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之路 (第四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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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一林一鲍姆，”他们喊道。我们转过身来，我一只脚站在跳房子的方格里稳住自己，西蒙则握紧了拳头。
　　“格一林一鲍姆，埃斯特·格一林～鲍姆，西蒙·格一林～鲍姆。”他们故意把格林两个音拉得特别长，鲍姆两个字又念得特别响。　“我爸说你们是犹太佬。”　“他说你们是犹太杂种。”一个男孩怪叫着，“嗨，他们是犹太杂种。”男几个男孩吃吃笑着，接着又唱了起来，“犹太杂种，犹太杂种，”其中一个把我一下子推出了方格。
　　“离我妹妹远点儿。”西蒙吼着冲向他，飞起一拳把他打倒了。那男孩一下子跌坐到地上，我感到屁股一阵疼痛。又一个男孩跑过来用拳猛击西蒙，西蒙挥拳相还，那男孩重重一拳打在西蒙的鼻子上。好疼呀，我哭了起来，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拿开一看上面满是鲜血。西蒙的鼻子也在流血。这时其他孩子都动了手，一个家伙抓住西蒙，另一个对他拳打脚踢，“别打了，别打了，”我尖叫着，疼得蜷缩在地上。老师们赶过来把他们拉开，随后我昏了过去，被送到医务室，他们让我呆在那里直到放学回家。
　　西蒙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自豪，满口夸个不停。下车时，我求他：“别告诉妈妈，西蒙，千万不要，她会不安的，又会离开我们，求你了，别让她难过。”
　　（我十四岁时，一次妈妈离开家后，爸爸和阿恩斯塔先生在楼下厨房里喝醉了。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听磁带；听见他们在谈话，爸爸声音很轻，阿恩斯塔先生却嗓门大得很。
　　“没有人，没有人能忍受安娜经历的一切，说到底我们都是些畜生，所有的人，德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有什么区别呢？”
　　只听得酒杯“砰”地砸在桌子上，紧接着一声怒吼，“该死的，萨姆，你们犹太人好像以为只有你们在受罪，那哈莱姆贫民区的那些人怎么办呢？在墨西哥挨饿的那些人又怎样呢？你以为他们好过吗？”
　　“可安娜的情况更糟。”
　　“不，不会比加尔各答街头的流浪儿更糟。安娜至少还有获得解脱的希望，可谁能使那些孩子获得解脱呢？”
　　“没有人，”爸爸仍然轻声说道，“没有人能从安娜那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我躲在房间里想听他们说下去，可阿恩斯塔先生走了。我走下楼，看见爸爸呆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酒杯。我站在那儿，感到他的悲伤静静地把我笼罩起来。幸好爱虽薄如轻纱，却遮住了这悲伤，使我能够忍受下来。）
　　我开始想念起学校来，一星期至少两次，这时我会全身疼痛，不愿意和妈妈说话，想对爸爸说些什么，却找不到词儿。妈妈离开得更频繁了，这让我愈加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使她不得不离开。）只是因为家里弥漫着的舒适气氛，才使我能够忍受这一切。
　　爸爸妈妈当然十分为我担忧，但他们还没有真正感到恐惧和担心，一直到感恩节过后１１月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雪下个不停，爸爸给壁炉添满木柴，妈妈在擦烛台，我和西蒙数着我们攒下的零用钱，计划着爸爸带我们去镇上时为他们买些什么礼物。）那时我已休学一星期了，每天早上一想到也许还得回去上学就会感到恶心。爸爸在看书，西蒙在外面爬树。我呆在厨房里，帮妈妈做小甜饼，一边切，一边点缀出各种图案，妈妈揉着面，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嘴里哼着曲子，我不时偷偷地把小块面团塞进嘴里，妈妈看到后只是微笑着转过头去。
　　突然，我从椅子上跌到了地板上，捂着腿呻吟起来，擘妈妈，好疼呀！”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涌了出来。妈妈把我抱起来，搂在怀里，然后把我放到椅子上，用棉纱堵住了我的鼻子。这时，只听见西蒙在外面叫了起来，紧接着他在后门砰砰猛敲，妈妈把他拉了进来，他的鼻子在流血，“我从树上摔下来了。”妈妈抱起他时，扭头向我望来，我知道她全明白了，我能够感到她的恐惧和悲哀，因为她意识到我和她是一样的，我总能感受到别人受伤时的刀割般的疼痛，别人的痛苦会传到我身上，也许迟早我会被这些痛苦击垮的。
　　（我总是记起，夏天的一场暴雨过后，爸爸和妈妈站在屋外的柳树下，爸爸伸出手臂揽住妈妈，拂弄着她的黑发，又在她的前额上温柔地吻了一下。可这一切不属于我，我的爱里已掺杂了太多的痛苦，我总是孤单一人，守着我的山，我的森林，我的湖泊。那对年轻恋人的船就停泊在小岛边。）
　　我听见他们在楼下。
　　“安娜，我们能为这可怜的孩子做些什么呢？”
　　“塞缪尔，这对她太糟了，”妈妈叹息着，“我看她的情况会比我更糟。”她的悲哀渐渐逼近、淹没了我。

　　　　（姜倩　译）


星际旅行综合症
　
　　科幻作家历来是从大量阅读起步的。传统发展方向是朝向西部——从为杂志、书籍撰稿发展到影视剧本创作。马西森、埃利森、布洛克和斯特金就是如此成名的。这样的传统模式可能正在改变：好像往身后抛杜卡利翁石头①，新作家将在观看《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片或《星球大战》电影的观众中冒出来。科幻作家创作也许会始于科幻电视或电影剧本。
　　【①　杜卡利翁——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之子，赫伦之父。遵循其父的忠告，建一方舟。他和妻子皮拉成为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中的唯一幸存者。洪水后又遵奉先知教谕，将“地母之骨”（石头）抛向背后以复兴人类。他抛出的石子成男子，其妻抛出的成女子，这些人便是希腊人的祖先。】
　　戴维·盖罗尔德正是如此。（他１９４４年出生于芝加哥，原名戴维·盖罗尔德·弗里德曼。）他在洛杉矶长大，曾进过洛杉矶谷专科学校，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课程，于１９６７年获加州大学诺思里奇学院戏剧艺术学听学位。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科幻作品，取得巨大成功。他在二十三岁读大学四年级时将《晾纸架风波》电视剧本卖给《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片，几乎无可匹敌。他在雨果戏剧奖大赛中名列第二（埃利森的《永恒边缘的城市》夺得第一）。１９７３年盖罗尔德以他自己的经历写了本书，同年又创作了《星际旅行的世界》。
　　盖罗尔德又将剧本《我，马德》改编成《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片中的一集，并以《云中沉思者》闻名。后他又为《星际旅行》创作了两个剧本，为连续剧《失去的土地》写了五个剧本；再后又为《星际旅行》写了一个系列：《星际旅行：下一代》，并为不少电视系列片写作或编辑，其中大部分与科幻有关。
　　盖罗尔德的小说创作始于短篇。　（他的第一个短篇是登在１９６９年１２月《银河》中的《关于一只白兔的预言》。）他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不少选集和更多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收集在《找寻自我》（１９７２）中。
　　作为青年作家，他充分施展了其推销才能。他选编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在《第一星》（１９７１）、《世代》（１９７２）和《科幻小说重点工》（１９７４年与史蒂芬·戈尔丁合编）中。显然，这最后一个集子他们还想继续编写续集，但最后未能成功。他还编辑了《交替》（１９７４年与史蒂芬·戈尔丁合编）和《奇迹的上升》（１９７７年与史蒂芬·戈尔丁合编）。
　　盖罗尔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与拉里·尼文合著的《飞行的巫师》（１９７１），后被改编成连续剧，更名为《念错了的咒语》。１９７２年他出版了小说《太空摩托艇》、《昨日的孩童》和《当哈利一岁时》。１９７３年将《人猿行星大战》与《将自己包起来的人》改写成小说。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　８年，《月星奥德赛》和《死亡野兽》相继问世。接着，他以《人类大事》（１９８３）开始了《茨托之战》的系列。
　　《当哈利一岁时》、《将自己包起来的人》和《月星奥德赛》引起广泛注意。三部小说均进入星云奖提名的最后名单，前两部还闯入雨果奖提名的最后名单。盖罗尔德从电视行业起步，取得了成功。前两部小说也仔细探讨了传统主题。《当哈利一岁时》集中讲述智能电脑的悠久历史，包括盖罗尔德早期喜欢的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Ｃ·克拉克的作品。另外也谈及Ｄ·Ｆ·琼斯的《巨人传·弗尔宾计划》来反思在改善人类环境和取代人类方面电脑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的反作用）。《将自己包起来的人》把他自己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罗伯特·Ａ·海因莱恩所倡导的时空旅行发展成极端的唯我论。《月星奥德赛》以另一种方式探讨了厄休拉·Ｋ·勒吉恩小说《恶魔的左手》中的性别角色。他的短篇小说《火星孩子》获１９９４年星云奖。
　　《找寻自我》发表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危险的幻想》第二集中。盖罗尔德的小说继承了弗兰茨·卡夫卡和乔治·刘易斯·伯吉斯的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传统，带有西奥多·斯特金１９４１年幻想小说《最后的自我主义者》风味。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刘易斯·卡罗尔的幻想小说。
　　而在主题上，盖罗尔德表现了当代的机智和关注的焦点。他在灵感之路上走钢丝，一边是胡言乱语的悬崖，另一边是疯狂的海湾。


《找寻自我》＇美＇　戴维·盖罗尔德　著
　
　　今晨我一照镜子，左眼瞳孔不翼而飞，虹膜也消失大半。原先长虹膜的地方现在只剩一块空洞的白斑和油渍。
　　起先我以为是隐形眼镜在作怪，但转念一想，我并未戴隐形眼镜。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眼镜。
　　那只空洞的眼睛向后盯着我，看上去怪怪的。我仍能看见东西，这叫我不安。我把手举在完好无损的右眼前，发现左眼视力丝毫未减。我片刻难宁。
　　如果左眼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惊慌，这只不过是夜盲而已。但瞳孔消失而丁点不影响我的视力——天哪，这出奇的吓人！这可能是重病的征兆。
　　我当然想到了找医生看看。但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而且为了我的事去麻烦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然而这只眼出了问题，还一直盯视着我。我最终还是去拿电话簿翻找一下。
　　电话簿好像是晚上才丢的。我一直用它支撑书架的一端，可现在它不见了。书架也没了——我开始猜测我是否遭劫了。
　　先是我的眼睛，再是电话簿，现在是书架，这些统统消失了。今天要不是星期二，我准会着急。说实话，我是急了，但星期二是我沉思默想事与愿违的日子。星期一考虑个人的事（如眼睛和电话簿）。到下星期一，还得先过上六天，我是抛开日程表，在一个星期二操起心来。等星期一我没紧要的事再找电话簿。
　　（我发现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使我保持思路清晰——一定的时间内处理一定的问题，我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眼睛着实让我坐立不安。它把我的办事顺序搅乱了。
　　我决定即刻采取行动。我出发去找电话簿，可找寻线路不见了。我被迫中途折返。
　　真难受——物品接连失踪引起忧伤的思绪。每当我要什么东西，它总不见，像是激我再找，跟我玩起了捉迷藏。而我早已厌倦这孩子气的游戏，便不再受它们的逗引和摆布，不找了。（让它们来找我吧！）
　　我决定自个儿走去找医生。（我没戴帽子。我怕我一找帽子，帽子也不见了。）
　　一出门，我发现过往行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不久我就想到是由于我的眼睛。我已将此忘得一千二净，没预先考虑到别人对此的反应。
　　我转身回去取太阳镜。但我想到一去找，准又无影无踪，便又转回来朝诊所进发。
　　“让它自己来找我吧，”我喃喃自语，想着那太阳镜。一个老太太一定是被我吓了一大跳。她回头盯着我，目光诧异。
　　我双手插入大衣口袋向前走。我一下就摸到左边口袋里一个硬邦邦的扁平物体。这是我的镜盒，里面装着太阳镜。它确实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想到我仍是生活用品的主人，东西失而复得，我不免心中得意。
　　我取出眼镜戴上，却发现左边镜片已呈奶白色。我审视自己的眼睛，发现目力穿不透模糊的镜片。我不再理会行人的注目，直奔诊所。
　　不过我很快发觉我是漫无目标瞎折腾。——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我确信我去找个诊所准找不到。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喃喃自语：“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吧！”
　　我得承认我说此话心存疑虑——记得那太阳镜的事吧？——但我别无选择。等我一转身见身后有幢大楼，牌上赫然写着：医疗中心。我走了进去。
　　我走向接待员。我们相互对视。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左眼），问道：“您有何吩咐？”
　　我答道：“我要见医生。”
　　“好。”她说，“有个医生现在去大厅了。如果你眼神好使，大概能看到他。瞧，他去那儿了！”
　　我随她望去，是的——有个医生正走向大厅。我清楚地看见了。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高尔夫球鞋和毛衣。他在走道上一拐弯不见了。我转身冲那接待员说：“我不是要去见医生。”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医生来看我。”
　　“哎呀，”她说，“你为何一开始不这么说呢？”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不太坚持。
　　“不，你没有。”她说：“好，说响点，我听不清。”她拿起麦克风说：“吉本医生，请到接待处来……，’然后她放下麦克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等着，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另一个穿高尔夫球鞋和毛衣的人从旁边一扇门里出来。他看了看桌子后的接待员。她说：“这位先生要医生看看他。”
　　医生后退一步，看着我。上下打量完毕又让我转身。然后又仔细瞅我几眼，说声“好吧”就走回办公室。
　　我问：“完了吗？”
　　她说：“当然啦。你不就要这些吗？请付十块钱。”
　　“等等，”我说，“我要他看看我的眼睛。”
　　“哎，”她说，“你该一开始就说清楚。你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时间老叫医生下来看看一个随便踱进来的人。你要是要他特别看看你的眼睛，你该说清楚。”
　　“我不要人只看看我的眼睛，”我说，“我要人治好它。”
　　“为什么呢？”她问，“你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说：“难道你就没发现？瞳孔不见了。”
　　“唔。”她说，“是不见了。找过了吗？”
　　“找过了。”我说，“都找遍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找不着。”
　　“你可能把它丢在哪儿了。”她柔声问道，“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哪儿？”
　　“不在哪儿。”我说。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
　　“我是说昨晚我在家来着。我哪儿也没去！而且我现在不舒服。”
　　“你确实面色不佳。”她说，“你该看医生。”
　　“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他去那大厅了。”
　　“哦，对。我想起来了。”
　　“喂，”我说，真有点生气了，“你能帮我与医生约个时间吗？”
　　“你要的就是——定个时间？”
　　“是的，就这些。”
　　“你肯定就只定个时间？你不会回头再抱怨说我们没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保证，”我说，“决不会。”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承诺。”
　　现在一切似乎都乱了套。整个世界倾斜了。一切都被压扁了，滑向地球边缘。事情至此还未完。我看到地表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我晃晃脑袋要驱走这念头，却发出了奇怪的震动声——像小海象藏在大蚌壳里。
　　我坐在长椅上——我想不通。雾旋绕着升起，越来越浓，掩盖了一切，能见度降到了零，管理员威胁说天花板没掀开就不做手术。我抗议，不——天花板在那儿有什么不好吗？——但他们不理我。
　　我于是站起来动手要把天花板移回去。但我够不着，只好踩在椅子上。虽近看那天花板满是裂缝，却坚硬无比，移动不得。
　　我又试着再次推，但一只强有力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停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到长椅上躺着去。”她说，“闭上眼睛，放松，仰卧，放松。”
　　“好吧。”我应道。但我没仰面朝天，而是俯卧着。脸贴着坚硬无比的椅面。
　　“放松。”她又说了遍。
　　“我尽力。”我说，迫使自己放松。
　　“看窗外。”医生问，“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云朵。”我答。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对。什么样的？”
　　我又看了一眼：“农舍奶酪云朵。农舍奶酪小云朵掠过。”
　　“农舍奶酪云朵——？”医生问。
　　“对。”我说，“农舍奶酪云朵。硬得很，犟得很。”
　　“奶酪是大还是小？”
　　“啊？”我问道，翻过身来。她没穿高尔夫球鞋，但穿着毛衣，脚上蹬一双高跟鞋。她是医生——我能分辨出来。她鞋跟还钉有防滑片。
　　“我问你问题呢！”她低吼。
　　“是。你问了。”我承认，“你再问一遍行吗？”
　　“好的。”她答道，静静地等。
　　我也等着。一时间我俩都不说话。我打破沉默问：“那你倒是问啊！”
　　这时她说：“我问你云朵是大奶酪还是小奶酪？”
　　“我不知道，”我答道，“它们是什么？”
　　“你不知道就好，——否则我们会对你动武的。你抛弃了怪念头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天花板整个散了架，边缘部分摇摇欲坠，裂缝越来越大，碎片剥落像肥皂泡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地面上。
　　“啾——”我说道，“嗽，医生——我的眼睛有病。”
　　“你的自我？”①
　　“嗯，对啊。瞳孔不见了。”
　　“你自我中的学生②不见了？”
　　【①　eye（眼睛）与I（我）同音。】
　　【②　pupil有“学生”与“瞳孔”两义。】
　　医生大吃一惊，“怪事！”
　　我只有点头——我确实点了点头。（可能僵硬了些。又有些小碎片剥落轻飘下来。我们注视了片刻。）
　　鼍嗯。”她说，“我是这么想的。想听听吗？”
　　我默不作答。不管我愿不愿听，她都会说出来。
　　“世界末日到了。”她阴丝丝地说。
　　“马上吗？”我问道，有点担心了。我还没喂过猫呢。
　　“不。但快了。”她安慰道。
　　“哦。”我应了一声。
　　我们闷坐着。过了会儿，她清了清嗓子，“我认为……”她慢条斯理地说，但声音逐渐低下去。
　　“那好。”我说。可她没听见。
　　“我认为世界存在只不过是人脑的反映。它之所以这样存在着，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这样存在的。”
　　“我思故我在。”我说。她不搭理，只是要我别说话。
　　“是的，你存在着。”她肯定。（我很高兴她能对此确定——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而今天不是担心的日子。上次我担心是在星期二。）“你存在着。”她说，“因为你认为你是存在的。世界也存在着，因为你认为它确实存在。”
　　“那哪天我死了——世界不也就跟我一同完蛋了吗……？”我推论道，心中祈盼千万别死。
　　“不——瞎胡扯。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是不相信唯我论的。”她用一把叉抓了下她的眼球，继续说：
　　“你一死——你就不存在了。但世界还在——这是因为其他活着的人相信它还存在。（他们只认为你不存在了。）懂了吗？世界是我们个人意识的总和·，”
　　“对不起，”我硬邦邦地说，“我不相信集体主义。”我又坐直了些，“我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
　　“看见没有？”她没理会我的话，“人们对世界的幻觉得以持续是由于惯性作用。你相信世界存在是因为存在方式从你出生之日起就一贯如此，你一出生，别人就认为你存在了。你发现世界遵循大家信奉的规则，你就也信奉这些规则。你信奉这些规则亦壮大了其力量。”
　　“哦。”我躺着听她说，脑子里却盘算着如何不失体面地避她远去。我的眼睛又疼起来，再也看不见天花板了。眼前一团迷雾。
　　“看那教堂！”她猛然喊道。
　　“啊？”我说。
　　“看那教堂！”她重复道，口气坚定。
　　我试着抬头看那教堂，但驱不散的迷雾使我连脚趾头都看不到。
　　“看哪，”她说，“信仰：是宗教第一训诲——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没人教导你要信奉上帝。信仰能创造奇迹吗？好，我来告诉你吧——它确实能！如果大部分人相信某样东西，这东西就成为事实！”
　　现在我的眼睛更是抽搐不已。我想坐起来，但她有力的双手又把我摁回去了。她俯身靠近我激动地轻声说道：“是的，是真的。真是这样。”
　　“假如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点头同意。
　　她接着说：“很幸运，宗教早就抛弃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