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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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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
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
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
崔光远有些傻眼。
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
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
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
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
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
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
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
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
终于来了！
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
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
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灵魂。
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
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
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这当然是在作秀。
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做“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
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
——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
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
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
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
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
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
第八章大唐反击战
【李泌：布衣“宰相”】
李泌，字长源，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工于诗书，常以王佐之才自命。李泌从小就有“奇童”之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他刚刚六岁的时候，玄宗便慕名召其入京。李泌入宫觐见时，玄宗正和宰相张说弈棋。为了考察他的才智，玄宗就暗示张说考考他。张说随口说了一句：“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然后让他用“方、圆、动、静”四个字，也照这个样子赋句。李泌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新唐书·李泌传》）
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玄宗大喜，对左右说：“这孩子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当即赐给财帛，并特地颁了一道敕令，让他的父母善加培养。当时的著名朝臣张九龄、张廷珪等人，都对他非常欣赏，并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常亲切地称他为“小友”。
长大成人后，李泌更为博学，尤其精通《周易》。但他却无心仕途，耻于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而是钟情山水，欣慕老庄、神仙之术，经常云游或隐居于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上书，直言当时的朝政得失，玄宗才猛然回忆起当年那个“奇童”，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辅佐太子李亨。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泌和李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他非常敬重，常称其为“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讲，翰林待诏只是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入仕，而玄宗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官职，却被他婉拒。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布衣之交”。
在东宫供职几年后，李泌因看不惯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写了一首《感遇诗》讥讽朝政，结果得罪了杨国忠，旋即被逐出京师。李泌干脆脱离政治，从此躲到河南嵩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此后的几年里，李亨和李泌就断了音信。
当李亨从马嵬北上灵武之时，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李泌，随即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辅佐他。
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当然没有理由置身世外、袖手旁观。于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了灵武。李亨大喜过望，旋即引入内殿，与他促膝长谈。从此，李泌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了肃宗身边，“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就跟当年在东宫的时候一样。肃宗“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此时的李泌虽然仍是布衣之身，但他对肃宗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文武百官，甚至超越了宰相，完全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肃宗多次要任命李泌为宰相，可李泌却坚决推辞。他说：“陛下像朋友一样对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一定要我入仕为官，违背我的心志呢？”肃宗只好作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肃宗朝廷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威也日渐提升，一切都在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因而李泌的布衣身份也越来越让肃宗感到尴尬。有一次，肃宗和李泌一起路过军营，士兵们就指着他们窃窃私语，说：“那个穿黄衣服的是‘圣人’，那个穿白衣服的是‘山人’。”所谓“圣人”，意指皇帝；而所谓“山人”，意思就是山野村夫了。肃宗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当然是老大不爽，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改变李泌的布衣身份。
肃宗把外面的议论告诉了李泌，然后说：“值此非常时期，我虽然不敢强迫先生当官，但还是请先生换一件紫袍（三品以上官服），以免下面的人说三道四。”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可李泌刚刚把紫衣穿上，肃宗就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既然紫衣都穿了，岂能没有一个名分！”随即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道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所谓“侍谋军国”，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专门为李泌量身定做的。由此可见，为了让这个死活不肯当宰相的李泌有一个合适的名分，李亨可谓用心良苦。
这下子，李泌才知道自己被肃宗忽悠了，赶紧连声推辞。肃宗一脸正色道：“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身份，等到叛乱平定，便任你远走高飞。”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泌要是再推辞，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李泌无奈，只好勉强答应。
李泌之所以死活不肯当官，首先当然是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一贯鄙视世间的虚名浮利，尤其鄙视那些为了权力、富贵而不择手段的钻营之辈。因此，即便是为了辅佐李亨而不得不出山，他也希望自己始终保有一种超脱的心态，不愿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捆绑。
不过，这还不是李泌拒不为官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李泌的真正动机要比这个深远得多。用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话说，李泌之所以屡辞相位，是因为他心中怀有一种关乎唐室兴亡之“大机”。
众所周知，玄宗执政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君轻爵位”而“人觊贵宠”。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皇帝既然滥封滥赏，不珍惜朝廷爵禄，百官当然只求谄媚皇帝，一心博取富贵荣宠。天宝末年，之所以内有杨国忠恃宠擅权，外有安禄山阴谋反叛，正是这一积弊导致的后果。
所以，李泌的“大机”，就是想铲除天宝政治的这种积弊。
具体言之，李泌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成两个目的：一、为肃宗朝廷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榜样，使得“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读通鉴论》卷二三）。也就是让官员们真正为国家和百姓做事，而不是唯上媚上，一门心思只想着升官发财。二、在此基础上，使肃宗朝廷至上而下都能养成一种“珍惜爵赏”“不贪荣利”的健康风气，为肃宗的中兴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毋庸讳言，以李泌一人之力，是很难改变一个时代的积习的，但是唯其如此，李泌的努力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能够得到李泌这种不世出的王佐之才，实在是肃宗李亨的幸运。李泌纵然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但在辅佐李亨这件事上，他的智慧和才能还是绰绰有余的。
刚到灵武不久，李泌就曾经及时纠正了肃宗即将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那是关于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
起初，肃宗是想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三子建宁王李倓，因为李倓生性英勇果敢，善于骑射，且富有才略。比如，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兵后，北上灵武的主意就是李倓提出来的。后来，在奔赴灵武的一路上，李亨一行“屡逢寇盗”，全靠李倓“自选骁勇，居上（李亨）前后，血战以卫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李亨才得以转危为安。
这么优秀的儿子，李亨没有理由不把元帅的职务交给他。
但是，肃宗的决定却遭到了李泌的反对。他说：“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那将把广平王置于何地？”
肃宗不以为然地说：“广平是长子，本来就是未来储君的当然人选，何必一定要居元帅之位？”
李泌说：“问题是广平王现在还没有正位东宫！如今时势艰难，人心所向都在于元帅，倘若建宁王大功既成，即使陛下不以他为储君，追随他立功的那些人岂能答应？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肃宗闻言，不禁悚然一惊。
他一心只想着早日收复长安，却差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隐患。如果不是李泌及时提醒，他就酿成大错了。肃宗随即改变决定，把元帅的职务给了广平王李俶，命他统御诸将。
事后，建宁王李倓得知此事，马上向李泌当面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李泌的这次劝谏，化解了一场兄弟阋墙的危机。
紧接着，他又对肃宗进行了一次劝谏，成功避免了肃宗与玄宗之间有可能产生的父子相猜。
有一天，肃宗和李泌在谈话，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李林甫身上，肃宗咬牙切齿地说，等到克复长安之日，一定要颁布一道敕令，将李林甫的坟墓挖开，焚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李泌却大摇其头，说：“陛下方定天下，奈何找死人寻仇！李林甫现在不过是一具枯骨，无知无觉，陛下这么做，只能徒然显示圣德之不弘而已。更何况，天下降贼的人那么多，一旦听到此事，必然心生恐惧，这不等于阻断了他们的自新之途吗？”
肃宗大为不悦，说：“此贼过去千方百计要害朕，让朕朝不保夕。朕能够活到今天，全靠上天庇佑！李林甫当时也看你不顺眼，只是未及对你动手就死掉了，难道你想宽恕他？”
李泌道：“臣岂不知李林甫当年的所作所为，但臣考虑的不是这些。请陛下想一想，上皇君临天下近五十年，享尽太平欢乐，而今一朝失意，远走巴蜀。南方气候恶劣，而上皇年事已高，若听到陛下敕令，一定会认为陛下是因为当年韦妃被黜一事记恨他（天宝五年，李林甫一手炮制了韦坚谋反案，太子妃韦氏受到牵连，李亨被迫与韦氏离婚，韦氏随后削发为尼）。倘若上皇因此产生不安和愧疚，以致感伤成疾，那么陛下必然会被人指为‘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到时候，陛下何以自解？”
肃宗闻言，顿时如梦初醒，当即起身，仰天长拜，说：“朕根本没想到这些，是上天让先生进此忠言啊！”然后抱住李泌，涕泣不已。
李亨的表现虽然比较夸张，但也是有感而发的。
毕竟，李林甫是玄宗多年宠信的宰相，有道是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李亨要是真的把他挫骨扬灰，那无异于是在扇玄宗的耳光，你让他老人家的脸往哪里搁？更何况，李亨作为一个自立门户的天子，极力淡化“擅立”的恶名犹恐不及，何苦再招惹世人非议，无端背负“不能安君亲”的骂名呢？假如不是李泌深谋远虑，及时进谏，李亨显然又要犯下低级错误了。
李泌处处以大局为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固然对肃宗有很大的帮助，但有时候也难免因直言极谏而得罪人。
比如肃宗朝廷刚刚从灵武迁至顺化不久，李泌就得罪了一个特殊人物。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女人。
她就是肃宗的爱妃张良娣。
【张良娣：这个女人有心机】
张良娣是一个来头不小的女人。
她的祖母和玄宗的生母窦氏是亲姐妹。玄宗年幼时，母亲窦氏被武则天派人暗杀，玄宗就一直由他的姨母，也就是张良娣的祖母照料。为了报答对姨母窦氏的养育之恩，玄宗即位后，把她的四个儿子全部擢为高官。张良娣就是窦氏最小的儿子所生。天宝中期，张良娣被选入东宫为妃。当时太子妃韦氏已于数年前被黜，加上张良娣本人“性巧慧，能得上意”，所以深受李亨宠爱。
玄宗逃离长安时，张良娣与太子随行。此时张良娣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强，默默忍受着颠沛之苦。据《旧唐书·后妃传》所载，当马嵬百姓“遮道请留”，劝太子不要入蜀时，张良娣也态度鲜明地“赞成之”。由此可见，张良娣很可能也事先参与了“父老遮留”这一幕的策划。
从马嵬分兵北上后，由于一路上不断遭遇危险，所以张良娣每晚就寝时，都会主动睡在外侧，把李亨挡在身后。李亨苦笑着说：“抵御寇贼，不是你们女人的事情，你何必睡外面？”张良娣却说：“现在的形势这么乱，殿下的卫兵又太少，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妾身还可以替殿下挡一挡，以便让殿下从后门撤离。”
听到这样的话，李亨不可能不被感动。
到达灵武不久，张良娣腹中的胎儿呱呱坠地。可产后的第三天，张良娣就拖着虚弱的身躯，加入到了为战士缝制衣服的行列。李亨大为不忍，劝她安心静养。张良娣回答得很干脆：“这不是妾身静养的时候。”
李亨再一次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更加宠爱张良娣。
作为当事人，李亨除了感动，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想法。可作为旁观者，我们却不能不说，张良娣的表现有些煽情，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某些想法。至少，从上面的几则感人小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女人很有心机。
女人有心机，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而作为一个身份特殊、地位显赫的女人，张良娣的心机就更足以让人头疼了。
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势必要万分小心。万一你不小心成了她的对头，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不小心惹上这个女人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泌，还有一个就是建宁王李倓。
有一次，太上皇李隆基赐给了张良娣一张七宝装饰的马鞍，相当豪华，相当贵重。李泌一看就有意见了，对肃宗说：“如今四海分崩，应该以俭约示人，张良娣不应乘坐这张马鞍。臣斗胆建议，将上面的七宝珠玉摘下来，上缴国库，以备赏赐给立下战功的人。”
李亨正在思忖该不该把那些珠玉摘下来，屏风后面忽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家乡里乡亲的，不至于这样吧！”
说话的人正是张良娣。
她是京兆新丰人，而李泌也是京兆人，所以张良娣才会酸溜溜地称他为老乡。
就这一句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上面那些感人事迹通通都是在作秀。她之所以口口声声替老公阻挡刀枪，还牺牲坐月子的时间替战士缝制衣服，真正的动机就是要获取李亨的怜爱和信任，而不是为了什么家国社稷。倘若她真的是为家国社稷着想，在听到李泌谏言的时候，就应该舍己为公，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做表率。可她偏偏没有，而是说了那么一句酸溜溜的话，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张良娣上面的作秀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在舍小博大——忍受小痛苦，牺牲小利益，博取政治利益。
张氏的身份毕竟只是一个不高不下的良娣，并非真正的太子妃。所以李亨即位后，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换言之，在正位中宫之前，皇后宝座并不是非她莫属的，因此，她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巩固并加深肃宗对她的宠爱。
可是，“七宝鞍事件”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博取宠爱的机会吗？她为何不按照李泌的意见，顺水推舟地再秀一把呢？
原因当然还是出于政治利益。
要知道，这个七宝鞍的最大价值并不在那些闪闪发光的珠玉上，而是在于它是太上皇送的！上面说过，张良娣的祖母对幼年的玄宗有过养育之恩，这层关系对于日后张良娣的正位中宫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张良娣拥有这张七宝鞍，就等于时刻在提醒肃宗、提醒百官、提醒天下人——我和太上皇的关系非同寻常！
现在，李泌居然要把这个七宝鞍拆了，岂不是要拆张良娣的墙角，阻挠她正位中宫？
在此情况下，她当然要挺身捍卫自己的利益。
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利益，张良娣断然不会说出那么弱智的一句话。换言之，像张良娣这么一个心机深沉的政治女性，是断然不会舍不得那几颗珠玉的。假如这张七宝鞍是别人送的，我们相信，无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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