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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之路 (第四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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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挤出一点笑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他就走开了。她暂时安全了。即使这样，她也一直等他走到海湾散步广场的一半时，才松了口气。深深吸了口气之后，她手上的肌肉又开始颤抖。
谋杀那天风景秀美，称得上是夏天的一幅油画。一切事物都是画家最喜欢画的——云彩，旗帜，树叶，性感的人们，以及后面的平坦开阔的浅蓝色的天空。小吻唇先生是第一个到的，坦克雷德是最后一个到的，穿着一件像和服之类的衣服（里头藏着一支偷来的卢格尔手枪）。西莱斯特没有来，她刚刚得知她得到了去索菲亚的交流奖学金。他们决定没有她也照样干，但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另外一个人没有出现。他们谋杀的对象却碰巧那天没来。因为斯耐福斯的声音在电话里最像大人的声音，所以推荐他到城市银行的大厅里去给西十六街宿舍打电话。
接电话的护听是临时的。但善于随时撒谎的斯耐福斯坚持说一定要叫她母亲接电话。他母亲——“安德森夫人当然是住在这里的，阿尔玛·安德森夫人。”这是西十六街２４８号，对不对？如果她不在，她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慌乱的护听解释说，那里的居民，只要身体还好的，都到霍帕康湖去参加７月４日的野炊了。是大泽西退休共同管辖处请他们去的。如果他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打来，他们就回来了，他就可以跟他母亲通话。
所以刚开始着手的行动被迫推迟，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安帕罗把从她妈坛子里拿来的麻醉药丸分给大家，以示安慰。杰克借口说自己是个边缘神经病人而离开了。这是他们暑假期间最后一次见到杰克，直到９月份开学才再次见到他。但是，他们这个组织正四分五裂，像唾液泡着的方块糖，最后全部溶化在舌头上。但是，大海映衬着的是同一片蓝天，边门后的鸽子依然光蔡爱，树木依然郁郁葱葱。
他们决定胡乱开玩笑，说说Ｍ－day（谋杀那天）这个词里“Ｍ”到底代表什么。斯耐福斯先说：“代表诺默小姐，车辆小姐和牛排小姐。”坦克雷德缺乏幽默，只能说：“摩涅莫涅，缪斯女神之母。”小吻唇先生说：“可怜的上帝！”玛丽简较理智地说Ｍ代表玛丽简。但安帕罗坚持说Ｍ代表“阿普罗姆”。就这样争论着打发时光。
然后，印证了那句谚语：当你得意时，一切事情都顺利。他们在９９·５调频上听到特丽·赖利的长篇小说《奥尔费奥》。他们在模仿课上曾学过，如今对它已烂熟于耳。地狱从黄豆般小变成星球般大。当奥菲厄斯①被贬到地狱时，亚历山大的这群学生非常难过，是自雅各布·佩里时期以来最难过的。整个下午，人行道上挤满了聚聚散散的观众。他们的表现超过了以往的自我，不管是个人还是大家。虽然如果没有心理上的因素，他们是坚持不到最高潮的（在９：３０），但他们跳的是真实的，自己的舞蹈。当他们那晚离开炮台公园时，是整个夏天感觉最好的一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得到了一次净化。
【① 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和诗人。】
回到普拉扎后，小吻唇先生无法入睡。他一进门，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打开窗户，爬到窗台上后，他才感觉好点。城市是真实的，但他的房间不是。石头窗台是真实的，他的光屁股从那感觉到一点现实的气息。他观察远方缓慢运动的物体，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不用与其他人商量，他也知道谋杀永远不会发生了。他们从未像他那样在乎过这个想法。吃了一粒麻醉药丸他们又成了演员，很满足做镜子中的肖像。
他看到，整个城市慢慢地变暗，慢慢地，天又亮了，把天空分成明显的东方和西方。如果有一个行人正路过五十八大街并往上看，他会看到一个男孩脚上的鞋底天使般地晃来晃去。
他必须单独地杀阿廖娜·伊方诺夫娜。此外别无选择。
在他房间里，电话早就响了。那可能是坦克雷德（或安帕罗）打来要他别干了。他早就能料到他们的理由。现在不能信任西莱斯特和杰克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奥尔费奥》的表演中太引人注目了。只要稍稍调查，板凳上的人就会记起他们，想起他们舞跳得那么好。警察将会知道到哪儿去找他们。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开始同情他们的谋杀对象。对于这点，安帕罗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麻醉药丸的作用已消失了。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们已太了解他们的谋杀对象。他们的决心已被同情融化掉了。
爸爸房间的灯亮了。动手的时候到了。金色的阳光，又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他站了起来，走过一英尺宽的窗台，回到自己的窗户边。他的腿已因坐得太久而刺痛。
他一直等到爸爸去冲澡才蹑手蹑脚地溜进爸爸房间的旧密室（Ｗ·Ｊ·斯隆，１９５２）。爸爸的钥匙串挂在胡桃木椅子上。在旧密室的抽屉里有一个古老的墨西哥雪茄盒。盒子里有个天鹅绒袋子。里面放着爸爸复制的一支大约１７９０年的法国决斗手枪。这些预防并不是针对小吻唇先生而是对吉米·内斯的。因为她老是要他认真对待他自杀的威胁。
在爸爸刚买回枪时，他就仔细研究过使用说明书。他能迅速无误地装子弹。首先，把事先量好大小的导火线塞到枪管里，然后在上面放个铅子弹。
他扳起击铁，咔嚓响了一声。
他锁好抽屉，把钥匙放回原处。他把枪暂时放在土耳其沙发的坐垫下，斜竖着放，以免子弹掉出来。然后，用昨天所剩的热情，小吻唇先生跑到浴室里，吻了他父亲的脸颊。他的脸很湿润，因早上刚刚喝过两加仑芬香的４７１１。
他们在咖啡店里吃的早餐。这种早餐与他们自己做的一样，只是咖啡店里有女招待服侍。小吻唇热情地描述亚历山大学生表演的《奥尔费奥》，爸爸则尽力显得没有屈尊的样子。当他实在装不出来时，小吻唇就会向他要一粒麻醉药丸。因为从爸爸手里得到这东西总比从街上陌生人那里得来要好。
他中午时分到了南渡口。他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高兴。天气又像谋杀那天那么好，似乎是他半夜在窗台上强迫时间倒退至昨天一样。他穿了最不显眼的短裤，手枪就放在挂在腰间的暗褐色小袋里。
阿廖娜·伊方诺夫娜正坐在鸟舍的一条板凳上，听着科劳斯小姐的喃喃细语。她的左手牢牢地抓住海报。右手在空中飞舞。她不停地乱说，就像一个哑巴在发生奇迹治愈之后，刚开始说话。
小吻唇先生走下小路，盘腿坐在那雕像的阴影里。雕像已失去了魅力。从昨天开始，在每个人看来，它就显得非常愚蠢。现在，它们仍显得很愚蠢。’韦拉扎诺穿得像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维多利亚资本家，天使穿的是天使通常穿的黄铜睡衣。
他的感觉越来越差，像堆俄罗斯沙石被几个世纪的风越刮越小。他想到要打电话给安帕罗。但是只要他的目标没有实现，安帕罗给他带来的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他看看手腕，才想起把表忘在家里了。第一国民银行正面的广告钟正指示着１２点１５分。简直不可能。
科劳斯小姐仍在说个没完。
从泽西上方天空飘过来一朵云，停在哈得逊，挡住了太阳。看不见的风轻咬着它纤细的边。云朵就像他的生命，将会在还没变成雨之前就消失了。
后来，阿廖娜沿着海边广场朝城堡走去。小吻唇偷偷地跟了他好几英里路。最后，在公园的尽头，只剩下他们俩。
“哈罗！”他说道，脸上迟疑地装出成年人要显示重要的笑容。
他直盯着他的帆布袋，但小吻唇先生并没有惊慌。他肯定是在考虑是否向自己要钱。如果小吻唇有钱的话，肯定是在小帆布袋里。手枪明显地鼓出来，但并不会让人轻易联想到是手枪。
“抱歉，”他冷冷地说：“我身无分文。”
“我向你要钱了吗？”
“你正准备要。”
阿廖娜似乎要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所以必须马上说点什么，好让他呆在那里。
“我看见你和科劳斯小姐讲过话。”
阿廖娜停了下来。
“祝贺你——你终于打开了坚冰！”
那老头半笑半皱着眉头问道：“你认识她吗？”
“晦，应该说我们注意到了她。”“我们”这个字眼是种有意的冒险。这当然无关紧要。他用手指捏着腰间挂帆布袋的绳子，让它懒散地垂直挂着，“你是否介意我问你个问题？”
“我大概会介意的。”老人脸上没有了高兴的表情。
小吻唇的笑容已没有了狡猾算计的成分。是那种对爸爸，对安帕罗，对库柏拉德小姐，对任何他喜欢的人的笑容，“你从哪里来？我是说，来自哪个国家。” “那与你无关，对吗？” “可，可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那老人（他似乎不再是阿廖娜·伊方诺夫娜）转过身，径直朝旧堡垒的圆石筒走去。
他想起门口那块匾牌——记录七百七十万移民的同一块——记载着詹尼·林德①曾在那演唱过，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① 詹尼·林德（１８２０—１８８７），瑞典歌剧团清唱剧女高音歌唱家，音域宽广，技巧成熟，被誉为“瑞典夜莺”。】
那老人解开他裤子的拉链，勃起阴茎，开始在墙角小便。小吻唇先生摸索到了袋子的绳子。显然，老头子小便了很长时间。因为，虽然绳子很难解开，但当老人撒最后的尿液时，他还是把枪拿了出来。
他把雷帽放在打开的火门上，扳了两下击铁，打开安全阀，然后开始瞄准。
那老头慢慢地拉起拉链。这时他才朝小吻唇先生望了一眼。他看到了对准他的手枪。他们隔着不到二十英尺，所以他肯定看到了。
他说了声：“哈！”甚至这句也不是对手里拿着枪的小吻唇说的，只是从他每天在海边独自苦恼的独白中猜出来的。他转身走了。
一会儿以后，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伸出手，向某个家伙要二十五美分。
（刘慧梅 译）
战后的一代
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笔下的“新生代”是种比喻的说法，他们所指的是那些观点相似，兴趣相同，写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体，而所有这些观点、兴趣、写作风格都与过去截然不同。每代入常常都拥有具有他们明显特征的共同经历，比如，一战时的迷惘的一代，２０年代禁酒时期的一代，大萧条时期饥饿的一代，二战时期实用主义的一代，越南战争产生的隔离的一代，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时代。但真正按年代划分的时期却很少被考虑到。
波尔·安德森和戴蒙·奈特曾提出，科幻小说作家大概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的一代，但还不曾有人研究过作家们的出生年月。我们只需大致浏览一下就能发现某些年份有大量的作家产生，而其它年份产生的作家却寥寥无几。例如，１９１１年出生的一批重要作家就有奥托·宾德、芬尼、盖伦、哈伯特、Ｃ·Ｌ·穆尔、诺顿、圣克莱尔、施米茨和乔治·欧·史密斯。而在这前后几年当中，一年最多出现四个作家，通常三个，有时只有一个甚至一个也没有。１９１５年出生的作家又格外的多，有布拉克特、德尔雷伊、戈德温、霍伊尔、雷蒙德·Ｆ·琼斯、库特纳、蒂普特里（谢尔登）和扬，这样的声势随后的几年是无法相比的；直到１９２０年出现了阿西莫夫、加卢瓦、赫伯特、坦恩（克拉斯）、西奥多·托马斯、塔伯、万斯和理查德·威尔逊，１９２３年又出现了比格、比克斯比、戴维森、迪克森、冈恩、梅里尔、小沃尔特·米勒和冯内古特。
如此罗列下去显然毫无意义，而收入本册的这些小说都发表于１９７０年以后，其中有四个作家生于１９４５年，三个生于１９４７年，四个生于１９４８年，也许这些数字还真有些神奇之处吧。
帕梅拉·萨金特（１９４８－ ）做过推销员、模特儿、流水线工人、打字员、勤杂工和教师，与此同时她在宾海顿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习，获得了古典哲学和哲学史的硕听学位。她的第一篇小说《登陆的少数人》于１９７０年９月发表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她的短篇小说收在《星影》（１９７７）和《帕梅拉·萨金特最佳小说选》（１９８７）中。
７０年代中期，萨金特雄心勃勃地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包括《无性生命》（１９７６），《突如其来的星球》（１９７９），以《守望星》（１９８０）为开始的地球精神少儿科幻长篇系列小说《金色太空》（１９８２）、《楼上的外乡人》（１９８３）、《妇女之岸》（１９８６），以及以《梦中的金星》（１９８６）为开始的金星大地系列小说。她还写了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小说。她编辑了四本名为《生命的未来世界》的文集，而其最著名的贡献要算是她主编的三部由女性撰写的有关女性的科幻小说选集《神奇女性》（１９７５）、《神奇女性续集》（１９７６）和《神奇的新女性》（１９７８）。
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关于超强力的发现与发展，这种超强力常常能够惩恶扬善，或为一个新社会甚至一个新种族的产生铺平道路，但有时它却成为邪恶、私利或权利的工具。后来的科幻小说有时注重描写隐藏或对付这种新的能力的困窘，甚至强调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们的孤独之感（如在《无入烦扰格斯》中），经历过德国犹太人大屠杀的那一代人则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额外的惩罚。
《采撷蓝色玫瑰》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具有异常之处的孩子成长中的艰难。故事中的小女孩并未提及姓名。她是个犹太人，敏感、孤僻，有个双胞胎兄弟，母亲则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还必须面对母亲脆弱的精神，并且因此偶尔需要离家独自生活一段时间。故事讲述到一半时，才暗示有种非正常的因素潜于其中，这一因素使得这篇小说得以归类为科幻小说。直到最后，读者才会明白这位母亲经历的痛苦所产生的特殊恐惧，也只有在结尾处，小说才显示了小女孩的敏感及易受伤害是比她母亲遭受的更为可怕的诅咒。
这篇小说语言简练，浅显易懂，采用了适合儿童的语言。对于作者来说，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描写女儿成人后所经历的生活。萨金特并不是添加一段后来的情节或在最后笨拙地附加一段描述，而是以两个层次同时描述这个故事：童年这一层是以成年人的角度来追溯的，后来的事情以及现在的经历则在括号中插入叙述，两个层次同时揭示主题，情景描写与其结局一一吻合。
《采撷蓝色玫瑰》＇美＇ 帕梅拉·萨金特 著
我记不清是否当面问过妈妈那些刺在她身上的号码的事。我们肯定早就知道不该去问，也许我和哥哥西蒙还是小孩子时曾无意中说过什么，看到了妈妈听后那悲伤的样子，也许爸爸叮嘱过我们，千万不要去问。
可是我们总能意识到那些号码的存在，当天气特别暖和时，妈妈就不扣住衣服上部的几粒纽扣，她俯下身来拥抱我们或是把我们抱起来时，我们就能看见她胸口上方一英寸处的那一横排数字。
（等长到十来岁时，我听说了所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焚尸炉的恐怖故事，知道了那些不得不从死人嘴里拔下金牙的人们，还有那些遭到德国听兵强暴的妇女，尽管有德意志帝国的禁令。从那以后，我总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妈妈，不知道在妈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样的负罪感，以及为了生存下来她做了些什么。如果是我，我也许早就死了，我宁愿以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忍受这样的耻辱。一位老医生曾告诉我：“我们当中那些最优秀的、最尊贵的和最敏锐的人都已死掉了。”我真要感谢上帝，我生于１９４９年，这样我就根本不可能是纳粹听兵施暴后生的女儿。）
四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乡下的一所旧房子里，爸爸在附近一所很小的初级专科学校里教书，而放弃了去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对于妈妈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房子周围有许多榆树、橡树，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枝叶忧伤地拂着屋顶。我们的池塘在初春和晚秋时节，会有几只鹅光顾，它们飞起来之前总要彼此拉开一段距离。（爸爸总会说：“你们可以假设这些鸟是犹太人，他们一到冬天就去迈阿密。”我和西蒙就想象他们躺在海滩上，向女招待要柠檬水，我们那会儿还没听说过冰冻果子酒呢。）
就算在乡下，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妈妈收拾行囊，告诉我们她要离开一段时间，只一个星期，只想离开家独自安静一下。有一次她去了阿迪龙达克斯的一处旧野营地，这个野营地是我一个姑妈的；另一次是去爸爸的一个朋友租给她的一间小屋，反正她总是独自一人去_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爸爸说这是神经紧张的缘故，可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够偏僻的了。西蒙和我觉得是妈妈不爱我们了，她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她不要我们了。于是，我努力想表现得乖一些，妈妈休息的时候我会踮起脚尖走路，压低声音说话。西蒙的反应可要强烈得多了，他只能够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由于绝望地想引起妈妈的注意，他会在屋子里狂冲，发出吓人的尖叫，然后一头撞在暖气片上。有一次，他冲向起居室的一扇窗子，窗玻璃全都撞碎了，侥幸的是除了几处割破和擦伤的地方，他没受什么伤。那次事件之后，爸爸在窗户朝里的一面都装上了铁丝网，妈妈因为这件事震动很大，一连几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浑身上下疼痛不堪，然后又去我姑妈的那个野营地一呆就是三个星期。西蒙的脑袋一定很结实，他撞在暖气片上，除了肿几个包并有点儿头疼之外，竟然没什么事，可妈妈却常常因为头疼而卧床不起。
（我拿起望远镜从塔上巡视森林，下面的湖泊看上去小得就像一个个小水坑似的。我把望远镜瞄准了泊在一个小岛附近的一艘小船和船上的一对恋人，然后又调转开去，不想去窥探他们的隐私，心里却在羡慕这对少男少女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地交流并分享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用害怕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至少他们彼此分享感情的方式不会给像我这样的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天空阴云密布，卷积云彼此追逐着缓慢向前飘动，西面天空有一大片雷雨云，我想今天不会再有人来爬这座山了。我希望永远没人来。昨天在我的观察塔下野餐的那一家人就让我够受的了；一个小孩头疼，另一个消化不良，结果害得我躺在小屋里吃了一下午阿斯匹林，胃里也十分难受。但愿今天没人来。）
直到法定上学年龄我们才被父母送进镇上的一所公立学校。一辆黄色的旧校车每天会到家门口接我们去上学。上学的第一天我感到十分害怕，很高兴我和西蒙是双胞胎，可以一块儿去。镇上刚建的这所新学校是一座很小的四方形砖楼。一年级有十五人。高年级学生和我们在同一座楼里上课。我害怕他们，所以知道他们在二楼上课就特别高兴。除了他们在外面上体育课，白天我们很少看见他们。每次我都坐在课桌前向外望着他们，每当有人被球砸了或是擦伤了，我的心都会瑟缩起来。（感谢上帝我只在学校里呆了三个月，从那以后爸爸获准在家里亲自教我。这三个月充满了太多的无休无止的痛：苦和情感上的混乱；现在回忆起这～切，我还是会浑身直冒冷汗，两手不住地发抖。）
上学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枯燥无味。我和西蒙从记事起在家里就学会了阅读并做算术。上课时我一句话也不说，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西蒙却是咄咄逼人，总要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他孩子对我和西蒙指指点点，一面吃吃发笑。我感觉到了一些，可没太注意，我那时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上学第一天不是。
课间时，孩子们吵吵嚷嚷，跑跑跳跳，有的在曲杆和梯子上爬上爬下，有的在单杠上荡来荡去，有的则在打篮球。我和两个女孩子用粉笔在沥青路面上画格子，她们教我玩跳房子游戏，我则尽量不去注意其他同学是否擦伤或碰伤了。
（我需要安宁，只有宁静才能让我远离那些轻易就影响到我的苦痛。客观地想一下，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如此充满着不安、痛苦、悲哀和仇恨，不仅随处可见，并且人们总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爱和满足则如一层薄纱，不足以使我免受生活的打击和伤害。就算怀着最强烈的爱，人们还是能感觉到隐藏在深处的更为强大的恐惧、憎恨和嫉妒，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到了第二个星期末，事情终于发生了。下了课，我又在玩跳房子。西蒙在去和其他男孩子玩之前，先来看看我们在玩什么。五个大孩子走了过来，我想他们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开始了恶作剧。
“格一林一鲍姆，”他们喊道。我们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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