课。但是管大同他们分析、研究到，如果能得到基层政权的配合或由自己掌握基层政权，那对开展工作可就方便多了。但是寿张县的情况，又是十分的复杂：
当时寿张城里，虽然旧政权还在，但由于日本侵略已迫在眉睫，各乡已骚动起来了。一些人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绿林，打家劫舍，到处绑票。你不叫我活，我也不能等死，惶惶不安的地主绅士就组织起了民团武装，与土匪对打。两方面一打，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夹在两种势力中间倍受煎熬。
面对着这两种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服务员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们都引向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任务不能明讲，只能暗暗地做工作。
管大同把人员分成了两拨，一拨是明着到民团中去做工作，一拨是暗着到绿林中做工作，在绿林中做工作的要绝对保密，以免被人说是官匪一气可是实际上，凭着服务员的这些力量，无论对民团还是对绿林做工作，都是很困难的，那就是行话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绿林的目标是，攻城劫寨，搜刮民财大吃二喝，服务员去了，绿林们讲他们的一套大道理，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年轻的服务员们。民团的目标是，保护村寨，尽最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一看服务员去的，有的还客客气气，表面敷衍，有的干脆就把服务员们撂到一边，不管也不问，给以冷遇。一旦这些民团做大之后，更是不愿意让服务员们接近他们的团丁，想方设法撵出这些服务员。
尽管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年轻的服务员们在不断地总结着经验，越来越感觉到，掌握县政权的重要性，特别是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1月4日，县里到处风传日军已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十里堡，县里顿时和炸了营一样，有钱的士绅和官员们纷纷外逃，服务员们也撤退到城东北二里的一家贫苦农民家里。等事情稍微平息下来之后，管大同和服务员到县里一看，县长齐思元携带眷属借口到南岸视察，再也不敢回来了。
这样，寿张县长就出了缺。
服务员们商量后，就决定由管大同和姜维扬去见范专员，请示寿张县的工作。范专员略加考虑后，慨然以他的名义，任命管大同继作寿张县县长，原来的寿张政训处干事工作由聊城政训处派别人担任。
原来的管干事一下子变成了管县长，寿张县里的上层人物对服务员这些年轻人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变，就连县政训处的地位也明显提高了。当管大同这时候来走马上任的时候，寿张县的绅士们都出城列队迎接，接着又都纷纷来县政府“晋见”和祝贺。
管大同到任的当晚，即和大家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及施政工作。大家决定建立一个抗日廉洁的县政府。初步规划如下：1、施进财产累进税；2、救济灾民；3、废除苛捐杂税；4、推行抗日教育；5、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6、加强对县内武装的纪律整顿；7、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推荐孙思白立即草拟报告，宣布施政纲领。
接着大家又商议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已经礼聘了一名旧人员以外，其余都从政训处同志中推行，推任孙思白为县政府秘书，岳树梅为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长，其余科员都由服务员们担任。
管大同一上任，就给这座旧衙门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上下级之间都是商量着办事。县政府首先提出减薪，那些老职员感到有些惊慌，但是看到县长和科长的薪资削减一半，幅度比他们大得多时，他们又安心了。
这时候的县政训处服务员可以拿着新县政府开的介绍信，大大方方地分别到城关和四乡的民团中去担任政治指导员。民团的头头们这时候明白了县政府和政训处的关系，都表示“热烈欢迎”，至少表面上工作做得好多了。
各项工作一开展，原有的政治服务员就不够用了。县政府就拨款开办“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管大同兼校长，林以身任班主任，许法任教务主任，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地方党的赵凤生同志，发动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进训练班学习，为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后备人才。
寿张县政府的大门敞开了，如果老百姓来提意见、告状，那是有求必应。但是几千年来，“县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思想贯穿人心，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
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社会上有四大冲突，即信仰冲突、爱情冲突、性格冲突、利益冲突，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那就是利益冲突。彼此为了派粮、派工、官员安排、枪支摊派、县里的好事多少，常常争吵不休，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争夺最大的利益。
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河南派的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老七。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逮住你是死缠烂打。
这不，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管县长啊，这一阵子，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
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只得说：“剿匪好啊，不过匪在哪里，有多少人，得需要多少人前去，花费大约多少。”
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说道：“这话怎么讲，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碍着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
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
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过往了，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们，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就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啊，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是很快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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