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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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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萄簦晕耔L，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置廷宫中，示天下以永不再战。此金人十二，汉朝犹在，后董卓财迷，毁坏其十，用以铸钱，幸存的两个，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惜哉，使十二金人能得存一，斯芬克斯像、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
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以集天下视听，感召民众。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每破一国，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等到统一之后，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渭，东西八百里，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锺鼓，充入之。
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此所谓强干弱枝之计也。此类豪富，雄霸一方，深得民望，皆是统一大敌，帝国的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离故居，则其势力自消，置于咸阳，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监控起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患。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豪富即去，地方势力不复存，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
嬴政二十六年，天下大事，大致如上。
第两百五十三部分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嬴政三十四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自统一天下迄今，已过了八年，庞大的秦帝国，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一刻也不曾停息。
先有道路之建设。
今人口号云：要想富，先修路。嬴政之修路，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是首在军事用途，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
清朝末年，李鸿章出使欧洲，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俾斯麦云：练兵有一事须知，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
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中国早在秦朝之时，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
秦修驰道，共为两条，皆从咸阳出发，一路东穷燕齐，另一路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又修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长千八百里。
有了驰道和直道，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进而遥控全中国局势。地方上一有叛乱，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平定。而在平时，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维持日常治安即可。
当然，帝国在修路的同时，也不忘修路障。将燕赵北界长城，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大加修葺，成就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
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
在北边，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退却七百余里，以求自保。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在南方，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征伐百越，所向无敌，尽定其地，分别置为桂林（约为今广西省）、象郡（约为今越南中北部）、南海（约为今广东省）三郡。
作为帝国皇帝的嬴政，在这八年里，遭遇了两次暗杀。分别是：二十九年，嬴政东游到阳武博浪沙，张良与力士持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自高处狙击嬴政车队，误中副车。三十一年，嬴政微服夜游咸阳，路途碰上盗贼，幸好随身武士神勇，血战杀贼，这才得以脱身。
当然，这两则小插曲，并不足以削弱嬴政对巡游天下的热衷。八年间，嬴政四次巡游，立碑称功。封禅泰山，刻石颂德。
在我看来，嬴政的一生，只作了两件事情：一是证明自己为人间的神，二是让自己成为天上的神。前者对他来说，业已成为现实。他的命令，无不立即执行。他的意志，无人可以阻挡。至于后者，则嬴政一直在努力当中。
燕齐之地，盛产方士，多倡成仙之术，与嬴政一拍即合。方士们自然高兴，在这世上，哪里还能找到比嬴政荷包更鼓的赞助人？嬴政也同样高兴，将成仙之事拜托给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放心。
嬴政对待这些方士，可以说比对自己的宠姬还要好。只要方士开口，就全有了。于是先后发起三次求仙之旅。一是在二十九年，遣齐人徐市与童男女数千人，驾船入海，寻找传说中的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二是在三十二年，使燕人卢生访求古代仙人羡门、高誓；同一年，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当一个人有了世外之想后，便会开始脱离群众。嬴政渴望成仙不死，难免会对处理具体国事带来不利影响，也让李斯等一干重臣隐隐担忧。可是这事又劝谏不得。一则，财物对嬴政来说，重量约等于零。就算真受了方士之骗，这点损失，也实在是不足挂齿。二则，对于神仙，嬴政虽然并不以为其必有，但李斯等人作为臣下，却也不敢言其必无。“人皆有死，即便你是皇帝，却也不能例外。”这样的话，他们是没有胆量直告嬴政的。
由此，也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地球即将毁灭，留在地球上的人类也将随之灭亡。只有一艘飞船，可以逃脱到外层空间，躲过此劫。假设该飞船可载一万人，好吧，放宽点，就算能载一百万人，试问，你能拿到一张船票吗？你会在那飞船之上吗？
第两百五十四部分
这一年的李斯，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遥想三十四年前，他初到咸阳，在逆旅的屋顶上向自己郑重许下誓言：出仕不为丞相，此生虚度。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就在这一年，他终于抵达仕途之巅，成为大秦帝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成为除嬴政之外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此时的帝国中央政府，权力主要由以下几个政治集团瓜分。
最大的份额，当然是由功臣集团及其子弟所占据。功臣集团的核心，则是三大家族——李氏、蒙氏、王氏。
先看李氏家族。李斯位居丞相，自不必多说。其长子李由，现为三川郡守。三川郡，治荥阳，领洛阳、开封等县，为咸阳之门户，郡守之地位自是非同小可。其余诸子则皆娶秦公主，诸女则悉嫁秦诸公子，是名符其实的秦国政坛第一家族。
蒙氏家族的火炬，业已传到了少壮派的蒙氏兄弟手上。蒙恬手握重兵，坐镇北方。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
王氏家族，以军功见重，父子皆封列侯，王翦为武城侯，王贲为通武侯。
第二个政治集团，则是嬴政身边的近臣，以中车府令赵高为代表。
再有六国降臣集团。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对待六国降臣以拉拢为主，但在拉拢之余，却又保有戒心，不使其介入要害部门。
在降臣集团中，博士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秦统一之后，效仿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在中央设立了博士制度，博士之定额，也正好与当年的稷下先生相同，计七十人。这七十人中，大体以六国学者为主，其职责为“掌通古今，教习弟子，国有疑事，常承问对”。
通过创立博士制度，帝国有效地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学科的精英。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嬴政也是倚重有加。博士食禄虽仅四百石，而且也无实权，但却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一同议政议礼。在国家大事上，博士的发言权不容小觑。
其他方面，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宗室集团的势力已经式微。而在日后中国历史上祸害不断的后宫妇人及外戚集团，则在嬴政的强力之下，被有效地杜绝在权力体系之外。
在这些集团之间，以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在权力的围城中，里面的功臣不肯出来，外面的降臣却又想冲进去。在帝国的融合过程中，谁都知道，这样的矛盾不可能自动消除，只能通过激烈的冲突得到最终的解决。
且说这一日，李由回咸阳探亲，李斯摆酒，为儿子接风。如果放在寻常人家，也就是父子在一起安耽地吃上一餐饭，静享天伦之乐可以。然而，李斯的地位摆在那里，他注定不能得到这种平静。朝中上下，文武百官，闻讯无不前来祝贺，门庭车骑，数以千计。一场普通的家宴，硬是演变成了政坛上的一桩盛事。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言谈有权贵，举目尽高朋。筵席之上，李斯兴致极佳，不觉大醉，酒后真情流露，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自知已到达人生的顶峰，取得成就的极致，来日漫漫，其吉凶止泊将在何处？于是喟然而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吾本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将归处也！”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忽作此悲凉之语，众人莫不失色，不敢接话，惟有善祷善祝而已。
常言道，知足常乐。细究之下，这话却未必确切。人一旦知足，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道永恒的难题：接下来，何以遣有生之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富家女黛西用她那充满金钱的声音说道，“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还有明天，还有今后三十年？”
咄咄逼人的道路，将吞噬怎样的脚步？颠覆何等的性灵？
李斯可谓知足也，知足之后，烦恼即生。好在，自寻烦恼的人，总能够找到烦恼。这不，李斯的烦恼，很快便已降临。
第两百五十五部分
且说李斯的家宴过后不久，又有嬴政做东，在咸阳宫置酒，大宴群臣。
群臣轮流举觞，歌功颂德，为嬴政祝寿。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群臣久在官场浸淫，当然都是个中高手。于是乎，酒连酒，话赶话，人比人，给嬴政戴的帽子越来越高。然而，等到仆射周青臣一开口，群臣莫不心如死灰，知道这场高帽比赛的冠军已经产生，好你个周青臣，高，实在是高。
周青臣的祝寿词是这样的，“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嬴政大悦，心想，周青臣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喜欢实话实说。
嬴政这一高兴，群臣自然加倍欢乐。偏在这时，有人不知好歹，站起身来，厉声斥责周青臣道，“周青臣，你面谀陛下，究竟是何居心？”
群臣大惊失色，循声望去，乃博士齐人淳于越是也。
周青臣大为窘迫，一时竟不知如何应答。嬴政闻言，脸色也难看起来，沉声问道，博士何出此言？
淳于越知道，他方才的话也把嬴政得罪在内，他却并不惧怕，高声说道，“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还望陛下明断。”说完，意犹未尽地补上一句，我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喜欢实话实说。
经过淳于越这一番激烈言辞，咸阳宫内的酒香飘飘变成了硝烟弥漫。嬴政沉吟片刻，目视李斯，道，博士所言，丞相计议之。
李斯本欲当场反驳淳于越，但嬴政既然命他计议，他便也不好立即表态。回到府中，李斯犹然愤愤不平，恨不能像后世刘邦一般，解淳于越之冠，溲溺其中。竖儒！何足以与论国之大道！
愤怒过后，李斯冷静下来，开始认真考虑应对。
废封建、立郡县，是李斯在政治上的得意之作，意在立法百代，流芳千古。如今，淳于越高唱反调，力主效法殷周，重树封建，全面推翻李斯当年的决策。淳于越意在何为？
淳于越之欲封建诸侯，和当年王绾之欲封建诸侯，事同而心异。王绾倡封建，是为了镇守新得的六国土地，以维护帝国的稳定统一，是基于现实的功利。淳于越倡封建，则是在借古代以说事，拿先王来压人。
圣人见微而知萌，见端而知末。李斯之所以能在秦国数十年屹立不倒，正得益于他非凡的洞察力。淳于越的“险恶”用心，又岂能瞒过目光如炬的李斯。
对于淳于越的突然发难，李斯的第一反应是，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间的矛盾终于爆发。然而，再深入一想，李斯却眉头紧皱，淳于越他，竟是要托古改制！
李斯冷笑起来。淳于越，你们这些儒生，成天都在祖述尧舜，宪章汤武。今日何日兮，尔等犹食古不化，搬出殷周先例来，言之凿凿，以为道理大过天，岂不可笑！
远如尧、舜，孔子、墨子俱道，而言辞大异，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能复生，谁可定两家之真伪？近如殷周之治，无人亲见，加以史册乏征，诸君又何以知之？特想当然以欺世盗利耳！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尔等假托圣人之言，臆想先世之治，挟古以自重，贵古而贱今。其意不问可知：借复古之名，行改今之实。
姑且不论先古非尔等所能知，就算先古真如尔等之所言，那又如何？古人何足贵，前代何足法？今日之帝国，乃三王五帝不曾有。今日之天下，乃千古未有之变局。嬴政和我李斯，斩辟出个新天地，锻造出个新宇宙。即便尧舜复活，也当在嬴政面前俯首。即便周公再世，也当在我李斯面前低头。
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师主张法后王。俱往矣，今日之世，只可法今王，法皇帝嬴政，法我李斯。
公等碌碌，见识短浅，不足以谋大事。帝国之舰，一往无前，直至万世。尔等要么顺从，要么走开！
当年帝国废封建、立郡县，乃是李斯一手操办。如今淳于越旧事重提，公然反对李斯的既定策略，要求重树封建。照理，这事不该交由李斯计议，李斯应该避嫌才是。然而，嬴政仍然选择将此事交到李斯手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嬴政的态度：他仍然站在李斯这一边。
于是，李斯发起了他标志性的强硬反击。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第两百五十六部分
李斯于是上书。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螅c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不到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注）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到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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