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大宋-第2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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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此。

为什么司马光看到车替走卒穿罗袜不高兴？

应当这是好事，代表着宋朝许多普通百姓也渐渐温饱富裕。

其实与他所说的世风奢侈无关，而是瞧不起底层百姓，这些底层百姓能衣食无忧，不造反起义就足够了。那也行，关健在宋朝这种时代，如何能保障百姓衣食无忧？

不但司马光这种心态，许多士大夫都抱着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这才是反对变法的根本所在。

可是就连司马光，也不敢吼出，百姓就是部曲！

而且司马光立即闭上嘴巴了。

王巨这是不想好了，他还想好呢。

王巨又道：“陛下，何谓与民同乐，就是想办法使他们衣食无忧，这是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应当给他们一点快乐，所以臣在华池时，组织了大型行歌。事实也证明臣的举措是对的，否则那些蕃子不会称呼我王小老子。”

原来王巨很低调的，也不说此事。

直到现在才拿出来反击。

试问边境有那么多边臣，有几人被百姓称为老子，范仲淹，范雍，以及张亢，要么就是王巨。并且范雍三川口之败后，这个老子也消失不见了，并且王巨的年龄，那时王巨才多点大，不足二十岁！

章惇道：“陛下，王巨乃是好意，臣也亲自去看过，正是天热之时，许多百姓前去跳水，一个个开心万分。陛下切莫因为这件事，而责备王巨，那只会让天下想办实事，爱民如子的官员心寒。”

“章卿说得中的也，王卿，只要你保持这种良好用心，朕只会嘉奖，不会责备。”赵顼道。

显然赵顼接到了一些弹劾奏折，不过赵顼在宫中，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索性放在朝会上询问，让王巨自辨，更没有处罚王巨的意思，所以才有了这句话。

不过王巨退下后，更是不解，赵顼显然这么做，有庇护用心了。

难道赵顼不想贬放自己，但那边陈襄仍在病床上躺着，赵顼也交待不过去啊。

真真奇怪，这无疑自高滔滔召见后，更让王巨疑云重重了。

继续拖着。

陈襄气愤不过，连续上书五表，要求离开京城。

但赵顼就是不处理。

这个还不奇怪，渐渐地连文彦博也不发出声音了。

那就等吧。

然而没有几天，张若水悄悄告诉了他一件大事。

先前王安石涕泣论奏，说吕公著方事失实，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赵鞅举甲是指春秋时，晋国大臣赵鞅在内讧中，以除军侧之恶为名，兴晋阳之兵，击败了荀寅与士吉射。还有清君侧的故事，汉景帝时七王叛乱也称清君侧，安禄山造反也称清君侧，但那是谋反，不当举例。不过赵鞅这次清君侧，无疑加快了晋国的衰落，三十几年后晋国便被赵韩魏三国瓜分了。

放在吕公著这里，君侧恶人，是指王安石、韩绛、李定与吕惠卿等人，但不会包括王巨，那时陈襄还没有对王巨发难。

赵顼黜吕公著。

学士宋敏求草诏制词，但没有同意，说敷陈失实，援据非宜。然后封驳了。

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韩琦根本就做不到什么赵鞅举甲。

原先韩琦是河北安抚使，宋朝是三级制度，县，州府与朝廷。由县到普通百姓是由各个耆户长与里正沟通，但由州府到朝廷，还有一些过渡官职，比如转运使，掌管经济的，刑狱使，主管刑案的，以及一些不常设的官职，如营田使，主管农田水利与兵士屯田营田事宜的，各个渠使与河使，主管水利的，以及新设的提举使，还有更贵的不常设官，那就是安抚使，主管一路军事的。以及一个更贵的官，安抚经略使，连同军政财一起能有权管理。但那个官职通常设在陕西前面几个小路上，并且是在作战时临时设的官职。

韩琦是有权调动河北地方军队，然而就是这个安抚使也让王安石拿掉了。

即便不拿掉，宋朝制度是层层掣肘，河北各个知州同样有掣肘权，如果有了诏书，并且征讨辽国，那么韩琦才有权调动各州军队。没有诏书，即便韩琦有这胆量，谁听从他的命令，将军队相向于京城？

因此王安石说的话根本不成立。

王安石大怒，天知道吕公著怎么说的，但确实是说了，贬官还不行，必须下狱追问。

陈升之便做老好人，说道：“如果这样，韩琦何以自安？”

王安石道：“公著诬韩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有没有因此废升之？”

陈升之傻眼了。

曾公亮也言其不便，贬就贬，最好不要牵连韩琦。赵顼一边听着大家在吵，一边在想，想了许久，终于想明白，韩琦不敢这么做。也正好让韩琦闭一闭嘴巴，便道：“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又有何不便？”

司马光一看事情不妙，便说：“公著素来谨慎，不会说这样的话，大约或是孙觉曾上书，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之师以除君侧之恶意矣。恐怕皇上记错了吧。”

这是典型的丢车保帅。

而且这事儿也大条了，早晚会查到孙觉的上书。

但与孙觉上书不同，吕公著说这番话时，是赵顼于延和殿召重臣议事时，顺带着说了一句，并没有存档可查。因此司马光想混水摸鱼，将此事化解了。

有没有说呢，赵顼等大家散后就回想，不错，孙觉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孙觉只是打一个比喻，性质不恶劣，更没有指韩琦。

但不对，吕公著确实是说过，朕还想得。因此对几个宰执说：“吕公著与孙觉皆极青苗不便，云驳难韩琦非是。”

王安石没有冤枉，更不是空穴来风，吕公著确实是说了的。

这如王巨在高滔滔面前所说，言臣可以风闻言事，但得有风，不能颠倒黑白。比如李常上书，说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游宴之费十余万，却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

王安石就说了一句公道话，陛下即位，真没有缮及事外游宴，只修了太皇太后与皇太后两个宫殿。这是孝心，难道做错了吗？

还有，宋朝皇宫多是木质建筑，本身就得要时常翻修。

不过李常这个弹劾还能算过得去，尽管使宫中两个太后生气了，也贬了下去。

但吕公著这话却不当说的。

举甲，是小事吗，况且又沾到韩琦这个重臣。

赵顼能记着，司马光无辄了，至于吕公著自己呢，自王安石弹劾后，是不复对，也没有说未说过，也没有说说过，于是吕公著贬到广德军。

吕公著下江南，从东水门外坐船，许多人来送行，有人问，吕公著终于说了一句，韩琦事独孙觉曾言过，我未言。

终于表态了，因此很多人又上书说：“吕公著素来慎重，况且吕公著哥哥的女儿（指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娶了吕公弼长女，吕氏死后，韩忠彦又娶了吕氏的妹妹），吕公著必然不会诬蔑韩琦。”

这也算是一种说法。

从吕公著的性格来看，他不会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

从家庭亲戚背景来看，吕公著更不会说出这句话。

是你皇上确实记错了，或者受王安石挑唆，产生了误导。在史上，哲宗即位，吕公著又上书自辨，说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

其实吕公著还算不错的，至少比吕诲、司马光、二程等人强。

但在这个自辨中，也做了小人之举。首先根本与词头无关，乃是他嘴巴上讲出来的，连一个存档都没有。王安石如何让舍人改修？

其次这件事争吵了十天，更不是吕公著所说的方欲入辞自辨，日已过正衙，便有旨放臣韩辞，我只好赴任。

反正宋神宗与王安石死了，死无对证，这件事又因为牵连到一个隐秘，朝廷一直没有公开，吕公著便胡说八道了。

这件事王巨也知道，开始时他同样也纳闷过。

确实吕公著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不是大嘴巴吕诲与寇准，他怎么能说出这番傻话？但王巨如今只是一个中等京官，这件事牵连很大，根本不是他能过问的。

但大臣们用吕家与韩琦的亲戚关系，一个劲的平反，赵顼只好头痛地派人暗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吕公著说出这番话的？这一查，终于一个人坐不住了，西上合门使，李遵勖的孙子李评，他举报了一件事。说是皇城使沈惟恭，让门客孙棐冒充韩琦疏章，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奸。

然后孙棐递给了李评，让李评交给皇上。李评不相信，又将它转交给了御史台吕公著。大约因为这件事，吕公著也弄不清真假，才含蓄说了一句。但吕公著本心是不会诬陷韩琦的，也没有诬陷的理由。

朝廷立即下旨，将两人拘拿，这都是王巨所知道的，不过接下来发生的，王巨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件极其胆大包天的事……

第四五四章胆大包天（下）

李评本能地感到这封奏表是诬陷的，虽然程序上没问题，韩琦上书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开的上书，由驿站交给进奏院，进院院交给中书，或西府或御史台，然后根据轻重再判断是否交给皇帝。还有一种，那就是密奏，韩琦也有了密奏之权，那么就要由门客将书奏带来，再交给合门使，合门使交给皇帝。不过韩琦能说这种话吗？所以他直接交到了御史台。

李评没有做错，吕公著为难了。

若查吧，若是真的，韩琦那会很惨的。

若不查吧，韩琦兴甲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出言威胁是逃不的，现在书奏又到了自己手中，到时候真相泄露，怎么办？

正是这种心理，可能在延和殿议事时，含糊说了一句，连赵顼都没有太注意，只是传到了王安石耳朵里，这才有了王安涕泣告状的故事。

所以吕公著虽没有诬陷韩琦，但也确实是犯了错误，最少这么大事，你是御史中丞，为什么不上奏？

至此，所有替吕公著辨解的人，全部哑口无言。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沈惟恭要这么做？

两人下狱大理寺，先是沈惟恭承认是自己指使孙棐献书。

然而不久，沈惟恭立即翻案，司马光喜欢扬名，每一文章出，或信，或书，那怕是奏章，都喜欢派下人流传到井坊之中。孙棐便诈书司马光陈五章的奏疏，上面有了韩琦这句话。然后将它拿来给沈惟恭，沈惟恭以为是真的，便让孙棐交给合门使李评，结果孙棐直接冒充韩琦表奏，又用韩琦门客身份，将它交给了李评。

这纯粹是用孙棐做替死鬼，翻案了。

不过沈惟恭的背景很麻烦的。

他是宋朝开国名相沈义伦的孙子，沈继宗的儿子。沈继宗有三个儿子，惟温、惟清、惟恭，沈惟恭是老小。

这个倒无所谓，宋朝立国一百来年了，权贵子弟不知道有多少，不要说沈义伦，就是沈继宗都死了四十多年。

这些权贵子弟只有极少数有了出息，绝大多数已经默默无闻，比如赵普有许多后人，现在仍有许多后人担任着官员，但这些都是低层官员，能有多少影响力？

仅是王巨裁减军器监，就不知裁去了多少权贵子弟。

但麻烦的是沈惟恭还有一个姐姐，那就是宋真宗的沈贵妃。沈贵妃也不要紧，宋太祖与宋太宗妃子不多，但宋真宗与宋仁宗都有很多嫔妃。这些嫔妃得有多少亲戚？

然而麻烦的是这个沈贵妃老人家年近八十，还活着。人去人情去，人在人情在，这个沈贵妃都快成了内宫的活化石了。听到了弟弟出事，马上握着拐棍，找到了曹太太与高大妈，面对这个活化石，即便傲傲的高滔滔也要尊重的。

于是高滔滔又找到了赵顼，一再叮嘱，查可以，但勿得用刑。况且沈惟恭本人也有六十高龄。

正是这种情况，沈家才得到翻案，而且盯的人多，连同孙棐，大理寺官员都不敢用酷刑，反正是死路一条了，仅是笞杖又有何，自己一死，家人还能得到沈家的庇护，于是孙棐死死咬紧了牙关。

这种情况审不下去了。

王安石也不会同意结案，若是这样结案，无疑，孙棐是受人指使，诬蔑司马光与韩琦的。那么会受那个人指使？

时间也让人怀疑，它正好发生在孙觉上书之后。想一想孙觉上书能有几个人知道？或者说是巧合，这也未免太巧了吧。

于是大理寺只好继续苦逼地审着。

并且沈惟恭下狱，另一条路子立即畅通无阻，那就是皇城司，没有沈惟恭操纵，大内密探也得以出动。在皇城司的盘查下，查出一件事。司马光故意将他写的文章传于市井，包括他写给王安石的三封信。这还是能公开的，不过皇城司的密探又查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但攻击王安石，而且文语恶毒，署名就是司马光。

王安石大怒，赵顼这时根本就想不到司马光可能扮演的角色，便说：“此决非光所为。”

就算司马光反感王安石，但不会如此下作卑鄙吧。

王安石道：“即便不是司马光所为，也是因为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效仿，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

然后让皇城司的密探抓捕传书者付狱，究治其所从得者，你们究竟从哪里得到这篇文章的。皇城司大肆抓捕百姓，从此开始。

这一抓又有一个人坐不住了，四方馆归司官张泽。他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沈惟恭曾经让孙棐在外扬言，皇子生，必不久。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那便是古人的早婚早育，翻开史书，可以看到许多大臣第一个妻子早逝，她们多不是病死的，而是死于难产。当然，这个多不记载了。

还有许多人第一个儿子早死，包括赵顼前面几个儿子都先后死去。但越是晚婚的，子女反而得以平安，比如范仲淹。这种情况在宋朝最明显。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时候结婚的人早，偏偏宋朝以瘦为美，越是瘦成了排骨，越是美丽动人。一个早婚，没有发育成熟，一个以瘦为美，大家一起减肥，营养不良。而且皇家联亲，多是达官贵人家的千金，不事劳动，抵抗力差。这样的女子，还多是十几岁的小姑娘，生下的孩子会有多健康。

所以宋哲宗的亲生母亲，出身于平民家庭的朱氏生一个活一个。

反正前面赵顼生下的几个孩子先后去世，包括向皇后的儿子。

这弄不好，又成了第二个宋仁宗了。但赵顼还年青，后宫里的嫔妃继续在为他造子。

然而沈惟恭却弄出来一个皇子生，必不久，也就是以后赵顼生下的儿子，还会活不长久！

宋朝以前也有许多人胡说八道，比如赵祯才亲政时，很是兴奋，日夜处理政务，以他的身体骨，哪里吃得消，不久就活活累昏过去，差一点死去。

但大臣们不领情，加上废郭皇后，富弼上书说赵祯是不能守祖宗之训，不敬父母，色欲之心，你晕倒是房事过多导致的。这简单是胡说八道，晚年赵祯身体更差，但立十美，拼命造子，也没有看他昏倒过去。

不过富弼乃是好心，而且是上书，一切摆在台面上说话的。一没有派人到市井上扬言，使京城风言风语，二也没有诅咒。

这个事儿就闹大了，即便老太君沈贵妃也不能庇护了。

因此继续彻审下去，并且连皇城司的大内高手们都陆续出动，结果一查事情比想像的更严重，不但百姓，连军营中都有谣言，说是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

为什么天不佑陛下，也就是你皇帝不是好皇帝。但现在赵顼励精图治，省吃俭用，哪里做得不好呢，无疑就是变法。

要命的是这个谣传还与沈惟恭那个生皇子、必不久不大吻合，也就是除了沈惟恭诅咒外，还有人在散发谣言。

王安石不作声了，这水儿太混，反正是诅咒赵顼与变法的，那么沈惟恭的背后，肯定不是变法派的大臣。

不过这是谁授使的？

因此赵顼便查孙觉的奏疏，因为沈惟恭诬蔑韩琦，是在孙觉上书之后，也就是受到了孙觉启发。但孙觉这个上书，接触到的大臣不多，包括王巨在内。

当然，也不是吕公著，吕公著在这件事上同样很被动。

更不是文彦博，他已经是西府首相，不值，更不是变法派系，能拿掉韩琦的河北安抚使，并且还是韩琦上书辞掉这个官职，王安石顺势拿掉的，但过份开罪韩琦也不值。不说韩琦十年首相积累的威名与庞大的关系，就说韩琦的儿女亲家，也非同小可，韩公彦前妻是贾昌朝堂弟贾昌符的女儿，后妻是张文昌的女儿。韩直彦是韩琦妻兄大理寺丞崔勉之女。韩正彦妻子是王曾孙女。韩忠彦之妻是吕公弼的两个女儿。韩纯彦是帝师孙固之女。韩粹彦妻子陈氏是资政殿学士陈蓐之女。韩直彦的儿子韩跂前妻是晁仲徽的女儿，后妻是范纯礼的女儿……这些儿子孙子的岳家背景不算，还有女儿呢，四个女婿是王克存、王居正、李清臣、成黼，多是有来历的人，到了孙女时，又多与吴充、文彦博、蔡京家族有联亲。

孙子孙女这一辈还没有出来。不过儿子女儿这一辈已经联亲开始了。

做人君的肯定不喜欢这种联亲，但人家说门当户对，奈何？

但正是这种关系，王安石岂敢将韩琦往死里踩？本来就因变法，得罪了太多的人，但那还能说是为了国家。若是用这个兴甲，就着了下趁了。更不要说诅咒皇上无子，那对变法有何益处？为了踩韩琦吗，然而王安石明显地想将韩琦撇开。

想到了这一条，赵顼便想到了一个人。

首先这个人胆大包天，有心机。

其次这个人接触到孙觉的奏疏。

再次，这个人别人不容易想到，所以他才敢这么做。

那就是司马光，为什么这么做，看似疑惑，实际不疑惑，其用意就是激怒王安石，而且王安石对韩琦很反感，正好得到了什么兴甲，加上京城的诅咒，又激怒了赵顼。皇帝生气，王安石愤怒，必然将韩琦抓捕下狱责问。不要说不可能，且看祖无择，到现在还在狱中，案子未结呢。

一旦韩琦下狱，天塌了，那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上书，甚至辞官威胁，逼到最后，就成了一种可能，会象吕夷简那样下去，甚至连生病呆在京城都不行，将他生生逼到洛阳去。变法结束！

甚至孙棐所说的司马光五事章疏，就是司马光写出来的，然后派下人送到了沈惟恭手中，又说了什么类似皇子生，必不久的话，沈惟恭信以为真，才在京城说了一些闲话，正好让张泽听到了。张泽对变法同样排斥，当然不会告密，不过事情闹大了，他也不得不举报。

正是这种背景，赵顼开始怀疑陈襄。

不要说陈襄不可能做出，连皇子生，必不久都弄出来了，为什么不敢在朝堂上踩王巨的脚，再趴下，用以陷害王巨。只是王巨机灵，当场揭穿。就是这样了，王巨还是说不大清楚。

这才是高招。

然后赵顼与高滔滔说了，高滔滔半信半疑，也有些恼火，便将王巨召来，问了一问。也是因为这个背景，高滔滔只是问，并没有责备。所以王巨感到狐疑。

当然，这件公案，沾到的都不敢宣扬，连王巨也蒙在谷里。

争标后，皇城司还在彻查，然而赵顼忍不住。

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借用汉朝贾山上疏故事，说不当贬吕公著，李常、宋敏求等人，又说王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李定无才，吕惠卿奸邪。

赵顼听得烦，便说：“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大约就是卿所书吧。”

换成一般人准会吓得冷汗涔涔。然而司马光表情平静，说道：“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昌示人也。”

赵顼指的书，乃是沈惟恭所收的那五事章疏，不是真正的奏疏，却让司马光说成了真正的疏奏。赵顼心中冷笑，道：“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却已知。”

你说你说的话，外面人不知道，可是你与台谏所说的，朕还没有知道，外人就知道了。最简单的，就象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三封信，赵顼还没有知道，但在开封大街小巷全部传扬开了。只是赵顼终是人君，不好撕破脸皮讲。

司马光当场尴尬地不能回答。

不过赵顼虽然气恼，但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一个猜测，所以主动转换了一个话题道：“今天下汹汹，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

楚庄王问孙叔敖，我不知道治理国家的政策（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是，指事、政策法规）。

孙叔敖说，治理国家的政策，会有很多人都讨厌的，告诉你也没有用（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

楚庄王说，做不到都是我这个国君的错误吗，大臣们就没有责任吗？

孙叔敖说，国君傲慢地对待士人，认为人才不依靠国家就不能富贵，士人也傲慢地对待国君，认为国君没有人才就不能长治久安。国家灭亡了国君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士人饥寒交迫了，不能获得相称的地位。所以说君臣不合，那么国家大事就没办法办好。

赵顼用了这典故，是含蓄地说，治理国家的政策，会使许多人利益受到部分伤害，所以许多人反对。但国家不变，走向灭亡，士大夫也休想好。为什么大