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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大宋-第1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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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余下没有装备铠甲的那没办法,就是禁兵还有四成也只是布甲纸甲皮甲呢。

其他六成的恐怕还有近半铠甲不合格,合格的也是那种笨重的旧式铠甲。

因此这些器甲到来,简直让苗授喜出望外。

于是他与王君万等人商议,又刻意去了长安,与章楶商议,那就是实战式的演习。

一是为了地形,战争中地形气候因素极重要的,比如元蒙军队在平原上几乎天下无敌,但到了大海与热带雨林地区,马上就息菜了。

气候问题不大,对付是西夏人,气候差不多,然而地形不行,郑白渠多是关中平坦地区,有丘陵,不过远不及边境地区,山陵密集。

其次就是实际练习。

几个将领就春耕生产未到来时,将所有保捷召集,分成了两军,苗授与王君万各领一军,箭去箭尖,刀不开锋,枪去枪尖,尖部醮红墨,击中算是受伤亡退出战场,然后拉到山区实战。

苗王二人各自不向对方透露作战方案,这样练一练,不仅练了军队,提前熟悉战场,也训练了斥候,携带粮草以及将领的指挥能力。

当然,还有一些兵士受伤的,不过现在仅是受伤,未来那可是直接关系到生死。

这个也是王巨的想法,王巨未走时说的,不过说得不多,包括他们对章楶的态度,同样是王巨的嘱咐。

拉练了十几天后,几万保捷军渐渐有了大模样。

所以王君万才说出这句话。

强军仅是战争胜利的一部分,决定战争胜利还有许多因素,比如天气地形,当时百姓支持反抗与否,后方供勤,国家财政是否健康,人心是否所向,有没有权臣在后方掣肘,以及一个重要的因素,统帅之能。

如果换王巨来指挥,大家必然喜出望外。

如果换葛怀敏来指挥,那怕就是换韩琦来指挥,就是有了这支强大的军队,又能打败敌人么?打不败,又几乎全是步兵,那意味着什么?覆没!

不仅全军覆没,恐怕他们同样也会步王珪、郭遵等勇将的后尘。

“想来不会吧,王明公还在朝堂呢。”姚麟说道。

若是朝廷派庸才来指挥,王巨会同意么?要知道这几万保捷军同样聚集了王巨数年心血。

王君万道:“虽如此,王明公官职太低,没有话语权啊。”

也不能这么说,王巨虽官位低,但受赵顼信任,又有军事才能,至少在这上面还是有许语权的。

究竟如何,天知道呢?

…………

天知道呢?

有可能这段历史只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但它真的很重要。

比如朱无璋的政策,朱元璋差了吗,他的能力不比太祖差的。或者说杀贪官错了吗?其实也是借鉴了宋朝的弊病,宋朝士大夫那么高的薪酬还不满足,人人为私,那么何必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养这群贪得无厌的官员。所以低薪,所以杀贪官。

时间长河再过几百年,同样证明朱元璋政策是错识的,反而内斗在明朝更加重。

想一想汉唐的威风,再想一想后面的对内强横,对外软弱的历史,能不让人叹息。实际起点就是这几年。

熙宁三年的春天则是这个变化的起点。

春天来了,桃花还没有开,桃树依然是光秃秃的,但是那些褐色的树枝上星星点点亮色,多少让人感到那种暖意即将到来。

虽然王宅不小,却以房屋为主,绿地空间却很小,于是窗户的几株桃树也成了王巨家最大的亮点。

王巨让琼娘沏茶,然后看着眼前的两个人,一个是章惇,一个是新贵,曾布。

春天到来,某些人所等的机会也到来了。

青苗法,故名思义,春荒之时发贷钱,秋收收贷钱。

但王安石准备筹集的青苗贷是一千七百万贯,这个钱相对于宋朝经济来说,并不算多,然而青苗法之来由,是针对农村青黄不接,大地主对百姓发放高利贷而去的,也就是对象是贫困农民。

想一想,一个富裕的国家农民能占其中多少经济吧。

如果原来对象是北方四路,那么一路得发放四百多万贯青苗贷,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大清楚,还能换算一下,北方百姓多以麦粟为主粮,一斗麦不过三十文钱,一斗粟不过十文钱,如果换成麦,则是发放近六亿斗麦,十七亿斗粟。

打算北方四路五千万户吧,那么一户全部放麦贷则是十二斗,放粟则是三十多斗,宋朝内治还可以的,能放那么多青苗贷吗?或者再做一个比喻,整个宋朝的两税,高者不过五亿多,中者是四亿多,有时候灾害大了,也有三亿多。再看看青苗贷换算成麦粟后的数字!

放不下去怎么办?于是往城市里放,往南方放。

好了,王安石与吕惠卿所承诺的不摊派,不扩大,一起不攻而破。

再说青苗贷本身的收获,现在没有,但在最高峰时,净收入达到四百多万贯,这是官府在经营,净收入是四百多万贯,毛收入可能会有八百万贯。

八百万贯,如果按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人民币价值来计算,最少达到了四十亿人民币,按照宋朝此时人口,每人要摊派三十多元人民币。请不要忘记了,这是在宋朝,一个落后的年代,可能全世界所有国家总税赋不过两亿来贯。而且与银行性质不同,银行发放的对象是商人,企业家,它发放的对象则是平民百姓。

然而为什么王巨不推出更先进的银行措施,只请问一句,货币呢?难道成立银行,也以布帛为货币吗?

所以随着春天到来,青苗法所产生的弊病越来越多。

来了!

这么多漏洞,况且去年起在司马光等人宣传下,变法与吕惠卿就已经被丑化。如何不来!

先是范镇上书,常平仓起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这就是常平仓的用意,粮贱了,国家出钱帛购买,提高粮价,提高农民收入,粮贵了,则将常平仓的储粮卖出,调控粮价,打压奸商的囤积居奇。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呢,这个粮食储存的损耗,范先生,你看到了吗?然而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颇迷惑人。

然后范镇又说,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忽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

右正言李常与孙觉接着上书,青苗法起初说是二分利,只试验于河北陕西数路,不得抑配。然而提举官则以多散为功,包括京城都变成了三分利,然后强行抑配,不管需不需要这个青苗贷,第一等户给十五贯,第二等给十贯,第三等给五贯,第四等给一贯五百,第五等给一贯。民间喧然,而王广廉人等,则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

这确实是事实,那么当真一点都不好吗,不久李定来了,他说是好的,然而同样是事实,这个原因何在?

于是赵顼下诏,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诏书到了中书,曾公亮与陈升之感到不对,取诏,削去最后一句。

为什么要削,既然施行了青苗法,想不抑配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变法,不敛财。

只能说诏书警告一下,让各地官员不能做得太过份罢了。

然后到张方平。

张方平丁忧结束,回归朝廷,按例举言臣二人,张方平立举李大临与苏东坡。

李大临与张方平交集不大,但与苏东坡同为开封府推官,苏氏父子与张方平的关系那太深了,因为苏东坡,所以张方平顺带推荐了李大临。苏东坡本人现在颠三倒四,李大临受过文彦博恩惠,张方平与这两人交往,多少受了一些影响,而且王安石变法,确实弊病一大箩筐。所以张方平也上书议论了变法,但说得比较含蓄。

这让王安石大为不快。

赵顼以张方平为宣徽使留京师,这个宣徽使分南北院两个宣徽使,不常设,其地位在枢密使之下,几乎与枢密副使想齐。是一个重职,不过张方平以前是参知政事,担任宣徽使是绰绰有余有了。

然而王安石因为不快,便说:”此大除拜,若如此,必更致人言。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悯其资历?”

赵顼不好说,若无张方平,俺怎么将韩琦弄下去,只好说:“但悯其资历。”

OK!王安石立即道:“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为御史中丞,附贾昌朝之徒,误仁宗赏罚甚众,今留于内,於陛下何所补?但令群邪更有宗主耳!”

赵顼不语。

但话就传到张方平耳朵里,张方平气节很高的,当初不是附贾昌朝,而是不附范仲淹与韩琦,什么庆历新政,纯粹是胡闹。因此人家也自觉,俺还是呆在洛阳吧。

然后上书,说了一些青苗法不好的现象。

接着侯叔献督促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散青苗钱,吕景说开封数县各有屯兵,没有钱发青苗贷,于是条例司从陕西盐钞钱中抽出五十万贯为青苗钱,让吕景发贷粮二十几万石,又发青苗钱十五万贯。吕景逼得没办法了,只好上书,这么多青苗贷抑配下去,民力不堪承负。

这件事的真相是侯叔献是逼得太狠了,然而开封府二十多个县,当真不能发放青苗贷,至少能发放一半数额下去吧。

不然何来的党争,两方面都不好。

要命的是韩琦上书。

说王广廉为河北转运使,尽管朝廷下了诏书,但继续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根本不是开始所说的抑兼并、济困乏。又说,各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朝廷说了不得抑配,可上户不愿意请贷,下户想请贷却贷不到,能贷到必难催纳。虽然国家财政困难,只要陛下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兴利之臣,纷纷四出?

然后韩琦又说了,青苗贷限于农民,为什么又放到城郭户上了?

人家确实是十年首相,看看说得多有道理啊。

然而事实是韩琦多少家产了,一旦变法种种执行下去,韩琦得损失多少收入?

赵顼便将此奏示于两府执政,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大约是强与之乎!”

为什么赵顼会说出这番话,为何变法,主要就是敛财,不然何来财政将那个黑窟窿填上,然后还要攒下大量钱财平灭西夏?

不说其他变法的手段,只说一个青苗法,有了它,若是王巨还继续呆在军器监,基本就能保持军器监的花费,然后每年向军队提供无数精良的铠甲武器,不用持续十年,所有将士尽数换装!有了这个结果,当真不会提高宋军的战斗力?

可是赵顼看到那么多疏奏上来,以为外面当真是天塌了,敛财虽好,若是敛得天下百姓揭竿起义,那就是适得其反了。

但赵顼却不知道,这一示,那可不是一个好征兆,示好,无疑保守派气焰会更嚣张,什么法也不要变了。

因此王安石勃然大怒说了九个字:“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

皇上,你想要敛财啊,那还能顾得了坊郭?就是他们说的是真的,一等户不过十五贯,一年敛三贯钱,若是三分利,不过四贯五,就这点钱他们能造反吗?

至于五等户,只是一贯钱,一贯钱只有七百几十文,三分利不过两百几十文,能造反吗?

这就是这九个字包含的意思。

只是王安石不好直接说出来罢了。

然而这确实有违青苗法之初的宗旨,包括曾公亮、陈升之在边上同样说,青苗贷可以,但就不要在城郭户发放了吧。

王安石无辄了,得,俺一不贪二不墨,所以变法,全部是为了你皇上,连你也不支持我,俺何苦之,因此称病不出,俺生病了,不能处理政务了。

老大摇摇欲坠,老二吕惠卿丁忧回家,老三韩绛吓得不敢说话,下面一大群小弟急了,因此章惇与曾布来到王家,找王巨想办法。

第四四一章火拼

王巨听后心中苦笑。

王安石真能得罪人哪。

其实王安石在设置条例司时,得罪的人并不多,改革改革,王安石又是中书宰执,如果不设置这个部司,如何插手三司,如何插手财权,那么还如何改革?

然而在实施变法中,却一步步地将许多栋梁之材统统得罪,比如小苏,如何王安石开诚布公,放下身架,与小苏交流,小苏会不会那么愤怒?

然后就是张方平,不说张方平在经济上的能力,就说诸葛兄弟吧,难道孙权因为蜀国用了诸葛亮就不用诸葛瑾吗?或者说难道刘备因为孙权用了诸葛瑾就不用诸葛亮吗?这反过来,岂不是可以问王安石,难道张方平仅是赏识了苏东坡,就是奸邪吗?还有名臣陈尧俞,丁忧回来,王安石数召见,陈尧俞也见了,这说明陈尧俞心中还有些想法的,仅是因为陈尧俞说了一句,新法世不以为便,我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确实青苗法从某些角度分析,是不大好,敛财之法,于是王安石不悦,不久就将陈尧俞外放。

如此种种。

到了后来,连薛向与王韶都被他冷处理了。

不要你老人家搞变法,需要很多人支持,就是韩琦不搞变法,也不敢这样搞一言堂。

王安石对人的处理方法,也给王巨一些警告,比如眼前的曾布,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然而王巨依然很客气地招待了。

其实呢,所谓的青苗法,四等户一贯五百贷,利息三分不过三百三十几文,二分的话不过两百二十几文,若是五等户只有二百几十文、一百五十几文,甚至大多数五等以下户想借还借不到呢。真相揭开,它就是想办法从三等以上户头上加税敛财,然而问题来了,从这些人头上敛财,能不闹吗?

王巨也不能插手,因为这个青苗法,最少五成大臣卷了进来,甚至可能以后有一百名大臣能因为争执青苗法,留于史册!他对青苗法不支持不反对,何苦卷进这个超级大大的漩涡?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对王巨很好。

去年因为胥吏的事,王巨连连拜访了十几户人家,直接找到这些人家的长辈,然后说,裁减是我发起的,若不快,请对着我来,恐吓一个小胥吏算什么本事?

还别说,这些人家有好几户还真不怕王巨,但关健是叶默案一直未破,赵顼恼怒万分,如果王巨铁了心将事态闹大,连他们家都能牵连进去。

再说裁也裁了,拿胥吏撒气,也落了下乘。

至于其他人家,不用赵顼出面,他们也不敢得罪王巨。

这一拜访,王巨便将新的危机扼杀在萌芽里。

随后青苗法争执开始,王巨也确实如他与吕公著所默契的那样,你们不搞我,我也不搞你们,并且我对变法不排斥,但不会站在王安石角度去支持青苗法。

虽然王巨岁数小,资历浅,在皇帝面前还有些话语权的,因此吕公著们也何苦得罪王巨?于是朝堂在刮一场大风暴,王巨呆在这个风暴眼里,反而越来越平静。

所以王巨现在插手更是不理智。

不过眼下王安石看上去确实很困难。

起初,王安石变法,中书实际为王安石所控,然而西府两大宰执文彦博与吕公弼都是保守派,王安石无奈,只好借韩绛之手,架空文彦博。老文心中不平,你们这几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个心情也能理解,毕竟老文资格太老了,他做首相时,王安石与韩绛在那个旮旯?

不过老文不敢动,而且只要他一动,可能就彻底下去了。这时看到机会,文彦博来了,说俺老了,在西府也呆久了,让俺外放吧。表面上是受韩绛排挤气不平要外放的,然而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

要求外放是假的,这是以退为进,想进中书!

再者,原先王安石对赵顼说,司马光外托激励纠正皇上为名,实际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全部是害政之事,所举的都是害政之人,欲使皇上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直到这时,王安石才开始重视起司马光。

不是十年首相韩琦,不是朝中资格最老的文彦博,也不是天下第一豪门吕氏兄弟,而是这个司马光!

因为赵顼受到许多大臣进劝,或者说是蛊惑,担心王安石变法敛财太过急切,会使天下有变,于是再次想到了异论相搅,也就是掣肘平衡吧,或者说帝王心术,因此又提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其实这也说明了此时赵顼的不成熟。

宋朝京城差官,先是两府三司,后是两制台谏,次之开封府尹,各部司官员与开封府余下官员。

这中间两府最贵,但东府与西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东府掌政,西府掌军,不过西府只有调兵权,掌兵权在京城由三衙掌控,地方上又由各知州知府掌握,就是余下的军事权利,在重大决议上包括调兵还必须由皇帝同意才可通过。

而且军事在宋朝地位很低,并且越来越低,可以说同样是枢密副使,现在的枢密副使权利只有寇准时的一半。要命的是,就是这点可怜的权利,韩琦还将它抢了不少由东府管辖。

但这个西府副宰是不是一无是处?

宋朝官制有几个特点,差官制,一个知州,由八品大理寺评事来担任,与一品侍中来担任,实际手中的权利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名义的威信稍高一点,薪酬会多上十倍。

极度分权掣肘架空,所以在赵顼未进行官制改革之前,宋朝从宋太宗后,很少出现真正的权臣,那怕丁谓、寇准、吕夷简与韩琦都不行,不过正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官员数量冗得不能再坑,政事冗得不能再坑。

禁谒制度,起初是宰执不得在家中接待官员,要说政事,请到各个部司去觐见陈叙去,然后发展到重臣不得接见拜见其他官员,甚至官员都不得在各个酒肆酒楼吃饭,以免成帮成派。有没有管用……这才让人感到真正悲催的。

虚伪的辞让礼仪,朝廷每次升授,官员本身必须推让几次,这才是“道德君子、国家良臣”,司马光第一次拒绝枢密副使,固然是因为与王安石相比较心中不平,也是因为这个辞让礼仪,谁知道他辞拒后,赵顼没了下文……

最后就是磨勘起用制度,比如三司里的三司判官与三司使必须有过各路转运使之任,并且做得不错的,才可担任。比如东府首相必须担任过参知政事或者枢密使的才可担任,比如两府宰执必须有过担任一个大州知州知府履历的才可担任,比如参知政事必须担任过两制官或枢密副使、三司使、开封府尹的官员,才能担任。

担任了参知政事,也未必会成为首相,然而未担任过参知政事或枢密使的,就很难成为首相。就象修真,筑基的未必能化婴,然而想要化婴必须得筑基。

如今枢密使是吕公弼与文彦博,凭资历此时司马光是休想扳倒他们了,再说他也不想扳倒这两个战友。

那么想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必须做首相,想做首相,必须先担任参知政事,想担任参知政事,必须有枢密副使或三司使、开封府尹与两制官员资格,司马光现在就是两制官,不过这四者还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由三司使或枢密副使进入参知政事则比较容易,开封府尹与两制官员进入东府则是很难。就象一个人筑基,一个手中只有一粒筑基丹,一个人手中则拿着一大瓶筑基丹一样。

当然,如果你说俺没有政治野心,那一样,关健司马光能没有政治野心?

赵顼除命下,司马光可以再次谦虚,不过据第一次经验来看,这次拒授不知道等到那一年才有这个机会了。

但是司马光再次力辞,并且上书说,陛下若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俺没有说必须让王安石罢相,只说条例司与青苗法,然而这两样事物取缔了,王安石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是干啥的?

实行这两个保守派大佬是看好了时机,一退一辞,欲将王安石变法趁热打铁,置之死地!

要命的是赵顼还没有看出来,所以王安石此时极度危险。

王巨正在沉思,忽然听到章惇说:“恭贺琼娘子。”

琼娘抿嘴一笑。

妃儿怀孕,她以为房事不便,琼娘在王家了呆了那么久,于是在妃儿半劝半拉之下,王巨便与琼娘同了房。其实放在宋朝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也说明王巨的脱变以及“同化”。

这是王家的家事。

不过以前章惇来王家做客时,琼娘虽客气地替大家沏茶,然而眼眉间多少有些怨苦之色,现在终于了了心事,成了那一根不掉的“凤凰尾巴”,所以同样是沏茶,但眼眉间秋波流动,春意昂然,仿佛比外面含苞欲放的桃花更加喜人,于是让章惇观察到了。

似乎是无心一言。

在宋朝也更正常,大臣都敢在待漏院谈风流艳闻,甚至公开讨要别人的小妾,章惇五个字更不能算是过份的话,只能说表示了他与王巨的关系亲近。

王巨笑了笑。

章惇又说:“子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是小人们却打着君子的口号,真让人生气啊。”

君子这个词,在宋朝渐渐泛滥成灾了,特别到了司马光嘴中。那不是君子,是“精英”,是“公知”,是“大V”。

王巨又是一笑,道:“凡事有度,适可而止,过份宣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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